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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马丁·沃布斯特(H.Martin Wobst)是马萨诸塞大学阿姆赫斯特分校人类学系的研究生部主任。教授考古学理论和方法论，其研究方向包括更新世生态学和欧洲史前史。
在这篇文章里，我从自身的经验出发，谈了一些关于散居遗产影响冲突的研究案例。谈到遗产和散居，我本人便是个散居者。我在汉诺威长大，小时候那里还是西德的一部分，但是从1963年起我就在美国生活了。我和我的妻子用英语交流，但是我跟孩子们说德语，他们都是在我进入美国很久之后出生的。今天，我住在一座新英格兰小镇热闹的历史街区上(Leverett，2009)，这里与马萨诸塞州的阿姆赫斯特市隔着一座山，本身就是“风景如画的新英格兰”(Amherst，2009)。旅游者给我们的街道和周边房屋拍照，而维护这些如画景致的人正是像我这样的散居者。同其他散居此处的邻居相比，我算是个老资格。在我1972年购入房屋时，它还只是一栋才盖了11年的普通房子，之后为了让全家人住得下，我对它进行了扩容改造，如今，它看上去更像一座原汁原味的新英格兰老宅，很符合整个街区的格调。所以说，散居人口是可以朝着区域传统的方向，从物质上改善迁入地的，他们并不会过分炫耀自己的物质遗产，或者在一个新的、毫无特色的地方熔炉中消失不见。
遗产是可辨识的差异
所有民族都有“服装”，但只有一些民族拥有“传统服饰”；所有民族都有“口头传说”，但只有一些民族拥有“民俗学”(Bausinger，1971)。所有民族都拥有文化，但只有文化中的一些方面成为遗产讨论会的焦点。正是因为认识到其与众不同，民俗、传统服饰和遗产才会被结合起来，与服装、口头传说以及普通的古老文化和生活区别开。收藏18和19世纪中欧民族服装的都市人不会把自己的衣服放进博物馆，很简单，因为他们已经了解自己的穿着，不会对它们产生疑问。相反，他们会走进农村地区，尽可能地远离城市，寻找不同。之后，那些实物进入收藏和博物馆，经过提炼变成民族服装。都市人在寻找民俗、民族服装和遗产方面很成功，因为他们的游历之处离自己习惯观察的地方足够遥远。在离彼此尽可能远的地方，人们记录下实物、方言和各种形式的口头传说，之后它们成为经过提炼的遗产、民俗、种族和民族分类的语义内容(Wobst，1976)。
离乡后的散居遗产更典型
新斯科舍北部附属的布雷顿角岛(Cape Breton Island)，是加拿大东北部的海上领土。那里，散居的说法语者和美洲原住民被散居的英国人驱逐，取而代之的是散居的苏格兰人——他们原先的位置在苏格兰高地清洗(Highland Clearances)运动中被羊群代替。如今，布雷顿角岛可能是世界上苏格兰文化最为活跃的地方。这里的人普遍使用苏格兰盖尔语，而提琴音乐和苏格兰方舞在许多小型社区也很兴旺。今天，许多苏格兰本地人在布雷顿角岛发现了他们的民间遗产，人们认为这块土地上的传统更加真实和富有活力，胜过苏格兰高地的传统发源地区(Dembling，2005)。
殖民散居使差异更明显
想象一下殖民主义时代以前的世界。交通运输大多在陆地上或者沿着河道、海岸线进行。在这种情况下，多数人不容易观察到自己与近邻之间的社群差异(categorical difference)，而旅行者会在跨越空间的过程中逐渐感受到不同，只有很少人有机会与遥远的社群不期而遇。大量的物质和行为变异是渐进的，可以通过相对平稳的个体变量梯度图’加以图示。显然，一个人离他习惯观察的地方越远，空间上的变化就更容易被他观察到。而且，你跨越的中间地带越大，两个被比较的地方之间的差异就会越突出。正因为这个原因，开启、推动殖民主义时代的远海航行在人们关于他者的想象性概念上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因为，在远海航行的终点，一衣带水的邻邦间的渐变感消失了；站在远航后的彼岸，旅行者将遭遇到许多同时出现的他者。那些他者通过一种很难观察到的逻辑裂隙与自己的同胞隔离。关于社群差异、本质差异的预期因此显得合理。在一个人们已经进入的世界中伪造影响，这种做法超越了大多数有理智的观察者和思考者的正常生活经验。
殖民主义时代极大地提高了散居发生的频率，而散居者与其来源人口之间的地理距离也被迅速拉大。因此，散居者与他们遭遇到的人口之间可辨识的差异增加，而基于个人经验，社群(或本质)差异的预期变得更加难以消除。当观察者谈论起自己在新到的地方、刚接触的人群中发现的差异，而非那些共享的、近似的或者处于行为变异区间内的事物时，他们可以很轻松地说出更加有趣的故事。科学家们朝同一个方向注入想象力。一方面，科学往往在分类上把自己弄得筋疲力尽(即，依据最大的逻辑和形式差异进行分类，生成内在同质的群体或种类)，将他们所描述的事物尽可能地与现有的一切区别开。另一方面，当科学强调最近观察到的元素的不同之处，而非全人类的普遍变异带宽时，它得到了更多的关注。换句话说，散居极大地提高了人类观察差异(而非相似性)的能力，并且将这些差异正式记录为社群差异。(Wobst，1991)。
散居遗产随时间变得更加典型
散居状态下，人们不仅在空间上，而且在时间上与自己的祖国分离。之所以如此，是因为他们一离境，与祖国文化之间亲密而具体的互动就消失了。在家乡时，他们的许多“文化”以非问题化的无意识的惯习(habitus)形式呈现。但在这些散居者离开后，他们的家乡文化仍然在当地环境下发生着同步改变。相比之下，在迁入行为发生时的散居地，他者惯习很容易被辨识出来并形成意识。正因如此，其他人会把新移民定义为“他者”，也正是因为这样，在个人经验中，他者被具体化了。然而，移民出境之后家乡文化的持续变化无法再被轻易地观察到。许多此类变化由惯习规定，在这样的情况下，很少受种族或民族群体的想法控制。在移民出境之后，散居者被家乡文化的动态发展遗弃了。通常，在新环境下保持个体的差异只剩下一种选择，即，记住过去，努力保持这份记忆。换句话说，散居团体比国内人口更容易在新环境下保守地教条化、类型化他们观察到的差异。同时，最守旧的实践遗产通常发现于散居地而非祖国，在德裔移民中就有这样的情形，比如阿米什人(Kray-bill，1989)、门诺人(Noble，1992)和哈特人(Peters，1965)。
散居遗产持久、耀眼的展示
散居人口的自保能力通常在于，坚持拥有不同于本地人口生活方式的权利。他们被给予了(也成功使用了)这一权利的现实证据在于，强调他们的生活在各方面是不同的，尤其是他们的公共表演和公开可以接触到的人工制品(强调其生活中相似的社会文化状况将被认为是接受同化)。因此，散居人口经常在不同民族杂居的背景下穿戴“民间”服饰，用图 腾崇拜的民族物质文化标记他们的空间，并且在可接受的情况下尽可能多地展示民族行为。从而，散居人口的遗产在压力下变得尽可能的典型起来。
散居遗产面临退化危险
再回到布雷顿角岛。布雷顿角岛本身是一个相当大的散居社区。该岛已经变得彻底的非工业化；它没有具备竞争力的石油或矿石资源，其农业也根本竞争不过其他地区。那些想要获得一份工作的人离开岛屿，去哈利法克斯和新斯科舍的其他城市，去繁荣的加拿大西部，或者他们能够找到工作的任何地方。在那里，他们形成了新的散居。然而正是这种散居，今天在很大程度上保证了布雷顿角岛的盖尔人文化。每个夏季(以及加拿大节日前后)，移民们都会返回布雷顿角岛——歌唱、跳舞、以苏格兰人的方式作乐(比如，过凯尔特色彩节)。唯一有经济能力呆在岛上的是退休者，以及熟谙民间文化的艺人，他们可以在夏季尽情嬉戏，而在一年中的其他时间外出旅游。岛上的每一个苏格兰裔孩童都想成为成功的民间艺人，但是毕竟机会是有限的，岛上的苏格兰元素也已经进入了退化期。每个夏季，更多的年轻人泡在苏格兰主题公园里，更多的人无法在苏格兰文化产业中找到工作，更多的人去其他地方谋生，还有更多的人每年回来度苏格兰文化假期，这一切呈现螺旋形的自我发展，最终不一定拥有什么充满活力的结果。
散居遗产使差异看似根本
在正常实践中，文化遗产不是文化遗产，而是文化遗产的那些被认为确立了文化差异的方面。这一点在散居人口中尤其明显。在那里，被定位为文化遗产的往往是特别需要加以具体化、样本化进而扩大化的差异(例如，可以参阅伍德和莱戈·穆诺茨2007年关于民族餐厅的研究)。通常，散居人口对于自身有着最为强烈的概念，这一概念往往是经过提炼的，而且有异于本地人口，正如他们典型的民族餐厅或民族食品。散居人口还常常让自己的来源人口感觉到，他们与其他近邻或他者有着本质上的不同。如果没有散居人口，多数的民族国家将很难被想象成为社区。散居人口的惯习，朝着文化遗产的方向，可以明确种族和民族之间的界线。
结论
给出这些假设后，应该做什么以抵消散居情况下文化遗产的提纯化影响呢?单独地看，散居和散居研究很容易扩大和提炼差异，经提炼后的差异已经成为20世纪、21世纪许多冲突的根源。为了抵消散居遗产的这个影响，并从遗产研究中移除这一重大的潜在偏见，我建议遗产研究者们在撰写散居人口报告时，必须回答以下两个问题(除他们想要完成的任何其他工作之外)：
·被研究的社会群体中给出的遗产活动／人工制品／行为的变体是什么?它与什么有关?
·你正在观察的社会群体周围，给出的遗产活动／人工制品／行为是如何继续跨越社会界线的?
这样，除了它们声明的研究目标之外，文化遗产项目还必须帮助读者们认识到，给出的社会文化实体既是内在有变化的，也是从逻辑上不断渗入周边的。两者的实现应该大大有助于社会界线和社会群体的模糊，并淡化关于种族主义、民族主义以及其他诸多主义的思考，使这些思想更难以被用来制造冲突。
(严萍 译)
在这篇文章里，我从自身的经验出发，谈了一些关于散居遗产影响冲突的研究案例。谈到遗产和散居，我本人便是个散居者。我在汉诺威长大，小时候那里还是西德的一部分，但是从1963年起我就在美国生活了。我和我的妻子用英语交流，但是我跟孩子们说德语，他们都是在我进入美国很久之后出生的。今天，我住在一座新英格兰小镇热闹的历史街区上(Leverett，2009)，这里与马萨诸塞州的阿姆赫斯特市隔着一座山，本身就是“风景如画的新英格兰”(Amherst，2009)。旅游者给我们的街道和周边房屋拍照，而维护这些如画景致的人正是像我这样的散居者。同其他散居此处的邻居相比，我算是个老资格。在我1972年购入房屋时，它还只是一栋才盖了11年的普通房子，之后为了让全家人住得下，我对它进行了扩容改造，如今，它看上去更像一座原汁原味的新英格兰老宅，很符合整个街区的格调。所以说，散居人口是可以朝着区域传统的方向，从物质上改善迁入地的，他们并不会过分炫耀自己的物质遗产，或者在一个新的、毫无特色的地方熔炉中消失不见。
遗产是可辨识的差异
所有民族都有“服装”，但只有一些民族拥有“传统服饰”；所有民族都有“口头传说”，但只有一些民族拥有“民俗学”(Bausinger，1971)。所有民族都拥有文化，但只有文化中的一些方面成为遗产讨论会的焦点。正是因为认识到其与众不同，民俗、传统服饰和遗产才会被结合起来，与服装、口头传说以及普通的古老文化和生活区别开。收藏18和19世纪中欧民族服装的都市人不会把自己的衣服放进博物馆，很简单，因为他们已经了解自己的穿着，不会对它们产生疑问。相反，他们会走进农村地区，尽可能地远离城市，寻找不同。之后，那些实物进入收藏和博物馆，经过提炼变成民族服装。都市人在寻找民俗、民族服装和遗产方面很成功，因为他们的游历之处离自己习惯观察的地方足够遥远。在离彼此尽可能远的地方，人们记录下实物、方言和各种形式的口头传说，之后它们成为经过提炼的遗产、民俗、种族和民族分类的语义内容(Wobst，1976)。
离乡后的散居遗产更典型
新斯科舍北部附属的布雷顿角岛(Cape Breton Island)，是加拿大东北部的海上领土。那里，散居的说法语者和美洲原住民被散居的英国人驱逐，取而代之的是散居的苏格兰人——他们原先的位置在苏格兰高地清洗(Highland Clearances)运动中被羊群代替。如今，布雷顿角岛可能是世界上苏格兰文化最为活跃的地方。这里的人普遍使用苏格兰盖尔语，而提琴音乐和苏格兰方舞在许多小型社区也很兴旺。今天，许多苏格兰本地人在布雷顿角岛发现了他们的民间遗产，人们认为这块土地上的传统更加真实和富有活力，胜过苏格兰高地的传统发源地区(Dembling，2005)。
殖民散居使差异更明显
想象一下殖民主义时代以前的世界。交通运输大多在陆地上或者沿着河道、海岸线进行。在这种情况下，多数人不容易观察到自己与近邻之间的社群差异(categorical difference)，而旅行者会在跨越空间的过程中逐渐感受到不同，只有很少人有机会与遥远的社群不期而遇。大量的物质和行为变异是渐进的，可以通过相对平稳的个体变量梯度图’加以图示。显然，一个人离他习惯观察的地方越远，空间上的变化就更容易被他观察到。而且，你跨越的中间地带越大，两个被比较的地方之间的差异就会越突出。正因为这个原因，开启、推动殖民主义时代的远海航行在人们关于他者的想象性概念上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因为，在远海航行的终点，一衣带水的邻邦间的渐变感消失了；站在远航后的彼岸，旅行者将遭遇到许多同时出现的他者。那些他者通过一种很难观察到的逻辑裂隙与自己的同胞隔离。关于社群差异、本质差异的预期因此显得合理。在一个人们已经进入的世界中伪造影响，这种做法超越了大多数有理智的观察者和思考者的正常生活经验。
殖民主义时代极大地提高了散居发生的频率，而散居者与其来源人口之间的地理距离也被迅速拉大。因此，散居者与他们遭遇到的人口之间可辨识的差异增加，而基于个人经验，社群(或本质)差异的预期变得更加难以消除。当观察者谈论起自己在新到的地方、刚接触的人群中发现的差异，而非那些共享的、近似的或者处于行为变异区间内的事物时，他们可以很轻松地说出更加有趣的故事。科学家们朝同一个方向注入想象力。一方面，科学往往在分类上把自己弄得筋疲力尽(即，依据最大的逻辑和形式差异进行分类，生成内在同质的群体或种类)，将他们所描述的事物尽可能地与现有的一切区别开。另一方面，当科学强调最近观察到的元素的不同之处，而非全人类的普遍变异带宽时，它得到了更多的关注。换句话说，散居极大地提高了人类观察差异(而非相似性)的能力，并且将这些差异正式记录为社群差异。(Wobst，1991)。
散居遗产随时间变得更加典型
散居状态下，人们不仅在空间上，而且在时间上与自己的祖国分离。之所以如此，是因为他们一离境，与祖国文化之间亲密而具体的互动就消失了。在家乡时，他们的许多“文化”以非问题化的无意识的惯习(habitus)形式呈现。但在这些散居者离开后，他们的家乡文化仍然在当地环境下发生着同步改变。相比之下，在迁入行为发生时的散居地，他者惯习很容易被辨识出来并形成意识。正因如此，其他人会把新移民定义为“他者”，也正是因为这样，在个人经验中，他者被具体化了。然而，移民出境之后家乡文化的持续变化无法再被轻易地观察到。许多此类变化由惯习规定，在这样的情况下，很少受种族或民族群体的想法控制。在移民出境之后，散居者被家乡文化的动态发展遗弃了。通常，在新环境下保持个体的差异只剩下一种选择，即，记住过去，努力保持这份记忆。换句话说，散居团体比国内人口更容易在新环境下保守地教条化、类型化他们观察到的差异。同时，最守旧的实践遗产通常发现于散居地而非祖国，在德裔移民中就有这样的情形，比如阿米什人(Kray-bill，1989)、门诺人(Noble，1992)和哈特人(Peters，1965)。
散居遗产持久、耀眼的展示
散居人口的自保能力通常在于，坚持拥有不同于本地人口生活方式的权利。他们被给予了(也成功使用了)这一权利的现实证据在于，强调他们的生活在各方面是不同的，尤其是他们的公共表演和公开可以接触到的人工制品(强调其生活中相似的社会文化状况将被认为是接受同化)。因此，散居人口经常在不同民族杂居的背景下穿戴“民间”服饰，用图 腾崇拜的民族物质文化标记他们的空间，并且在可接受的情况下尽可能多地展示民族行为。从而，散居人口的遗产在压力下变得尽可能的典型起来。
散居遗产面临退化危险
再回到布雷顿角岛。布雷顿角岛本身是一个相当大的散居社区。该岛已经变得彻底的非工业化；它没有具备竞争力的石油或矿石资源，其农业也根本竞争不过其他地区。那些想要获得一份工作的人离开岛屿，去哈利法克斯和新斯科舍的其他城市，去繁荣的加拿大西部，或者他们能够找到工作的任何地方。在那里，他们形成了新的散居。然而正是这种散居，今天在很大程度上保证了布雷顿角岛的盖尔人文化。每个夏季(以及加拿大节日前后)，移民们都会返回布雷顿角岛——歌唱、跳舞、以苏格兰人的方式作乐(比如，过凯尔特色彩节)。唯一有经济能力呆在岛上的是退休者，以及熟谙民间文化的艺人，他们可以在夏季尽情嬉戏，而在一年中的其他时间外出旅游。岛上的每一个苏格兰裔孩童都想成为成功的民间艺人，但是毕竟机会是有限的，岛上的苏格兰元素也已经进入了退化期。每个夏季，更多的年轻人泡在苏格兰主题公园里，更多的人无法在苏格兰文化产业中找到工作，更多的人去其他地方谋生，还有更多的人每年回来度苏格兰文化假期，这一切呈现螺旋形的自我发展，最终不一定拥有什么充满活力的结果。
散居遗产使差异看似根本
在正常实践中，文化遗产不是文化遗产，而是文化遗产的那些被认为确立了文化差异的方面。这一点在散居人口中尤其明显。在那里，被定位为文化遗产的往往是特别需要加以具体化、样本化进而扩大化的差异(例如，可以参阅伍德和莱戈·穆诺茨2007年关于民族餐厅的研究)。通常，散居人口对于自身有着最为强烈的概念，这一概念往往是经过提炼的，而且有异于本地人口，正如他们典型的民族餐厅或民族食品。散居人口还常常让自己的来源人口感觉到，他们与其他近邻或他者有着本质上的不同。如果没有散居人口，多数的民族国家将很难被想象成为社区。散居人口的惯习，朝着文化遗产的方向，可以明确种族和民族之间的界线。
结论
给出这些假设后，应该做什么以抵消散居情况下文化遗产的提纯化影响呢?单独地看，散居和散居研究很容易扩大和提炼差异，经提炼后的差异已经成为20世纪、21世纪许多冲突的根源。为了抵消散居遗产的这个影响，并从遗产研究中移除这一重大的潜在偏见，我建议遗产研究者们在撰写散居人口报告时，必须回答以下两个问题(除他们想要完成的任何其他工作之外)：
·被研究的社会群体中给出的遗产活动／人工制品／行为的变体是什么?它与什么有关?
·你正在观察的社会群体周围，给出的遗产活动／人工制品／行为是如何继续跨越社会界线的?
这样，除了它们声明的研究目标之外，文化遗产项目还必须帮助读者们认识到，给出的社会文化实体既是内在有变化的，也是从逻辑上不断渗入周边的。两者的实现应该大大有助于社会界线和社会群体的模糊，并淡化关于种族主义、民族主义以及其他诸多主义的思考，使这些思想更难以被用来制造冲突。
(严萍 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