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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中国古代的政治传播是以信息传递为基础的，而信息的有效传递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媒介的运用。文书行政是中国古代政治传播的主要内容，所以，文书系统中的媒介运用也很大程度上影响着古代政治传播，当然，这种影响是相互的，本文将从文书的角度评述媒介与政治传播之间相互影响的关系。
关键词：纸质文书；政治传播
引言
国家组织机构的复杂化，意味着国家事务的增多，国君和官吏们为管理事务，仅靠口口相传是不够的。为适应社会的需要，统治者需要可以跨越地域和时间限制的管理工具，而文书正好满足了这些条件，所以文书作为管理工具，快速地登上了历史舞台。
我们知道，行政管理的有效实施，依赖于政府对信息的有效掌控，也可以说，信息是政府实施权力的关键，对于政府来说，一方面收集尽可能丰富的信息来扩展信息来源，另一方面又需要保证信息传递渠道的畅通。而文书传递正是实现这一目标的最有效的方式。文书上传下达的过程，就是信息流动的过程，文书传递的每个关节点，都是政府权力的一种体现。[1]
为了确保信息的权威性，中国古代政府尝试了各种信息媒介，包括甲骨、金石、简牍、缣帛、纸张等，我们知道，每一种信息媒介的产生与应用都是与一定的历史时期相对应的，而相对于其他信息媒介而言，纸是运用周期最长的。纸作为公文信息载体则是开始于魏晋时期，本文以纸张的产生与应用为出发点，以史实材料为基础，对纸质版文书与中国古代政治传播之间的关系作出分析。
一、关于“政治传播”范畴的理解
评述纸质文书与中国古代政治传播的关系是以阐明对“政治传播”的基本看法为前提的。学界对“政治传播”范畴的界定存在政治学和传播学两种视角。从政治学角度把政治传播视为一种政治现象与政治行为。从传播学角度则把政治传播理解为传播在政治过程中所扮演的角色。谢岳在《当代中国政治沟通》一书中认为：“政治沟通即政治信息通过一定的通道进行交换与传递的过程”。[2]信息的交换与传递过程也即传播过程，由于缺乏竞争性，中国古代的政治传播主要局限在科层体制内部，表现出组织化、制度化、等级化的特征。那么我们的研究就将这一定义作为我们整个研究的逻辑起点，对中国古代的政治传播加以评述。政治传播是信息传递的一种过程，而文书是政府信息传递的主要方式，所以文书传递也是政治传播的主要内容，本文拟从文书媒介的角度分析古代的政治传播。
二、纸质文书出现的社会背景
（一）政治傳播需要更便捷的文书媒介
行政管理中的文书体系起源于商周时期，发展于秦汉时期，简牍在秦汉时期被用作行政文书的主要载体。简牍取代商周时期的金石并成为文书载体取决于它的轻便，简牍材料价格低廉且容易获得，比金石更易于制作、保存和书写。[3]经过从周朝末期到秦汉的几个世纪的使用，简牍作为一种书写载体，其自身及相关文书制度已经发展得相当完备，显然，简牍在当时的文书载体中已具备主导地位。
当然，任何事物都不是绝对完美的。随着汉代社会经济的发展，公务活动增加，简牍的弊端愈发凸显。人们对记载公务信息载体的要求不断提高，简牍幅面狭窄，能容纳的字数和信息量有限，木牍相对于竹简来说，幅面虽大，但仍不具备记载大量公务信息的功能，盲目的扩大木简尺寸又不便于阅读与保存，加之竹木简自身还具有一定的重量，所以对内容稍多的公务文书的传递带来很大的弊端。而且竹木简片之间还存在空隙，使得简牍作为文书的载体就更显得不适宜了。人们在行政文书工作中逐渐意识到竹木简的缺陷，促使他们选择新的书写载体。缣帛便是一种尝试，虽然它克服了简牍容纳信息小、体积大、不宜画图等缺陷，但因其价格昂贵、不易书写，始终未能取代简牍的主导地位，只能作为辅助载体而存在。因此更适合当时利用的书写载体成为人们迫切需要找寻的，纸张的出现恰逢其时的满足了人们对新型文书载体的需要，所以纸张登上历史舞台也就顺理成章了。
（二）技术的成熟提供了更便捷的文书媒介
经过对已经出土的古纸的研究发现，纸被发明并被用于书写始于西汉时期，造纸术产生初期所造的纸张为麻纸。我们知道，任何伟大的发明都不是一蹴而就的，在遥远的古代，一项科学技术的发明，更非易事，它应当是经过多人的长时间的反复试验，逐步取得的成功。西汉是造纸术起源和奠基时期，经过一个多世纪的发展及东汉时蔡伦对造纸术的改进，纸才更广泛地运用于书写领域。蔡伦改良造纸术之后，纸张作为书写载体的优势得到逐步显现，民间进而出现了纸张代替简牍和缣帛的趋势。但此时的蔡侯纸仍为简、帛等书写载体的替代品，因为产量有限，且纸张品质仍有待提高，加之人们对书写载体选择时的惯性思维，对新的事物有习惯性的抵触心理，所以纸在汉朝的推广并不顺利。在东汉末诸侯混战、民不聊生的社会环境下，社会技术发展几近停顿状态，纸张作为书写载体没有获得大力推广。魏晋南北朝时期，各族人民进行了多次农民起义，推翻了没落的前朝，打击了世家豪族势力，一定程度上推动了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从汉代兴起的造纸术，在魏晋南北朝时期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如果说两汉时期是中国造纸术的产生阶段，那么魏晋南北朝时期就是造纸术的发展阶段。魏晋南北朝时期的造纸术是在继承了两汉麻纸技术上发展起来的，相比之下，此时的造纸业，无论在产量、质量或生产工艺等方面，都有所提高，造纸原料来源不断扩大，造纸设备也得到革新。纸张的大量出现促使公文载体实现了根本性的变革，为行政文书制度带来了深远影响。由于纸具有当时一切载体材料的优点并摒弃了其它书写材料的缺点，所以迅速取代了简牍、缣帛等书写材料，地位从辅助载体逐渐上升为主要载体。
三、纸质文书与古代政治传播的互耦关系
（一）纸质文书促进了古代政治传播制度的完善
纸张在公务文书领域中的使用，提高了公务交流的便捷性，对设立健全的文书处理机制起了推动作用，也对中国行政管理制度带来深远的影响。公文制度并非是公文产生之初便有的，也非一朝一夕就建立完善的。秦汉时期，中国古代公文制度包括收发公文机关、收发文办理、公文格式、公文归档等等，逐步建立并完善。如前面我们提到的，秦汉时期的公文载体主要是简牍，简牍文书的厚重及有限的范围，不利于行政文书的传递，但在秦汉早期也能满足公务信息记载的需要，这与当时相对简单的行政体制是分不开的，而后随着社会管理的复杂化，行政信息的多样化，迫使统治阶层寻找更为便捷的信息媒介，所以，纸的出现与当时的政治环境是相关的。而且纸运用于文书领域，扩大了统治阶层掌控的信息量，轻盈的纸质文书也加速了信息在行政机构之间的传播，提高了统治阶层的行政管理的效率，也让行政管理更加精细化。如：继东晋桓温对公文用纸的初步规定后，历朝历代相继对用纸制度做了相关规定。受到发行机构、发行人以及公文种类的影响，一般公文都对纸的颜色、图案、大小有特别的使用规定。纸质文书的运用，也让统治者们开始思考官僚行政系统的建设问题。掌控足够的公务信息是统治者权力实施的基础，建立有效的行政体制与轻盈的文书相匹配，都是历朝历代的统治者们都十分重视的问题。 （二）纸质文书的运用提高了古代官僚系统人员的素质。公文的权威性使得普通人无权私自造拟，因此公文物质载体的提供和制作权力也不是一般私人手工作坊和店铺能随意取得的，都必须是官僚系统内部的人员才能获得。纸发明之前，书本自然属稀缺资源，相应的教育必然是等级教育。随着纸的发明，纸质文书大量出现，文化知识一定范围内的普及得以实现，知识传播逐渐惠及更广大的人群，作为古代的官僚系统人员当然具备获取经典文集知识的优势，一定程度上提高了官僚系统人员的素质与能力。
（三）古代政治传播促进了纸质文书制作技术的革新
宋代苏易简的《纸谱》记载，至作者所生活之年代止，造纸术总共经历了不下于十次大规模的革新。就是说，中国历史上几乎每一个朝代更替，造纸术都有一次质的提高。两汉时期的纸虽然具备了纸的轻盈，但纸质粗糙，且颜色泛黄，不利于文书的书写。因为文书是一种皇权的象征，所以统治者力求文书的介质也要尽善尽美，在这样一种意识下，工匠们不断改进造纸技术，让纸更细腻柔软，更易于书写。发展到唐朝时期，由于造纸术的更进一步发展，纸张的白度增加，人们书写时可以缩小文字间的间隙，扩大了单位纸张的信息量。
由纸质文书与古代政治传播的关系可知，纸作为媒介不仅仅是一个简单的信息交流工具。政治传播是以一个系统的形式存在的，媒介可以视为这个系统的连接线。媒介能够传递信息的速度、数量、范围，与政治传播的关系都十分密切。正是由于媒介与政治传播的这种天然的联系，所以媒介的任何动向都牵动着政治社会的每根神经。[4]因此，每当社会的主要媒介面临更替或者发生巨大进步的时候，相应的政治传播系统也会“升级”，而媒介进步能引起多大程度的变迁则取决于媒介在社会中的共享程度以及能够承载意义的丰富程度。显然，纸作为一种信息媒介对社会的影响是全面深刻的，对古代政治傳播的影响也是十分明显的。
参考文献
[1]卜宪群.《秦汉公文文书与官僚行政管理》.J.历史研究.1997（04）
[2]谢岳.《当代中国政治沟通》.M.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26）
[3]何洋芳.《浅谈我国档案信息传播媒介的发展演变》.J.业务探索.2011（06）
[4]王毅磊.《媒介化政治研究》.D.西南政法大学.2013
作者简介
陈红梅（1988—），女，汉族，籍贯：重庆合川。单位：重庆水利电力职业技术学院，研究方向：政治传播。
（作者单位：重庆水利电力职业技术学院）
关键词：纸质文书；政治传播
引言
国家组织机构的复杂化，意味着国家事务的增多，国君和官吏们为管理事务，仅靠口口相传是不够的。为适应社会的需要，统治者需要可以跨越地域和时间限制的管理工具，而文书正好满足了这些条件，所以文书作为管理工具，快速地登上了历史舞台。
我们知道，行政管理的有效实施，依赖于政府对信息的有效掌控，也可以说，信息是政府实施权力的关键，对于政府来说，一方面收集尽可能丰富的信息来扩展信息来源，另一方面又需要保证信息传递渠道的畅通。而文书传递正是实现这一目标的最有效的方式。文书上传下达的过程，就是信息流动的过程，文书传递的每个关节点，都是政府权力的一种体现。[1]
为了确保信息的权威性，中国古代政府尝试了各种信息媒介，包括甲骨、金石、简牍、缣帛、纸张等，我们知道，每一种信息媒介的产生与应用都是与一定的历史时期相对应的，而相对于其他信息媒介而言，纸是运用周期最长的。纸作为公文信息载体则是开始于魏晋时期，本文以纸张的产生与应用为出发点，以史实材料为基础，对纸质版文书与中国古代政治传播之间的关系作出分析。
一、关于“政治传播”范畴的理解
评述纸质文书与中国古代政治传播的关系是以阐明对“政治传播”的基本看法为前提的。学界对“政治传播”范畴的界定存在政治学和传播学两种视角。从政治学角度把政治传播视为一种政治现象与政治行为。从传播学角度则把政治传播理解为传播在政治过程中所扮演的角色。谢岳在《当代中国政治沟通》一书中认为：“政治沟通即政治信息通过一定的通道进行交换与传递的过程”。[2]信息的交换与传递过程也即传播过程，由于缺乏竞争性，中国古代的政治传播主要局限在科层体制内部，表现出组织化、制度化、等级化的特征。那么我们的研究就将这一定义作为我们整个研究的逻辑起点，对中国古代的政治传播加以评述。政治传播是信息传递的一种过程，而文书是政府信息传递的主要方式，所以文书传递也是政治传播的主要内容，本文拟从文书媒介的角度分析古代的政治传播。
二、纸质文书出现的社会背景
（一）政治傳播需要更便捷的文书媒介
行政管理中的文书体系起源于商周时期，发展于秦汉时期，简牍在秦汉时期被用作行政文书的主要载体。简牍取代商周时期的金石并成为文书载体取决于它的轻便，简牍材料价格低廉且容易获得，比金石更易于制作、保存和书写。[3]经过从周朝末期到秦汉的几个世纪的使用，简牍作为一种书写载体，其自身及相关文书制度已经发展得相当完备，显然，简牍在当时的文书载体中已具备主导地位。
当然，任何事物都不是绝对完美的。随着汉代社会经济的发展，公务活动增加，简牍的弊端愈发凸显。人们对记载公务信息载体的要求不断提高，简牍幅面狭窄，能容纳的字数和信息量有限，木牍相对于竹简来说，幅面虽大，但仍不具备记载大量公务信息的功能，盲目的扩大木简尺寸又不便于阅读与保存，加之竹木简自身还具有一定的重量，所以对内容稍多的公务文书的传递带来很大的弊端。而且竹木简片之间还存在空隙，使得简牍作为文书的载体就更显得不适宜了。人们在行政文书工作中逐渐意识到竹木简的缺陷，促使他们选择新的书写载体。缣帛便是一种尝试，虽然它克服了简牍容纳信息小、体积大、不宜画图等缺陷，但因其价格昂贵、不易书写，始终未能取代简牍的主导地位，只能作为辅助载体而存在。因此更适合当时利用的书写载体成为人们迫切需要找寻的，纸张的出现恰逢其时的满足了人们对新型文书载体的需要，所以纸张登上历史舞台也就顺理成章了。
（二）技术的成熟提供了更便捷的文书媒介
经过对已经出土的古纸的研究发现，纸被发明并被用于书写始于西汉时期，造纸术产生初期所造的纸张为麻纸。我们知道，任何伟大的发明都不是一蹴而就的，在遥远的古代，一项科学技术的发明，更非易事，它应当是经过多人的长时间的反复试验，逐步取得的成功。西汉是造纸术起源和奠基时期，经过一个多世纪的发展及东汉时蔡伦对造纸术的改进，纸才更广泛地运用于书写领域。蔡伦改良造纸术之后，纸张作为书写载体的优势得到逐步显现，民间进而出现了纸张代替简牍和缣帛的趋势。但此时的蔡侯纸仍为简、帛等书写载体的替代品，因为产量有限，且纸张品质仍有待提高，加之人们对书写载体选择时的惯性思维，对新的事物有习惯性的抵触心理，所以纸在汉朝的推广并不顺利。在东汉末诸侯混战、民不聊生的社会环境下，社会技术发展几近停顿状态，纸张作为书写载体没有获得大力推广。魏晋南北朝时期，各族人民进行了多次农民起义，推翻了没落的前朝，打击了世家豪族势力，一定程度上推动了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从汉代兴起的造纸术，在魏晋南北朝时期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如果说两汉时期是中国造纸术的产生阶段，那么魏晋南北朝时期就是造纸术的发展阶段。魏晋南北朝时期的造纸术是在继承了两汉麻纸技术上发展起来的，相比之下，此时的造纸业，无论在产量、质量或生产工艺等方面，都有所提高，造纸原料来源不断扩大，造纸设备也得到革新。纸张的大量出现促使公文载体实现了根本性的变革，为行政文书制度带来了深远影响。由于纸具有当时一切载体材料的优点并摒弃了其它书写材料的缺点，所以迅速取代了简牍、缣帛等书写材料，地位从辅助载体逐渐上升为主要载体。
三、纸质文书与古代政治传播的互耦关系
（一）纸质文书促进了古代政治传播制度的完善
纸张在公务文书领域中的使用，提高了公务交流的便捷性，对设立健全的文书处理机制起了推动作用，也对中国行政管理制度带来深远的影响。公文制度并非是公文产生之初便有的，也非一朝一夕就建立完善的。秦汉时期，中国古代公文制度包括收发公文机关、收发文办理、公文格式、公文归档等等，逐步建立并完善。如前面我们提到的，秦汉时期的公文载体主要是简牍，简牍文书的厚重及有限的范围，不利于行政文书的传递，但在秦汉早期也能满足公务信息记载的需要，这与当时相对简单的行政体制是分不开的，而后随着社会管理的复杂化，行政信息的多样化，迫使统治阶层寻找更为便捷的信息媒介，所以，纸的出现与当时的政治环境是相关的。而且纸运用于文书领域，扩大了统治阶层掌控的信息量，轻盈的纸质文书也加速了信息在行政机构之间的传播，提高了统治阶层的行政管理的效率，也让行政管理更加精细化。如：继东晋桓温对公文用纸的初步规定后，历朝历代相继对用纸制度做了相关规定。受到发行机构、发行人以及公文种类的影响，一般公文都对纸的颜色、图案、大小有特别的使用规定。纸质文书的运用，也让统治者们开始思考官僚行政系统的建设问题。掌控足够的公务信息是统治者权力实施的基础，建立有效的行政体制与轻盈的文书相匹配，都是历朝历代的统治者们都十分重视的问题。 （二）纸质文书的运用提高了古代官僚系统人员的素质。公文的权威性使得普通人无权私自造拟，因此公文物质载体的提供和制作权力也不是一般私人手工作坊和店铺能随意取得的，都必须是官僚系统内部的人员才能获得。纸发明之前，书本自然属稀缺资源，相应的教育必然是等级教育。随着纸的发明，纸质文书大量出现，文化知识一定范围内的普及得以实现，知识传播逐渐惠及更广大的人群，作为古代的官僚系统人员当然具备获取经典文集知识的优势，一定程度上提高了官僚系统人员的素质与能力。
（三）古代政治传播促进了纸质文书制作技术的革新
宋代苏易简的《纸谱》记载，至作者所生活之年代止，造纸术总共经历了不下于十次大规模的革新。就是说，中国历史上几乎每一个朝代更替，造纸术都有一次质的提高。两汉时期的纸虽然具备了纸的轻盈，但纸质粗糙，且颜色泛黄，不利于文书的书写。因为文书是一种皇权的象征，所以统治者力求文书的介质也要尽善尽美，在这样一种意识下，工匠们不断改进造纸技术，让纸更细腻柔软，更易于书写。发展到唐朝时期，由于造纸术的更进一步发展，纸张的白度增加，人们书写时可以缩小文字间的间隙，扩大了单位纸张的信息量。
由纸质文书与古代政治传播的关系可知，纸作为媒介不仅仅是一个简单的信息交流工具。政治传播是以一个系统的形式存在的，媒介可以视为这个系统的连接线。媒介能够传递信息的速度、数量、范围，与政治传播的关系都十分密切。正是由于媒介与政治传播的这种天然的联系，所以媒介的任何动向都牵动着政治社会的每根神经。[4]因此，每当社会的主要媒介面临更替或者发生巨大进步的时候，相应的政治传播系统也会“升级”，而媒介进步能引起多大程度的变迁则取决于媒介在社会中的共享程度以及能够承载意义的丰富程度。显然，纸作为一种信息媒介对社会的影响是全面深刻的，对古代政治傳播的影响也是十分明显的。
参考文献
[1]卜宪群.《秦汉公文文书与官僚行政管理》.J.历史研究.1997（04）
[2]谢岳.《当代中国政治沟通》.M.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26）
[3]何洋芳.《浅谈我国档案信息传播媒介的发展演变》.J.业务探索.2011（06）
[4]王毅磊.《媒介化政治研究》.D.西南政法大学.2013
作者简介
陈红梅（1988—），女，汉族，籍贯：重庆合川。单位：重庆水利电力职业技术学院，研究方向：政治传播。
（作者单位：重庆水利电力职业技术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