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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强调要加强各地城市规划修编工作，主要是为了跟宏观调控保持一致，希望地方政府进一步认识到科学发展的重要性。目前各地开发热、耕地占用多的状况还很严重。”7月28日，在接受《瞭望东方周刊》采访时，中国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总规划师杨保军，这样分析近期中央对各地城市规划修编工作提出指导意见的实质。
全国竟有183个城市提出要建立“现代化国际大都市”，30多个城市提出要建CBD(中心商务区)，在国务院批准的86个城市的规划方案中，到7月6日，已经有53个向国务院提出了修编计划……这一切，让中央有关领导人坐不住了。
7月20日，曾培炎副总理在国务院常务会议上指出，要按照全面落实科学发展观、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要求，端正城市规划指导思想，切实转变城市发展模式，做好新形势下城市规划修编工作。
7月21日，全国城市总体规划修编工作会议在北京召开。建设部部长汪光焘在会上强调，要把思想认识统一到中央对当前城市规划建设中存在问题的分析判断上来。
“主要是对我国目前城市规划中存在的问题进行‘纠偏’。”杨保军总结。
修编热潮后的圈地冲动
事实上，除了已上报国务院的50多个城市有修编意向外，全国各地许多的城市都在纷纷进行规划修编工作。
“改革城市规划修编的工作，这两年建设部一直在做，不是什么新鲜东西，这次为什么要由国务院常务会议过一遍呢?主要是觉得光靠建设部协调，强调的力度不够。单独建设部一个部委面对地方政府，起到的作用有限。”清华大学建筑学院城市规划院院长尹志对《瞭望东方周刊》说。
许多地方原来的城市规划是15至20年期限的，多数并没有达到年限，为什么要修编呢?
杨保军认为，不能忽视的一个原因是，中国这些年的发展的确是非常快的，一些城市的发展的确超出了原来的想像，过去的规划不能适应现在的需要了，所以必须进行修订；但是，在目前情况下，各地纷纷热衷城市规划修编的一个直接的原因是，土地是地方政府非常重要的资源，通过城市规划修编，扩大城市规模，拥有更大面积的可开发土地，给地方政府带来的直接利益是巨大的，所以很多地方是把修编作为一种圈地的手段。
建设部部长汪光焘明确提出，“不能将其(城市总体规划)作为要地的手段。”从一个方面反映了中央对各地规划修编工作的看法。
虽然在城市规划中，按照不同时期的目标，土地使用的先后顺序是不能随便打乱的，但是很多城市喜欢做一二十年的长远规划，先把土地划到自己的规划范围内再说，不管到底是10年后还是20年后用地，只要划到它的城市规划范围内的，就可以更随便地使用。
针对这种情况，此次中央对城市规划修编的态度是，不要着眼太长远的规划，重点做好五年内的近期规划，明确指出，对规划期限没有到期的城市总体规划，除因国家重大发展战略决策，确实对城市定位和发展布局提出新的要求等特殊情况，原则上不应考虑进行修编。这些城市规划的工作重点，应当放在结合“十一五”发展规划的制定，组织编制新的近期建设规划上。对规划期限将要到期的城市总体规划，要在结合“十一五”发展规划的制定，组织编制好新的近期建设规划的同时，重点加强规划修编工作的前期研究工作。
杨保军分析，曾培炎副总理强调的一个重点是，城市发展要从各地的资源情况和环境容量出发，而不是从盲目的热情出发，一些地方发展的愿望很强烈，但是与客观条件不相符合，如果按照这样的规划来操作，城市建设不可能搞得好。
对于实际效果，杨保军坦言，这个讲话可能会有一定的影响，但在操作层面上会被打一定折扣，当然不讲问题会更大。
城市为谁规划
北京国际城市发展研究院院长连玉明说，我们国家现在的城市规划，是地方政府与地产商博弈的结果，这种博弈扭曲了城市规划。
一个城市的规划本来是政府行为，政府作为公众的代表，应该实现公众利益最大化，而地产商实现的是企业利润最大化。连玉明认为中国的城市“平面化”日趋严重、城市越摊越大的情况，表明政府在与地产商的博弈中失败了——本来有很多土地是要保护、不允许开发的，房地产商通过种种方式，最终取得了开发权，在利益面前，政府让步了，地产商蚕食了土地，政府被房地产商牵着鼻子走的情况已经非常严重了。
在城市规划的价值取向中存在三个主要的利益主体：政府、市民和地产商。连玉明认为，城市规划的根本目的应该是城市价值最大化，而市民的生活质量是衡量一个城市价值最重要的标准。不明白这个，整个城市的规划就会陷入一种盲目性。而现实的情况是，当前城市规划建设中存在发展定位不当；盲目扩大规模，发展模式粗放、资源浪费严重，空间布局不合理、城市缺乏特色，城市规划科学性不足、严肃性和权威性不够的问题，基本只在政府利益最大化和地产商利益最大化两者之间博弈，市民的利益在城市规划中显得模糊不清。
安徽阜阳的城市规划是一个地方官员利益最大化的标本。原阜阳地委书记王怀忠为了把阜阳建成“国际大都市”，耗资3．2亿建一个机场。政府官员、教师、农民每人均被摊派数百元的机场建设费。但机场勉强运营一年后，就被迫关闭，现在杂草丛生、野兽出没。但王怀忠本人却升为安徽省副省长。
“规划是城市管理的第一要务，市长是城市规划工作的第一责任人。”从曾培炎强调的这一点上，可以看出中央对城市规划的重视。
连玉明表示，事实上，城市规划应该关注的是城市的整体发展，最重要的是做好城市的战略规划，然后用城市发展的战略规划来指导城市规划修编工作，但是现在很多城市的规划修编还是放在强调基础建设活动上，主要是建设部门在搞，并没有把城市当作资源配置的手段，注重经济和社会的全面发展，功利主义和短期效应突出。强调市长是城市规划工作的第一责任人，对加强城市规划的综合性具有积极意义。
“现在的城市规划一是缺乏好的理念，盲人摸象，缺乏长远目标：二是拔苗助长， 5年要干50年的事，盲目的功利主义，官员们都希望在自己的任期内，城市一下子变个样。”连玉明认为要解决这上述问题，最重要的两点：一是要搞明白城市的价值是为了让市民生活得更好，二是用科学的标准考核地方领导的政绩。
全国竟有183个城市提出要建立“现代化国际大都市”，30多个城市提出要建CBD(中心商务区)，在国务院批准的86个城市的规划方案中，到7月6日，已经有53个向国务院提出了修编计划……这一切，让中央有关领导人坐不住了。
7月20日，曾培炎副总理在国务院常务会议上指出，要按照全面落实科学发展观、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要求，端正城市规划指导思想，切实转变城市发展模式，做好新形势下城市规划修编工作。
7月21日，全国城市总体规划修编工作会议在北京召开。建设部部长汪光焘在会上强调，要把思想认识统一到中央对当前城市规划建设中存在问题的分析判断上来。
“主要是对我国目前城市规划中存在的问题进行‘纠偏’。”杨保军总结。
修编热潮后的圈地冲动
事实上，除了已上报国务院的50多个城市有修编意向外，全国各地许多的城市都在纷纷进行规划修编工作。
“改革城市规划修编的工作，这两年建设部一直在做，不是什么新鲜东西，这次为什么要由国务院常务会议过一遍呢?主要是觉得光靠建设部协调，强调的力度不够。单独建设部一个部委面对地方政府，起到的作用有限。”清华大学建筑学院城市规划院院长尹志对《瞭望东方周刊》说。
许多地方原来的城市规划是15至20年期限的，多数并没有达到年限，为什么要修编呢?
杨保军认为，不能忽视的一个原因是，中国这些年的发展的确是非常快的，一些城市的发展的确超出了原来的想像，过去的规划不能适应现在的需要了，所以必须进行修订；但是，在目前情况下，各地纷纷热衷城市规划修编的一个直接的原因是，土地是地方政府非常重要的资源，通过城市规划修编，扩大城市规模，拥有更大面积的可开发土地，给地方政府带来的直接利益是巨大的，所以很多地方是把修编作为一种圈地的手段。
建设部部长汪光焘明确提出，“不能将其(城市总体规划)作为要地的手段。”从一个方面反映了中央对各地规划修编工作的看法。
虽然在城市规划中，按照不同时期的目标，土地使用的先后顺序是不能随便打乱的，但是很多城市喜欢做一二十年的长远规划，先把土地划到自己的规划范围内再说，不管到底是10年后还是20年后用地，只要划到它的城市规划范围内的，就可以更随便地使用。
针对这种情况，此次中央对城市规划修编的态度是，不要着眼太长远的规划，重点做好五年内的近期规划，明确指出，对规划期限没有到期的城市总体规划，除因国家重大发展战略决策，确实对城市定位和发展布局提出新的要求等特殊情况，原则上不应考虑进行修编。这些城市规划的工作重点，应当放在结合“十一五”发展规划的制定，组织编制新的近期建设规划上。对规划期限将要到期的城市总体规划，要在结合“十一五”发展规划的制定，组织编制好新的近期建设规划的同时，重点加强规划修编工作的前期研究工作。
杨保军分析，曾培炎副总理强调的一个重点是，城市发展要从各地的资源情况和环境容量出发，而不是从盲目的热情出发，一些地方发展的愿望很强烈，但是与客观条件不相符合，如果按照这样的规划来操作，城市建设不可能搞得好。
对于实际效果，杨保军坦言，这个讲话可能会有一定的影响，但在操作层面上会被打一定折扣，当然不讲问题会更大。
城市为谁规划
北京国际城市发展研究院院长连玉明说，我们国家现在的城市规划，是地方政府与地产商博弈的结果，这种博弈扭曲了城市规划。
一个城市的规划本来是政府行为，政府作为公众的代表，应该实现公众利益最大化，而地产商实现的是企业利润最大化。连玉明认为中国的城市“平面化”日趋严重、城市越摊越大的情况，表明政府在与地产商的博弈中失败了——本来有很多土地是要保护、不允许开发的，房地产商通过种种方式，最终取得了开发权，在利益面前，政府让步了，地产商蚕食了土地，政府被房地产商牵着鼻子走的情况已经非常严重了。
在城市规划的价值取向中存在三个主要的利益主体：政府、市民和地产商。连玉明认为，城市规划的根本目的应该是城市价值最大化，而市民的生活质量是衡量一个城市价值最重要的标准。不明白这个，整个城市的规划就会陷入一种盲目性。而现实的情况是，当前城市规划建设中存在发展定位不当；盲目扩大规模，发展模式粗放、资源浪费严重，空间布局不合理、城市缺乏特色，城市规划科学性不足、严肃性和权威性不够的问题，基本只在政府利益最大化和地产商利益最大化两者之间博弈，市民的利益在城市规划中显得模糊不清。
安徽阜阳的城市规划是一个地方官员利益最大化的标本。原阜阳地委书记王怀忠为了把阜阳建成“国际大都市”，耗资3．2亿建一个机场。政府官员、教师、农民每人均被摊派数百元的机场建设费。但机场勉强运营一年后，就被迫关闭，现在杂草丛生、野兽出没。但王怀忠本人却升为安徽省副省长。
“规划是城市管理的第一要务，市长是城市规划工作的第一责任人。”从曾培炎强调的这一点上，可以看出中央对城市规划的重视。
连玉明表示，事实上，城市规划应该关注的是城市的整体发展，最重要的是做好城市的战略规划，然后用城市发展的战略规划来指导城市规划修编工作，但是现在很多城市的规划修编还是放在强调基础建设活动上，主要是建设部门在搞，并没有把城市当作资源配置的手段，注重经济和社会的全面发展，功利主义和短期效应突出。强调市长是城市规划工作的第一责任人，对加强城市规划的综合性具有积极意义。
“现在的城市规划一是缺乏好的理念，盲人摸象，缺乏长远目标：二是拔苗助长， 5年要干50年的事，盲目的功利主义，官员们都希望在自己的任期内，城市一下子变个样。”连玉明认为要解决这上述问题，最重要的两点：一是要搞明白城市的价值是为了让市民生活得更好，二是用科学的标准考核地方领导的政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