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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鸦片作为近代中国历史开端的重要符号，长期作为一个政治专名附属在重大历史事件的研究中出现，对其本身的来龙去脉却罕有展开。近二十年来，西方史学界引入诸多新的方法，鸦片开始进入物质文化史的研究视野，作为麻醉品之一的它一时成为研究领域的宠儿，一九九零年代卜正明和若林忠志二人将当时还停留在论文水平的鸦片研究做了集结出版，将鸦片置于相关的物质流通、社会文化、医学医疗、政府政策与政治事件的场域中进行讨论，鸦片研究至此有了一个规整的范式，本文力图以此为脉络，对最近20余年来鸦片研究中与中国近现代史有关的部分做一个梳理和浅析，在回顾的同时对其未来发展的可能方向做一个预计。
关键词 鸦片 物质文化史 近代中国 研究综述
略去前近代更为漫长的种植与药用史不谈，鸦片在世界近代进程中也从不缺乏聚光灯的青睐：它陪同商人，教士，医师和走私者一道经历了贸易与战争带来的全球化，在西方浪漫主义时期激发着诗人和作家的想象，在东方成为文化人的消遣物与身份张扬的标志，在这同时亦药亦毒的它也给东西方的底层社会和病痛者提供短暂的舒缓。随着对抗疗法出现和病理学说以及化学制剂工艺的演进，以鸦片作为源头的麻醉品逐渐成为西方公共社会所关注的一种威胁，殖民主义与种族主义的话语逐渐在白人世界之外构建出了一个鸦片化的“他者”，而中国的普遍吸食使其成为一个等待殖民医学拯救与善意干预（interventionism）的“重灾区”，鸦片成为一个“中国问题”。以一九零零年代参与全球掀起禁烟运动始，作为“他者”的中国政府以鸦片禁绝作为强化国家控制的重要手段之一，但鸦片本土化及财政对其依赖使得政府的措施暧昧不清，几乎同时，民族主义的受害化（victimization）弱者形象与鸦片作为邪恶外来物的象征意义开始为中国人利用，随着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建立及其断绝过往一切黑暗的努力，鸦片进入历史，从大众生活中消失，变得有名而无形，其本身成为不再有讨论余地的符号，所有的工作只在于辅助历史重大政治事件的诠释。
在西方、日本及台湾地区，对于鸦片的研究随着年鉴学派与后现代冲击带来的史学的革命，显得视角多样。借助不同学科，尤其是医学、社会学及人类学对社会特别领域的深入探索得出的理论，历史研究或得到一个完整的框架支撑全新的叙述，或激发出对某个久已亡佚的事件脉络的回溯。
近20年来这一地区关于中国的鸦片研究，多是对鸦片刻板和符号化形象的解构，在历史语境中对忽略的史实进行发掘，对民族主义观念构建的过程进行反思，对于之前研究的文献引述较少，相对而言较为独立。
研究的一大特点如冯客在其2004年出版的《麻醉品文化》中所言：“鸦片研究无法脱离全球语境”。更早一些的1997年，在多伦多大学和约克大学资助的“鸦片之于东亚”的国际会议上，卜正民和若林忠志对当时还处在论文水平的鸦片研究进行了结集出版，这就是《鸦片证权：中国英国和日本，1839-1952年》，该书的供稿者没有依傍原有的话语进行讨论，而是试图更全面地探究鸦片贸易的代价和利益是如何在政治背景中产生和丧失。东亚的鸦片研究，很大程度上就是鸦片之于中国的研究，以此契机出现了多线索复杂叙事的范式。该书分为四个部分，将无声无言的鸦片放入不同的场域中进行讨论。笔者认为这种场域分类颇具代表性，在之后行文中笔者将借用其中三个分类（分发与消费、管制与反抗、危机与控制），并单独增设该书中并没有出现的文化认知与病态构建一节作为对医疗史层面考察，以此为框架对研究现状进行讨论。
一、鸦片分发与消费：贸易，本土化与流通途径
中国最早的鸦片消费的确与海上商路关系密切，《鸦片史》透露出吸食的方法可能来自荷兰船员出于防治痢疾而吸食鸦片，而《麻醉品文化》则提到1790年鸦片的提纯改良导致了鸦片对中国出口的上升。道光时期就白银枯竭的讨论，是中央政府开始追讨鸦片商路的开端，这一部分历史作为鸦片战争的开端在中国一侧已经有了非常详尽的史实梳理。茅海建的《天朝的崩溃》算是一部以此段史实补充民族主义叙述空白的著作。而对于鸦片进口时期的鸦片出口方一侧，则有《鸦片行销中国：英国的联线》，该文通过对英国鸦片统治在亚洲建立过程中参与各方：印度种植者、英国殖民政府和中国的商人与吸食者的关联，为我们铺开了一个鸦片史的国际背景。而《鸦片、帝国和全球政治经济学：一项亚洲鸦片贸易研究》，则试图重新检视欧洲在亚洲殖民结构中商业与管理，将鸦片与其他商品，例如烟草和茶叶，作为一个整体进行考察，作为同一旨趣的研究，2010年由三联出版社出版，仲维民先生的《茶叶与鸦片：十九世纪全球化中的中国》也作了类似的回应。
以上的研究侧重了全球经济背景下的鸦片商路自身的历史。而《美国商人与中国鸦片贸易，1800-1840》，则展示了美国商人在打破东印度公司贸易垄断与促成英国对中战争中的作用，于此类似的关注商路中特殊群体的研究还有《美国传教士与十九世纪中国鸦片贸易》， 则为我们讲述了急切让福音进入的美国传教士对鸦片贸易在鸦片战争前后极其矛盾的态度；商路之上也并非清一色的西方因素，例如《东南亚的毒品、税收和华人资本主义》就是对新加坡中国鸦片商人的中转作用的研究，《市场中的毒品：鸦片和东南亚华人，1750-1880》则研究了东南亚华人公司的第一桶金是如何赚的：华人在东南亚取得了鸦片种植与贩售的特权并以此发家致富的历史。早在鸦片战争之前，中国已经有了鸦片种植，经济作物需求量上升，鸦片的种植与制售出现本土化在1870年代，此时中国的鸦片由进口转为出口，对这一事件和国内的流通途径有台湾学者林满红的研究：《清末社会流行吸食鸦片之研究：供给面之分析》与《清末本国鸦片之替代进口鸦片（1858-1906）》。
鸦片的本体化与出口加工则很大程度上影响了中国在世界上的鸦片认知，至今对鸦片出口的研究，主题中消费对象依然是华人：《鸦片行销美洲：香港与中国移民聚居区的文化消费》一文，涉及了中国产出的鸦片在香港进行包装，之后出口给海外华人社区的苦力以满足鸦片舒缓痛苦的消费需求。《鸦片和社会控制：秘鲁和古巴种植园中的中国苦力》则描述了海外华人劳工的鸦片吸食根源与农场主使用鸦片对劳工的控制。 而对于吞云吐雾的吸食鸦片场所，在两本专著：郑扬文的《鸦片生活史》与冯客的《麻醉品文化》与台湾学者邱德亮的文章《从局部经济到普遍经济：鸦片的东方语义》中都有提及，但笔者只看到一份相关研究《民国时期广州的烟馆，1911-1937》，为法国学者所作，研究主题的具体情形还需进一步核对。
二、鸦片的管制与反抗
鸦片作为外来物，最早给政府带来的恐惧是财政崩溃与兵员枯竭，对这一时期管制的研究可以参看井上欲正的《清代鸦片政策史研究》，其中部分还原了当时政府对待鸦片时思维的立体与多面。随着鸦片本地化，鸦片成为政府重要的税源，1906年两江总督端方组织了一次对江苏鸦片现状的调查，调查是为了实现鸦片统税。这种管制而非压制的态度，在端方的奏折里也有体现。此举很大程度上代表了截止到1949年中国出现的各种政治势力对待鸦片的暧昧态度。深处民族主义不断强化的近代中国，各个施行有效统治的政权一方面以履践国际公约或高蹈民族大义自居而大力宣传禁烟，一方面又放任或主动参与鸦片商业活动以实现财政的自足。这种禁与驰的双重标准下诞生的近代国家的鸦片司法在冯客的《麻醉品文化》中被认为是“比吸食带来的疾病更加糟糕”，冯客在书中将因吸食鸦片而遭到监禁、在人满为患的监狱中死去或患上传染病，在医学实践中取消鸦片吸食对病痛缓解，是对吸食者非人道的迫害。而更为甚者，鸦片话语使得政府失去对其他更为有害的麻醉品和新的吸食方式进入中国的警惕，最后大批的瘾君子都被驱赶到另一侧，毒品问题反而恶化。受到冯客的启发，《小恶：中国的鸦片、外来客及毒品冲突，1819-1860》一文讨论了一个清代鸦片司法个案：一位在京津籍商人以移入者的身份在一次吸食过程中被逮捕，并被处罚，作者以此事件讨论了鸦片司法在传统中国社会身份与认知下如何运作。作为展示民国时期禁烟暧昧状态的研究还有Edward R. Slack Jr.的《全国禁烟联合会与国民党政权，1924-1937》（The National Anti-Opium Association and the Guomindang State，1924-1937），作为民间组织的抵制鸦片协会最终由主导禁烟宣传的政府解散；Alan Baumler 的《鸦片控制与鸦片抑制：1935年流年禁烟禁毒计划溯源》（Opium Control versus Opium Suppression：The Origins of the 1935 Six-Year Plan to Eliminate Opium and Drugs）则研究了政府面对禁烟时“为恶日减”的作态与意图。
三、鸦片的危机与解决：民族主义叙述
还在1909年万国禁烟大会这一肇始全球禁烟的会议在上海召开时，中方代表已经采用民族主义观点的鸦片叙述。这种表达可以看作是1905年美国政府以鸦片作为理由之一在西海岸通过排华法案后引发的民族主义的拒美运动的延续。鸦片作为东方社会病、民族病的建构并非出自本身，但它很快进入民族主义与建国旨趣下条列的待根除的病态之一，虽然自民国肇始以来，鸦片就成为“抵制”而非“根除”的对象，但日据时期还是成为抵制实践最后的经验，对这个时期的研究，有卜正民的《中国中部的鸦片与合作，1938-1940》（Opium and Collaboration in Central China，1938-1940），描述了汪伪时期鸦片作为征集战争经费的手段如何破坏了政权的合法性；Mark S. Eykholt的《战时对鸦片流毒的抵制》（Resistance to Opium as a Social Evil in Wartime China）则研究了占领区学生反鸦片示威这一间接反日的活动。而Zhou Yongming的《民族主义、身份和建国：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禁毒运动，1949-1952》（Nationalism，Identity，and State-Building：The Antidrug Crusade in the PRC，1949-1952），研究了最终将鸦片送进了历史的过程。之后民族主义和国家建立的左右着史学的叙述。这种强化与不容辩解，倒是引出1949年之后大陆与台湾的史料编纂，上世纪50年代阿英在大陆主编了《鸦片战争文学集》，收录鸦片战争时期或身历其事，或道听途说的文人留下的文字；上世纪70年代在台湾由杨家骆主编的《鸦片战争文献汇编》则注重梳理“鸦片”之由来并对鸦片战争过程中留下的文献记录做了整理。对于鸦片的战争场景的关注，本身就有很深的符号化意味。但史料不可能干预后来学者的解读，台湾学者邱德亮的对鸦片叙事去符号化与去民族主义魅化的研究，依然大量依赖这些史料集的搜括。极左思潮曾经主导的研究对史料的裁剪和解释有时与历史学关联有限，当这层神话褪去后，大陆学界不得不作一番“再研究”，重新审视过去的论题。大陆的周永明博士于1999年出版了基于其博士论文的第一本专著（英文，原书未见）《二十世纪中国的禁毒运动：历史，民族主义和国家建构》， 着重讨论了毒品（尤其是鸦片）作为一种特殊的符号象征，如何被不同的政治力量用来服务于国家建构，此书之所以能站在历史语境中尝试重建鸦片的民族主义场域，与作者的留学经历关系甚大。
四、鸦片的文化认知与病态建构：比较、普世与中国特异性
鸦片的阵痛和镇静作用，在19世纪初的西方得到浪漫主义文化群体的开发，成为他们激发他们幻想和创作灵感的源泉，《“上瘾”的形成》叙述了英国方面的情形，而台湾学者邱德亮也在行文中介绍了法国类似的情形。鸦片吸食在东方则在晚明消费文化的语境下成为非仕文人标新立异的手段，并且在清中期后成为一种社会交际与消遣的方式，钱穆就曾回忆过父亲带他进入烟馆的经历，至少这个事件可以佐证鸦片吸食并不是一种成人的禁忌。但随着殖民文化优越感及西方医学知识的进步，东方的鸦片吸食逐渐变得不优雅起来，进而塑造成为一个可滋警惕的对象而降入地狱。基督教传教士在这其中扮演了一份极其有趣的角色，还在鸦片战争之前，西方传教士眼中的中国人就已经是一副从身体到精神都很虚弱的状态，不断发回欧洲的游记、通信为欧洲人传递着亟待拯救的民族的信息，也许传教士会为了争取更为有力的支持而做夸张的记述，即便是忠实的记述，他们这份怜悯就足以欧洲文学和种族主义认知提供了直接的材料，尤其是他们在本国就从道德角度加以反对的鸦片吸食。在《“上瘾”的形成》中作者拿出整整一章的篇幅讨论了中国的鸦片吸食对英国产生的影响，其中大量引述了游记、通讯和文学作品中的描述。 在1890年代，西方医学开始普遍采用对抗疗法，鸦片这种副作用极其明显的治疗手段，一方面因为病理学的发展导致许多病症出现了有效治疗手段，一方面因为化学制剂提纯工艺逐渐发达，鸦片中有效成分提纯后药用的危险性更大，鸦片逐步不再由医师直接提供给病患，西方的吸食上瘾问题在社会上愈发明显后，西方各国在1900年代开始禁止麻醉品的吸食，这很大程度上成为1909年万国禁烟大会得以召开的原因。以美国为例，其在禁烟过程中，医师作为那个时代社区中的权威专业人士，也开始配合政府对鸦片的存在进行全面否定。关于这方面研究的文章，笔者曾经浏览过，但写作本文时，并未在电脑上找到原件。在反对麻醉品吸食的过程中，西海岸的华人社区成为首当其冲的“他者”，在《十九世纪美国西部的鸦片辩论和排华法案》一文中，华人成了吸食鸦片经历黑天堂经验的案例。
《鸦片吸食，排华态度和美国医疗团体，1850-1890》则审视了西海岸社区的医生是在制定排华法案过程中，对华人吸食鸦片为美国人种带来的不利影响的担忧。而这一法案的最终通过，直接触动了中国的民族主义运动，也刺激了中国人对鸦片吸食的病态认知。就像这一时期的殖民医学热衷于将疾病构建到殖民地的非白人世界中去一样，这一时期吸食鸦片带来的行为异常和体质衰弱远不是“普遍经济”的理论可以覆盖的，鸦片在为西方留下美好的遗产时，吸食鸦片带来的性亢奋、体质衰弱、破产等等未必不会在白人身上应验的结果都与殖民地的非白种社会发生了直接的关联，《梅毒，鸦片瘾，鸡奸：殖民地建设的越南（法国）社会疾病》就研究了一八九零年代法国人类学家对东亚的“社会病”的研究过程，鸦片滥用赫然在目。鸦片在东西方文化中所起的作用对比起来，可谓同源殊途。这一分歧由当时的殖民文化以及医学知识的进步有着直接的关系，在这一情景下的鸦片与其他同类物：例如热带病症并无二致。这一点上《严肃对待生理：麻醉瘾品历史研究者的下一个任务》这份书评中做了回应，希望从麻醉品使用人群的社会经济地位去分析他们引导大众的动因。当事涉种族时，同样有效。
五、鸦片研究的一点想法
鸦片研究目前在新文化史的框架内，利用新视角对应学科的知识细部的考察（尤其是医学与文化社会研究），对于历史中鸦片的形象和看法有了深入的梳理，但新史料的发掘仍然很有必要，冯客的《麻醉品文化》就被本妮迪柯特批评为，使用材料并无新意，而且有些结论的求新没有得到史料的支持，反而看到对史料的任意裁剪。而对在京津商与鸦片司法的研究，反而可以看到中国学者放弃的在鸦片的全球背景叙事下对中国文化与社会独异性的思考。台湾学者邱德亮以巴塔耶“普遍经济”理念启发而突破民族主义叙述的尝试固然为学界带来不少启发，但也许正是因为使用了普世的概念，反而不能反映中国传统社会（可以选择某个区域）作为一个自认为互通有无的存在而具有的独特性。如以消费文化这个非常西方的观念诠释鸦片吸食固然对封闭已久的中国大陆学界很有启发，但他同时也就忽视了作为中国一侧接受鸦片的过程中所应该具有的独异性，即便在郑扬文的《鸦片生活史》中，对现象做了描述之后，她得出结论：在中国鸦片与中国社会处于一种和谐状态，但如何对鸦片这样的外来的事物进行取舍，取舍的标准与动机，吸食鸦片所能显见的“病状”在传统认知中的对应物为何，以至于不会像对待洋教那样发生如此深刻的抵触则并没有更为深刻的研究。在材料可能的情形下，从中国一侧厚重的传统中寻找一个地区或者个案来叙述鸦片与中国传统社会的认知与行动关系，展示某种静态的积淀因素，似乎是重视法律、经济和医学层面等行动为主线的西方学者罕有触及的。
虽然2012年六月下旬在上海大学马斯托禁毒政策研究中心召开的“亚洲的毒品和酒精：历史研究的新视野”国际研讨会可以看出，除了少数门类，在没有新史料的情形下，会议讨论的框架依然延续着卜正明等学者的构建。而鸦片研究也开始在一系列基本史实得到梳理后，回归中国近代史纷繁复杂的环境中，成为其他主题研究的一个视角取径。
（作者单位：南京大学历史系）
关键词 鸦片 物质文化史 近代中国 研究综述
略去前近代更为漫长的种植与药用史不谈，鸦片在世界近代进程中也从不缺乏聚光灯的青睐：它陪同商人，教士，医师和走私者一道经历了贸易与战争带来的全球化，在西方浪漫主义时期激发着诗人和作家的想象，在东方成为文化人的消遣物与身份张扬的标志，在这同时亦药亦毒的它也给东西方的底层社会和病痛者提供短暂的舒缓。随着对抗疗法出现和病理学说以及化学制剂工艺的演进，以鸦片作为源头的麻醉品逐渐成为西方公共社会所关注的一种威胁，殖民主义与种族主义的话语逐渐在白人世界之外构建出了一个鸦片化的“他者”，而中国的普遍吸食使其成为一个等待殖民医学拯救与善意干预（interventionism）的“重灾区”，鸦片成为一个“中国问题”。以一九零零年代参与全球掀起禁烟运动始，作为“他者”的中国政府以鸦片禁绝作为强化国家控制的重要手段之一，但鸦片本土化及财政对其依赖使得政府的措施暧昧不清，几乎同时，民族主义的受害化（victimization）弱者形象与鸦片作为邪恶外来物的象征意义开始为中国人利用，随着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建立及其断绝过往一切黑暗的努力，鸦片进入历史，从大众生活中消失，变得有名而无形，其本身成为不再有讨论余地的符号，所有的工作只在于辅助历史重大政治事件的诠释。
在西方、日本及台湾地区，对于鸦片的研究随着年鉴学派与后现代冲击带来的史学的革命，显得视角多样。借助不同学科，尤其是医学、社会学及人类学对社会特别领域的深入探索得出的理论，历史研究或得到一个完整的框架支撑全新的叙述，或激发出对某个久已亡佚的事件脉络的回溯。
近20年来这一地区关于中国的鸦片研究，多是对鸦片刻板和符号化形象的解构，在历史语境中对忽略的史实进行发掘，对民族主义观念构建的过程进行反思，对于之前研究的文献引述较少，相对而言较为独立。
研究的一大特点如冯客在其2004年出版的《麻醉品文化》中所言：“鸦片研究无法脱离全球语境”。更早一些的1997年，在多伦多大学和约克大学资助的“鸦片之于东亚”的国际会议上，卜正民和若林忠志对当时还处在论文水平的鸦片研究进行了结集出版，这就是《鸦片证权：中国英国和日本，1839-1952年》，该书的供稿者没有依傍原有的话语进行讨论，而是试图更全面地探究鸦片贸易的代价和利益是如何在政治背景中产生和丧失。东亚的鸦片研究，很大程度上就是鸦片之于中国的研究，以此契机出现了多线索复杂叙事的范式。该书分为四个部分，将无声无言的鸦片放入不同的场域中进行讨论。笔者认为这种场域分类颇具代表性，在之后行文中笔者将借用其中三个分类（分发与消费、管制与反抗、危机与控制），并单独增设该书中并没有出现的文化认知与病态构建一节作为对医疗史层面考察，以此为框架对研究现状进行讨论。
一、鸦片分发与消费：贸易，本土化与流通途径
中国最早的鸦片消费的确与海上商路关系密切，《鸦片史》透露出吸食的方法可能来自荷兰船员出于防治痢疾而吸食鸦片，而《麻醉品文化》则提到1790年鸦片的提纯改良导致了鸦片对中国出口的上升。道光时期就白银枯竭的讨论，是中央政府开始追讨鸦片商路的开端，这一部分历史作为鸦片战争的开端在中国一侧已经有了非常详尽的史实梳理。茅海建的《天朝的崩溃》算是一部以此段史实补充民族主义叙述空白的著作。而对于鸦片进口时期的鸦片出口方一侧，则有《鸦片行销中国：英国的联线》，该文通过对英国鸦片统治在亚洲建立过程中参与各方：印度种植者、英国殖民政府和中国的商人与吸食者的关联，为我们铺开了一个鸦片史的国际背景。而《鸦片、帝国和全球政治经济学：一项亚洲鸦片贸易研究》，则试图重新检视欧洲在亚洲殖民结构中商业与管理，将鸦片与其他商品，例如烟草和茶叶，作为一个整体进行考察，作为同一旨趣的研究，2010年由三联出版社出版，仲维民先生的《茶叶与鸦片：十九世纪全球化中的中国》也作了类似的回应。
以上的研究侧重了全球经济背景下的鸦片商路自身的历史。而《美国商人与中国鸦片贸易，1800-1840》，则展示了美国商人在打破东印度公司贸易垄断与促成英国对中战争中的作用，于此类似的关注商路中特殊群体的研究还有《美国传教士与十九世纪中国鸦片贸易》， 则为我们讲述了急切让福音进入的美国传教士对鸦片贸易在鸦片战争前后极其矛盾的态度；商路之上也并非清一色的西方因素，例如《东南亚的毒品、税收和华人资本主义》就是对新加坡中国鸦片商人的中转作用的研究，《市场中的毒品：鸦片和东南亚华人，1750-1880》则研究了东南亚华人公司的第一桶金是如何赚的：华人在东南亚取得了鸦片种植与贩售的特权并以此发家致富的历史。早在鸦片战争之前，中国已经有了鸦片种植，经济作物需求量上升，鸦片的种植与制售出现本土化在1870年代，此时中国的鸦片由进口转为出口，对这一事件和国内的流通途径有台湾学者林满红的研究：《清末社会流行吸食鸦片之研究：供给面之分析》与《清末本国鸦片之替代进口鸦片（1858-1906）》。
鸦片的本体化与出口加工则很大程度上影响了中国在世界上的鸦片认知，至今对鸦片出口的研究，主题中消费对象依然是华人：《鸦片行销美洲：香港与中国移民聚居区的文化消费》一文，涉及了中国产出的鸦片在香港进行包装，之后出口给海外华人社区的苦力以满足鸦片舒缓痛苦的消费需求。《鸦片和社会控制：秘鲁和古巴种植园中的中国苦力》则描述了海外华人劳工的鸦片吸食根源与农场主使用鸦片对劳工的控制。 而对于吞云吐雾的吸食鸦片场所，在两本专著：郑扬文的《鸦片生活史》与冯客的《麻醉品文化》与台湾学者邱德亮的文章《从局部经济到普遍经济：鸦片的东方语义》中都有提及，但笔者只看到一份相关研究《民国时期广州的烟馆，1911-1937》，为法国学者所作，研究主题的具体情形还需进一步核对。
二、鸦片的管制与反抗
鸦片作为外来物，最早给政府带来的恐惧是财政崩溃与兵员枯竭，对这一时期管制的研究可以参看井上欲正的《清代鸦片政策史研究》，其中部分还原了当时政府对待鸦片时思维的立体与多面。随着鸦片本地化，鸦片成为政府重要的税源，1906年两江总督端方组织了一次对江苏鸦片现状的调查，调查是为了实现鸦片统税。这种管制而非压制的态度，在端方的奏折里也有体现。此举很大程度上代表了截止到1949年中国出现的各种政治势力对待鸦片的暧昧态度。深处民族主义不断强化的近代中国，各个施行有效统治的政权一方面以履践国际公约或高蹈民族大义自居而大力宣传禁烟，一方面又放任或主动参与鸦片商业活动以实现财政的自足。这种禁与驰的双重标准下诞生的近代国家的鸦片司法在冯客的《麻醉品文化》中被认为是“比吸食带来的疾病更加糟糕”，冯客在书中将因吸食鸦片而遭到监禁、在人满为患的监狱中死去或患上传染病，在医学实践中取消鸦片吸食对病痛缓解，是对吸食者非人道的迫害。而更为甚者，鸦片话语使得政府失去对其他更为有害的麻醉品和新的吸食方式进入中国的警惕，最后大批的瘾君子都被驱赶到另一侧，毒品问题反而恶化。受到冯客的启发，《小恶：中国的鸦片、外来客及毒品冲突，1819-1860》一文讨论了一个清代鸦片司法个案：一位在京津籍商人以移入者的身份在一次吸食过程中被逮捕，并被处罚，作者以此事件讨论了鸦片司法在传统中国社会身份与认知下如何运作。作为展示民国时期禁烟暧昧状态的研究还有Edward R. Slack Jr.的《全国禁烟联合会与国民党政权，1924-1937》（The National Anti-Opium Association and the Guomindang State，1924-1937），作为民间组织的抵制鸦片协会最终由主导禁烟宣传的政府解散；Alan Baumler 的《鸦片控制与鸦片抑制：1935年流年禁烟禁毒计划溯源》（Opium Control versus Opium Suppression：The Origins of the 1935 Six-Year Plan to Eliminate Opium and Drugs）则研究了政府面对禁烟时“为恶日减”的作态与意图。
三、鸦片的危机与解决：民族主义叙述
还在1909年万国禁烟大会这一肇始全球禁烟的会议在上海召开时，中方代表已经采用民族主义观点的鸦片叙述。这种表达可以看作是1905年美国政府以鸦片作为理由之一在西海岸通过排华法案后引发的民族主义的拒美运动的延续。鸦片作为东方社会病、民族病的建构并非出自本身，但它很快进入民族主义与建国旨趣下条列的待根除的病态之一，虽然自民国肇始以来，鸦片就成为“抵制”而非“根除”的对象，但日据时期还是成为抵制实践最后的经验，对这个时期的研究，有卜正民的《中国中部的鸦片与合作，1938-1940》（Opium and Collaboration in Central China，1938-1940），描述了汪伪时期鸦片作为征集战争经费的手段如何破坏了政权的合法性；Mark S. Eykholt的《战时对鸦片流毒的抵制》（Resistance to Opium as a Social Evil in Wartime China）则研究了占领区学生反鸦片示威这一间接反日的活动。而Zhou Yongming的《民族主义、身份和建国：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禁毒运动，1949-1952》（Nationalism，Identity，and State-Building：The Antidrug Crusade in the PRC，1949-1952），研究了最终将鸦片送进了历史的过程。之后民族主义和国家建立的左右着史学的叙述。这种强化与不容辩解，倒是引出1949年之后大陆与台湾的史料编纂，上世纪50年代阿英在大陆主编了《鸦片战争文学集》，收录鸦片战争时期或身历其事，或道听途说的文人留下的文字；上世纪70年代在台湾由杨家骆主编的《鸦片战争文献汇编》则注重梳理“鸦片”之由来并对鸦片战争过程中留下的文献记录做了整理。对于鸦片的战争场景的关注，本身就有很深的符号化意味。但史料不可能干预后来学者的解读，台湾学者邱德亮的对鸦片叙事去符号化与去民族主义魅化的研究，依然大量依赖这些史料集的搜括。极左思潮曾经主导的研究对史料的裁剪和解释有时与历史学关联有限，当这层神话褪去后，大陆学界不得不作一番“再研究”，重新审视过去的论题。大陆的周永明博士于1999年出版了基于其博士论文的第一本专著（英文，原书未见）《二十世纪中国的禁毒运动：历史，民族主义和国家建构》， 着重讨论了毒品（尤其是鸦片）作为一种特殊的符号象征，如何被不同的政治力量用来服务于国家建构，此书之所以能站在历史语境中尝试重建鸦片的民族主义场域，与作者的留学经历关系甚大。
四、鸦片的文化认知与病态建构：比较、普世与中国特异性
鸦片的阵痛和镇静作用，在19世纪初的西方得到浪漫主义文化群体的开发，成为他们激发他们幻想和创作灵感的源泉，《“上瘾”的形成》叙述了英国方面的情形，而台湾学者邱德亮也在行文中介绍了法国类似的情形。鸦片吸食在东方则在晚明消费文化的语境下成为非仕文人标新立异的手段，并且在清中期后成为一种社会交际与消遣的方式，钱穆就曾回忆过父亲带他进入烟馆的经历，至少这个事件可以佐证鸦片吸食并不是一种成人的禁忌。但随着殖民文化优越感及西方医学知识的进步，东方的鸦片吸食逐渐变得不优雅起来，进而塑造成为一个可滋警惕的对象而降入地狱。基督教传教士在这其中扮演了一份极其有趣的角色，还在鸦片战争之前，西方传教士眼中的中国人就已经是一副从身体到精神都很虚弱的状态，不断发回欧洲的游记、通信为欧洲人传递着亟待拯救的民族的信息，也许传教士会为了争取更为有力的支持而做夸张的记述，即便是忠实的记述，他们这份怜悯就足以欧洲文学和种族主义认知提供了直接的材料，尤其是他们在本国就从道德角度加以反对的鸦片吸食。在《“上瘾”的形成》中作者拿出整整一章的篇幅讨论了中国的鸦片吸食对英国产生的影响，其中大量引述了游记、通讯和文学作品中的描述。 在1890年代，西方医学开始普遍采用对抗疗法，鸦片这种副作用极其明显的治疗手段，一方面因为病理学的发展导致许多病症出现了有效治疗手段，一方面因为化学制剂提纯工艺逐渐发达，鸦片中有效成分提纯后药用的危险性更大，鸦片逐步不再由医师直接提供给病患，西方的吸食上瘾问题在社会上愈发明显后，西方各国在1900年代开始禁止麻醉品的吸食，这很大程度上成为1909年万国禁烟大会得以召开的原因。以美国为例，其在禁烟过程中，医师作为那个时代社区中的权威专业人士，也开始配合政府对鸦片的存在进行全面否定。关于这方面研究的文章，笔者曾经浏览过，但写作本文时，并未在电脑上找到原件。在反对麻醉品吸食的过程中，西海岸的华人社区成为首当其冲的“他者”，在《十九世纪美国西部的鸦片辩论和排华法案》一文中，华人成了吸食鸦片经历黑天堂经验的案例。
《鸦片吸食，排华态度和美国医疗团体，1850-1890》则审视了西海岸社区的医生是在制定排华法案过程中，对华人吸食鸦片为美国人种带来的不利影响的担忧。而这一法案的最终通过，直接触动了中国的民族主义运动，也刺激了中国人对鸦片吸食的病态认知。就像这一时期的殖民医学热衷于将疾病构建到殖民地的非白人世界中去一样，这一时期吸食鸦片带来的行为异常和体质衰弱远不是“普遍经济”的理论可以覆盖的，鸦片在为西方留下美好的遗产时，吸食鸦片带来的性亢奋、体质衰弱、破产等等未必不会在白人身上应验的结果都与殖民地的非白种社会发生了直接的关联，《梅毒，鸦片瘾，鸡奸：殖民地建设的越南（法国）社会疾病》就研究了一八九零年代法国人类学家对东亚的“社会病”的研究过程，鸦片滥用赫然在目。鸦片在东西方文化中所起的作用对比起来，可谓同源殊途。这一分歧由当时的殖民文化以及医学知识的进步有着直接的关系，在这一情景下的鸦片与其他同类物：例如热带病症并无二致。这一点上《严肃对待生理：麻醉瘾品历史研究者的下一个任务》这份书评中做了回应，希望从麻醉品使用人群的社会经济地位去分析他们引导大众的动因。当事涉种族时，同样有效。
五、鸦片研究的一点想法
鸦片研究目前在新文化史的框架内，利用新视角对应学科的知识细部的考察（尤其是医学与文化社会研究），对于历史中鸦片的形象和看法有了深入的梳理，但新史料的发掘仍然很有必要，冯客的《麻醉品文化》就被本妮迪柯特批评为，使用材料并无新意，而且有些结论的求新没有得到史料的支持，反而看到对史料的任意裁剪。而对在京津商与鸦片司法的研究，反而可以看到中国学者放弃的在鸦片的全球背景叙事下对中国文化与社会独异性的思考。台湾学者邱德亮以巴塔耶“普遍经济”理念启发而突破民族主义叙述的尝试固然为学界带来不少启发，但也许正是因为使用了普世的概念，反而不能反映中国传统社会（可以选择某个区域）作为一个自认为互通有无的存在而具有的独特性。如以消费文化这个非常西方的观念诠释鸦片吸食固然对封闭已久的中国大陆学界很有启发，但他同时也就忽视了作为中国一侧接受鸦片的过程中所应该具有的独异性，即便在郑扬文的《鸦片生活史》中，对现象做了描述之后，她得出结论：在中国鸦片与中国社会处于一种和谐状态，但如何对鸦片这样的外来的事物进行取舍，取舍的标准与动机，吸食鸦片所能显见的“病状”在传统认知中的对应物为何，以至于不会像对待洋教那样发生如此深刻的抵触则并没有更为深刻的研究。在材料可能的情形下，从中国一侧厚重的传统中寻找一个地区或者个案来叙述鸦片与中国传统社会的认知与行动关系，展示某种静态的积淀因素，似乎是重视法律、经济和医学层面等行动为主线的西方学者罕有触及的。
虽然2012年六月下旬在上海大学马斯托禁毒政策研究中心召开的“亚洲的毒品和酒精：历史研究的新视野”国际研讨会可以看出，除了少数门类，在没有新史料的情形下，会议讨论的框架依然延续着卜正明等学者的构建。而鸦片研究也开始在一系列基本史实得到梳理后，回归中国近代史纷繁复杂的环境中，成为其他主题研究的一个视角取径。
（作者单位：南京大学历史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