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策划主笔|本刊记者严睿 出处|英才杂志11月刊
采访|本刊记者 严睿 罗影 王颖 贺大卓 薛瑞
10位领军者看大势
当唱衰世界经济的论调将2008年的中国经济当做某种希望的象征时，中国人却并没有表现出过度的自信。尽管到目前为止，中国没有处在全球金融危机的风口浪尖上，尽管上半年全球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的1/3来自于中国的贡献，但出口的明显放缓、工业产出增长率创6年来的新低，以及A股市场的深跌、房地产市场的告急，预示着这并不是一个轻松的年份。
或许“天降大任”就注定要使其经历一场不平凡的历练，作为推动国家经济发展的中坚力量，中国的企业家群体在刚刚经历过一段高速增长的光鲜时光后，紧接着就要面对如何“过冬”的问题。现在，企业家们越来越多的把早餐或者晚餐时间用于了解宏观经济的趋势，研究产业政策的变化，以思考自己的企业将何去何从。
9月25日，《英才》杂志主办的第二届“贡献中国”高峰论坛上，数位来自国企、跨国公司和民营企业的老总围绕“中国经济三十而立”的主题展开了精彩的讨论和思想交锋；两天后，来自全球的1000多位企业家、政要和专家学者参加了9月27-28日在天津滨海新区举行的第二届夏季达沃斯论坛，讨论焦点涉及到了风险、机遇、责任、创新、信心、领导力等诸多层面。
2008年的中国经济乃至世界经济到底会赋予中国企业家群体什么样的历练，而不同行业领域，不同企业性质的企业领袖们又是带着怎样的经济表情去迎接未来呢？
《英才》记者在上述两个活动现场，就宏观经济走势及企业层面反应等问题，随机对数十位参会的企业家进行调查访问，并专访了其中的部分企业领袖。
在此次调查中，受访的企业家覆盖了制造业、资源能源、基础建设、金融地产、物流航运、消费投资、教育业、IT等领域；如果按照企业属性划分，受访企业家中既有千亿级央企领袖，又有地方民企和跨国公司老总。与今年的夏季达沃斯论坛总体略显沉重的气氛相反，受访的企业家们则是在一种非常轻松和开放的心境下与《英才》记者对话的。
事实上，在我们的调查结果中，有64%的受访企业家对今年以及2009年的国内经济环境作出“谨慎乐观”的预期判断，虽然原材料成本、劳动力成本、人民币升值、银行信贷紧缩等各种影响因素仍然困扰着各自企业的发展，但超过七成的企业家认为“中国经济调整的时间跨度”在三年左右，并不会就此而步入衰退期。
另一个有趣的现象是很多受访的企业家反复提及温家宝总理在天津夏季达沃斯论坛上强调中国经济要保持信心的讲话。显然，在他们看来，当前的中国经济虽然出现了放缓的迹象，但这只不过是“饮食不当造成的肠胃不适”而已，对于一个“年轻的肌体”来说，明天仍然充满了希望。
实际上，很多异常敏感的企业，早在一两年前就已经居安思危地进行了各种风险准备或者战略调整。而对于当前世界经济和中国经济的感知，企业家们也进行了更加丰富的思考，比如中国企业如何在这场危机中找到积极的因素，并使之成为自己一种机遇。
无论前路还有多少不确定因素，至少我们已经从这些企业家的表情中捕捉到了一种自信，相信这种自信也将会成为整个中国经济的表情。
肖亚庆
关注危险更要关注机遇
我们的空间很小，今后的发展机会在这么强大的外势挤压下，并不是很多。现在大家缺钱，发展动力不足的时候，弱者才可能有机会。
现在不确定的因素占主导，但我认为从中铝这种资源类、矿业类的企业来讲，未必是坏事，因为机会和挑战都存在。所谓危机，从理论上危险和机会是相等的，只是正负相反。对我们来讲，可能既要关注危险，更要关注机遇。
我们现在的问题是，中铝不像西方大的公司，他们拥有足够的资源、足够的发展空间，中铝相对于这些公司差距很大。我们的空间很小，今后的发展机会在这么强大的外势挤压下，并不是很多。现在大家缺钱，发展动力不足的时候，弱势者才可能有机会。
当然，这要在特别防范风险的前提下，量力而行，譬如：要坚定企业战略、主业要突出，不能说随便买资源，要看自己擅长干什么。
中铝应该说是“时刻准备着”，我们从去年次贷危机发生的时候就一直关注资源市场的机会。现在也是忐忑不安，很紧张。全球总体经济下滑，市场并不是积极向上的，这样会掩盖很多问题，现在很多问题都会出现。
在危机面前，重要的是保持稳定的企业运营，更加注重防范不知道的风险，因为很多风险不可预测，我们原来也没有经验，而同时还要找收购机会。现在比平时要紧张、要难，平时两项任务：防范一定的风险，而主要精力在发展上；现在任务成了三项：市场销售本来就不是很好，要想办法怎么稳定生产经营；同时要注意新的不确定的风险，再捕捉机会。
相对于全世界来讲，国外也寄希望于中国，我们的大方向没问题。不过技术上、结构上的问题要解决。
比如，发展速度和效益的问题，东西中部差距问题，环境、能源、资源的问题，创新能力和制造业发展，产业结构比重问题，国有经济私有经济在哪些领域（发展），这些问题都要在发展过程中解决，不发展解决不了这些问题。
但任何困难都阻止不了这种发展，这种发展已经深入人心。从中央的要求来看，前几天胡锦涛总书记讲得很清晰，确定了发展是方向，而“科学发展观”是讨论怎么发展的问题。
从企业层面来讲，现在不是原来的闭关自守、沾沾自喜，大家早就知道什么是先进企业、一流企业，都知道差距很大。
像我们这类企业，外界看不错，过去发展很好，但我们现在永远是看前面，即便回头看，也往往是看哪些路是对的。这次危机影响很大。第一个影响是经济速度放缓，中铝这种出口导向、投资导向性的企业压力很大。出口减速、投资减速，我们真正的内需结构上没有什么上扬，大宗产品需求在往下走，对企业的盈利带来很大压力。
要说调整，这就看你的本事了。成本怎么降下来，降到平均成本以下；在管理上，能够调整结构；还要看技术功底、创新能力、产品质量、信誉程度、有没有一些关键的东西，别人没有的我有，别人有的我做得比别人精致。
我们通过前几年的发展，产业链比较完整，规模比较匹配，譬如我们氧化铝年产1000万吨，电解铝300万吨，真正外销的不是很大；在技术上，中铝投入了大量的钱，环保的水平在国际上我们很多方面是领先的，这方面是很有自信的。
但我们的短板肯定有，我老说中铝有几大短板：氧化铝资源上，我们没办法和世界一流相比，所以我们在不断扩张；在电解铝能源上，没有稳固的水电资源来支持，虽然国家电价在下调，但成本要不断上升；加工材料的后续，跟国际上有很大差距。这三个问题上面有个帽子，就是国际化的短板。
解决这些短板也不可能是一蹴而就的。我们现在谈世界一流，还是件久远的事，要做到世界一流，首先要能够做成行业里的领军企业。至于这些，有一些经济指标来评价，比如销售收入、盈利能力、发展能力……
对中国现在的国有企业来讲，要做世界一流有两条必须做到：第一个是资源，要足够支撑企业可持续发展、可持续性的盈利；再就是科技，也能支持企业的可持续发展。这两点都还有很长的路要走。这两个方面做到一流了，那这个企业应该是一流的。
任何一个公司都是从一点发展起来的，但市场是全球化的，整体经济是全球化的，资源、技术、人才的全球化是必然的，企业发展不可能只在一点，或者在一个国家、一个地区，肯定是要走国际化之路。
这是一个公司产业链和价值链，结构不断调整、裂化、整合的过程。如果一个企业在整个行业中处于一个系统集成者的地位，那这个企业就是领军企业。
(第二届“贡献中国”论坛现场报道文|本刊记者 贺大卓)
周纪昌
健康比规模更重要
外部经济环境已经变成这样，对于大型国企而言，需要在经营战略调整、内部管理和挖潜改造等方面下大功夫。
受美国经济下滑、次贷危机和原油、资源及各类原材料成本的影响，宏观经济已经变成这样，对我们的发展可能带来的风险，比以往要大。在这种情况下，企业要更强调健康的问题，而不是强调规模的问题。
在这个环境下，首先看企业经营者的战略调整和运作水平，其次是企业经营的依存方向和依存度，其后是企业资金链强度、企业销售市场的结构、提留风险准备金的比例、企业决策风险系数等等。对于大型国企而言，需要在经营战略调整、内部管理和挖潜改造等方面下大功夫。
所以，今年中交集团提出来的方针是：稳中求快，健康发展，我看明年也会坚持这个方向，还是求稳。因为中交集团的快速发展，跟当前的经济形势不一定完全相配。落实到具体调整上，中交集团资本性的开支要适当控制一些；现金流我们也要抓一下；在投资方面，会采取更加审慎的政策；在应收账款催收力度上，我们都会比以往花更多的精力来处理。
随着国内市场材料价格上涨，我们会进一步拓展海外市场，目前中交的海外市场主要集中在亚洲、南美。总体来说，海外市场我们感觉还是不错的，所以这块的市场比重还要持续做大一些。尤其是要做一些实际性的东西，比如工程承包、装备制造出口方面。
现在没太看透整个国际经济形势，我估计大多数企业都是采取审慎的态度。现在有的地方，譬如中东的一些石油国家，他们在兴建大量的基础设施，付款也比较好，这个没有太大的风险，大家都还在做。
至于收购一些资产，兼并一些企业，所谓的抄底，我们目前是没这个考虑的。走出去也不好说，美国的问题是不是解决了，现在收购资产的价格是不是到底了？这就像股票，好多人说已经到底了，结果抄上来发现才到“腰”，还远远没到底呢。我们在国际上并不具备太多经验，也不是很了解国际环境、国际法律的情况下，盲目去抄底，我们不会去做。
还有，一些企业资金缺口不在于现金流，而在于新建项目的投资。现在去兼并，一旦资金链断裂或者稍有不慎出现周转不灵，“做大”的结果往往是导致破产，造成企业和国家不可挽回的严重损失。
这次危机对好多企业冲击都很大，好多人说，在今明两年更强调企业健康发展，而不是盲目的扩大规模，因为不确定的因素太多了。所以我们始终关注财务报表、应收账款、现金流、资本性开支、负债、资本比例关系，按照基本的要求处理好，衡量一些企业的好坏，还是有基本型的财务性指标的。
要在经营管理的层面上精打细算，实现集约化管理和强化执行层的执行力。比如，加强财务管理和挖潜，加快提高企业高技能人才和项目经理的国际化水平，使其具备国际竞争力，以此带动企业的“软件”升级，最大限度地降低生产原材料消耗和综合成本，引进国际先进的生产成本控制技术。控制工资总水平的过快上涨，防止成本费用增幅超过利润增幅。严格控制并购重组行为，坚决防止违规使用银行信贷资金投资金融、证券、房地产、保险业等项目。此外，常规的内部管理还包括厉行节约、理顺管理关系、裁汰冗员、强化企业文化等各方面，这都是相互作用、需要综合考虑的因素。
今明两年，中交集团都坚持这个政策，从整个外部经济环境，企业面临着比较大的挑战。
(第二届“贡献中国”论坛现场报道文|本刊记者贺大卓)
任洪斌
不看底部看需求
美国的金融危机在这个时候也给我们的海外谈判增加了砝码。所以如果有资金实力，并且对有需求的企业来说，应该是一个机会。
今年7月，国资委主任李荣融在开会的时候就说了，今年国有企业要过紧日子了。他以前也提过，但是都没有像今年这样地强调。我认为也是这样的。
美国的金融危机震动了全球，美国和中国的经济有很高的关联度，对中国经济肯定是有影响的。不过，这次金融危机，什么时候能够走出来，危机的程度有多大，都很难说得清楚，目前各国首脑都在关注危机形势的变化，大家都在重视这个问题，我估计会往好的方向发展。
在经济不景气的条件与环境下，中国每个企业都要理性地认真思考，怎么在这种情况下，将损失降到最低，在行业中健康发展，并且要关注自己内部的情况，包括管理、产业结构，特别是在这种情况下如何去过紧日子。所以国际形势要关注，国内形势要重视，更重要的是在这种恶劣的情况下，我们要找出自己好的发展路径。
在国际经济明显放缓的环境下，国机集团要比平时走得更稳些才行。在风险与机遇的选择当中，会更多地考虑风险的控制。因为相关行业对我们产品的消费能力在下降，所以不能把面拓得太宽，并且及时去作一些产业调整：哪些产品要多做准备生产，哪些要适当地放缓。同时，资金的充足度已不如以前，要保持良好的资金链条，不然就很有可能被淘汰出局。
对于中国企业的海外市场，会不会受到金融危机的影响，我认为发达国家今后的需求会受到金融危机的一定影响，但是发展中国家的市场潜力还很大，中国企业占的市场份额还有很大的发展空间。最近，商务部出来的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国际工程承包海外合同签约增长率就超过50%，这个数据出乎我的预料。国际工程承包是指海外建设水泥厂、电厂等工程，我以为今年的统计数据会降低，可能我们更多预计的是发达国家经济的衰退，需求的降低，但实际上，发展中国家的需求是很旺盛的。
此外，某些行业出现了外资回流的现象，但是也没有想象的那么悲观，不是每个行业都如此。有个很好的例子就是当时全球排名前三的某机械设备企业准备收购中国一拖集团时，由于财大气粗，要求达到绝对地控股，计划控股80%、60%，最后的底线也是51%。他当时认为控制了一拖就控制中国农机市场，但是在一拖即将要妥协的时候，一拖加入了国机集团。在奥运会期间，由我们国机集团去跟这家外资企业谈判。
从我们的谈判感觉来说，现在的谈判是公平的，但是原来谈判是不公平的，因为他们财大气粗，对我们提出了一些并不合理的要求。而对国机来说需要的不是钱，我们更需要的是一种合作利益，我们需要的是今后可能花很长时间提升的技术，如果你不跟我合作，我今后也要自己来做。后来，那家外资跟我们商量，要不要各自对一拖控股50%？但是我想连我们都没有控股51%，就没有什么好谈的。而且从类似谈判的感觉来讲，对于我们这个传统的工业行业，外资其实并没有往回撤的迹象，他们还是很热衷于在中国投资的。
其实，美国的金融危机在这个时候也给我们的海外谈判增加了砝码。今年我去美国几个州考察，那边的企业如果资金链有问题，更多的人会面临失业，感觉他们的压力比去年要大得多。所以如果有资金实力，并且对有需求的企业来说，应该是一个机会。能不能抄到底部并不重要，要看是不是自己需求的。特别是收购他们的研发机构，我们一般引进技术来提高自己的技术，但这个成本太高了，而且产品会不断地技术升级，这个投入会更大。但是，如果将他收购成自己的研发机构，会更加有效地服务于产品的技术升级并且成本会更低。
(第二届“贡献中国”论坛现场报道文|薛瑞)
于汝民
寒流可能在明年
华尔街发生的事情可不是蝴蝶扇翅膀，那里已经形成了巨大的风暴，刮到全世界会怎样呢？
全球经济一体化的副产品就是所谓的蝴蝶效应，亚马逊河的蝴蝶扇动几下翅膀，到了美国就成了飓风。何况华尔街发生的事情可不是蝴蝶扇翅膀，那里已经形成了巨大的风暴，刮到全世界会怎样呢？
到现在，国内很多人、很多企业还没有意识到这次华尔街金融风暴要远比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严重得多，对我们的影响也大得多。因为，亚洲金融危机是发生在新兴经济体当中，对全球冲击不是很大，而这次金融危机发生在最发达的国家，它占到世界经济总量的30%。发达的金融体系出现了问题，必然造成全球经济信心的巨大损伤。
温总理在达沃斯会议上反复强调信心，但是信心怎么建立？信心是建立在互相信任的基础之上，现在我们不知道美国出了什么样的问题，所以就对它没有信心。而金融系统是建立在信用之上的，现在信用没有了，它就出现了系统性问题，还会对实体经济造成影响。实际上，这样的影响很快就会显现出来。
从我们的角度来看，美国从去年发生次贷危机，影响美国人的消费信心，那么就会影响中国的对外出口，毕竟美国占中国外贸的比例相当大，不可能不对中国制造的出口造成严重影响。
所以，我对于今年和明年国内的经济状况也是比较看淡的，我不认为国内经济调整会这么快就结束。前一段时间，曾经出现过人民币兑美元的贬值，美元如果真是升值，一定对中国解决通货膨胀问题有利，因为我们这次的通胀带有明显的输入性特征。但现在看来美元不可能走强，为什么呢？它爆发这样一个金融危机，根本没有走强的希望，这就意味着输入型的价格上涨在中国会还继续存在。
虽然比年初来讲，我们物价上涨压力减少了，但这很可能是因为国内的需求降低了，现在不好解释的是PPI还在涨，CPI却下来了。为什么传导不过来，都让谁给吸纳了呢？让那些生产企业给吸纳了，生产企业吸纳的结果就是它的利润下降，甚至亏损、破产。只不过暂时掩盖了这个矛盾。
另外，不要以为PPI下来一定就是好事情，PPI下来有可能是整个的经济变冷，消费不行，投资不行，外贸出口也不行，三驾马车都出问题，那中国经济就可能要发生问题。所以说物价适度增长是好的，经济还保持一个活跃性。我觉得经济调整今天算下来，最起码还要持续到明年。
对于我们天津港来说，可能最困难的一段日子会出现在明年上半年，我之前看到一个报告，就是关于运输成本尤其远洋运输成本的提高，很多国家都放弃从中国进口产品了，这对我们是会有严重影响的。实际上，因为大家对未来经济预期不看好，因此世界航运成本在今年已经出现了逆转，开始出现非常厉害的下降。
从去年起，我们就有所准备，所采取的策略就是内外贸并做，从结构上来看内贸占50%，外贸占50%，就是说外贸不行了，我们内贸还可以继续保持一个比较好的发展。当然这并不是说我们有先见之明，我们知道经济是有周期的，不能在企业快速发展期忘掉会有调整期等着你。只是调整期具体发生在什么时候，我们不是很清楚。我想我们国家应对当前经济波动要采取的一个应对措施就是启动内需，而我们的内贸运输增长和启动内需是相符的。
另外，从产业上来讲，我们去年提出发展四大产业，由原先只是港口装卸业，平行发展国际物流业、综合服务业、港口地产业作为天津港的四大产业。既要形成利润的落地开花，同时又不完全偏离主业，因为国际物流和港口是我们主业的一个延伸，价值链的一个延长。应该说我们应对这个困难的局面还是有一些准备的，当然是不是我们就毫发无伤了？我还不敢说。
(2008天津夏季达沃斯•新领军者年会现场报道文|本刊记者 严睿)
刘晓光
楼市强心剂在于信心
房地产市场还是有的，但是由于信心不足造成了交易量下降，消费者在观望、在 持币待购、在与开发商和其他消费者博弈，这是很危险的，甚至比没有市场的情 况更糟糕。
中国的房地产是一个比较大的支柱性产业，占国民生产总值的10％到12％，涉及到千家万户。我们对社会的影响大，宏观调控对我们的影响也很大。
与往年相比，今年房地产行业的情况主要出现了三个方面的变化。一是资金，政府的收缩性政策造成了普遍的资金链紧张；二是交易量，下降了三到四成。这两个还不是最根本的，我觉得最根本的是信心的问题。
现在的情况是，房地产市场还是有的，但是由于信心不足造成了交易量下降，消费者在观望、在持币待购、在与开发商和其他消费者博弈，这是很危险的，甚至比没有市场的情况更糟糕。
这个时候，市场最需要达成共识。政府、开发商、投资者、消费者，大家应当共同保持房地产行业稳定、健康的发展，不要让它大起大落。维持一个稳定的局面，对各方都是有利的。
就首创而言，我们今年面临的问题与其他同行大同小异：交易量下降了、再投资的能力减弱了、不能去拿土地了，有些项目要放慢速度了……拿开盘来说，以前我们都是300套以上的卖，现在的交易量只有几十套。当然，降价是一种办法，但降到一定程度，就没用了，归根结底还是信心问题。这时候，我们能做的只有放慢速度，比如原来可能同时开七八栋楼，现在只开3个。
公司内部也作了一些调整。首先是结构分析，分析各个地区的交易量。在那些交易量好的地方，加快开发速度；交易量不足的地方，放缓速度。其次，追求更好的性价比，尽量让价格与价值相符。我们会看一下，这个楼盘合理的成本是多少？合理的利润率是多少？一般来说，净资产收益率不能低于15％，然后算出一个差不多的价格，达到这个价格就可以卖了。还有就是适当地控制节奏，拿地节奏、投资节奏、开工节奏都要控制。
当然，销售速度也很重要。加快销售速度的方法，无非就是加大品牌宣传力度、提高产品质量、坚持市场化定价。我们今年下了更多的功夫在产品质量上，从设计理念、居住品质等方面做到精品化。
在融资方面，有两个渠道，一个是上市，一个是发债。这两样我们都报了，正在等待审批。现在公司账上的资金大概有19亿，不算少，不过要围绕大量的土地储备、再开发，可能还需要更多的资金。
今年这种情况，其实在去年6月左右就已经开始有信号，但没那么明显，到了10月后，越来越明显。直到今年9月，情况稍微有点儿好转。我本来以为，三四个月后应该就能全面回暖了，事实上，9月国内房地产市场确实有回暖的迹象。但没想到的是，美国出现了金融危机，这虽然对中国市场的需求没有实质影响，但对消费者信心影响很大。现在我已经不敢说几个月之后能回暖了。
不过，我始终相信，中国的房地产市场前景还是不成问题的。我们和美国不一样。美国的城市化进程基本已经完成，有钱人早就买了房子，没钱的人在这波次贷风暴中接受了教训，他们的房地产市场的需求基本饱和了。但在中国，城市化进程才刚刚开始，房屋私有化的历史不到20年；每年有很多人进城，对房子的需求量很大；很多基本有能力买房的人还没买；而且，咱们的按揭制度很严格，首付比例很高。这些因素保证了中国不会重蹈美国的覆辙。
机会随时都有，即使在今天整个行业都如此困难的情况下。关键在于，你要能在竞争中保持相对优势。现在大家都资金困难，不拿地了，甚至有些好项目也做不下去了，要吐出来，如果你能未雨绸缪，始终保持一个相对较好的资金链，这时候你就可以去拿地，去拿别人吐出来的好项目，成本肯定比市场繁荣的时候要低得多。
(2008天津夏季达沃斯•新领军者年会现场报道文|本刊记者罗影)
俞敏洪
教育投入影响小
在网络上，我看到一段视频:一条巨蟒吞一条鳄鱼，但吞到一半蟒的肚子就被鳄鱼胀破了，结果两个都死掉了。
坦率说，我进入了一个安全的行业，经济好了它会好，经济不好它还会好。在其他任何领域中，面对宏观经济的不景气，都必然会产生这样一个预期，就是消费能力会下降。因为金融影响到产业，产业影响到人的收入，人的收入影响到他的消费，包括购买习惯等等，都可能改变，房产、汽车、日用消费品等都会受到巨大的影响，但是唯独对教育业的影响远远弱于其他领域。
就像温总理讲的，美国人是借钱花钱，中国人是存款不花钱。存款不花钱要干嘛?第一是为了教育，第二是为了房子。中国的老百姓总是把希望寄托在下一代身上，经济好的时候老百姓有钱了，愿意把更多的钱投入到孩子的教育上；经济不好的时候，他们还是会动用存款支付孩子的教育费用。所以，除非是经济到了极其糟糕的地步，否则不太容易影响人们对教育投入的信心。
这并不是说现在的经济状况对我们完全没有影响。当美国的一些金融机构出现问题的时候，我感觉世界银行机构可能会有风险，当时就作了一个决定：将在国外银行户头上的钱换成人民币，放在国内调用。还有，因为美国出现的金融危机，这对我们在企业的管理规范上的要求会变得更高，你达不到人家市场的内部控制标准，它就要把你从股市上弄出去。
实际上，面对这样的经济状况，我们也作出了一些调整，但更多的是在这当中寻找对新东方有利的地方。人民币升值到现在的这个位置，对很多出口型企业不是好事，但对我们来说却相反。中国人到海外去留学费用等于降低了30%到40%，而美国经济出现了问题，很多家庭遭遇失业危机，孩子推延上学，导致美国学生源就出现一些空缺，学校希望招一些能付得起钱的学生上学，因此他们放松了中国学生的签证。
经济环境的变化，还给我们带来了一些机会。比如有条件做一些行业内的海外并购，我们其实也有考虑，美国也有很大的上市教育机构主动找我们谈，但我觉得我们还不到那个时候。这不是我们没有做好财富上的准备，而是中国企业对并购国际企业还没有做好文化上的准备，毕竟我们与西方文化充满了隔阂。
我也观察过这次世界金融危机出现后，很多国外的银行或者其他金融机构危如累卵，对中国金融机构来说也是很好的并购机会，但我们的金融企业始终没有出手，因为他们知道这样的机会自己还消化不了。在网络上，我看到一段视频:一条巨蟒吞一条鳄鱼，但吞了一半蟒的肚子就被鳄鱼胀破了，结果两个都死掉了。
中国企业无障碍的并购西方企业或者是进行无障碍的合作，我觉得还需要20年的时间，虽然我们已经有很多在西方经受过训练的企业家、经理人，但只有在中国文化背景下成长起来的那一代人成为真正的企业家的时候，才没有问题了。
所以，我们还是着眼于如何提升自身发展。新东方大了以后，面临的一个很大考验是教育机构的发展和内在质量的提升有时候是矛盾的，规模并不一定代表质量。我们实际上是一个人力资源和成本密集型企业，并没有很多投资者想象的规模效应。所以，在持续提高我们的质量的同时，还要迎合资本市场投资者的期望进行数量上的扩张，这对我来说是一个很大的矛盾和风险。
还有，我们比较依赖于世界政治、经济环境稳定发展。假如说，因为某种事件而导致中美关系紧张，美国限制中国学生流入，会导致新东方的业务量大大下降。像“9.11”之后，曾有一段时间连拿到哈佛、耶鲁全额奖学金的学生都过不去，使我们连续三年的业务都处于非常不稳定的状态。
总的来说，我对中国的大氛围是比较乐观的，因为中国现在是处于几种文化的交融点，中国人的学习能力很强，从贫困到富有之间，人民又很容易产生一种奋发向上的情绪。所以，我个人认为，我们尽管也会受到这样的国际金融危机的影响，也会受到人民币升值对产业的影响，小企业也有倒掉的，也有起来的。人民生活可能会有波动，房价出现一点点混乱，但中国经济绝不会崩溃，至少还得向上冲30到50年，一定会冲到世界第一的，这个是毫无疑问的。
(2008天津夏季达沃斯•新领军者年会现场报道文|本刊记者严睿)
孙荫环
民企的属性是“北极熊”
民营企业从一出生，就一直处在冬天。这样的环境也练就了我们在困境中求生存，在夹缝中求发展的基因。
很多人都说，今年对于企业来说是一个冬天。我的体会是，企业永远是在冬天里应运而生的，只不过今年这个冬天可能更加寒冷一些。
民营企业从一出生，就一直就处在冬天。这样的环境也练就了我们在困境中求生存，在夹缝中求发展的基因。从属性上看，民营企业应该属于“北极熊”一类。
我感受到的第一缕春天和阳光，就是1978年中国实施改革开放，从“计划经济”开始向“市场经济”转型，允许乡镇企业、私营企业、个体户的存在。
1984年，我从国有企业应聘到大连市甘井子区红旗镇一个建筑队任经理，经过一年的苦干，到了年底我们这个几十人的小建筑队居然盈利350万。第二年，我们给自己的建筑队起了一个正式的名字——“亿达建筑”。
一晃25年过去了，当初几十人的建筑队，现已发展成集房地产开发、软件园投资运营与管理、软件人才教育培训、组合机床制造、建筑装修和物业管理为一体的大型企业集团。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十年前，亿达集团遵循市场要素和规律，以“官助民办”模式开发建设的大连软件园，现在已经成为中国规模最大、世界500强企业最多、产学研一体最为典范、国际化程度最高的专业化园区。
回想起来，在亿达的成长过程中，最困难的阶段还是发展初期，那时大家每天都在心惊胆颤地工作，就害怕政策掉头，又转向计划经济。
目前，美国出现金融海啸，全球经济放缓，我们所处的经济环境也受到了一定的影响，今年的经济发展速度比预期的要慢一些，尤其是从下半年的同比数据来看，全社会前行的脚步都慢下来了，全国经济效益也都在下滑。
我们的企业去年也稍微火了一把，因为相对于南方房地产的火爆，大连以及整个东北的房地产行情刚刚启动。大概有半年的时间，兴奋的感觉还没回过味儿来，宏观调控就来了。
同时，原材料成本、劳动力成本纷纷上涨，银行信贷紧缩，消费者持币观望等都成为不利的外部因素，企业面临着能不能存续的最大考验。这也让我们在一瞬间发烧的头脑又冷静了下来，促使我们重新认识市场，反思企业自身的发展。春天当然比冬天更为舒适，但如果企业的领导者总希望是春天，真正到了冬天怎么办？经济发展永远有高有低，这是永恒的规律。
搞企业，一方面要追寻国家的政策导向，另一方面要根据经济的走势调整企业的发展速度。从另一个角度来说，冬天是清理病虫害的最佳时期。那些自身能力弱、挑战性差的企业在春天的时候还不觉着什么，到了冬天就生存不下去，最终被清理掉。所以，做企业更多地需要从自身建设和能力上下功夫。
(2008天津夏季达沃斯•新领军者年会现场报道文|本刊记者 王颖)
刘积仁
“我贪婪，但很小心”
现在中国大多数企业的问题是：好日子过惯了，突然出现点儿困难，就不适应了。
今年国内外整体宏观经济形势确实不太好。这对客户的购买心态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再加上投资减少等因素，目前各个行业的确都比较困难。
相比之下，东软算是比较幸运的。我们的业务分布跟其他企业不太一样，我们的客户有外国人也有中国人，而且各个行业的都有，所以综合来看比较稳定。那些单纯做大宗商品的企业，他们的客户可能只有美国人，现在美国的经济衰退了，人民币又升值，他们所受的影响就很大了。
东软今年采取的措施主要有几条。首先，加大国际市场业务。听我这么说，你可能觉得很奇怪，现在大家都在说国际市场不好，为什么我还要加大国际市场的业务呢？那么，什么叫不好？生存困难。企业怎么解决生存困难？无外乎找合作伙伴，将更多的业务外包，这些就是我们的机会。这个时候，反而有更多的客户需要我们。
其次，创新是主题。在经济不好的时候，我们更要努力寻找新的成长空间、开拓蓝海。具体来说，无非就是开发新的软件工具、不断地用更好的技术去提高生产效率；知识共享、开发出能让多个行业共用的统一平台、尽量避免重复劳动。就像袁隆平老先生所做的那样：没有更多的地，就努力提高每亩地的产量好了。
风险和机遇总是并存的，任何时候都是这样。巴菲特说：“别人贪婪的时候我疯狂，别人疯狂的时候我贪婪。”我再加上一句：“别人疯狂的时候，我贪婪，但要很小心。”要在风险中小心谨慎地寻找机会。患难之中容易交朋友，现在的经济形势下更容易谈合作，更容易谈收购，更容易建立长期联盟。别的不说，现在中美两国的合作就会加强，因为大家的利益绑在一起。如果真的能全世界一起努力，我想这次的金融危机一定能软着陆。
这几年，大家都会比较谨慎。对江浙一带的制造业来说，在这种时候，要学会如何制造更便宜、更高质量的东西。这并非不可能，不要认为现在已经是极限了，更细致地寻找，你一定还能发现更好的方法。日本人就做过很多这样的事情，通过商业模式、工艺、方法、技术等方面的改革和创新，不但能降低成本，还能同时提高质量。
不要轻言放弃。如果你在原来熟悉的领域都赚不到钱，换一个领域就能赚到钱了吗？虽然人力成本上升、原材料上涨，但中国并不是第一个经历这种情况的国家，日本也遇到过同样的问题，甚至比我们更严重，美国逼着他们升值的时候，他们的自主权还不如中国，但他们挺过来了，现在日本的制造业仍然发展得很好。我们可以从日本学到很多东西。中国没有理由放弃制造业。
对于东软来说，每年都会遇到各种问题。比如，某电信公司是我们的大客户，他和我们的合作谈了很久了，但磨磨蹭蹭，过了一年也不“发包”。如果遇到三五起这样的事情，对我们的影响并不比这次金融危机小。从东软的历史来看，我们最困难的时候，没有钱花、业务不稳定，今天不知道明天能否撑过去……跟那时候比起来，现在的困难根本不算什么。现在我们有现金流、有客户、能发奖金，还有什么可抱怨的呢？
企业应该学会克服困难，在面对困难时要有自信，坚持走下去，不要把困难当做灾难。你要想，克服困难是每天的工作，就像一个人生病是无法避免的，但你不能因为生病就自杀吧？事实上，每克服一次困难，企业的竞争力都会得到一次显著的提高。
现在中国大多数企业的问题是：好日子过惯了，突然出现点儿困难，就不适应了。过去我们赚钱太容易，中国经济每年超过8％的增长，市场环境是超常的，很多人赚钱的方式都不太正常。你看，日本很多企业每年就只有1％到2％的增长，美国也不过3％—4％的样子。我们听到这个数字，就会觉得不得了了，这么小的增长率，怎么活啊？人家不都活得好好的吗？
所以，我觉得这次的金融危机给了我们一个很宝贵的经历。它让我们中国企业终于尝到，做个真正的商人应该是什么样。
(2008天津夏季达沃斯•新领军者年会现场报道文|本刊记者 罗影)
冯东明
“凭什么调整不过来”
中国经济和美国经济现在就好比两个人身体都有问题，一个是年轻人暴饮暴食导致的急性胃炎，而另一个则是脏器衰竭。
现在大家都是满头包，无论是虚拟经济还是实体经济，尤其是虚拟经济，次贷引发的种种事件，让美国的那些投行更是焦头烂额。但很大程度上，我们所畏惧的是预测所谓的风险，现在很多人已经把1929年的经济危机翻出来和现在比较，这其实都是不确定因素引起的，也是非常自然的。
对于当前乃至2009年的经济状况，我们也不确定，因为它的不确定性就可能带来一些风险，如果确定了就不会有风险，人们也就不会去做风险预测和风险管理了。实际上，无论什么样的企业都需要风险管理，上升到国家层面，对虚拟经济也好，对实体经济也好，政府也应当做好风险管理。当然，中国和美国的风险管理模型恐怕不完全是一致的。
对于经济调整的周期，我个人的判断是一年左右，美国的状况，我不敢讲是一年，但中国的情况应该是在一年左右。为什么呢？今天，温总理在达沃斯小范围的会议上讲，中国有8亿农民，这是个非常大的市场，它让中国经济有了一个回旋的余地。日本曾经提出来“雁形经济”，雁头在日本，雁身、雁尾在马来西亚、印尼；而中国很大，我们自己就可以把整个“雁形”装下。
就算中国经济现在出现下滑了，但那也和美国的问题截然不同，是两个概念。就好比两个人身体都有问题，一个检查出来是心脏有问题，而另一个是急性胃炎，因为暴饮暴食，比方是经济运行过快，最近又不怎么吃饭了，比方是银根紧缩，一下子把氧气抽得太过了，出现了些问题，比方是中小企业倒了一些，但它还是一个年轻的肌体，安排好饮食，调整一下很快就可以恢复过来了。我们的经济政策只要注意控制节奏，应当很快就可以恢复，但美国可能是心脏器官衰竭了，这差远了。
我们凭什么调整不过来？这没有道理的。你想想看，我们国家在今年上半年，觉得CPI有问题，马上做一些动作，很快CPI就下来了。但问题是我们的这个调整动作，可能是有点儿过了，本来要调整20度，结果摆过去了30度。我并不是认为不应该下猛药，而是认为凡事要相对注意节奏，出台政策时一定要研究透。
这就像我们这么大躯体的人，你要狠掐一下，可能就把人憋坏了，因为他需要氧气的量很大；如果是一个比较小的动物，你掐一下，它可能没什么反应，因为它就需要那么一点点空气。我们的国家确实很大，一项整体战略定了可能是没有错的，但到了具体实施的时候，还要靠一些方法和策略进行风险分析，根据结果要有相应的修正。
具体说到企业，我觉得很重要的一点是企业的预测能力。一个企业发展，它的战略规划有三个阶段：生存战略、发展战略、机会战略。我们美克有一个五年规划，我们已经从生存战略进入到了发展战略。
企业需要根据现在的形式和未来的趋势，作出和它匹配的发展战略。家具制造出口，我们在世界上已经做到了很大，这个时候出口业遭遇到了冬天，包括我们也碰到了很多困难和挑战，但我们又可以顺势进入机会战略。因为和你同种、同类的动物都死了，将来只有你存活下来，你就可以占用更多的资源，机会就在这里。如果你作为行业里的龙头老大都死了，那这个行业肯定都会完蛋了。
(2008天津夏季达沃斯•新领军者年会现场报道文|本刊记者严睿)
关东元
航空过冬，小飞机过年
由于旅客数量减少，使用原来的大飞机，每趟航班的乘坐率必定很低。而如果使用小飞机，既可以让航空公司保证服务质量、不必减少航班频次，又能大大降低运营成本。
今年的全球经济环境对航空运输业影响很大，整个行业的增长放缓，尤其到六七月，甚至出现了负增长。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很多。
首先是燃油成本的飙升，使航空运输公司的成本大大增加；其次是经济不景气造成的运输增长萎缩，导致他们的收入下降；再次，金融体系的危机、市场的动荡，给采购飞机的融资带来很大困难。而作为一家航空制造公司，航空运输业的兴衰直接关系着我们的利益。
不过，人民币升值对中国的航空运输公司来说是件好事。他们采购飞机一般都是以美元支付的，而收入则是以人民币结算，人民币一升值，对他们帮助很大。但对我们这样的航空制造公司来说，人民币升值却是压力。人民币升值让我们的产品售价在实质上降低了，因为我们出售的飞机都是以美元标价的。同时，原材料价格上涨、人力成本提高，让我们的生产成本有所增加。
几乎没有一个因素是对航空制造公司有利的。现在，整个行业基本处于过冬状态。不过，从长远来看，我还是比较乐观的。毕竟，中国的经济发展是一个不争的事实，经济发展必然带动航空运输业的发展、从而间接带动航空制造业的发展；而与中国经济的整体规模相比，航空制造业的规模还很小，还处于起步阶段，因此，我认为这个行业的发展潜力是巨大的。
具体到巴西航空，我们还有个优势。巴西航空是专门生产支线飞机的，也就是120个坐席以下的小飞机，这是我们的强项。从环保的角度来说，支线飞机的排放量要比普通的大飞机小得多。尤其在现在的情况下，支线飞机更能适应市场的需求。
由于旅客数量减少，如果航空公司还要维持原先的服务水准，就必须取消一些航班；如果要保持原来的航班频次，并且使用原来的大飞机，每趟航班的乘坐率必定很低，这样，造成的成本浪费就会很大。而如果使用我们制造的小飞机，既可以让航空公司保证服务质量、不必减少航班频次，又能大大降低运营成本。
因此，在我看来，目前的经济环境对支线飞机制造商倒是一个不错的机会。
(2008天津夏季达沃斯•新领军者年会现场报道文|本刊记者 罗影)
采访|本刊记者 严睿 罗影 王颖 贺大卓 薛瑞
10位领军者看大势
当唱衰世界经济的论调将2008年的中国经济当做某种希望的象征时，中国人却并没有表现出过度的自信。尽管到目前为止，中国没有处在全球金融危机的风口浪尖上，尽管上半年全球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的1/3来自于中国的贡献，但出口的明显放缓、工业产出增长率创6年来的新低，以及A股市场的深跌、房地产市场的告急，预示着这并不是一个轻松的年份。
或许“天降大任”就注定要使其经历一场不平凡的历练，作为推动国家经济发展的中坚力量，中国的企业家群体在刚刚经历过一段高速增长的光鲜时光后，紧接着就要面对如何“过冬”的问题。现在，企业家们越来越多的把早餐或者晚餐时间用于了解宏观经济的趋势，研究产业政策的变化，以思考自己的企业将何去何从。
9月25日，《英才》杂志主办的第二届“贡献中国”高峰论坛上，数位来自国企、跨国公司和民营企业的老总围绕“中国经济三十而立”的主题展开了精彩的讨论和思想交锋；两天后，来自全球的1000多位企业家、政要和专家学者参加了9月27-28日在天津滨海新区举行的第二届夏季达沃斯论坛，讨论焦点涉及到了风险、机遇、责任、创新、信心、领导力等诸多层面。
2008年的中国经济乃至世界经济到底会赋予中国企业家群体什么样的历练，而不同行业领域，不同企业性质的企业领袖们又是带着怎样的经济表情去迎接未来呢？
《英才》记者在上述两个活动现场，就宏观经济走势及企业层面反应等问题，随机对数十位参会的企业家进行调查访问，并专访了其中的部分企业领袖。
在此次调查中，受访的企业家覆盖了制造业、资源能源、基础建设、金融地产、物流航运、消费投资、教育业、IT等领域；如果按照企业属性划分，受访企业家中既有千亿级央企领袖，又有地方民企和跨国公司老总。与今年的夏季达沃斯论坛总体略显沉重的气氛相反，受访的企业家们则是在一种非常轻松和开放的心境下与《英才》记者对话的。
事实上，在我们的调查结果中，有64%的受访企业家对今年以及2009年的国内经济环境作出“谨慎乐观”的预期判断，虽然原材料成本、劳动力成本、人民币升值、银行信贷紧缩等各种影响因素仍然困扰着各自企业的发展，但超过七成的企业家认为“中国经济调整的时间跨度”在三年左右，并不会就此而步入衰退期。
另一个有趣的现象是很多受访的企业家反复提及温家宝总理在天津夏季达沃斯论坛上强调中国经济要保持信心的讲话。显然，在他们看来，当前的中国经济虽然出现了放缓的迹象，但这只不过是“饮食不当造成的肠胃不适”而已，对于一个“年轻的肌体”来说，明天仍然充满了希望。
实际上，很多异常敏感的企业，早在一两年前就已经居安思危地进行了各种风险准备或者战略调整。而对于当前世界经济和中国经济的感知，企业家们也进行了更加丰富的思考，比如中国企业如何在这场危机中找到积极的因素，并使之成为自己一种机遇。
无论前路还有多少不确定因素，至少我们已经从这些企业家的表情中捕捉到了一种自信，相信这种自信也将会成为整个中国经济的表情。
肖亚庆
关注危险更要关注机遇
我们的空间很小，今后的发展机会在这么强大的外势挤压下，并不是很多。现在大家缺钱，发展动力不足的时候，弱者才可能有机会。
现在不确定的因素占主导，但我认为从中铝这种资源类、矿业类的企业来讲，未必是坏事，因为机会和挑战都存在。所谓危机，从理论上危险和机会是相等的，只是正负相反。对我们来讲，可能既要关注危险，更要关注机遇。
我们现在的问题是，中铝不像西方大的公司，他们拥有足够的资源、足够的发展空间，中铝相对于这些公司差距很大。我们的空间很小，今后的发展机会在这么强大的外势挤压下，并不是很多。现在大家缺钱，发展动力不足的时候，弱势者才可能有机会。
当然，这要在特别防范风险的前提下，量力而行，譬如：要坚定企业战略、主业要突出，不能说随便买资源，要看自己擅长干什么。
中铝应该说是“时刻准备着”，我们从去年次贷危机发生的时候就一直关注资源市场的机会。现在也是忐忑不安，很紧张。全球总体经济下滑，市场并不是积极向上的，这样会掩盖很多问题，现在很多问题都会出现。
在危机面前，重要的是保持稳定的企业运营，更加注重防范不知道的风险，因为很多风险不可预测，我们原来也没有经验，而同时还要找收购机会。现在比平时要紧张、要难，平时两项任务：防范一定的风险，而主要精力在发展上；现在任务成了三项：市场销售本来就不是很好，要想办法怎么稳定生产经营；同时要注意新的不确定的风险，再捕捉机会。
相对于全世界来讲，国外也寄希望于中国，我们的大方向没问题。不过技术上、结构上的问题要解决。
比如，发展速度和效益的问题，东西中部差距问题，环境、能源、资源的问题，创新能力和制造业发展，产业结构比重问题，国有经济私有经济在哪些领域（发展），这些问题都要在发展过程中解决，不发展解决不了这些问题。
但任何困难都阻止不了这种发展，这种发展已经深入人心。从中央的要求来看，前几天胡锦涛总书记讲得很清晰，确定了发展是方向，而“科学发展观”是讨论怎么发展的问题。
从企业层面来讲，现在不是原来的闭关自守、沾沾自喜，大家早就知道什么是先进企业、一流企业，都知道差距很大。
像我们这类企业，外界看不错，过去发展很好，但我们现在永远是看前面，即便回头看，也往往是看哪些路是对的。这次危机影响很大。第一个影响是经济速度放缓，中铝这种出口导向、投资导向性的企业压力很大。出口减速、投资减速，我们真正的内需结构上没有什么上扬，大宗产品需求在往下走，对企业的盈利带来很大压力。
要说调整，这就看你的本事了。成本怎么降下来，降到平均成本以下；在管理上，能够调整结构；还要看技术功底、创新能力、产品质量、信誉程度、有没有一些关键的东西，别人没有的我有，别人有的我做得比别人精致。
我们通过前几年的发展，产业链比较完整，规模比较匹配，譬如我们氧化铝年产1000万吨，电解铝300万吨，真正外销的不是很大；在技术上，中铝投入了大量的钱，环保的水平在国际上我们很多方面是领先的，这方面是很有自信的。
但我们的短板肯定有，我老说中铝有几大短板：氧化铝资源上，我们没办法和世界一流相比，所以我们在不断扩张；在电解铝能源上，没有稳固的水电资源来支持，虽然国家电价在下调，但成本要不断上升；加工材料的后续，跟国际上有很大差距。这三个问题上面有个帽子，就是国际化的短板。
解决这些短板也不可能是一蹴而就的。我们现在谈世界一流，还是件久远的事，要做到世界一流，首先要能够做成行业里的领军企业。至于这些，有一些经济指标来评价，比如销售收入、盈利能力、发展能力……
对中国现在的国有企业来讲，要做世界一流有两条必须做到：第一个是资源，要足够支撑企业可持续发展、可持续性的盈利；再就是科技，也能支持企业的可持续发展。这两点都还有很长的路要走。这两个方面做到一流了，那这个企业应该是一流的。
任何一个公司都是从一点发展起来的，但市场是全球化的，整体经济是全球化的，资源、技术、人才的全球化是必然的，企业发展不可能只在一点，或者在一个国家、一个地区，肯定是要走国际化之路。
这是一个公司产业链和价值链，结构不断调整、裂化、整合的过程。如果一个企业在整个行业中处于一个系统集成者的地位，那这个企业就是领军企业。
(第二届“贡献中国”论坛现场报道文|本刊记者 贺大卓)
周纪昌
健康比规模更重要
外部经济环境已经变成这样，对于大型国企而言，需要在经营战略调整、内部管理和挖潜改造等方面下大功夫。
受美国经济下滑、次贷危机和原油、资源及各类原材料成本的影响，宏观经济已经变成这样，对我们的发展可能带来的风险，比以往要大。在这种情况下，企业要更强调健康的问题，而不是强调规模的问题。
在这个环境下，首先看企业经营者的战略调整和运作水平，其次是企业经营的依存方向和依存度，其后是企业资金链强度、企业销售市场的结构、提留风险准备金的比例、企业决策风险系数等等。对于大型国企而言，需要在经营战略调整、内部管理和挖潜改造等方面下大功夫。
所以，今年中交集团提出来的方针是：稳中求快，健康发展，我看明年也会坚持这个方向，还是求稳。因为中交集团的快速发展，跟当前的经济形势不一定完全相配。落实到具体调整上，中交集团资本性的开支要适当控制一些；现金流我们也要抓一下；在投资方面，会采取更加审慎的政策；在应收账款催收力度上，我们都会比以往花更多的精力来处理。
随着国内市场材料价格上涨，我们会进一步拓展海外市场，目前中交的海外市场主要集中在亚洲、南美。总体来说，海外市场我们感觉还是不错的，所以这块的市场比重还要持续做大一些。尤其是要做一些实际性的东西，比如工程承包、装备制造出口方面。
现在没太看透整个国际经济形势，我估计大多数企业都是采取审慎的态度。现在有的地方，譬如中东的一些石油国家，他们在兴建大量的基础设施，付款也比较好，这个没有太大的风险，大家都还在做。
至于收购一些资产，兼并一些企业，所谓的抄底，我们目前是没这个考虑的。走出去也不好说，美国的问题是不是解决了，现在收购资产的价格是不是到底了？这就像股票，好多人说已经到底了，结果抄上来发现才到“腰”，还远远没到底呢。我们在国际上并不具备太多经验，也不是很了解国际环境、国际法律的情况下，盲目去抄底，我们不会去做。
还有，一些企业资金缺口不在于现金流，而在于新建项目的投资。现在去兼并，一旦资金链断裂或者稍有不慎出现周转不灵，“做大”的结果往往是导致破产，造成企业和国家不可挽回的严重损失。
这次危机对好多企业冲击都很大，好多人说，在今明两年更强调企业健康发展，而不是盲目的扩大规模，因为不确定的因素太多了。所以我们始终关注财务报表、应收账款、现金流、资本性开支、负债、资本比例关系，按照基本的要求处理好，衡量一些企业的好坏，还是有基本型的财务性指标的。
要在经营管理的层面上精打细算，实现集约化管理和强化执行层的执行力。比如，加强财务管理和挖潜，加快提高企业高技能人才和项目经理的国际化水平，使其具备国际竞争力，以此带动企业的“软件”升级，最大限度地降低生产原材料消耗和综合成本，引进国际先进的生产成本控制技术。控制工资总水平的过快上涨，防止成本费用增幅超过利润增幅。严格控制并购重组行为，坚决防止违规使用银行信贷资金投资金融、证券、房地产、保险业等项目。此外，常规的内部管理还包括厉行节约、理顺管理关系、裁汰冗员、强化企业文化等各方面，这都是相互作用、需要综合考虑的因素。
今明两年，中交集团都坚持这个政策，从整个外部经济环境，企业面临着比较大的挑战。
(第二届“贡献中国”论坛现场报道文|本刊记者贺大卓)
任洪斌
不看底部看需求
美国的金融危机在这个时候也给我们的海外谈判增加了砝码。所以如果有资金实力，并且对有需求的企业来说，应该是一个机会。
今年7月，国资委主任李荣融在开会的时候就说了，今年国有企业要过紧日子了。他以前也提过，但是都没有像今年这样地强调。我认为也是这样的。
美国的金融危机震动了全球，美国和中国的经济有很高的关联度，对中国经济肯定是有影响的。不过，这次金融危机，什么时候能够走出来，危机的程度有多大，都很难说得清楚，目前各国首脑都在关注危机形势的变化，大家都在重视这个问题，我估计会往好的方向发展。
在经济不景气的条件与环境下，中国每个企业都要理性地认真思考，怎么在这种情况下，将损失降到最低，在行业中健康发展，并且要关注自己内部的情况，包括管理、产业结构，特别是在这种情况下如何去过紧日子。所以国际形势要关注，国内形势要重视，更重要的是在这种恶劣的情况下，我们要找出自己好的发展路径。
在国际经济明显放缓的环境下，国机集团要比平时走得更稳些才行。在风险与机遇的选择当中，会更多地考虑风险的控制。因为相关行业对我们产品的消费能力在下降，所以不能把面拓得太宽，并且及时去作一些产业调整：哪些产品要多做准备生产，哪些要适当地放缓。同时，资金的充足度已不如以前，要保持良好的资金链条，不然就很有可能被淘汰出局。
对于中国企业的海外市场，会不会受到金融危机的影响，我认为发达国家今后的需求会受到金融危机的一定影响，但是发展中国家的市场潜力还很大，中国企业占的市场份额还有很大的发展空间。最近，商务部出来的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国际工程承包海外合同签约增长率就超过50%，这个数据出乎我的预料。国际工程承包是指海外建设水泥厂、电厂等工程，我以为今年的统计数据会降低，可能我们更多预计的是发达国家经济的衰退，需求的降低，但实际上，发展中国家的需求是很旺盛的。
此外，某些行业出现了外资回流的现象，但是也没有想象的那么悲观，不是每个行业都如此。有个很好的例子就是当时全球排名前三的某机械设备企业准备收购中国一拖集团时，由于财大气粗，要求达到绝对地控股，计划控股80%、60%，最后的底线也是51%。他当时认为控制了一拖就控制中国农机市场，但是在一拖即将要妥协的时候，一拖加入了国机集团。在奥运会期间，由我们国机集团去跟这家外资企业谈判。
从我们的谈判感觉来说，现在的谈判是公平的，但是原来谈判是不公平的，因为他们财大气粗，对我们提出了一些并不合理的要求。而对国机来说需要的不是钱，我们更需要的是一种合作利益，我们需要的是今后可能花很长时间提升的技术，如果你不跟我合作，我今后也要自己来做。后来，那家外资跟我们商量，要不要各自对一拖控股50%？但是我想连我们都没有控股51%，就没有什么好谈的。而且从类似谈判的感觉来讲，对于我们这个传统的工业行业，外资其实并没有往回撤的迹象，他们还是很热衷于在中国投资的。
其实，美国的金融危机在这个时候也给我们的海外谈判增加了砝码。今年我去美国几个州考察，那边的企业如果资金链有问题，更多的人会面临失业，感觉他们的压力比去年要大得多。所以如果有资金实力，并且对有需求的企业来说，应该是一个机会。能不能抄到底部并不重要，要看是不是自己需求的。特别是收购他们的研发机构，我们一般引进技术来提高自己的技术，但这个成本太高了，而且产品会不断地技术升级，这个投入会更大。但是，如果将他收购成自己的研发机构，会更加有效地服务于产品的技术升级并且成本会更低。
(第二届“贡献中国”论坛现场报道文|薛瑞)
于汝民
寒流可能在明年
华尔街发生的事情可不是蝴蝶扇翅膀，那里已经形成了巨大的风暴，刮到全世界会怎样呢？
全球经济一体化的副产品就是所谓的蝴蝶效应，亚马逊河的蝴蝶扇动几下翅膀，到了美国就成了飓风。何况华尔街发生的事情可不是蝴蝶扇翅膀，那里已经形成了巨大的风暴，刮到全世界会怎样呢？
到现在，国内很多人、很多企业还没有意识到这次华尔街金融风暴要远比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严重得多，对我们的影响也大得多。因为，亚洲金融危机是发生在新兴经济体当中，对全球冲击不是很大，而这次金融危机发生在最发达的国家，它占到世界经济总量的30%。发达的金融体系出现了问题，必然造成全球经济信心的巨大损伤。
温总理在达沃斯会议上反复强调信心，但是信心怎么建立？信心是建立在互相信任的基础之上，现在我们不知道美国出了什么样的问题，所以就对它没有信心。而金融系统是建立在信用之上的，现在信用没有了，它就出现了系统性问题，还会对实体经济造成影响。实际上，这样的影响很快就会显现出来。
从我们的角度来看，美国从去年发生次贷危机，影响美国人的消费信心，那么就会影响中国的对外出口，毕竟美国占中国外贸的比例相当大，不可能不对中国制造的出口造成严重影响。
所以，我对于今年和明年国内的经济状况也是比较看淡的，我不认为国内经济调整会这么快就结束。前一段时间，曾经出现过人民币兑美元的贬值，美元如果真是升值，一定对中国解决通货膨胀问题有利，因为我们这次的通胀带有明显的输入性特征。但现在看来美元不可能走强，为什么呢？它爆发这样一个金融危机，根本没有走强的希望，这就意味着输入型的价格上涨在中国会还继续存在。
虽然比年初来讲，我们物价上涨压力减少了，但这很可能是因为国内的需求降低了，现在不好解释的是PPI还在涨，CPI却下来了。为什么传导不过来，都让谁给吸纳了呢？让那些生产企业给吸纳了，生产企业吸纳的结果就是它的利润下降，甚至亏损、破产。只不过暂时掩盖了这个矛盾。
另外，不要以为PPI下来一定就是好事情，PPI下来有可能是整个的经济变冷，消费不行，投资不行，外贸出口也不行，三驾马车都出问题，那中国经济就可能要发生问题。所以说物价适度增长是好的，经济还保持一个活跃性。我觉得经济调整今天算下来，最起码还要持续到明年。
对于我们天津港来说，可能最困难的一段日子会出现在明年上半年，我之前看到一个报告，就是关于运输成本尤其远洋运输成本的提高，很多国家都放弃从中国进口产品了，这对我们是会有严重影响的。实际上，因为大家对未来经济预期不看好，因此世界航运成本在今年已经出现了逆转，开始出现非常厉害的下降。
从去年起，我们就有所准备，所采取的策略就是内外贸并做，从结构上来看内贸占50%，外贸占50%，就是说外贸不行了，我们内贸还可以继续保持一个比较好的发展。当然这并不是说我们有先见之明，我们知道经济是有周期的，不能在企业快速发展期忘掉会有调整期等着你。只是调整期具体发生在什么时候，我们不是很清楚。我想我们国家应对当前经济波动要采取的一个应对措施就是启动内需，而我们的内贸运输增长和启动内需是相符的。
另外，从产业上来讲，我们去年提出发展四大产业，由原先只是港口装卸业，平行发展国际物流业、综合服务业、港口地产业作为天津港的四大产业。既要形成利润的落地开花，同时又不完全偏离主业，因为国际物流和港口是我们主业的一个延伸，价值链的一个延长。应该说我们应对这个困难的局面还是有一些准备的，当然是不是我们就毫发无伤了？我还不敢说。
(2008天津夏季达沃斯•新领军者年会现场报道文|本刊记者 严睿)
刘晓光
楼市强心剂在于信心
房地产市场还是有的，但是由于信心不足造成了交易量下降，消费者在观望、在 持币待购、在与开发商和其他消费者博弈，这是很危险的，甚至比没有市场的情 况更糟糕。
中国的房地产是一个比较大的支柱性产业，占国民生产总值的10％到12％，涉及到千家万户。我们对社会的影响大，宏观调控对我们的影响也很大。
与往年相比，今年房地产行业的情况主要出现了三个方面的变化。一是资金，政府的收缩性政策造成了普遍的资金链紧张；二是交易量，下降了三到四成。这两个还不是最根本的，我觉得最根本的是信心的问题。
现在的情况是，房地产市场还是有的，但是由于信心不足造成了交易量下降，消费者在观望、在持币待购、在与开发商和其他消费者博弈，这是很危险的，甚至比没有市场的情况更糟糕。
这个时候，市场最需要达成共识。政府、开发商、投资者、消费者，大家应当共同保持房地产行业稳定、健康的发展，不要让它大起大落。维持一个稳定的局面，对各方都是有利的。
就首创而言，我们今年面临的问题与其他同行大同小异：交易量下降了、再投资的能力减弱了、不能去拿土地了，有些项目要放慢速度了……拿开盘来说，以前我们都是300套以上的卖，现在的交易量只有几十套。当然，降价是一种办法，但降到一定程度，就没用了，归根结底还是信心问题。这时候，我们能做的只有放慢速度，比如原来可能同时开七八栋楼，现在只开3个。
公司内部也作了一些调整。首先是结构分析，分析各个地区的交易量。在那些交易量好的地方，加快开发速度；交易量不足的地方，放缓速度。其次，追求更好的性价比，尽量让价格与价值相符。我们会看一下，这个楼盘合理的成本是多少？合理的利润率是多少？一般来说，净资产收益率不能低于15％，然后算出一个差不多的价格，达到这个价格就可以卖了。还有就是适当地控制节奏，拿地节奏、投资节奏、开工节奏都要控制。
当然，销售速度也很重要。加快销售速度的方法，无非就是加大品牌宣传力度、提高产品质量、坚持市场化定价。我们今年下了更多的功夫在产品质量上，从设计理念、居住品质等方面做到精品化。
在融资方面，有两个渠道，一个是上市，一个是发债。这两样我们都报了，正在等待审批。现在公司账上的资金大概有19亿，不算少，不过要围绕大量的土地储备、再开发，可能还需要更多的资金。
今年这种情况，其实在去年6月左右就已经开始有信号，但没那么明显，到了10月后，越来越明显。直到今年9月，情况稍微有点儿好转。我本来以为，三四个月后应该就能全面回暖了，事实上，9月国内房地产市场确实有回暖的迹象。但没想到的是，美国出现了金融危机，这虽然对中国市场的需求没有实质影响，但对消费者信心影响很大。现在我已经不敢说几个月之后能回暖了。
不过，我始终相信，中国的房地产市场前景还是不成问题的。我们和美国不一样。美国的城市化进程基本已经完成，有钱人早就买了房子，没钱的人在这波次贷风暴中接受了教训，他们的房地产市场的需求基本饱和了。但在中国，城市化进程才刚刚开始，房屋私有化的历史不到20年；每年有很多人进城，对房子的需求量很大；很多基本有能力买房的人还没买；而且，咱们的按揭制度很严格，首付比例很高。这些因素保证了中国不会重蹈美国的覆辙。
机会随时都有，即使在今天整个行业都如此困难的情况下。关键在于，你要能在竞争中保持相对优势。现在大家都资金困难，不拿地了，甚至有些好项目也做不下去了，要吐出来，如果你能未雨绸缪，始终保持一个相对较好的资金链，这时候你就可以去拿地，去拿别人吐出来的好项目，成本肯定比市场繁荣的时候要低得多。
(2008天津夏季达沃斯•新领军者年会现场报道文|本刊记者罗影)
俞敏洪
教育投入影响小
在网络上，我看到一段视频:一条巨蟒吞一条鳄鱼，但吞到一半蟒的肚子就被鳄鱼胀破了，结果两个都死掉了。
坦率说，我进入了一个安全的行业，经济好了它会好，经济不好它还会好。在其他任何领域中，面对宏观经济的不景气，都必然会产生这样一个预期，就是消费能力会下降。因为金融影响到产业，产业影响到人的收入，人的收入影响到他的消费，包括购买习惯等等，都可能改变，房产、汽车、日用消费品等都会受到巨大的影响，但是唯独对教育业的影响远远弱于其他领域。
就像温总理讲的，美国人是借钱花钱，中国人是存款不花钱。存款不花钱要干嘛?第一是为了教育，第二是为了房子。中国的老百姓总是把希望寄托在下一代身上，经济好的时候老百姓有钱了，愿意把更多的钱投入到孩子的教育上；经济不好的时候，他们还是会动用存款支付孩子的教育费用。所以，除非是经济到了极其糟糕的地步，否则不太容易影响人们对教育投入的信心。
这并不是说现在的经济状况对我们完全没有影响。当美国的一些金融机构出现问题的时候，我感觉世界银行机构可能会有风险，当时就作了一个决定：将在国外银行户头上的钱换成人民币，放在国内调用。还有，因为美国出现的金融危机，这对我们在企业的管理规范上的要求会变得更高，你达不到人家市场的内部控制标准，它就要把你从股市上弄出去。
实际上，面对这样的经济状况，我们也作出了一些调整，但更多的是在这当中寻找对新东方有利的地方。人民币升值到现在的这个位置，对很多出口型企业不是好事，但对我们来说却相反。中国人到海外去留学费用等于降低了30%到40%，而美国经济出现了问题，很多家庭遭遇失业危机，孩子推延上学，导致美国学生源就出现一些空缺，学校希望招一些能付得起钱的学生上学，因此他们放松了中国学生的签证。
经济环境的变化，还给我们带来了一些机会。比如有条件做一些行业内的海外并购，我们其实也有考虑，美国也有很大的上市教育机构主动找我们谈，但我觉得我们还不到那个时候。这不是我们没有做好财富上的准备，而是中国企业对并购国际企业还没有做好文化上的准备，毕竟我们与西方文化充满了隔阂。
我也观察过这次世界金融危机出现后，很多国外的银行或者其他金融机构危如累卵，对中国金融机构来说也是很好的并购机会，但我们的金融企业始终没有出手，因为他们知道这样的机会自己还消化不了。在网络上，我看到一段视频:一条巨蟒吞一条鳄鱼，但吞了一半蟒的肚子就被鳄鱼胀破了，结果两个都死掉了。
中国企业无障碍的并购西方企业或者是进行无障碍的合作，我觉得还需要20年的时间，虽然我们已经有很多在西方经受过训练的企业家、经理人，但只有在中国文化背景下成长起来的那一代人成为真正的企业家的时候，才没有问题了。
所以，我们还是着眼于如何提升自身发展。新东方大了以后，面临的一个很大考验是教育机构的发展和内在质量的提升有时候是矛盾的，规模并不一定代表质量。我们实际上是一个人力资源和成本密集型企业，并没有很多投资者想象的规模效应。所以，在持续提高我们的质量的同时，还要迎合资本市场投资者的期望进行数量上的扩张，这对我来说是一个很大的矛盾和风险。
还有，我们比较依赖于世界政治、经济环境稳定发展。假如说，因为某种事件而导致中美关系紧张，美国限制中国学生流入，会导致新东方的业务量大大下降。像“9.11”之后，曾有一段时间连拿到哈佛、耶鲁全额奖学金的学生都过不去，使我们连续三年的业务都处于非常不稳定的状态。
总的来说，我对中国的大氛围是比较乐观的，因为中国现在是处于几种文化的交融点，中国人的学习能力很强，从贫困到富有之间，人民又很容易产生一种奋发向上的情绪。所以，我个人认为，我们尽管也会受到这样的国际金融危机的影响，也会受到人民币升值对产业的影响，小企业也有倒掉的，也有起来的。人民生活可能会有波动，房价出现一点点混乱，但中国经济绝不会崩溃，至少还得向上冲30到50年，一定会冲到世界第一的，这个是毫无疑问的。
(2008天津夏季达沃斯•新领军者年会现场报道文|本刊记者严睿)
孙荫环
民企的属性是“北极熊”
民营企业从一出生，就一直处在冬天。这样的环境也练就了我们在困境中求生存，在夹缝中求发展的基因。
很多人都说，今年对于企业来说是一个冬天。我的体会是，企业永远是在冬天里应运而生的，只不过今年这个冬天可能更加寒冷一些。
民营企业从一出生，就一直就处在冬天。这样的环境也练就了我们在困境中求生存，在夹缝中求发展的基因。从属性上看，民营企业应该属于“北极熊”一类。
我感受到的第一缕春天和阳光，就是1978年中国实施改革开放，从“计划经济”开始向“市场经济”转型，允许乡镇企业、私营企业、个体户的存在。
1984年，我从国有企业应聘到大连市甘井子区红旗镇一个建筑队任经理，经过一年的苦干，到了年底我们这个几十人的小建筑队居然盈利350万。第二年，我们给自己的建筑队起了一个正式的名字——“亿达建筑”。
一晃25年过去了，当初几十人的建筑队，现已发展成集房地产开发、软件园投资运营与管理、软件人才教育培训、组合机床制造、建筑装修和物业管理为一体的大型企业集团。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十年前，亿达集团遵循市场要素和规律，以“官助民办”模式开发建设的大连软件园，现在已经成为中国规模最大、世界500强企业最多、产学研一体最为典范、国际化程度最高的专业化园区。
回想起来，在亿达的成长过程中，最困难的阶段还是发展初期，那时大家每天都在心惊胆颤地工作，就害怕政策掉头，又转向计划经济。
目前，美国出现金融海啸，全球经济放缓，我们所处的经济环境也受到了一定的影响，今年的经济发展速度比预期的要慢一些，尤其是从下半年的同比数据来看，全社会前行的脚步都慢下来了，全国经济效益也都在下滑。
我们的企业去年也稍微火了一把，因为相对于南方房地产的火爆，大连以及整个东北的房地产行情刚刚启动。大概有半年的时间，兴奋的感觉还没回过味儿来，宏观调控就来了。
同时，原材料成本、劳动力成本纷纷上涨，银行信贷紧缩，消费者持币观望等都成为不利的外部因素，企业面临着能不能存续的最大考验。这也让我们在一瞬间发烧的头脑又冷静了下来，促使我们重新认识市场，反思企业自身的发展。春天当然比冬天更为舒适，但如果企业的领导者总希望是春天，真正到了冬天怎么办？经济发展永远有高有低，这是永恒的规律。
搞企业，一方面要追寻国家的政策导向，另一方面要根据经济的走势调整企业的发展速度。从另一个角度来说，冬天是清理病虫害的最佳时期。那些自身能力弱、挑战性差的企业在春天的时候还不觉着什么，到了冬天就生存不下去，最终被清理掉。所以，做企业更多地需要从自身建设和能力上下功夫。
(2008天津夏季达沃斯•新领军者年会现场报道文|本刊记者 王颖)
刘积仁
“我贪婪，但很小心”
现在中国大多数企业的问题是：好日子过惯了，突然出现点儿困难，就不适应了。
今年国内外整体宏观经济形势确实不太好。这对客户的购买心态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再加上投资减少等因素，目前各个行业的确都比较困难。
相比之下，东软算是比较幸运的。我们的业务分布跟其他企业不太一样，我们的客户有外国人也有中国人，而且各个行业的都有，所以综合来看比较稳定。那些单纯做大宗商品的企业，他们的客户可能只有美国人，现在美国的经济衰退了，人民币又升值，他们所受的影响就很大了。
东软今年采取的措施主要有几条。首先，加大国际市场业务。听我这么说，你可能觉得很奇怪，现在大家都在说国际市场不好，为什么我还要加大国际市场的业务呢？那么，什么叫不好？生存困难。企业怎么解决生存困难？无外乎找合作伙伴，将更多的业务外包，这些就是我们的机会。这个时候，反而有更多的客户需要我们。
其次，创新是主题。在经济不好的时候，我们更要努力寻找新的成长空间、开拓蓝海。具体来说，无非就是开发新的软件工具、不断地用更好的技术去提高生产效率；知识共享、开发出能让多个行业共用的统一平台、尽量避免重复劳动。就像袁隆平老先生所做的那样：没有更多的地，就努力提高每亩地的产量好了。
风险和机遇总是并存的，任何时候都是这样。巴菲特说：“别人贪婪的时候我疯狂，别人疯狂的时候我贪婪。”我再加上一句：“别人疯狂的时候，我贪婪，但要很小心。”要在风险中小心谨慎地寻找机会。患难之中容易交朋友，现在的经济形势下更容易谈合作，更容易谈收购，更容易建立长期联盟。别的不说，现在中美两国的合作就会加强，因为大家的利益绑在一起。如果真的能全世界一起努力，我想这次的金融危机一定能软着陆。
这几年，大家都会比较谨慎。对江浙一带的制造业来说，在这种时候，要学会如何制造更便宜、更高质量的东西。这并非不可能，不要认为现在已经是极限了，更细致地寻找，你一定还能发现更好的方法。日本人就做过很多这样的事情，通过商业模式、工艺、方法、技术等方面的改革和创新，不但能降低成本，还能同时提高质量。
不要轻言放弃。如果你在原来熟悉的领域都赚不到钱，换一个领域就能赚到钱了吗？虽然人力成本上升、原材料上涨，但中国并不是第一个经历这种情况的国家，日本也遇到过同样的问题，甚至比我们更严重，美国逼着他们升值的时候，他们的自主权还不如中国，但他们挺过来了，现在日本的制造业仍然发展得很好。我们可以从日本学到很多东西。中国没有理由放弃制造业。
对于东软来说，每年都会遇到各种问题。比如，某电信公司是我们的大客户，他和我们的合作谈了很久了，但磨磨蹭蹭，过了一年也不“发包”。如果遇到三五起这样的事情，对我们的影响并不比这次金融危机小。从东软的历史来看，我们最困难的时候，没有钱花、业务不稳定，今天不知道明天能否撑过去……跟那时候比起来，现在的困难根本不算什么。现在我们有现金流、有客户、能发奖金，还有什么可抱怨的呢？
企业应该学会克服困难，在面对困难时要有自信，坚持走下去，不要把困难当做灾难。你要想，克服困难是每天的工作，就像一个人生病是无法避免的，但你不能因为生病就自杀吧？事实上，每克服一次困难，企业的竞争力都会得到一次显著的提高。
现在中国大多数企业的问题是：好日子过惯了，突然出现点儿困难，就不适应了。过去我们赚钱太容易，中国经济每年超过8％的增长，市场环境是超常的，很多人赚钱的方式都不太正常。你看，日本很多企业每年就只有1％到2％的增长，美国也不过3％—4％的样子。我们听到这个数字，就会觉得不得了了，这么小的增长率，怎么活啊？人家不都活得好好的吗？
所以，我觉得这次的金融危机给了我们一个很宝贵的经历。它让我们中国企业终于尝到，做个真正的商人应该是什么样。
(2008天津夏季达沃斯•新领军者年会现场报道文|本刊记者 罗影)
冯东明
“凭什么调整不过来”
中国经济和美国经济现在就好比两个人身体都有问题，一个是年轻人暴饮暴食导致的急性胃炎，而另一个则是脏器衰竭。
现在大家都是满头包，无论是虚拟经济还是实体经济，尤其是虚拟经济，次贷引发的种种事件，让美国的那些投行更是焦头烂额。但很大程度上，我们所畏惧的是预测所谓的风险，现在很多人已经把1929年的经济危机翻出来和现在比较，这其实都是不确定因素引起的，也是非常自然的。
对于当前乃至2009年的经济状况，我们也不确定，因为它的不确定性就可能带来一些风险，如果确定了就不会有风险，人们也就不会去做风险预测和风险管理了。实际上，无论什么样的企业都需要风险管理，上升到国家层面，对虚拟经济也好，对实体经济也好，政府也应当做好风险管理。当然，中国和美国的风险管理模型恐怕不完全是一致的。
对于经济调整的周期，我个人的判断是一年左右，美国的状况，我不敢讲是一年，但中国的情况应该是在一年左右。为什么呢？今天，温总理在达沃斯小范围的会议上讲，中国有8亿农民，这是个非常大的市场，它让中国经济有了一个回旋的余地。日本曾经提出来“雁形经济”，雁头在日本，雁身、雁尾在马来西亚、印尼；而中国很大，我们自己就可以把整个“雁形”装下。
就算中国经济现在出现下滑了，但那也和美国的问题截然不同，是两个概念。就好比两个人身体都有问题，一个检查出来是心脏有问题，而另一个是急性胃炎，因为暴饮暴食，比方是经济运行过快，最近又不怎么吃饭了，比方是银根紧缩，一下子把氧气抽得太过了，出现了些问题，比方是中小企业倒了一些，但它还是一个年轻的肌体，安排好饮食，调整一下很快就可以恢复过来了。我们的经济政策只要注意控制节奏，应当很快就可以恢复，但美国可能是心脏器官衰竭了，这差远了。
我们凭什么调整不过来？这没有道理的。你想想看，我们国家在今年上半年，觉得CPI有问题，马上做一些动作，很快CPI就下来了。但问题是我们的这个调整动作，可能是有点儿过了，本来要调整20度，结果摆过去了30度。我并不是认为不应该下猛药，而是认为凡事要相对注意节奏，出台政策时一定要研究透。
这就像我们这么大躯体的人，你要狠掐一下，可能就把人憋坏了，因为他需要氧气的量很大；如果是一个比较小的动物，你掐一下，它可能没什么反应，因为它就需要那么一点点空气。我们的国家确实很大，一项整体战略定了可能是没有错的，但到了具体实施的时候，还要靠一些方法和策略进行风险分析，根据结果要有相应的修正。
具体说到企业，我觉得很重要的一点是企业的预测能力。一个企业发展，它的战略规划有三个阶段：生存战略、发展战略、机会战略。我们美克有一个五年规划，我们已经从生存战略进入到了发展战略。
企业需要根据现在的形式和未来的趋势，作出和它匹配的发展战略。家具制造出口，我们在世界上已经做到了很大，这个时候出口业遭遇到了冬天，包括我们也碰到了很多困难和挑战，但我们又可以顺势进入机会战略。因为和你同种、同类的动物都死了，将来只有你存活下来，你就可以占用更多的资源，机会就在这里。如果你作为行业里的龙头老大都死了，那这个行业肯定都会完蛋了。
(2008天津夏季达沃斯•新领军者年会现场报道文|本刊记者严睿)
关东元
航空过冬，小飞机过年
由于旅客数量减少，使用原来的大飞机，每趟航班的乘坐率必定很低。而如果使用小飞机，既可以让航空公司保证服务质量、不必减少航班频次，又能大大降低运营成本。
今年的全球经济环境对航空运输业影响很大，整个行业的增长放缓，尤其到六七月，甚至出现了负增长。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很多。
首先是燃油成本的飙升，使航空运输公司的成本大大增加；其次是经济不景气造成的运输增长萎缩，导致他们的收入下降；再次，金融体系的危机、市场的动荡，给采购飞机的融资带来很大困难。而作为一家航空制造公司，航空运输业的兴衰直接关系着我们的利益。
不过，人民币升值对中国的航空运输公司来说是件好事。他们采购飞机一般都是以美元支付的，而收入则是以人民币结算，人民币一升值，对他们帮助很大。但对我们这样的航空制造公司来说，人民币升值却是压力。人民币升值让我们的产品售价在实质上降低了，因为我们出售的飞机都是以美元标价的。同时，原材料价格上涨、人力成本提高，让我们的生产成本有所增加。
几乎没有一个因素是对航空制造公司有利的。现在，整个行业基本处于过冬状态。不过，从长远来看，我还是比较乐观的。毕竟，中国的经济发展是一个不争的事实，经济发展必然带动航空运输业的发展、从而间接带动航空制造业的发展；而与中国经济的整体规模相比，航空制造业的规模还很小，还处于起步阶段，因此，我认为这个行业的发展潜力是巨大的。
具体到巴西航空，我们还有个优势。巴西航空是专门生产支线飞机的，也就是120个坐席以下的小飞机，这是我们的强项。从环保的角度来说，支线飞机的排放量要比普通的大飞机小得多。尤其在现在的情况下，支线飞机更能适应市场的需求。
由于旅客数量减少，如果航空公司还要维持原先的服务水准，就必须取消一些航班；如果要保持原来的航班频次，并且使用原来的大飞机，每趟航班的乘坐率必定很低，这样，造成的成本浪费就会很大。而如果使用我们制造的小飞机，既可以让航空公司保证服务质量、不必减少航班频次，又能大大降低运营成本。
因此，在我看来，目前的经济环境对支线飞机制造商倒是一个不错的机会。
(2008天津夏季达沃斯•新领军者年会现场报道文|本刊记者 罗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