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大学教师是一个高知识、高压力的职业，承受着较高的社会期望，承担着为国家培养专业人才的重任，但同时也带来了更大程度上的挑战和压力。据专家调查，有80%的教师长期感到大学教师的职业压力太大，有75%的教师长期处在一种慢性疲劳的亚健康状态，而有1/3以上的教师出现明显的生理反应[1]。2002年广东省教育工会对全省19所高校近万名教师的健康状况进行了抽样调查，结果表明约一成处于基本健康状态，约两成处于各种疾病状态，约七成处于亚健康状态。此外，压力还会导致工作满意度下降、离职倾向加剧，严重时甚至还可能出现心理疾病[2]。产生这些病症之前，“疲劳”是工作压力致病过程机制中一个初期、较容易被侦测的征兆。我们采用由丹麦学者开发、属公共财的“哥本哈根疲劳量表”（CBI），作为职场工作者疲劳问题的评估工具。CBI将“疲劳”的定义聚焦为“身体与心理的疲惫与耗竭状态”，专注于“疲劳现象”本身。CBI的另一特色是将受测者在其生活领域中对疲劳来源的归因，从“广泛”到“特定”区分为三个量表，使此量表能应用于不同属性的族群，包括：（1）“个人疲劳（或一般疲劳）”；（2）“工作疲劳”；（3）“服务对象（相关）疲劳”。
虽然职场疲劳问题近年来受到国人关注，但目前国内相关的调查研究并不多，除了大多以单一职业族群为研究对象之外，对于疲劳的测量亦多采用MBI，或以自评症状如爱困无力、眼睛疲劳等问题来呈现，少有深入检讨测量工具的信效度。CBI的信效度已经在一些研究中获得验证，也已应用于多国调查研究中。因此，我们参考国外通用的职场疲劳测量工具，叶婉榆等修订的职场疲劳量表，研究量表的信效度，包括内部一致性、量表的因素结构，以及量表得分与其他工作、健康等指标之间的关联性等。
一、材料与方法
1 测量工具
我们参考职场疲劳量表，包括“个人疲劳”（5题）、“工作疲劳”（5题）、“服务对象”（5题）、“服务对象相关疲劳”（6题）与“工作过度投入”（5题）等四个分量表。次量表测量方式是由受访者自行评估过去一周各种问题的发生频率。量表问题列于表2、表3，各题的问项为“总是”（得分以100分计）、“经常”（75分）、“有时”（50分）、“不常”（25分）、“从未”（0分），各分量表得分即各题得分的平均。在四个分量表中，“服务对象疲劳”仅适用于与服务对象互动的工作者，而其他三个分量表则适用于所有行业的工作者。各分量表可以视需要分开选用；若针对单一特定服务业员工工作调查，“服务对象”可代换成该类员工所服务的对象名称，如：大学教授的服务对象为“学生”等。
另外，本研究的問卷也测量受测者的社会人口学特质、职业属性、工作特性、工作压力感受与工作满意度、自评健康状况等资料。受访者在职业疲劳量表各分量表若有三题以上未答，则该量表之得分不予计算。
至于工作压力感受与工作满意度，则分别以自觉工作压力大的频率与工作满意程度来测量。在自评健康状况部分，本研究采用“简式健康表”，以五题测量个人主观心理困扰，包括“焦虑”、“愤怒”、“忧郁忧虑”、“不如人”与“失眠”的困扰程度（5点量尺）[3]。其得分的分类标准，若总分≦5分，则无心理困扰；若总分落在6～9分/10～14分/≧15分，则归类为轻/中/重度心理困扰。另外，自评健康状况也纳入问卷。
2 研究对象
本研究对象为广东省高等学校教师。由本课题成员于2012年向16所广东省高等学校参与；其中大型职场（300人以上）有16家、中型职场（100-299人）10家、小型职场（未达100人）0家。这些16家高等学校则是随机或立意选取部分员工接受调查。
调查对象为该高等学校在职员工，问卷以不记名方式填写，回收时调查员以事先填写之样本编号做排序，依据16所高校别统计问卷回收数与回收率，统一由广东药学院负责问卷发放与回收。本次调查发出1200份问卷，问卷回收总数为980份，删除大幅漏填或填答状况明显不合理的问卷数，共得到有效问卷965份，总回收率为85%。
3 资料分析
本研究以SAS9.1版软件进行资料处理与统计分析。首先，以描述性统计方法分析样本的人口学与工作背景、工作特性与健康量表得分、以及工作感受与自评健康之分布状况，以呈现样本的基本特性以及在工作特性与健康相关量表的表现；其次，为了解职场疲劳量表四个分量表题目的信度，我们以Cronbach’s alpha系数呈现各分量表的内部一致性；接着，为了解此疲劳量表的建构效度，我们采用探索式因素分析方法，以主成分分析法抽取因素，且预设因素之间具有相关性。采用斜交转轴法；最后，则以相关系数矩阵，呈现四个分量表得分之间的相关，并分析此四个分量表得分与工作特性、工作感受和健康状况之相关性，作为此量表之同时效标效度（简称“效标效度”）之佐证。连续变项之间的相关性以Pearson相关系数呈现，而次序变项与其他因素之间相关性则以Spearman相关系数来呈现。
在选取“疲劳”之效标方面，我们参考过去有关疲劳量表信效度评估之研究文献，发现在工作特性方面，“工时过长”、“工作负荷高”、“工作控制低”与“就业不安定性高”，均曾被指出与职场疲劳问题有显著相关；在工作感受方面，“工作压力感受”与“工作不满意”，与工作者被疲劳问题有显著相关；而在健康状况方面，包括心理困扰、自评健康等测量，也与疲劳问题有关。至于“工作过度投入”则反应工作者过度投入工作的病态行为倾向，可能与工作者的社会角色、职场社会文化等因素有关，有文献研究指出，“过度投入”为疲劳之危险因子。
本研究将男女性分开分析，乃是基于以下考量：在职场工作特质、工作压力感受与职业健康问题之相关研究中，性别差异一直是重要议题。本研究旨在检验职场疲劳量表之信效度，希望为未来研究者提供参考资讯。我们认为，将性别分开分析，提供男女性个别资料，将有助于后面不同职场类别的调查研究。我们也将男女合并进行信效度分析，但与性别分层的分析结果类似：为节省文章篇幅，我们选择省略全体分析的结果。 二、结果与分析
1 研究对象的个人与工作特性、工作感受与健康状况
本次调查所收集的965份有效问卷当中，超过九成是属于正职或长期雇佣的员工；如表1所示，男女分别为439人与529人，平均年龄约为36.5岁和34.8岁，35岁以下员工男女比例分别为45.4%和54.5%，过半数以上员工已婚或同居，平均工作年限则在7、8年左右。男女性员工中，有10%以上具有专科大学教育程度，80%以上具有硕士及以上的教育程度。在职业性质方面，男女型员工均有近半的比例属于主管或专业人员，女性人群中20.5%属于白领非技术性工作者，男性人群中20.6%属于白领技术工作者。在规模方面，基本是在大型职场中工作；男女性的每周平均工时分别约为9.6和14.2小时，每周工作在54小时以上者男性员工中占3.0%，女性中占4.5%。在工作特性方面，男性的工作负荷与工作工质量表得分基本接近与女性，而就业不安定性得分则略高于女性。
至于工作感受与健康状况，男女性员工约有六成左右常常或一向感到工作压力很大，但也有约八成对工作感到满意。在简式健康量表（BSRS-5）的得分结果，男性的心理困扰得分较女性略高；若将此量表得分分区为四个心理困扰程度的组别，在全体受访者中，有约41%反映具有中度或重度心理困扰，而男性中有中度与重度心理困扰的比例较女性略高。男性受访者评估整体健康达“好”或“很好”的比例（84.3%）也较女性为低（87.6%）。
本研究使用的其他量表，包括简式健康量表（BSRS-5），以及测量工作特性的工作负荷、工作控制与就业不安定性量表之内部一致性系数，也一并列表1，结果显示这些量表之Cronbach's α alpha值均在0.54%以上。
2 职场疲劳量表的得分与内部一致性
表2列出本调查中职场疲劳量表各子题的分布、得分范围，以及各分量表的得分与内部一致性系数。为了了解此量表测量是否可能存在“地板与天花板效应”-也就是说，是否有相当比例的受试者得分落在极大或极小值-此效应若存在，表示此量表可能有问题，其得分范围难以涵盖受访者的真实状况；故我们也在表2中加注各题得分与各分量表得分落于最大值与最小值的人数和百分比，以评估量表题目的适当性。表中“个人疲劳”、“工作疲劳”、“服务对象疲劳”、与“工作过度投入”三个分量表是全体有效填答者的得分统计。在各子题得分方面，女性在“个人疲劳”、“工作疲劳”与“服务对象疲劳”此三个分量表中的大部分题目得分均比男性员工高（只有“个人疲劳”分量表中第1个题目“您常觉得疲劳吗？”得分男性高于女性），但男性在“工作过度投入”分量表大部分题目的得分都比女性员工高（只有“工作过度投入”分量表中第3个题目“上床睡觉时，您还想着工作的事吗？”得分女性高于男性）。至于量表内部一致性，四个分量表得分的Cronbach's alpha值在男女性均在0.80以上，显示四个分量表在男女性均有相当高的内部一致性。在“地板与天花板效应”的评估方面，由于在男女性各题得分与个分量表得分的最大最小值人数比例并无出现显著集中的情形，故认为量表题目测量范围合理。
3 职场疲劳量表的因素分析
表3呈现职场疲劳量表四个分量表、21个子题得分的探索式因素分析结果。由于“服务对象疲劳”分量表仅适用于工作中与服务对象互动的工作者，故表3所呈现的是这些将四个分量表均完整填答的工作者问卷资料的因素分析结果（共965位受访者，包括436位男性与529位女性）。我们也针对全体调查对象进行其他3个分量表的因素分析，其结果与此一部分族群所呈现的结果类似，因此其结果不在此文中重复叙述。
我们以主成分分析法抽取因素结构，并进行斜交转轴、根据特征值Eigenvalue≥1作为抽取因素的依据，发现无论以全体受访者，或是男女性族群分开分析，结果皆呈现三个因素，“个人疲劳”与“工作疲劳”分量表共10题均属第一个因素，而“服务对象疲劳”分量表的6题均属第二个因素，而“工作过度投入”分量表的2题均属于第三个因素。抽取出的三个因素中，男、女性第一个因素可解释的变异量比例分别占43%、41%，第二、第三因素可解释的变异量比例男性分别为17%、9%，女性则为16%、9%；三个因素可解释的变异量在男、女性族群分别为69%、66%；本量表在男女性分开分析的因素分析结果均类似，男女分层后与男女合并后全体受访者的因素分析结果相比较，也相当接近。因素分析结果显示此量表中“个人疲劳”与“工作疲劳”分量表的分数似乎测量同一构面，而“服务对象疲劳”与“工作过度投入”则与前述两个分量表测量不同的概念。此量表21题得分的因素结构相当清楚，没有出现某题同时属于两个因素以上的状况。
4 职场疲劳量表分量表得分与工作特性、工作感受与健康指标的相关性
职场疲劳量表中“个人疲劳”与“工作疲劳”两者之间存在高度相关（在男性r=0.82，女性r=0.79）；而其他分量表之间的相关，除了“服务对象疲劳”与“工作过度投入”的相关性较低之外，其他分量表间均有中等程度地正相关。
至于此量表与其他工作与健康指标之间相关性，包括“简式健康表”（BSRS-5）所测得的心理困扰程度、“工作负荷”、以及工作者的自觉工作压力，皆和职场疲劳四个分量表的得分存有明显正相关。在工时方面，职场疲劳各分量表得分与工作时数呈低度正相关；而“个人疲劳”、“工作疲劳”、“服务对象疲劳”与“就业不安定性”得分呈现显著正相关，与“工作满意度”、“自评健康”、“工作控制”呈现显著负相关。
三、结论
本研究参与国外已受检验的职场疲劳相关问卷，斟酌本土状况加以修订，编制成中文版职场疲劳量表，此次廣东省高校教师员工的大规模调查，对于此量表进行信效度检验，结果显示此量表具有良好的内部一致性、建构效度、以及符合理论预期的效标效度，可以作为评估职场疲劳的测量工具，除了有助早期发现工作压力问题，也有助于职场疲劳致病机制的探讨。然而，此测量工具是否有其他问题，仍需要后续研究进一步在其他族群（如不同类型工作者、临床慢性疲劳症患者），并以不同类型研究（如访谈研究、长期追踪、介入研究）加以深入检视。
参考文献：
[1]潘欣，权正良，钱玉燕.大学教师职业压力与心理健康关系的研究[J].中国健康教育，2003，19（10）：792-793.
[2]吴祥勇，徐晓楠.高校教师亚健康状况堪忧[J].中国教育报，2003-04-22.
[3]颜如佑，柯志鸿，杨明仁，等.台湾人忧虑量表与简式症状量表使用于大规模社区忧虑症个案节选之比较.北市医学杂志，2005，2：737-744
作者简介 崔红花（1976-），女（朝鲜族），博士，副教授，研究方向为中药及中药制剂的分析研究与新药开发，发表论文50余篇。
通讯作者简介 王淑美（1966-），教授，博士。研究方向为中药复方药效物质基础及新药开发。
基金项目：广东高校优秀青年创新人才培育项目（WYM10036）；广东药学院2013年教学改革项目（GYJGYB201308）；广东药学院2014年国家级大学生创新创业训练计划项目（1）
虽然职场疲劳问题近年来受到国人关注，但目前国内相关的调查研究并不多，除了大多以单一职业族群为研究对象之外，对于疲劳的测量亦多采用MBI，或以自评症状如爱困无力、眼睛疲劳等问题来呈现，少有深入检讨测量工具的信效度。CBI的信效度已经在一些研究中获得验证，也已应用于多国调查研究中。因此，我们参考国外通用的职场疲劳测量工具，叶婉榆等修订的职场疲劳量表，研究量表的信效度，包括内部一致性、量表的因素结构，以及量表得分与其他工作、健康等指标之间的关联性等。
一、材料与方法
1 测量工具
我们参考职场疲劳量表，包括“个人疲劳”（5题）、“工作疲劳”（5题）、“服务对象”（5题）、“服务对象相关疲劳”（6题）与“工作过度投入”（5题）等四个分量表。次量表测量方式是由受访者自行评估过去一周各种问题的发生频率。量表问题列于表2、表3，各题的问项为“总是”（得分以100分计）、“经常”（75分）、“有时”（50分）、“不常”（25分）、“从未”（0分），各分量表得分即各题得分的平均。在四个分量表中，“服务对象疲劳”仅适用于与服务对象互动的工作者，而其他三个分量表则适用于所有行业的工作者。各分量表可以视需要分开选用；若针对单一特定服务业员工工作调查，“服务对象”可代换成该类员工所服务的对象名称，如：大学教授的服务对象为“学生”等。
另外，本研究的問卷也测量受测者的社会人口学特质、职业属性、工作特性、工作压力感受与工作满意度、自评健康状况等资料。受访者在职业疲劳量表各分量表若有三题以上未答，则该量表之得分不予计算。
至于工作压力感受与工作满意度，则分别以自觉工作压力大的频率与工作满意程度来测量。在自评健康状况部分，本研究采用“简式健康表”，以五题测量个人主观心理困扰，包括“焦虑”、“愤怒”、“忧郁忧虑”、“不如人”与“失眠”的困扰程度（5点量尺）[3]。其得分的分类标准，若总分≦5分，则无心理困扰；若总分落在6～9分/10～14分/≧15分，则归类为轻/中/重度心理困扰。另外，自评健康状况也纳入问卷。
2 研究对象
本研究对象为广东省高等学校教师。由本课题成员于2012年向16所广东省高等学校参与；其中大型职场（300人以上）有16家、中型职场（100-299人）10家、小型职场（未达100人）0家。这些16家高等学校则是随机或立意选取部分员工接受调查。
调查对象为该高等学校在职员工，问卷以不记名方式填写，回收时调查员以事先填写之样本编号做排序，依据16所高校别统计问卷回收数与回收率，统一由广东药学院负责问卷发放与回收。本次调查发出1200份问卷，问卷回收总数为980份，删除大幅漏填或填答状况明显不合理的问卷数，共得到有效问卷965份，总回收率为85%。
3 资料分析
本研究以SAS9.1版软件进行资料处理与统计分析。首先，以描述性统计方法分析样本的人口学与工作背景、工作特性与健康量表得分、以及工作感受与自评健康之分布状况，以呈现样本的基本特性以及在工作特性与健康相关量表的表现；其次，为了解职场疲劳量表四个分量表题目的信度，我们以Cronbach’s alpha系数呈现各分量表的内部一致性；接着，为了解此疲劳量表的建构效度，我们采用探索式因素分析方法，以主成分分析法抽取因素，且预设因素之间具有相关性。采用斜交转轴法；最后，则以相关系数矩阵，呈现四个分量表得分之间的相关，并分析此四个分量表得分与工作特性、工作感受和健康状况之相关性，作为此量表之同时效标效度（简称“效标效度”）之佐证。连续变项之间的相关性以Pearson相关系数呈现，而次序变项与其他因素之间相关性则以Spearman相关系数来呈现。
在选取“疲劳”之效标方面，我们参考过去有关疲劳量表信效度评估之研究文献，发现在工作特性方面，“工时过长”、“工作负荷高”、“工作控制低”与“就业不安定性高”，均曾被指出与职场疲劳问题有显著相关；在工作感受方面，“工作压力感受”与“工作不满意”，与工作者被疲劳问题有显著相关；而在健康状况方面，包括心理困扰、自评健康等测量，也与疲劳问题有关。至于“工作过度投入”则反应工作者过度投入工作的病态行为倾向，可能与工作者的社会角色、职场社会文化等因素有关，有文献研究指出，“过度投入”为疲劳之危险因子。
本研究将男女性分开分析，乃是基于以下考量：在职场工作特质、工作压力感受与职业健康问题之相关研究中，性别差异一直是重要议题。本研究旨在检验职场疲劳量表之信效度，希望为未来研究者提供参考资讯。我们认为，将性别分开分析，提供男女性个别资料，将有助于后面不同职场类别的调查研究。我们也将男女合并进行信效度分析，但与性别分层的分析结果类似：为节省文章篇幅，我们选择省略全体分析的结果。 二、结果与分析
1 研究对象的个人与工作特性、工作感受与健康状况
本次调查所收集的965份有效问卷当中，超过九成是属于正职或长期雇佣的员工；如表1所示，男女分别为439人与529人，平均年龄约为36.5岁和34.8岁，35岁以下员工男女比例分别为45.4%和54.5%，过半数以上员工已婚或同居，平均工作年限则在7、8年左右。男女性员工中，有10%以上具有专科大学教育程度，80%以上具有硕士及以上的教育程度。在职业性质方面，男女型员工均有近半的比例属于主管或专业人员，女性人群中20.5%属于白领非技术性工作者，男性人群中20.6%属于白领技术工作者。在规模方面，基本是在大型职场中工作；男女性的每周平均工时分别约为9.6和14.2小时，每周工作在54小时以上者男性员工中占3.0%，女性中占4.5%。在工作特性方面，男性的工作负荷与工作工质量表得分基本接近与女性，而就业不安定性得分则略高于女性。
至于工作感受与健康状况，男女性员工约有六成左右常常或一向感到工作压力很大，但也有约八成对工作感到满意。在简式健康量表（BSRS-5）的得分结果，男性的心理困扰得分较女性略高；若将此量表得分分区为四个心理困扰程度的组别，在全体受访者中，有约41%反映具有中度或重度心理困扰，而男性中有中度与重度心理困扰的比例较女性略高。男性受访者评估整体健康达“好”或“很好”的比例（84.3%）也较女性为低（87.6%）。
本研究使用的其他量表，包括简式健康量表（BSRS-5），以及测量工作特性的工作负荷、工作控制与就业不安定性量表之内部一致性系数，也一并列表1，结果显示这些量表之Cronbach's α alpha值均在0.54%以上。
2 职场疲劳量表的得分与内部一致性
表2列出本调查中职场疲劳量表各子题的分布、得分范围，以及各分量表的得分与内部一致性系数。为了了解此量表测量是否可能存在“地板与天花板效应”-也就是说，是否有相当比例的受试者得分落在极大或极小值-此效应若存在，表示此量表可能有问题，其得分范围难以涵盖受访者的真实状况；故我们也在表2中加注各题得分与各分量表得分落于最大值与最小值的人数和百分比，以评估量表题目的适当性。表中“个人疲劳”、“工作疲劳”、“服务对象疲劳”、与“工作过度投入”三个分量表是全体有效填答者的得分统计。在各子题得分方面，女性在“个人疲劳”、“工作疲劳”与“服务对象疲劳”此三个分量表中的大部分题目得分均比男性员工高（只有“个人疲劳”分量表中第1个题目“您常觉得疲劳吗？”得分男性高于女性），但男性在“工作过度投入”分量表大部分题目的得分都比女性员工高（只有“工作过度投入”分量表中第3个题目“上床睡觉时，您还想着工作的事吗？”得分女性高于男性）。至于量表内部一致性，四个分量表得分的Cronbach's alpha值在男女性均在0.80以上，显示四个分量表在男女性均有相当高的内部一致性。在“地板与天花板效应”的评估方面，由于在男女性各题得分与个分量表得分的最大最小值人数比例并无出现显著集中的情形，故认为量表题目测量范围合理。
3 职场疲劳量表的因素分析
表3呈现职场疲劳量表四个分量表、21个子题得分的探索式因素分析结果。由于“服务对象疲劳”分量表仅适用于工作中与服务对象互动的工作者，故表3所呈现的是这些将四个分量表均完整填答的工作者问卷资料的因素分析结果（共965位受访者，包括436位男性与529位女性）。我们也针对全体调查对象进行其他3个分量表的因素分析，其结果与此一部分族群所呈现的结果类似，因此其结果不在此文中重复叙述。
我们以主成分分析法抽取因素结构，并进行斜交转轴、根据特征值Eigenvalue≥1作为抽取因素的依据，发现无论以全体受访者，或是男女性族群分开分析，结果皆呈现三个因素，“个人疲劳”与“工作疲劳”分量表共10题均属第一个因素，而“服务对象疲劳”分量表的6题均属第二个因素，而“工作过度投入”分量表的2题均属于第三个因素。抽取出的三个因素中，男、女性第一个因素可解释的变异量比例分别占43%、41%，第二、第三因素可解释的变异量比例男性分别为17%、9%，女性则为16%、9%；三个因素可解释的变异量在男、女性族群分别为69%、66%；本量表在男女性分开分析的因素分析结果均类似，男女分层后与男女合并后全体受访者的因素分析结果相比较，也相当接近。因素分析结果显示此量表中“个人疲劳”与“工作疲劳”分量表的分数似乎测量同一构面，而“服务对象疲劳”与“工作过度投入”则与前述两个分量表测量不同的概念。此量表21题得分的因素结构相当清楚，没有出现某题同时属于两个因素以上的状况。
4 职场疲劳量表分量表得分与工作特性、工作感受与健康指标的相关性
职场疲劳量表中“个人疲劳”与“工作疲劳”两者之间存在高度相关（在男性r=0.82，女性r=0.79）；而其他分量表之间的相关，除了“服务对象疲劳”与“工作过度投入”的相关性较低之外，其他分量表间均有中等程度地正相关。
至于此量表与其他工作与健康指标之间相关性，包括“简式健康表”（BSRS-5）所测得的心理困扰程度、“工作负荷”、以及工作者的自觉工作压力，皆和职场疲劳四个分量表的得分存有明显正相关。在工时方面，职场疲劳各分量表得分与工作时数呈低度正相关；而“个人疲劳”、“工作疲劳”、“服务对象疲劳”与“就业不安定性”得分呈现显著正相关，与“工作满意度”、“自评健康”、“工作控制”呈现显著负相关。
三、结论
本研究参与国外已受检验的职场疲劳相关问卷，斟酌本土状况加以修订，编制成中文版职场疲劳量表，此次廣东省高校教师员工的大规模调查，对于此量表进行信效度检验，结果显示此量表具有良好的内部一致性、建构效度、以及符合理论预期的效标效度，可以作为评估职场疲劳的测量工具，除了有助早期发现工作压力问题，也有助于职场疲劳致病机制的探讨。然而，此测量工具是否有其他问题，仍需要后续研究进一步在其他族群（如不同类型工作者、临床慢性疲劳症患者），并以不同类型研究（如访谈研究、长期追踪、介入研究）加以深入检视。
参考文献：
[1]潘欣，权正良，钱玉燕.大学教师职业压力与心理健康关系的研究[J].中国健康教育，2003，19（10）：792-793.
[2]吴祥勇，徐晓楠.高校教师亚健康状况堪忧[J].中国教育报，2003-04-22.
[3]颜如佑，柯志鸿，杨明仁，等.台湾人忧虑量表与简式症状量表使用于大规模社区忧虑症个案节选之比较.北市医学杂志，2005，2：737-744
作者简介 崔红花（1976-），女（朝鲜族），博士，副教授，研究方向为中药及中药制剂的分析研究与新药开发，发表论文50余篇。
通讯作者简介 王淑美（1966-），教授，博士。研究方向为中药复方药效物质基础及新药开发。
基金项目：广东高校优秀青年创新人才培育项目（WYM10036）；广东药学院2013年教学改革项目（GYJGYB201308）；广东药学院2014年国家级大学生创新创业训练计划项目（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