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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神童现象古已有之,却于今为烈。可以普遍看到的是,现在它仍然广泛存在;可以预见的是,未来几十年内,它也不会消失。那么,为何要以2005年的若干个案为解读样本?原因很简单,2005年,神童危机首次浮出水面,神童现象首次引起国人关注。
2005年7月,国家语言资源监测中心、北京语言大学等4家机构公布了2005年春夏主流报纸十大流行语,这已是1992年以来第6次发布流行语跟踪情况了。这次的统计是根据2004年6月世界报业协会发布的《2004～2005中国传媒产业发展报告》中引用的“2004年10城市报纸阅读排名”,选取了15家报纸作为主流报纸,汇入动态流通语料库,最终统计出结果。
与往年不同的是,首次将“教育类”单列。其中,“教育公平”排名第一,而“神童退学”排列第九。
神童退学震惊国人
“神童退学”之所以成为2005年春夏教育类十大流行语之一,缘于两个人。
一个叫魏永康。
魏永康,1988年出生,2岁时就掌握了1000多个汉字。在小学只上了二年级和六年级,1991年10月,8岁的魏永康就跳到了县属重点中学。从此,在魏永康的生活中,没有伙伴,也没有玩具,只有学习,为了不耽误魏永康吃饭的时候看书,他读高中的时候,魏母还亲自给他喂饭。13岁时,魏永康以高分考进湖南湘潭大学物理系,成为当地公认的“神童”。
在大学的4年里,魏永康的母亲曾学梅一直都在学校陪他。魏母说,为了让孩子专心读书,所有的家务事情她都自己做了,包括给魏永康洗衣服、端饭、洗澡、洗脸。2000年,17岁的魏永康考上中科院高能物理研究所的研究生,这一次由于魏母不能跟在他身边,魏永康无法安排自己的学习和生活。他想去天安门玩,大冬天却不知道换衣服,穿着单衣、趿着拖鞋去天安门逛了一圈。这样的事情发生多了,魏永康感到实在不能适应没有母亲照顾的生活。2003年8月,已经上了3年研究生的魏永康从中科院肄业回到了老家。2004年,魏永康几度离家出走,最长的一次达39天。
一个叫王思涵。
曾被誉为“神童”的东北男孩儿王思涵,从小聪明好学,小学三年级时就以优异的成绩考进东北育才中学少年班。2001年8月,只有14岁的王思涵以572分超出分数线60分的优异高考成绩,考入沈阳工业大学自动化专业。王思涵入学后的成绩却一直处于末流,大一时3门以上课程不合格,学校要求他在大二的时候重修大一课程,此后的大学4年,各门功课陆续亮起“红灯”。在2005年的毕业考试中,除英语外,其他学科他选择了弃考,由于仅有一科英语合格的毕业成绩,王思涵被学校“责令退学”。
王思涵的父母只是普通工人,家庭经济并不好,为了让王思涵能够顺利完成大学教育,父亲每天打两份工。王思涵考上大学的时候,他的父亲却因积劳成疾去世了。王思涵说,自父亲过世后,他就学不进去了,他用两个数学等式来描述了自己所经历的特殊学习生活:“中学生活=学习+睡觉;大学生活=看书+发呆。”目前,王思涵每天都在刻苦复习大学的课程,希望学校能给他一次机会。
就在两位神童退学引发的社会舆论达到高潮时,中国科技大学少年班首批学员回母校聚会,媒体又披露了这个班上昔日大名鼎鼎的几位神童的多舛命运。
宁铂,两岁半时已经能够背诵30多首毛泽东诗词,3岁时能数100个数,4岁学会四百多个汉字,5岁上学,6岁开始学习《中医学概论》和使用中草药,8岁能下围棋,熟读《水浒传》。1977年11月,国务院副总理方毅批示中国科技大学“破格”录取宁铂。本科毕业之后,宁铂留校任教,并在19岁时成为全国最年轻的讲师。从1982年开始,他3次报考研究生,但都放弃了考试。宁铂很少做物理学科的研究,却把大量时间用于围棋、哲学和宗教。1989年、1990年、1991年,他连考3次托福,均未过关。1988年结婚之后,宁铂开始练习气功,吃素,与常见的生活习惯渐行渐远。1993年,因为与妻子的一次小小口角,他离家出走,四处游荡了半个多月。此后两年间,他一度“下海”经商,最远跑到了海南,最终却不得不回到中科大。2002年,宁铂前往五台山出家,很快就被中科大校方找了回去。一年后,他再度出家……
谢彦波,1978年进入中科大,入学时仅11岁,此前只有小学5年级的人生经验。1982年,谢彦波提前一年大学毕业,15岁时在中科院理论物理研究所跟随于渌院士读硕士,18岁跟随中科院副院长周光召院士读博士。但是,他没能处理好和导师的关系,博士拿不下来,转而去美国读博士。回国后,谢彦波以硕士的身份接受了中国科技大学近代物理系教师的工作。虽然接受了这项工作,但是他对物理这门学科却越来越怀疑。过去,他认为科学是神圣的,最近几年来他开始怀疑整个科学体系。他试图查找一些漏洞,进而证明科学本身就是一个错误。
干政,与谢彦波的人生轨迹有着惊人的相似:都是留学普林斯顿,都是学理论物理。回国后,中国科技大学物理系的一位主管老师找到了干政,表示他可以回科大读博士,却被干政拒绝了。几年后,在家赋闲已久的干政表示想到科大工作,这一次科大没有同意,当时科大聘用教师已有新规定,博士文凭是必要条件。而干政也表示不想读博士了,但他长期找不到一份工作,精神状态时好时坏。最终,干政把自己禁锢在与母亲共同居住的家里。
还是应试教育惹的祸
对于震惊国人的“神童悲剧”,许多人在各种媒体上给予了尖锐的批评和深刻的反思。其中有代表性的观点有四种。
其一:生理、智力和心理发展不和谐,导致了神童悲剧。以王思涵为例,他的智力水平也许远远超出了他的生理发育,但心理发育远不及生理发展,加上从小到大一直生活在光环下,没有经受挫折,承受能力低,所以遇到挫折自然会出现抵触情绪。另外,王思涵心理素質与成年人差距较远,却要进入成年人世界,无法沟通,更加削弱了他的承受力。超前教育实际是缩短了人的成长过程,但这种缩短必须按照人本身的规律来,人要经历的事情必须要经历,不能用一方面发展取代了多方面发展 。
其二,“神童悲剧”折射出中国教育已进入“伪教育时代”。教育演变成为获取商业利润的中介,只要能够获取商业利润,什么违反教育规律的“新生事物”都可以出现,什么教育笑话都可以变成现实。这种“伪教育现象”不只是害了直接的教育对象,更危害了教育的整体风气,腐蚀了一代教育工作者,在制造虚幻的“大跃进式的教育梦”。
其三,一些人宣称能把普通孩子打造成神童,这是犯了教育万能论的错误。持此论者称,家长、学校只能给孩子提供一个很好的生长环境,给他最适宜的教育,顺其自然发挥他最大的潜能。
其四,“神童悲剧”源于“人文精神缺失症”。在一个个被人们津津乐道的“神童”故事背后,掩蔽着的是可怕的功利教育。这种教育的功利性,既体现在家长身上,同样体现在学校和教师身上。于是,有太多的孩子被训练成考试的机器,一些早早就能脱颖而出者就成为所谓的“神童”,而更多的却成为“殉葬者”
综合分析上述观点,笔者以为,最根本的,还是家庭的功利教育与学校的应试教育联袂酿成了中国的“神童悲剧”。
中国的家长之所以热衷于培养神童,中国的中小学校之所以为培养神童推波助澜,都掩藏着可怕的功利目的和应试压力。
就家长而言,父母自认没有能力实现心中的愿望,满足自己的骄傲,却拿这些去期望儿女,这就是法国著名作家罗曼·罗兰所说的“骄傲的寄托”。“骄傲的寄托”事实上是一种弥补心理。作为父母,因为自己没考上大学,就希望儿女金榜题名;作为父母,看到别人的孩子才艺俱佳,便不管自己的孩子喜欢不喜欢,强制性地让孩子学钢琴学书法学舞蹈学绘画,成为全才,成为神童。细究父母们“骄傲的寄托”,为孩子的健康成长是次,为自己的“骄傲”才是主。于是,在现实生活中,一方面孩子们在表面竞争,另一方面父母们在私下“较劲儿”。在“骄傲的寄托”的幌子下,棍棒教育和金钱诱惑的软硬兼施就双管齐下了,孩子考分的高低也成为其在家中地位高低的天平。考分高,甜蜜蜜的微笑加钞票摆在“龙”、“凤”们的面前;考分低,轻则高声斥骂,重则体罚掌嘴,要是以前惩罚学生的铁尺尚在,恐怕也是要用上一用的。更有甚者,一些家长在高考这根指挥棒下,不但快要把孩子逼上精神崩溃的边缘,自己也焦头烂额。
就学校而言,在强大的应试压力面前,为学校的生存与发展计(比如招生),为教师的晋级评优保岗计,为校长的脸面、升职计,许多教师、校长与家长们一起堕入“分数囚笼”中,一起沦为 “分数的囚徒”。
在“分数的囚笼”中,神童成块宝,非神童成根草。一些不堪忍受的非神童便走向了极端。2005年6月4日,昆明市官渡区矣六乡大塔密村13岁的小女孩小梦(化名)服毒自杀。同年7月10日,银川市13岁的小学毕业生秀秀(化名)服毒自杀。两个孩子之所以在小小年纪却选择了自杀一途,原因只有一个,她们不但不是神童,而且觉得自己不如别人,这从两个13岁女孩的遗书中可见一斑。秀秀说:“我不是一个好学生,我是一个差学生。”小梦说:“以前那个能让你们为荣的我死了。”
什么是好孩子?在中国的家长、教师乃至孩子心中,好孩子的标准只有五个字:学习成绩好。
什么是神童?在中国的家长、教师乃至孩子心中,神童的标准只有五个字:学习成绩好。
其实,在中国,所谓的“神童”,其“神”不在于创造力,不在于想象力,而在于机械记忆力而已。
其实,中国的“神童悲剧”,古已有之,甚至可追溯到1000多年前。
南宋叶梦得所著《避暑录话》中有一段记载:北宋元丰年间,饶州有位神童,叫朱无赐,因从小就能熟读经书而做了官,于是当地有孩子的人家全都逼着家里的小“神童”熟读《五经》。但孩子生性好玩,不肯好好背记,父母们便把这些神童一个个都放进竹篮,吊上树梢,使其玩耍不成。不少家长还请来家教,孩子背完一经,先生就能得到孩子父母的若干铜钿,作为酬劳和奖励。结果,饶州的许多孩子因为不具备神童的天资而被活活逼死。
对中国的“神童悲剧”最早进行反思的,是北宋的王安石。他在《伤仲永》一文中写道:
金溪民方仲永,世隶耕。仲永生五年,未尝识书具,忽啼求之。父异焉,借旁近与之,即书诗四句,并自为其名。其诗以养父母、收族为意,传一乡秀才观之。自是指物作诗立就,其文理皆有可观者。邑人奇之,稍稍宾客其父,或以钱币乞之。父利其然也,日扳仲永环谒于邑人,不使学。
余闻之也久。明道中,从先人还家,于舅家见之,十二三矣。令作诗,不能称前时之闻。又七年,还自扬州,复到舅家,问焉,曰:“泯然众人矣。”
在这篇文章中,我们看到了一个古代神童的悲剧:金溪平民方仲永,长到五岁时,不曾见过书写工具,忽然哭着要这些东西。其父对此感到惊异,从邻近人家借来给他,他当即写了四句诗,并且自己题上自己的名字。这首诗以赡养父母、团结同宗族的人為内容,传送给全文的秀才观赏。从此,有人指定事物叫他写诗,他能立刻完成,诗的文采和道理都有值得欣赏的地方。同县的人对他感到惊奇,渐渐地请他的父亲去做客,还有人用钱财和礼物求仲永写诗。他的父亲认为那样有利可图,每天牵着方仲永四处拜访同县的人,不让他学习。但是,仲永后来又如何呢?“他的才能完全消失,和普通人一样了。”
一千多年过去了,北宋年间的神童悲剧,中国人已知之甚少。一千多年过去了,王安石黄钟大吕般的警告,中国人也早已忘却。尽管他的《伤仲永》几十年来一直被选入初中语文课本,但家长和教师也只是把它当成一篇好文章罢了,没有重视它的本意和对后人的警告。
更可怕的是,一些利欲熏心的商家,竟开始了批量生产神童的“圈钱计划”。
据2005年5月23日《北京晨报》报道:缴纳十多万元的会费,无须苛刻的测试,把孩子培养成“神童”,这是目前一家名为“创才智力潜能开发有限公司”推行的“日出计划”最吸引家长的部分。“日出计划”中,无须苛刻的测试,就承诺把孩子培养成“神童”,10岁时,其综合智力水平达到10项指标并超越大学生。当然,想达到这个目标也并不容易,因为这需要强大的财力支撑:6岁会员的年会费为13.89万元,5岁为12.89万元,依年龄递减,1岁是8.89万元。当时广州的会员已经超过400人,北京会员已经增加到180人。
令人惊诧万分的有两点:一是此计划从2000年在广州创办,并从广州发展到北京,可至今也培养不出什么神童来,该公司却我自岿然不动,笔者不禁要问:有关部门为何对此无动于衷?二是该公司在北京、广州两地选择该计划的600名会员家长中,具有清华、北大等名校背景的占到七成,还有相当一部分属于“海归派”。 这样一个引起专家质疑的计划,却得到大量高学历、高收入、高层次的家长的认同,笔者不禁想再问一句:这些家长到底在想什么?
中国神童不宜“中国制造”
话又说回来,世界上的确存在着超常儿童。
据中国科学院心理所研究员施建农介绍,心理学研究表明,智力发展超常的人在儿童中的比例是1%～3%。据中国第五次人口普查,中国有2亿8千976万名14岁以下的儿童。如果按1%的比例计算,中国超常儿童有290万;如果按3%的比例计算,约有智力超常少儿近1000万。有国外学者把音乐、美术、体育、绘画等特殊才能考虑进去,超常儿童的比例要占15%。
世界上不少国家非常重视超常儿童教育。比如韩国,1999年通过了关于超常教育的法案,有法律保障后,很多学校开始挑选超常儿童,对国家人才战略发展很有好处。20世纪50年代中后期以后,日本开始注重“英才教育”,专门开设“英才实验学校”。美国于1972年成立了“天才儿童教育局”,各州有相应的专职人员和机构,并拨专款用于这项开支。美国现有137所大学对天才学生进行专门培养。英国于1974年成立了“天才儿童国家协会”,并在全国设立34个分会。
我国超常教育出现的标志是1978年中国科技大学少年班的诞生。中科大少年班2005年招生工作日前已经结束,40名不满16周岁的优秀少年成为少年班第29期少年大学生,2005年中科大报考人数创历史最高,达到3300多人,生源分布于15个省、自治区、直辖市。
尽管国外的超常教育一直在超常发展,但因为中国的国情不同,我们根本无法照搬其做法;尽管中国科技大学少年班已招了29期少年大学生,但基于国情,我们根本无力把中国290万(或者1000万)超常儿童都送入少年班中。那些超常教育发达的国家早已对资优教育建立了制度,通过立法、师资培训、方案设计等,资优教育已达到相当高的水平,而我们能做到吗?中国最大的国情是,连最起码的免费义务教育都无法保证,又何谈对资优教育的投资?
除了中国最大的国情,尚有五大困惑决定了中国超常教育已经陷入困境,决定了中国神童不宜“中国制造”。
第一,概念和定义的困惑。有人把超常教育定位于智力超常儿童的教育。有人说“高智商(智商一般为130以上)的儿童被看成超常儿童”,或智力因素和非智力因素均超常者。这样的教育则会把爱因斯坦、爱迪生式的潜慧生排除在外。这种定义给超常人才教育蒙上了一层神秘的“阳春白雪”的面纱,而精英教育是超常教育的一种而不是全部。
第二,教师与教材的困惑。教师除了本身的素质之外,还必须对超常生的身心发展及超常教育的理念、课程设置等有所了解,教师要经过培训;教材的深度、难度和系统性也至关重要。而这一切,在中国都是一个极薄弱的环节。
第三,超常人才教育的评估困惑。社会上有人习惯于质问:“你们培养出多少世界级人才?”其实,超常人才教育是一项大中小幼的系统工程,哪个环节有失误都会给人才成长造成损失。所以,每个教育阶段都应有自己的教育目标和评估标准。再者,有的人大器早成,有的人属于大器晚成,还要看社会为人才持续发展创造了多少条件等。
第四,中国教育体制的困惑。国外培养人才的最好模式是通才教育,即入学后先不分专业,根据学生兴趣发展选专业,但目前在国内能广开此路的大学并不多。
第五,超常人才的持续发展困惑。在校学生都是潜人才,潜人才在走入社会后转变为显人才。他们变成真正的人才既有自身的适应能力问题,也有社会的认识观念和体制等问题,因为人才的持续发展需要“天时、地利、人和”。
虽然中国的“神童情结”已达千年之久,但面对越来越多的“神童悲剧”,面对越来越多应试教育背景下的受害者,面对中国老百姓渴求免费义务教育、渴望无差别教育的最大国情,面对我们并不具备培养超常人才的“天时、地利、人和”的大环境,我们还有什么理由热衷于“中国神童制造”的虚假光环呢?
“中国神童制造”,还是歇歇吧。
备忘录:11位“高考神童”
就笔者的目力所及,目前中国已出现了11位14岁以下的“高考神童”,他们之中,有两位功成名就,有4位与失败为伍,其他人具体情况不详。记下他们的名字,看看他们的经历,或许会给我们留下更多的思考。
张炘炀:10岁时参加高考
张炘炀是建国以来年龄最小的大学生。1995年7月8日,张炘炀于生于辽宁省盘锦市。按正常的学习进度,张炘炀现在应该上小学四年级。但他用不到5年的时间,却走过了普通学生12年的读书历程。2005年高考,张炘炀得了505分,超过辽宁省二本分数线47分。对这个10岁的孩子,有很多人表示担忧,辽宁大学一位教授认为,大学的课程设置与中学有明显差别,需要学习者有比较严密的逻辑思维,就现在张炘炀的状况分析,他的思维有一定的片面性,具体思维也不太完善,情感、意志力、看法还是10岁儿童的层次,在某些方面一定会出现不适应。虽然家长已经准备去陪读,生活上不会有什么问题,但父母代替不了他与同龄人的交流,在年龄相差太大的同学中,他一定会感觉孤独,这种心理和情感上的断层,对于一个10岁的孩子来说,是一个很大的挑战。
曹雨婷:11岁时参加高考
曹雨婷是山西省2005年参加高考中年龄最小的考生。她只用了5年的时间就学完了12年的课程,刚开始还依赖父亲的辅导,进入高中后基本以自学为主。
张亚勤:12岁时参加高考
张亚勤12岁时考入中国科技大学少年班第二期,23岁获美国乔治·华盛顿大学电气工程博士学位。曾担任美国四大研究中心之一的Sarnoff公司多媒体实验室总监,31岁成为电气电子工程师协会有史以来最年轻的院士。1999年回国,加盟微软,出任微软中国研究院的首席科学家。
段景博:12岁时参加高考
段景博曾就读于河北省黄骅市中学,2004年,12岁的段景博以580分的成绩被河北大学录取。
詹正茂,13岁时参加高考
詹正茂5岁入小学,连跳三级,8岁读初中,1990年从湖北黄陂考入中国科技大学少年班。2001年获经济学博士学位,曾任中国规模最大的专业管理咨询公司“北大纵横管理咨询公司”副总经理,新任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教师。
庞博文: 13岁时参加高考
庞博文是黑龙江省2005年高考中年龄最小的考生,高考成绩520分。
鲍宇阳:13岁时参加高考
鲍宇阳在2003年的全国数学联赛中获湖北赛区一等奖,后通过北大面试2004年春节获准保送北大。他小学读了四年,初中读了一年,之后直接进入华师一附中理科实验班读高一。鲍宇阳共接受了8年正规教育。
张满意:14岁时被保送南开大学
张满意3年后被勒令退学。18岁时,张满意又以极高的分数再次考进了南大,3年后再次被请退,目前在广州打工。
还有前面提到的宁铂、谢彦波和干政(略)共11位。
(作者單位:吉林人民出版社)
2005年7月,国家语言资源监测中心、北京语言大学等4家机构公布了2005年春夏主流报纸十大流行语,这已是1992年以来第6次发布流行语跟踪情况了。这次的统计是根据2004年6月世界报业协会发布的《2004～2005中国传媒产业发展报告》中引用的“2004年10城市报纸阅读排名”,选取了15家报纸作为主流报纸,汇入动态流通语料库,最终统计出结果。
与往年不同的是,首次将“教育类”单列。其中,“教育公平”排名第一,而“神童退学”排列第九。
神童退学震惊国人
“神童退学”之所以成为2005年春夏教育类十大流行语之一,缘于两个人。
一个叫魏永康。
魏永康,1988年出生,2岁时就掌握了1000多个汉字。在小学只上了二年级和六年级,1991年10月,8岁的魏永康就跳到了县属重点中学。从此,在魏永康的生活中,没有伙伴,也没有玩具,只有学习,为了不耽误魏永康吃饭的时候看书,他读高中的时候,魏母还亲自给他喂饭。13岁时,魏永康以高分考进湖南湘潭大学物理系,成为当地公认的“神童”。
在大学的4年里,魏永康的母亲曾学梅一直都在学校陪他。魏母说,为了让孩子专心读书,所有的家务事情她都自己做了,包括给魏永康洗衣服、端饭、洗澡、洗脸。2000年,17岁的魏永康考上中科院高能物理研究所的研究生,这一次由于魏母不能跟在他身边,魏永康无法安排自己的学习和生活。他想去天安门玩,大冬天却不知道换衣服,穿着单衣、趿着拖鞋去天安门逛了一圈。这样的事情发生多了,魏永康感到实在不能适应没有母亲照顾的生活。2003年8月,已经上了3年研究生的魏永康从中科院肄业回到了老家。2004年,魏永康几度离家出走,最长的一次达39天。
一个叫王思涵。
曾被誉为“神童”的东北男孩儿王思涵,从小聪明好学,小学三年级时就以优异的成绩考进东北育才中学少年班。2001年8月,只有14岁的王思涵以572分超出分数线60分的优异高考成绩,考入沈阳工业大学自动化专业。王思涵入学后的成绩却一直处于末流,大一时3门以上课程不合格,学校要求他在大二的时候重修大一课程,此后的大学4年,各门功课陆续亮起“红灯”。在2005年的毕业考试中,除英语外,其他学科他选择了弃考,由于仅有一科英语合格的毕业成绩,王思涵被学校“责令退学”。
王思涵的父母只是普通工人,家庭经济并不好,为了让王思涵能够顺利完成大学教育,父亲每天打两份工。王思涵考上大学的时候,他的父亲却因积劳成疾去世了。王思涵说,自父亲过世后,他就学不进去了,他用两个数学等式来描述了自己所经历的特殊学习生活:“中学生活=学习+睡觉;大学生活=看书+发呆。”目前,王思涵每天都在刻苦复习大学的课程,希望学校能给他一次机会。
就在两位神童退学引发的社会舆论达到高潮时,中国科技大学少年班首批学员回母校聚会,媒体又披露了这个班上昔日大名鼎鼎的几位神童的多舛命运。
宁铂,两岁半时已经能够背诵30多首毛泽东诗词,3岁时能数100个数,4岁学会四百多个汉字,5岁上学,6岁开始学习《中医学概论》和使用中草药,8岁能下围棋,熟读《水浒传》。1977年11月,国务院副总理方毅批示中国科技大学“破格”录取宁铂。本科毕业之后,宁铂留校任教,并在19岁时成为全国最年轻的讲师。从1982年开始,他3次报考研究生,但都放弃了考试。宁铂很少做物理学科的研究,却把大量时间用于围棋、哲学和宗教。1989年、1990年、1991年,他连考3次托福,均未过关。1988年结婚之后,宁铂开始练习气功,吃素,与常见的生活习惯渐行渐远。1993年,因为与妻子的一次小小口角,他离家出走,四处游荡了半个多月。此后两年间,他一度“下海”经商,最远跑到了海南,最终却不得不回到中科大。2002年,宁铂前往五台山出家,很快就被中科大校方找了回去。一年后,他再度出家……
谢彦波,1978年进入中科大,入学时仅11岁,此前只有小学5年级的人生经验。1982年,谢彦波提前一年大学毕业,15岁时在中科院理论物理研究所跟随于渌院士读硕士,18岁跟随中科院副院长周光召院士读博士。但是,他没能处理好和导师的关系,博士拿不下来,转而去美国读博士。回国后,谢彦波以硕士的身份接受了中国科技大学近代物理系教师的工作。虽然接受了这项工作,但是他对物理这门学科却越来越怀疑。过去,他认为科学是神圣的,最近几年来他开始怀疑整个科学体系。他试图查找一些漏洞,进而证明科学本身就是一个错误。
干政,与谢彦波的人生轨迹有着惊人的相似:都是留学普林斯顿,都是学理论物理。回国后,中国科技大学物理系的一位主管老师找到了干政,表示他可以回科大读博士,却被干政拒绝了。几年后,在家赋闲已久的干政表示想到科大工作,这一次科大没有同意,当时科大聘用教师已有新规定,博士文凭是必要条件。而干政也表示不想读博士了,但他长期找不到一份工作,精神状态时好时坏。最终,干政把自己禁锢在与母亲共同居住的家里。
还是应试教育惹的祸
对于震惊国人的“神童悲剧”,许多人在各种媒体上给予了尖锐的批评和深刻的反思。其中有代表性的观点有四种。
其一:生理、智力和心理发展不和谐,导致了神童悲剧。以王思涵为例,他的智力水平也许远远超出了他的生理发育,但心理发育远不及生理发展,加上从小到大一直生活在光环下,没有经受挫折,承受能力低,所以遇到挫折自然会出现抵触情绪。另外,王思涵心理素質与成年人差距较远,却要进入成年人世界,无法沟通,更加削弱了他的承受力。超前教育实际是缩短了人的成长过程,但这种缩短必须按照人本身的规律来,人要经历的事情必须要经历,不能用一方面发展取代了多方面发展 。
其二,“神童悲剧”折射出中国教育已进入“伪教育时代”。教育演变成为获取商业利润的中介,只要能够获取商业利润,什么违反教育规律的“新生事物”都可以出现,什么教育笑话都可以变成现实。这种“伪教育现象”不只是害了直接的教育对象,更危害了教育的整体风气,腐蚀了一代教育工作者,在制造虚幻的“大跃进式的教育梦”。
其三,一些人宣称能把普通孩子打造成神童,这是犯了教育万能论的错误。持此论者称,家长、学校只能给孩子提供一个很好的生长环境,给他最适宜的教育,顺其自然发挥他最大的潜能。
其四,“神童悲剧”源于“人文精神缺失症”。在一个个被人们津津乐道的“神童”故事背后,掩蔽着的是可怕的功利教育。这种教育的功利性,既体现在家长身上,同样体现在学校和教师身上。于是,有太多的孩子被训练成考试的机器,一些早早就能脱颖而出者就成为所谓的“神童”,而更多的却成为“殉葬者”
综合分析上述观点,笔者以为,最根本的,还是家庭的功利教育与学校的应试教育联袂酿成了中国的“神童悲剧”。
中国的家长之所以热衷于培养神童,中国的中小学校之所以为培养神童推波助澜,都掩藏着可怕的功利目的和应试压力。
就家长而言,父母自认没有能力实现心中的愿望,满足自己的骄傲,却拿这些去期望儿女,这就是法国著名作家罗曼·罗兰所说的“骄傲的寄托”。“骄傲的寄托”事实上是一种弥补心理。作为父母,因为自己没考上大学,就希望儿女金榜题名;作为父母,看到别人的孩子才艺俱佳,便不管自己的孩子喜欢不喜欢,强制性地让孩子学钢琴学书法学舞蹈学绘画,成为全才,成为神童。细究父母们“骄傲的寄托”,为孩子的健康成长是次,为自己的“骄傲”才是主。于是,在现实生活中,一方面孩子们在表面竞争,另一方面父母们在私下“较劲儿”。在“骄傲的寄托”的幌子下,棍棒教育和金钱诱惑的软硬兼施就双管齐下了,孩子考分的高低也成为其在家中地位高低的天平。考分高,甜蜜蜜的微笑加钞票摆在“龙”、“凤”们的面前;考分低,轻则高声斥骂,重则体罚掌嘴,要是以前惩罚学生的铁尺尚在,恐怕也是要用上一用的。更有甚者,一些家长在高考这根指挥棒下,不但快要把孩子逼上精神崩溃的边缘,自己也焦头烂额。
就学校而言,在强大的应试压力面前,为学校的生存与发展计(比如招生),为教师的晋级评优保岗计,为校长的脸面、升职计,许多教师、校长与家长们一起堕入“分数囚笼”中,一起沦为 “分数的囚徒”。
在“分数的囚笼”中,神童成块宝,非神童成根草。一些不堪忍受的非神童便走向了极端。2005年6月4日,昆明市官渡区矣六乡大塔密村13岁的小女孩小梦(化名)服毒自杀。同年7月10日,银川市13岁的小学毕业生秀秀(化名)服毒自杀。两个孩子之所以在小小年纪却选择了自杀一途,原因只有一个,她们不但不是神童,而且觉得自己不如别人,这从两个13岁女孩的遗书中可见一斑。秀秀说:“我不是一个好学生,我是一个差学生。”小梦说:“以前那个能让你们为荣的我死了。”
什么是好孩子?在中国的家长、教师乃至孩子心中,好孩子的标准只有五个字:学习成绩好。
什么是神童?在中国的家长、教师乃至孩子心中,神童的标准只有五个字:学习成绩好。
其实,在中国,所谓的“神童”,其“神”不在于创造力,不在于想象力,而在于机械记忆力而已。
其实,中国的“神童悲剧”,古已有之,甚至可追溯到1000多年前。
南宋叶梦得所著《避暑录话》中有一段记载:北宋元丰年间,饶州有位神童,叫朱无赐,因从小就能熟读经书而做了官,于是当地有孩子的人家全都逼着家里的小“神童”熟读《五经》。但孩子生性好玩,不肯好好背记,父母们便把这些神童一个个都放进竹篮,吊上树梢,使其玩耍不成。不少家长还请来家教,孩子背完一经,先生就能得到孩子父母的若干铜钿,作为酬劳和奖励。结果,饶州的许多孩子因为不具备神童的天资而被活活逼死。
对中国的“神童悲剧”最早进行反思的,是北宋的王安石。他在《伤仲永》一文中写道:
金溪民方仲永,世隶耕。仲永生五年,未尝识书具,忽啼求之。父异焉,借旁近与之,即书诗四句,并自为其名。其诗以养父母、收族为意,传一乡秀才观之。自是指物作诗立就,其文理皆有可观者。邑人奇之,稍稍宾客其父,或以钱币乞之。父利其然也,日扳仲永环谒于邑人,不使学。
余闻之也久。明道中,从先人还家,于舅家见之,十二三矣。令作诗,不能称前时之闻。又七年,还自扬州,复到舅家,问焉,曰:“泯然众人矣。”
在这篇文章中,我们看到了一个古代神童的悲剧:金溪平民方仲永,长到五岁时,不曾见过书写工具,忽然哭着要这些东西。其父对此感到惊异,从邻近人家借来给他,他当即写了四句诗,并且自己题上自己的名字。这首诗以赡养父母、团结同宗族的人為内容,传送给全文的秀才观赏。从此,有人指定事物叫他写诗,他能立刻完成,诗的文采和道理都有值得欣赏的地方。同县的人对他感到惊奇,渐渐地请他的父亲去做客,还有人用钱财和礼物求仲永写诗。他的父亲认为那样有利可图,每天牵着方仲永四处拜访同县的人,不让他学习。但是,仲永后来又如何呢?“他的才能完全消失,和普通人一样了。”
一千多年过去了,北宋年间的神童悲剧,中国人已知之甚少。一千多年过去了,王安石黄钟大吕般的警告,中国人也早已忘却。尽管他的《伤仲永》几十年来一直被选入初中语文课本,但家长和教师也只是把它当成一篇好文章罢了,没有重视它的本意和对后人的警告。
更可怕的是,一些利欲熏心的商家,竟开始了批量生产神童的“圈钱计划”。
据2005年5月23日《北京晨报》报道:缴纳十多万元的会费,无须苛刻的测试,把孩子培养成“神童”,这是目前一家名为“创才智力潜能开发有限公司”推行的“日出计划”最吸引家长的部分。“日出计划”中,无须苛刻的测试,就承诺把孩子培养成“神童”,10岁时,其综合智力水平达到10项指标并超越大学生。当然,想达到这个目标也并不容易,因为这需要强大的财力支撑:6岁会员的年会费为13.89万元,5岁为12.89万元,依年龄递减,1岁是8.89万元。当时广州的会员已经超过400人,北京会员已经增加到180人。
令人惊诧万分的有两点:一是此计划从2000年在广州创办,并从广州发展到北京,可至今也培养不出什么神童来,该公司却我自岿然不动,笔者不禁要问:有关部门为何对此无动于衷?二是该公司在北京、广州两地选择该计划的600名会员家长中,具有清华、北大等名校背景的占到七成,还有相当一部分属于“海归派”。 这样一个引起专家质疑的计划,却得到大量高学历、高收入、高层次的家长的认同,笔者不禁想再问一句:这些家长到底在想什么?
中国神童不宜“中国制造”
话又说回来,世界上的确存在着超常儿童。
据中国科学院心理所研究员施建农介绍,心理学研究表明,智力发展超常的人在儿童中的比例是1%～3%。据中国第五次人口普查,中国有2亿8千976万名14岁以下的儿童。如果按1%的比例计算,中国超常儿童有290万;如果按3%的比例计算,约有智力超常少儿近1000万。有国外学者把音乐、美术、体育、绘画等特殊才能考虑进去,超常儿童的比例要占15%。
世界上不少国家非常重视超常儿童教育。比如韩国,1999年通过了关于超常教育的法案,有法律保障后,很多学校开始挑选超常儿童,对国家人才战略发展很有好处。20世纪50年代中后期以后,日本开始注重“英才教育”,专门开设“英才实验学校”。美国于1972年成立了“天才儿童教育局”,各州有相应的专职人员和机构,并拨专款用于这项开支。美国现有137所大学对天才学生进行专门培养。英国于1974年成立了“天才儿童国家协会”,并在全国设立34个分会。
我国超常教育出现的标志是1978年中国科技大学少年班的诞生。中科大少年班2005年招生工作日前已经结束,40名不满16周岁的优秀少年成为少年班第29期少年大学生,2005年中科大报考人数创历史最高,达到3300多人,生源分布于15个省、自治区、直辖市。
尽管国外的超常教育一直在超常发展,但因为中国的国情不同,我们根本无法照搬其做法;尽管中国科技大学少年班已招了29期少年大学生,但基于国情,我们根本无力把中国290万(或者1000万)超常儿童都送入少年班中。那些超常教育发达的国家早已对资优教育建立了制度,通过立法、师资培训、方案设计等,资优教育已达到相当高的水平,而我们能做到吗?中国最大的国情是,连最起码的免费义务教育都无法保证,又何谈对资优教育的投资?
除了中国最大的国情,尚有五大困惑决定了中国超常教育已经陷入困境,决定了中国神童不宜“中国制造”。
第一,概念和定义的困惑。有人把超常教育定位于智力超常儿童的教育。有人说“高智商(智商一般为130以上)的儿童被看成超常儿童”,或智力因素和非智力因素均超常者。这样的教育则会把爱因斯坦、爱迪生式的潜慧生排除在外。这种定义给超常人才教育蒙上了一层神秘的“阳春白雪”的面纱,而精英教育是超常教育的一种而不是全部。
第二,教师与教材的困惑。教师除了本身的素质之外,还必须对超常生的身心发展及超常教育的理念、课程设置等有所了解,教师要经过培训;教材的深度、难度和系统性也至关重要。而这一切,在中国都是一个极薄弱的环节。
第三,超常人才教育的评估困惑。社会上有人习惯于质问:“你们培养出多少世界级人才?”其实,超常人才教育是一项大中小幼的系统工程,哪个环节有失误都会给人才成长造成损失。所以,每个教育阶段都应有自己的教育目标和评估标准。再者,有的人大器早成,有的人属于大器晚成,还要看社会为人才持续发展创造了多少条件等。
第四,中国教育体制的困惑。国外培养人才的最好模式是通才教育,即入学后先不分专业,根据学生兴趣发展选专业,但目前在国内能广开此路的大学并不多。
第五,超常人才的持续发展困惑。在校学生都是潜人才,潜人才在走入社会后转变为显人才。他们变成真正的人才既有自身的适应能力问题,也有社会的认识观念和体制等问题,因为人才的持续发展需要“天时、地利、人和”。
虽然中国的“神童情结”已达千年之久,但面对越来越多的“神童悲剧”,面对越来越多应试教育背景下的受害者,面对中国老百姓渴求免费义务教育、渴望无差别教育的最大国情,面对我们并不具备培养超常人才的“天时、地利、人和”的大环境,我们还有什么理由热衷于“中国神童制造”的虚假光环呢?
“中国神童制造”,还是歇歇吧。
备忘录:11位“高考神童”
就笔者的目力所及,目前中国已出现了11位14岁以下的“高考神童”,他们之中,有两位功成名就,有4位与失败为伍,其他人具体情况不详。记下他们的名字,看看他们的经历,或许会给我们留下更多的思考。
张炘炀:10岁时参加高考
张炘炀是建国以来年龄最小的大学生。1995年7月8日,张炘炀于生于辽宁省盘锦市。按正常的学习进度,张炘炀现在应该上小学四年级。但他用不到5年的时间,却走过了普通学生12年的读书历程。2005年高考,张炘炀得了505分,超过辽宁省二本分数线47分。对这个10岁的孩子,有很多人表示担忧,辽宁大学一位教授认为,大学的课程设置与中学有明显差别,需要学习者有比较严密的逻辑思维,就现在张炘炀的状况分析,他的思维有一定的片面性,具体思维也不太完善,情感、意志力、看法还是10岁儿童的层次,在某些方面一定会出现不适应。虽然家长已经准备去陪读,生活上不会有什么问题,但父母代替不了他与同龄人的交流,在年龄相差太大的同学中,他一定会感觉孤独,这种心理和情感上的断层,对于一个10岁的孩子来说,是一个很大的挑战。
曹雨婷:11岁时参加高考
曹雨婷是山西省2005年参加高考中年龄最小的考生。她只用了5年的时间就学完了12年的课程,刚开始还依赖父亲的辅导,进入高中后基本以自学为主。
张亚勤:12岁时参加高考
张亚勤12岁时考入中国科技大学少年班第二期,23岁获美国乔治·华盛顿大学电气工程博士学位。曾担任美国四大研究中心之一的Sarnoff公司多媒体实验室总监,31岁成为电气电子工程师协会有史以来最年轻的院士。1999年回国,加盟微软,出任微软中国研究院的首席科学家。
段景博:12岁时参加高考
段景博曾就读于河北省黄骅市中学,2004年,12岁的段景博以580分的成绩被河北大学录取。
詹正茂,13岁时参加高考
詹正茂5岁入小学,连跳三级,8岁读初中,1990年从湖北黄陂考入中国科技大学少年班。2001年获经济学博士学位,曾任中国规模最大的专业管理咨询公司“北大纵横管理咨询公司”副总经理,新任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教师。
庞博文: 13岁时参加高考
庞博文是黑龙江省2005年高考中年龄最小的考生,高考成绩520分。
鲍宇阳:13岁时参加高考
鲍宇阳在2003年的全国数学联赛中获湖北赛区一等奖,后通过北大面试2004年春节获准保送北大。他小学读了四年,初中读了一年,之后直接进入华师一附中理科实验班读高一。鲍宇阳共接受了8年正规教育。
张满意:14岁时被保送南开大学
张满意3年后被勒令退学。18岁时,张满意又以极高的分数再次考进了南大,3年后再次被请退,目前在广州打工。
还有前面提到的宁铂、谢彦波和干政(略)共11位。
(作者單位:吉林人民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