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我先后赴山西、浙江、北京采访国家监察体制改革试点，接触了大量监委干部，采访愈多，感受愈深：反腐败案件不是一般的刑事案件，不是情节越重越好、抓得越多越好，而要考虑到政治效果。纪委监委干部的职责是当好政治生态的护林员，眼中不仅要有树木，更要有整片森林；要通过监察体制改革，体现党委对反腐败工作的集中统一领导，有效降低反腐成本，实现对公权力监督的全覆盖。
　　一名从检察院转隶的监委干部前不久接到举报线索，某干部在购买个人物品时开具了单位名抬头的发票，涉嫌公款私用。但查账发现，这张发票并没入账。若按以前“养案子”的习惯，可能会等这名干部把发票报銷入账后，再对当事人采取措施——“人赃俱获”，多扎实！但监委领导却叫来这名干部，对其谈话提醒，避免了违纪行为发生。
　　“2012年我们查处的一名干部贪污金额达100多万元，是持续多年形成的。当时就是‘养案子’，等涉案金额足够多了才动手。逮捕他时，他孩子即将高考，他自己非常悔恨。现在回头想想，如果发现苗头就及时提醒，哪怕给个轻处分，他也不至于入狱啊！”
　　有的转隶干部把原来从事的反贪反渎工作比作做大手术的西医，抓的贪官都是走上犯罪道路、需被判刑的“重症患者”；把到了监委后从事的执纪监督和审查则比作能治能防的中医，望闻问切、综合判断，根据病症的轻重缓急辨证开方，发现有要生病迹象的也得及时打“预防针”。
　　“以前觉得办大案要案才是英雄，现在是运用‘四种形态’监督、执纪、问责、调查、处置，不把人一棍子打死，而是从整片森林中把最烂的树拔掉，把有病的树治好，把歪了的树扶正，改善生态环境。”这是多名纪委监委干部的深切体会。也正因如此，监委的定位不是司法机关，而是政治机关，讲政治是摆在首位的，发现问题是为了解决问题，避免“要么好干部，要么阶下囚”的现象。
　　监察体制改革在制度上还设计了执纪监督部门和执纪审查部门分开，执纪监督部门只负责日常监督，分片联系被监督部门和地区；而执纪审查部门则是一案一授权，不直接联系被审查的部门和地区。对此，山西省纪委监委四室主任马葆华打比方：执纪审查部门要查处的案件好比秃子头上的虱子——明摆着；而执纪监督部门的工作则非立竿见影。日常监督，就是要提高一个单位或地区的反腐免疫力，从根本上防止腐败案件易发多发，扭转基层党组织存在党的领导弱化、党的建设缺失、全面从严治党不力导致政治生态被破坏的局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