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一衣带水的邻国日本，从来不缺了解中国的人。他们懂得汉语，来过中国，了解中国，并通过工作途径去传播自身对中国的理解。
　　这样的人在日本被称为“知华派”。他们有的是外务省、经济产业省等政府部门及下属研究机构的涉华人员，有的是大学和民间企业从事中国问题研究的人员，还有的是活跃在日本媒体上熟悉中国事务的记者和撰稿人。
　　“知华派”多为社会精英，名校、政经法专业、中国通，是他们普遍的标签。有声望的“知华派”发出的声音，往往可以成为日本政府处理中国事务的重要参考。
　　不过“知华派”阵营也分不同类型，有的对中国较为亲切，着力推动中日友好；有的则比较“鹰”一些，了解中国的同时，对于中国的警惕心也很强；也有的是根据中日关系的不同时期，审时度势判断发声的人。
　　时值《中日和平友好条约》缔结40周年之际，《南风窗》记者请到了三位日本著名的“知华派”学者，让他们来聊一聊这40年来中日两国的交往故事，探讨当下中日外交的走向，再展望下未来中日关系的发展前景。
　　三位学者都来自东京大学，一位是法学院教授高原明生，著有《日中关系40年史》；一位是社科学教授川岛真，著有《中国近代外交的形成》；还有一位是主攻经济的副教授伊藤亚圣，著有《现代中国的产业积累》。

如何回到正轨

　　南风窗：1978年之后，中日两国的关系经历了几个大的阶段？
　　高原明生：20世纪80年代是日中关系的黄金时代，日本的经济援助为中国改革开放初期贡献了重要力量，在90年代初欧美各国纷纷孤立中国的时候，日本率先解除了对中国的经济制裁，并在1992年促成了天皇访华。
　　日中关系的第一个变化，是冷战终结后现有体制的崩坏带来的。随着中苏关系恢复正常，到1991年苏联解体，日中两国原来共有的“对抗北方威胁苏联”这一战略目标消失了，反之中国逐渐对日本的军费支出敏感起来，开始警惕日本成为“军事大国”。
　　日中关系的第二个转机发生在2004年，此时日中之间呈现“政冷经热”的状态，两国之间的领土纠纷、小泉参拜、日本对中国“和平崛起”的警惕，使得日中關系大幅度恶化。其后2012年政府间的冲突加剧，两国围绕着领土问题陷入了新一轮的危机，这应算作第三个阶段。
　　伊藤亚圣：从经济层面来看，第一个阶段是“亚洲改变中国经济”的1978-1989年，中国领导人先后访问了新加坡与日本，学习邻国的现代化与市场经济发展经验，日本对中国进行了大量的投资与经济援助。
　　第二个阶段是“中国融入亚洲经济”的1990-2000年，随着开放程度的加深，中国更为积极地加入了国际分工体制，东亚的生产网络逐渐建立。
　　第三个阶段是“中国开始改变亚洲经济”的2001年到现在，中国经济体量越来越大，日中两国在制造业、软件等行业合作频繁，中国企业不断进入日本市场，并购日本企业、雇佣日本人才，“中国效应”显著。
　　川岛真：日本对中印象从好变差，有三次转变。第一次转变是20世纪80年代末，关乎日本对中印象。第二次转变是2005年因小泉参拜爆发的反日游行，关乎日本国民对中感情。第三次转变是2012年因领土争端爆发的反日游行，日本与中国的关系再度冷淡下去。
　　南风窗：据报道，中日两国政府正在以10月23日（《中日和平友好条约》生效40周年纪念日）为目标，协商安倍晋三访问中国的安排，以此为契机中日关系有望回到正轨。如何看待安倍第二次就任首相后的一系列对华政策及其转变？

安倍访华会给日中两国带来在“日中、东亚、世界”议题上直接交流的机会，以此为由“或许”会达成一些共识。

　　伊藤亚圣：首先要明确的一点是，伴随着自民党政权成立时期，2012年中国国内的反日游行对于日中关系的影响非常大。第二次安倍政权成立的时点是2012年12月，这个时期是1972年日中邦交正常化以来日本国民对中观感最差的时候。受此影响，安倍政权想在对中关系上取得大的突破，舆论环境十分艰难。
　　2017年，安倍对中国的“一带一路”构想表示理解，出台了部分支持的方针，日中两国总算回到了可以一起谈经济建设的状态。但由于两国关系偏冷，现在是否能够达成新的共识，情况还不明朗。
　　川岛真：不是说安倍首相访华，日中两国的关系就会猛然变好的。安倍访华会给日中两国带来在“日中、东亚、世界”议题上直接交流的机会，以此为由“或许”会达成一些共识。但如果认为访华就能改变一切，那是大错特错的。

国际合作空间大

　　南风窗：在美国大行贸易保护主义的背景下，中国与美国大打贸易战，日美之间的贸易摩擦也在加剧。在此局面下，日本将如何重新定位与中国的关系，对华外交将采取什么样的策略？
　　伊藤亚圣：现如今的美国对全球化的拒绝是显而易见的，它在持续减弱贸易自由化和移民对国内的影响。在国际贸易和投资规则方面，中国政府需要继续解释自身在世界上扮演什么样的角色。特朗普政权的政策变动大，未来难以预测，但日本政府努力推进自由公正的多边贸易体系的方向不会变。“TPP11”（指排除美国的11个原TPP成员国达成的新自贸协定）以及日欧EPA（“经济合作协定”，类似自由贸易协定）的缔结就是体现。
　　对于日本企业来说，担心的是因贸易摩擦而对亚洲生产网络产生影响。日本企业是以中国以及东南亚为中心设立“制造据点”而在国际上立足的，但如果贸易摩擦持续，这样的分工体制可能就需要重新编制。
　　在未来，“后全球化时代的日中关系”是日中两国需要着力考虑的。过去40年的日中关系以《日中和平友好条约》、改革开放、制造业直接投资、亚洲生产网络以及全球化趋势为基础。但现如今，这股潮流本身正在自我排斥与调整。我们必须思考如何进一步巩固日中关系的成熟和稳定。 　　高原明生：关于特朗普政权对于中国所持的不满，日本和欧洲一样，既有认同的点，也有不认同的点。中国对于外资企业的种种限制以及技术转移的问题，是日美欧对中不满的共通点。但是对于贸易赤字方面的问题，日中欧又是站在一起的，無法赞同特朗普政权的思考方式与对应手段。日本现在促进脱离美国的TPP的实现，其中最重要的就是构建一个大家都能遵循的国际经济秩序。

　　贸易中摩擦难以避免，但如果遵循秩序，问题最终都会得到妥善解决。如果日中两国可以产生关于未来秩序的共识，那么双方取长补短，也可以创造出“世界最强”的合作关系。但如果无法达成共识，那么“边合作边竞争”的关系将会延续下去。
　　川岛真：美中关系不单单是关税问题，还有很多层面的问题，现如今以华盛顿为首，国际上形成了对中国的舆论，这对于中国来说的确是棘手的。我认为日美经济层面的对立对中国有利，但即使日本汽车企业被课了很重的关税，日美同盟仍然不会动摇。

日本在数年前改变了法律，自卫队的舰船可以保护外国船只了。在2017年对索马里海盗打击的国际活动中，日本护卫最多的就是中国船只。

　　南风窗：在19世纪前中国一直处于亚洲中心地位，明治维新后日本转型为现代帝国主义国家，一度成为亚洲新的中心。现如今，中日两国各自在不同领域扮演着领军者的角色，未来在亚洲的领导上有哪些可以合作的地方？
　　高原明生：在东亚秩序的制定上，经济条约、法律规定以及对于共有战略目标的对话协作都非常重要。未来日中两国在“网络安全、反恐、海洋安全、环境保护、毒品打击”等非传统安全保障问题上的合作值得期待。日本在数年前改变了法律，自卫队的舰船可以保护外国船只了。在2017年对索马里海盗打击的国际活动中，日本护卫最多的就是中国船只。日本海上保安厅的巡视船，每年大概可以救助100位海上遇险的中国渔民。
　　未来围绕着第三国的日中合作是下一个课题，比如某些企业和金融机构在实行“一带一路”项目时产生了纠纷，日中两国可以率先合作制定出解决问题的准则，组织起亚洲版的开发援助委员会，来真正提高亚洲各国经济合作的质量。
　　南风窗：中日韩三国均为当今世界上的重要经济体，GDP总量巨大，相互经贸往来紧密。近年来，中日韩自贸区（FTA）建设经历了从构想到谈判的过渡期，此后三国又围绕具体事宜开展了十余轮谈判磋商。三位对FTA的建设持乐观态度么？
　　高原明生：因为三国基本上都支持自由贸易，我认为总体乐观。日本对于农业的自由贸易比较有警戒心，不过近年来往积极的态势靠拢。
　　川岛真：目前“TPP11”是自由度极高的贸易组织，但中国与韩国未能加入。其实我认为FTA的贸易自由程度不会比“TPP11”更高。日本追求贸易自由程度更高的组织，如果组建FTA的话，这一点希望中韩两国可以对应。
　　伊藤亚圣：我支持推进多边贸易协定，但是从政治上来说，朝鲜问题可能会给FTA带来一定影响，这一点在协商过程中需要考虑进去。

投资热与流行文化

　　南风窗：今年，日本企业逐渐转变去东盟投资的风向，再次把投资重点放在中国，几大车企纷纷表示要在中国建厂。但是日本国内也有不少企业担心会受到诸如2012年中日领土纷争导致的“反日游行”的负面影响。如何看待日企在中国的前景？
　　高原明生：日企的在华投资，不同产业、不同企业，以及与中国市场的关联度不同，都会影响到具体决策。日本车企已经在中国具有相当规模的体量，又看到了中国市场的潜力，继续投资中国市场自然是水到渠成。但是由于工资的上涨以及美中贸易摩擦等状况，对于投资犹豫不决的企业同时存在。
　　外交关系的不确定性，很难判断是否是企业投资的一个重要消极因素。但可以肯定的是，两国首脑间的经济交流、外交关系的深入发展，是促进两国商业活动的积极因素。

亚洲生产基地的调整在过去10年中一直在不断发生。尽管如此，中国工厂仍在日本海外基地中占有重要地位。这也是日企密切关注美中贸易摩擦影响的原因。

　　伊藤亚圣：日企的对华投资，逐渐从制造业出口加工型的工厂建设，转向内需型工厂，从制造业转向服务业的趋势也在增多。在制造业领域，10年前已出现因中国工人工资上涨而导致的劳动力短缺问题了。这不新鲜，亚洲生产基地的调整在过去10年中一直在不断发生。尽管如此，中国工厂仍在日本海外基地中占有重要地位。这也是日企密切关注美中贸易摩擦影响的原因。
　　南风窗：近年来，日本电影在中国上映的数量明显增加，几乎每月一部。《你的名字》《垫底辣妹》《小偷家族》《镰仓物语》等，在影迷中耳熟能详。中国的互联网文化产品如Tiktok（抖音）、Knives out（荒野行动）也在渗入日本社会。另一方面，中日国民的彼此观感却长时间处于一个较为消极的水平。在新时期，随着彼此文化相互渗入，民间可以通过哪些活动与努力，增加两国国民间的认识与了解，提高彼此观感？
　　高原明生：两国国民之间的认识差距现在非常大，一起努力先把信息沟壑填满很重要。百闻不如一见，直接地访问对方的国家，用自己的眼睛去确认是最好的事情。先把脑袋清空，摒弃成见，与对方直接交流获得信息，这样的方式是我所推崇的。
　　伊藤亚圣：从数据来看，2012年以来日本对中国观感恶化，6年之后，虽然有微弱改善，但仍有8成日本人抱有负面情绪。年轻人中间，通过电影和游戏，的确可以改变彼此的固有印象。如今日中两国的大学有很多假期交换项目，年轻人们在彼此的学校相遇、体验、交流，这样产生的友谊是难得的。
　　关于Tiktok等一些人气APP，的确最近在日本很火，但是据我所知，大部分的用户并不知道它是由一家北京的企业制作的。对于稳固提升中日两国国民的彼此观感来说，我认为最重要的事是尽量不要引发任何政治上的刺激性事件。
　　川岛真：的确，我在中国也观察到了日本文化的流行。但是物极必反，“精日分子”所产生的骚动，也在一定程度上负面影响了中国普通民众对日本的观感。而有些“精日分子”就是受到了部分非主流日本文化的影响，所以说，什么事都得有节制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