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有什么用?对此,阿诺德给出了这样的回答:文化虽然带不来实利,但可以播撒美好和光明。在《文化与无政府状态》一书中,针对当时维多利亚时期英国社会普遍重实利、埋头苦干,而不思考未来该往哪里去的现象。阿诺德呼吁民众走出经济和实业的大潮,停下来思考思考他们忙的不亦乐乎的究竟是什么?
　　需要指出的是,阿诺德虽然委婉批评了那些“摸着石头过河”的实践派,但他并不是反对埋头苦干的希伯来精神,阿诺德只是希望他们看清未来,再去行动。而看清未来最锐利的武器,在阿诺德看来就是文化,即阅读、思考和做出理性判断。但要做到这一步,就需要人们去学习人类社会最优秀的文明成果,而不单单是希伯来的实践精神(阿诺德认为《圣经》滋养的希伯来文明是认准了一条道路就埋头走下去,而很少思考他们的道路是否就是最好的)。所以,阿诺德大力呼吁古希腊精神的回归,号召人们重新找回古希腊求真的理性思考,找回古希腊和谐、完整的美。
　　毫无疑问,阿诺德的观点具有鲜明的针对性。他针对的是当时英国社会盲目认定自由民主,认定自由贸易这些金科玉律的状况,提醒人们时时不忘反思和批判他们自以为完美的社会。也就是说阿诺德崇尚的其实是多元化的思考,他希望通过文化来更新人们头脑中的固有观念,更新人们以为工业和技术优于一切的刻板印象,使人们重新认清未来的路!换句话说,阿诺德是号召英国人应该从“摸着石头过河”这条路上回过头去反思,反思这是否就是走向幸福的唯一道路?显然,阿诺德认为这样的埋头奋斗是有失偏颇的,人们应该运用人类最优秀的思想,通过理性判断来检验如今我们走的道路是否正确,是否有助于人类的幸福和完美。即阿诺德要求“以理论检验理论”,而非“实践检验理论”。从这个意义上讲,阿诺德是支持多元的思考,反对人们单向度的盲从。
　　但是阿诺德的多元思考却带有鲜明的局限性,他在希望人们重新思考他们认准的路的同时,却厌恶人们充分表达自我的“无政府状态”。在他看来,人们普遍埋头做自己的事是不对的,因为他们这样各行其是、为所欲为会导致整个社会的混乱,破坏国家的秩序。因此,阿诺德极度讨厌当时盛行的游行示威,这实际上已经流露出置疑英美自由主义的色彩。假如阿诺德的思考止步于此,那么这本书显然没有太大的阅读价值。但有意思的是,阿诺德拿出了文化这杆大旗,号召以文化来拯救当时社会的“无政府状态”。这使得本书避免陷入纯粹为权威和秩序辩护的窠臼,而有了别样的价值。然而阿诺德本人的矛盾却也由此产生了。
　　文化怎样才能拯救由于埋头苦干而导致的混乱和无政府状态呢?
　　阿诺德认为应该由政府树立起文化的权威,再推而广之,使文化深入人心,从而达到人人都能运用文化来思考前进道路的美好途径。诚然,这对提升文化的地位,继承人类社会优秀的精神传统都具有十分重要的价值。但是阿诺德企图借助国家(政府)的威权来推动文化的传承,却有为威权辩护的嫌疑,这极有可能导致国家权力的滥用,形成打击文化异己的恶果。事实上,萨义德在《世界·文本·批评》一书中也批驳了阿诺德这种“开明专制”式的文化观。
　　本来希望通过汲取人类文明最优秀的精神成果来思考不一样的追求完美的道路,最终却沦为希望定文化于一尊的威权道路,阿诺德在此自然前后矛盾了。他的纰漏其实类似于法家,吕思勉先生在《中国政治思想史讲义》中曾经指出法家错把国家(政府)等同于社会,结果看起来为了社会蓬勃发展的法术实际上却造就了国家势力的膨胀。而阿诺德在此也犯了相同的错误,他认为自己认定的“文化”最为美好,应该向全体英国人推广,而仰仗的后台却是国家(政府)。这种做法事实上将导致政府操控文化,从而扼杀优秀文化的发展。这其实和强求别人自由一样,本意是好的,手段却未必正当。阿诺德呼唤英国人重新估计他们的道路,也就是说他要求宽容,希望注入更多的新鲜思考,以多元的思维来瓦解人们固执板结的“权威观念”。但是在提倡文化时,他却企图建立文化的权威来推广文化。在此,他自相矛盾了。
　　阿诺德的矛盾不是偶然的,鼓吹自由的思想家也常常陷入这样的矛盾。诺齐克提出的“自愿为奴”的命题,事实上也同样可以拿来质问阿诺德。那就是,一种文化是否允许人们摒弃文化?
　　在阿诺德看来,少数人即便能够寻到光明和美好的道路,也无法真正走上这样的道路,因为人类是一个整体。对文化而言,唯有全体人类的文化得到全面提升,个人才有可能走上那“追求完美的正确道路”。因此,阿诺德极力鼓吹权威,企图以文化权威强行传播“文化”。至此阿诺德的矛盾清清楚楚地呈现在我们面前,那就是“树立文化的权威来打破刻板和凝固的思想和行动的希望”与“树立文化的威权将导致思想和行动重新板结的结果”之间的矛盾。这一矛盾,阿诺德无法解决,我们也无能为力。认识这一矛盾唯一的价值也许就在于,在一片“文化热”中警惕文化权威重新板结我们的思想和行动。
　　二○○九年九月二十日于铁狮子坟
　　(《文化与无政府状态:政治与社会批评》(修订译本),马修·阿诺德著,韩敏中译,三联书店二○○八年版,24.00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