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羲之成都情结》，是白发人的门外习作，能在《文史杂志》刊出，是编辑们对“老有所学”者的鼓励与支持，至今还有感激之情。笔者自知书学知识浅薄，决心继续收集《十七帖》的各种版本和古今书家的研究成果。在邹涛《六艺之一录》法帖论述三十三有朱熹论述十七帖的文字，文中对十七帖的官本、笔意、书词多有论述，文后出人意外的竟是回忆起顷年往事！“因忆顷年庐阜终更，诸公议遣使蜀，而孝庙记怜不欲使之远去，议乃中寝。然东留讫无补报，而徒失西游之便，每以为恨。今观此帖重以慨然，又念仙游之日远，更无复有意于人世也！”由此笔者惊奇地“发现”南宋的理学大师与六百多年前的书圣一样也有成都情结！诸公曾议遣熹使蜀，而孝宗皇帝“记怜不欲使之远去”，没能作为使者去蜀，“而徒失西游之便，每以为恨。今观此帖，重以慨然”，念念不忘，以至于此，今天读来怎能不惊异和感慨！南宋的书法大家，与东晋的书圣，同样都有“向往益州，心系成都”的成都情结。生活在天府之国蜀都的成都人应引为自豪吧！
　　《朱子全书·晦庵题跋》中把论述十七帖一文，标为《跋十七帖》，文中洋洋洒洒竟有二百五十五字，细读全文，再与邹涛所录唐宋人的题跋比较研究，又有了惊奇的顿悟：朱夫子是读懂《十七帖》的第一人！不知是一时的错觉，还是平常心的直觉，不揣冒昧，如实写出，敬请书法史家批评指正。
　　一、对《十七帖》刻本的精鉴
　　跋文开篇就说：“官本法帖号为佳玩，然其真伪已混淆矣。如刘次庄有能书名，其所刻本亦有中分一字，半居前行之底，半居后行之颠者，极为可笑！惟此十七帖相传真的，当时虽已入官帖卷中，而元帖故在人间，得不淆乱。此本马庄甫所摹刻也。”马氏摹刻本不知是否还在人间，未见后世著录，更未见原帖。书法家王靖宪认为《宋拓十七帖》（《文氏朱释本》）是流传有序的著名善本之一。不知马氏摹刻本与此本有无传承关系。不管马氏刻本是否留在人间，但是作为文化巨匠的朱熹，在当时刻本兴盛的宋代，从众多刻本中精选而出的版本，应是有眼光的吧！正是“有比较才能有鉴别”。
　　二、对《十七帖》笔意美的精要阐述
　　跋文说：“玩其笔意，从容衍裕而气象超然，不与法缚，不求法脱，真所谓一一从自己胸襟中流出者。窃意书家者流，虽知其美而未必知其所以美也。”书法是中华民族特有文化遗产，其博大精深的美学内涵，连书家都“未必知其所以美也”，这个论断想来是有根据的。《十七帖》是书圣草书代表作，其美学特质有待书法大家的阐示。《南宋书法史》对朱熹《十七帖》“笔意美”论述作了深入的解读，读后获益甚多。“眼界的打开，生活的磨难，以及学术上的成熟和书法认识上的提高，都在促使技法工夫已臻提高的朱熹，向往一种自由的境界。”“在书法上也终于胸襟豁然，领悟到了什么是书法的最高境界。”对“最高境界”的追求与体现，就表现在朱子《论字学》等著作中，更鲜明地体现在《十七帖》的笔意中：“不与法缚，不求法脱，真所谓一一从自己的胸襟中流出者。”这就是朱熹能对《十七帖》笔意美作出精要阐述原由所在吧！
　　三、对《十七帖》书词主旨的精湛揭示
　　跋文说：“书词问讯蜀道、山川、人物、屋宇、图画至纤至悉，盖深有意于游览竟不遂，岂所谓不朽之盛事。”此主旨的概括是精心细读，精细分析，去粗取精的结论；这又是书家所忽略而不被引用的精湛解说。
　　《晦庵题跋》中的《跋十七帖》没有写明记于何时，不知原由何在。该帖之前之后的其他题跋皆有纪年“庆元丁巳八月”，或“庆元三年孟冬八日”。据此，似乎可以推测该跋也写于此期间。而从文中词语中推断似乎更为妥稳。“诸公议遣使蜀，孝庙不欲远去”一节，虽然“议遣使蜀”事没有查到文献记载，但“孝庙”称谓，说明当在孝宗驾崩之后。孝宗赵眘离世于绍熙五年（1194年），朱子逝世于宁宗庆元六年（1200年），可知此跋当写于此期间。《南宋书法史》把此题跋列为朱子后期作品是可信的。文末不写系年，也不写题识，而只署“熹记”也不知原由何在。这是否可以理解：该文是朱子晚年研究《十七帖》的笔记，而且是对留存于《马庄甫摹刻十七帖》研究的墨迹稿。可惜的是马刻《十七帖》，不见其他著录，更未见原本现世，尚须书法史家钩沉，使后人一睹原作的风采。《跋十七帖》如是朱子晚年追求书法更高境界的一篇研究十七帖的文稿，其价值当更大于一般“跋”了。南宋是崇尚《兰亭》的时代，是“兰亭学”形成的时代，值此朱子能潜心研究《十七帖》，并写出了南宋书家于此的唯一的重要论文，怎能不让人感慨！感叹之佘，也有另种惋惜之情：南宋终未出现有众多人关注参与十七帖的研究论述，以致《十七帖》这件草书伟大作品，终不像第一行书《兰亭序》那样，形成光彩夺目的“十七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