乔治·斯坦纳（George Steiner，1929—2020）对国内大多数文学专业的学生和教师来说既熟悉又陌生。熟悉在于，他的翻译理论著作《巴别塔之后》早在20世纪80年代就被介绍到国内，书中提出的“翻译四步骤论”至今常被用来研究作家作品的译介问题。此外，李欧梵先生在他主编的“西方现代批评经典译丛”总序中，说起自己“私淑”两位文学批评大师，一位是美国东岸评论界霸主埃德蒙·威尔逊，另一位就是以人文主义批评著称的乔治·斯坦纳。如此推崇之情，相信翻阅过这套丛书的读者不会忘记。而陌生在于，作为文学批评家的斯坦纳并没有提出过任何系统性的批评理论与核心概念。翻开当今任何一部文学理论教材，人们很难看到乔治·斯坦纳的大名，从英美新批评到后结构主义，从女性主义到后殖民理论，斯坦纳不在任何一个序列中。这就意味着，如今要从文学批评的角度接触或谈论斯坦纳，几乎注定是在课堂和学院外的。
　　然而，这样一种学院派局外人的身份似乎只是斯坦纳作为一个更大意义上的局外人身份的象征。斯坦纳的父母是奥地利犹太人，1929年斯坦纳出生在巴黎，1940年全家移民到美国，后来他又在剑桥、日内瓦等多地教书写作。可以说，斯坦纳并没有处在纳粹屠犹的风暴中心，但他的犹太人身份以及由此带来的对世界的疏离感，成為他文学批评中或隐或显的主题。近一年来，哈罗德·布鲁姆（1930—2019）与斯坦纳接连逝世，人们时常将两位大师相提并论，哀悼那样一个捍卫文学经典、强调人文主义批评传统的终结。的确，他们都有旁征博引和高度个人化的写作风格，甚至对精神分析的不信任都是一致的，但两者在精神气质和对核心问题的关切上完全不同。布鲁姆出生于美国纽约，对于西方正统文化和语言本身有着深厚的“在地感”。在他看来，经典之不可撼动的审美性超越道德和政治，“经典是真正的记忆艺术，是文化思考的真正基础”a。斯坦纳则处在一种“异乡人”的状态，他并没有真正舒适地生活在这个经典传统中，用他自己的话来说，是“在西方文化中保持着警惕”，“重新审视欧洲的理想和历史传统”
　　一
　　斯坦纳这种“异乡人”式的疏离首先体现为他对同时代学术主流的批判和对立。在1959 年出版的处女作《托尔斯泰或陀思妥耶夫斯基》中，斯坦纳提出“老式批评”的观念，与当时流行的“新批评”理论抗衡。所谓“老式批评”，是要在新批评强调的审美特征、形式细节和文本结构之外，恢复对作品所处的历史语境、作者身份等文本外部要素的考察，揭示其哲学和神学方面的思想价值。在斯坦纳看来，经典作品的意义范围远远超出了我们的生活世界，它不是供我们解剖的冷冰冰的对象;相反，经典是一种“可以‘解读’我们的表意形式。它解读我们远胜过我们去解读（倾听、了解）它”c。新批评追求的文学研究的“客观性”只是种幻觉。而对于结构和后结构主义，斯坦纳认为这是比新批评更严重的一种情况，它将文本解码活动推向极致，无限拔高了阐释实践，甚至将阐释的重要性与文学作品本身相提并论。但事实上，批评家过的只是“二手生活”，他永远不可能以自身的阐释活动涵盖伟大作品的全部意义，尤其是形而上和神学意义。
　　斯坦纳与学院派学术主流的分歧根植于语言观和真理观的分歧，即在语言中是否存在终极真理或唯一的意义起源。从新批评到解构主义，逻各斯一路被驱逐到语言之外。但对斯坦纳来说，“言词的首要性——在话语中能够言说和交流的言词的首要性——是希腊——犹太智慧的特征”d。他正是要通过批评活动恢复这一古老智慧，在他看来：“在先验之物上所押的帕斯卡赌注是理解语言的根本基础，是使意义回归的根本基础。”e 所谓帕斯卡赌注，是说帕斯卡认为无法从逻辑上验证上帝存在，但人们可以通过一套类似风险收益的推理来得出相信上帝存在会受益更多的结论。这个逻辑从根本上来说是实用性的，但斯坦纳相信，像陀思妥耶夫斯基和托尔斯泰那样的伟大著作，以及现代社会中占主导地位的艺术作品，必须将上帝问题考虑在内才能真正理解它们的意义。
　　二
　　作为并非土生土长的美国人，斯坦纳也是语言的异乡人。他从小生活在德语、法语和英语三种语言无缝切换的环境中，在自传中他曾提起母亲说话时经常以德语起头，而以法语收尾。但“陌生感和暂居感”仍悄无声息潜入他的语言。在他看来，这是欧洲犹太人的宿命，他们之所以能够快速习得各门语言，是因为他们经常流浪。“我们也许永远难以获得一种终极的‘家园感’，那种一个人与他的母语之间无意识的古老的亲密感，就像他亲近自己地里的岩石、泥土和灰尘。”f 同为犹太人的卡夫卡也曾如此描述自己用德语写作的异化感：“绝大多数开始用德语写作的人，都想摆脱他们的犹太人身份……但他们的后腿仍然粘连在父亲的犹太属性上，而前腿又探不到新的地面。”g 斯坦纳形容卡夫卡“使用的每个词汇都好像是用高利贷借来的”h，同样，他本人使用英语写作，又何尝不是这种感受。
　　当然，除却犹太身份，斯坦纳对语言，尤其是德语的疏离还源于他对德语的现代命运的反思。在《逃离语词》一文中，斯坦纳考察了从17世纪理性主义时代开始，语言王国的领地逐渐缩小的过程。首先是数学、科学逐渐摆脱宗教目的论而走向自治，它们依靠自身独有的符号语言在日常语言之外圈定领地。进而是经济学、历史学、社会学通过运用数学工具来增强客观性和精确性。甚至在最依赖语词概念的哲学领域，从斯宾诺莎到符号逻辑的盛行，再到维特根斯坦的语言哲学，都对语词能够在多大范围内有效描述人类经验和知识进行了厘定。
　　世界意象从语词中逐渐撤退影响了语言的精确性和活力，但更大的危机来自于纳粹德国统治下德语的污染堕落。德语被用来编织谎言，掩盖军国主义和民族主义的虚妄，刺耳的口号、为纳粹服务的精确词汇、残酷的记录都使这门语言感染了极端的非人道，甚至言说它都变成了残酷的事情。语言与道德生活和情感生活相连的根基被斩断，语言面临着无可挽回的僵化和退化。斯坦纳指出这种情形也在英美各地上演，他甚至嘲笑艾森豪威尔总统在新闻发布会上讲的英语，像新型洗涤剂推销员用的语言。政治上的陈词滥调掩饰了真正的意义，破坏了共同体的语言。 　　语言正被非人道逼入绝境，且并非只限于德语，何以为解？在《沉默与诗人》一文中，斯坦纳注意到在维特根斯坦的语言哲学、韦伯恩、凯奇的美学以及贝克特诗学中，蕴含着沉默的独特力量。沉默的悖论就在于，它离弃语词，却能够展示无力、表达愤怒、传递人道。“沉默是一种选择。当城市中的语言充满了野蛮和谎言，再没有什么比放弃写成的诗歌更有力”i，这可以说是斯坦纳对阿多诺提出“奥斯维辛之后何以写诗”这个命题的回答。但斯坦纳也并非完全绝望，在他看来，人们并未永远丧失文学，“只是在此时此地丧失，就像一座被围攻的城市，丧失了对城墙之外自由的清风和清凉的夜晚的权利”！0。离开语言，是捍卫语言的尊严，是为了某一天更好地回归语言。
　　三
　　斯坦纳曾在《悲剧之死》中這样形容“纯粹的悲剧”：“在其中，人类被塑造为尘世中多余的生命，被视作‘供上帝像纨绔子弟拍死苍蝇那样杀戮取乐’的对象。这对人类的理性与情感来说几乎是不堪忍受的。”！与其说这是斯坦纳对古希腊悲剧的某种总结，不如说是犹太人悲惨命运的寓言。在这个寓言中，人是世界里不受欢迎的客人，而斯坦纳自己就是从苍蝇拍下逃出的“幸存者”。是的，斯坦纳将自己定义为“幸存者”，尽管他的全家在1940年欧洲犹太人处境进一步恶化之前就移民到美国，但有一种深刻的恐惧围绕着他：“在20世纪上半叶，身为欧洲的犹太人，就意味着为自己的孩子判刑，将几乎完全不能凭理性的状况强加于他们。这事可能还会发生。只要记忆还真实，我就不能不想它……”！在他看来，即便是表面和平的美国同样存在着温和的反犹主义，一旦发生经济萧条或失业率激增，犹太人因其财富和生活方式就有可能成为仇恨的对象。正如汉娜·阿伦特分析的那样，失去政治权力加持的财富最危险，犹太人在政治上的不成熟正是导致其悲惨命运的原因之一。
　　斯坦纳赞赏本雅明式的“激进人文主义”，在他看来，民族—国家只是可疑的避难所，其公民身份只不过是与每个东道主反复协商的结果，随时可能被夺回。激进人文主义则放弃将民族—国家作为归宿，而将人类视为人之为人的过程，也就是寄希望于犹太人在保持自身异质性的同时，促进人道主义的发展：“只要他能以客人的身份生存，只要他可以重新审视良心和承诺之间的关系，使他对民族忠诚的履行变得更谨慎、更多疑、更人道，犹太人就可能成为一种宝贵的刺激剂。”！
　　德国社会学家鲍曼曾经形容“异乡人”有一种“无根的普遍性”。正是这种不属于任何民族国家的无根性，对世界的疏离体验，反过来造就了犹太人的世界主义和极具生命力的文化财富，在这个财富名单上，卡夫卡、阿伦特、维特根斯坦、本雅明、阿多诺等一系列思想家的名字赫然在目。同为犹太人的德国语文学家埃里希·奥尔巴赫曾在一篇讨论语文学与世界文学的文章中引用圣维克托的雨果（Hugoof St. Victor）道：“觉得自己的故乡很迷人的人已然是软弱的，觉得各处都是乡土的人是强大的，但是只有觉得整个宇宙都是异乡的人才真正达到了化境。”！奥尔巴赫对这段话评论道：“雨果写这些话是为了那些志在将自己从对世界的迷恋中解脱出来的人。但是对于那些希望找到对这个世界恰当的爱的人来说，这也不失为一种解决之道。”！5 对于斯坦纳来说，这种对主流学术界、对自己所用语言乃至对世界的整体性疏离，是否也能视作对文学和人类之爱的另一种表达？也许他在自传中的最后几句话可以给出答案：“每件残酷的行径，每件对人类或动物的不公平行为，证明了无神论的论点，因为这样的行为连上帝的第一次降临都未发生。但是，即使在最糟糕的时刻，我也无法祛除对人类存在两个有效奇迹的信仰，那就是爱与未来时的发明。这两者的结合，如果真的有这么一天的话，就是弥赛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