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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元好问 聊城 南冠 历史
金哀宗天兴二年（1233）五月三日，元好问被蒙古士兵羁押，从开封城郊的青城出发，北渡黄河，进入山东境内，被羁管于聊城（今山东聊城）。蒙古太宗七年（1235）二三月间移居相邻的冠氏县（今山东冠县）。如果说，此前的围城是元好问一生中最艰难最黑暗的时刻，那么，不足两年的聊城岁月，就是他一生中最重要的转折期，出现了诸多新变，使得他最终成为“一代宗工”。
聊城时期，元好问最突出的身份变化是“南冠”“累臣”，也就是囚犯，如他所说“憔悴南冠一楚囚”（《梦归》）。他用“南冠”一词为自己的撰述命名，撰写题为《南冠行》的长诗，编纂名为《南冠录》的家国史书。问题是早在前一年，汴京已经成为人间地狱，大批官民纷纷逃离，“朝官士庶，往往相结携妻子突出北归”（刘祁：《归潜志》卷十一）。在元好问向耶律楚材推荐的五十四位“天民之秀”中，耆旧辈如七十多岁的冯璧，“正大壬辰河南破，乃北归”（元好问：《内翰冯公神道碑铭》），他经过东平，回到家乡真定，得以寿终正寝;六十多岁的王若虚，“京城大掠之后，微服北归”，也回到了家乡真定，“浮湛里社者十余年”（元好问：《内翰王公墓表》）;时辈如杨奂“癸巳汴梁陷，微服北渡，羁孤流落，人所不能堪，君处之自若也”（元好问：《故河南路课税所长官兼廉访使杨公神道之碑》）。所谓“微服北渡”，就是换成便装，悄悄逃亡。在生死一线之际，逃出生天，是正常的本能行为，能得到人们的理解与宽容。元好问为什么没有及时逃亡而“瞑目就束缚”（《学东坡移居八首》）、“自就拘管，同赴聊城”（施国祁：《元遗山年谱》）？其原因大概有以下两点：
第一，与微服逃亡相比，被俘北渡，显得更加光明正大，更有利于将来的选择。冯璧、王若虚等长辈官员逃回家乡，就此终老余生，别无他念，比较坦然。杨奂、刘祁等太学生没有官职，资历较浅，顾虑较少。如果是正值壮年的朝官，私自出逃，总是有些不光彩。赵琦说：“绝大多数北渡士人都避讳谈这段悲惨经历。”a 原因就在此。元好问当时四十多岁，年富力强，声望也许暂时不及王若虚等前辈，但处于上升期，很快后来居上。相对于杨奂、刘祁等人而言，元好问能够有更大的作为，理论上他有很多种生活选择：可以慷慨就义，可以出仕新朝，可以遁归山林，还可以既不仕新朝又不排斥新朝，既与新朝保持距离又能有所合作，“秋风不用吹华发，沧海横流要此身”（《癸巳四月二十九日出京》）。元好问不可能一死了之，不可能无所事事、碌碌无为。他后来周旋于赵天锡、严实、严忠济、徐世隆、张柔、赵振玉、张德辉、耶律楚材等世侯和蒙古要员之间，甚至觐见忽必烈，往来奔走，积极抢救和保存金代文化，教授弟子，主持风雅传统，引导元初文化建设，是微服逃亡还是束手就擒更有利于他开展这些工作？显然是后者。从看管不严的羁押到不明不白的释放，自然而然地过渡到蒙古时期，元好问的这种经历更容易为金朝遗老和蒙古新进所接受。反观王若虚北渡直到去世的十年间，交往范围大为缩小，文学活动骤减，连自己的《慵夫集》都没有刊行。王若虚之所以晚景暗淡，无甚作为，应该与他微服北归、淡出主流文化圈相关。
第二，逃生之路历来道阻且长，充满艰辛和危险。在壬辰（1232）、癸巳（1233）这两年的大逃亡中，不知道有多少人死于道途，妻离子散、家破人亡者，触目可见。位于黄河之北的胙城县（今河南延津县胙城乡）是汴京的北大门，很多北逃者都要经过这里。王恽《卫州胙城县灵虚观碑》记载：“京城大饥，人相食。出逃死北渡者日不下千数。”仅此一地，每天遇难者竟然不少于千人，多么可怕！不止于此，他还说在胙城一带冻死和淹死的，又“无虑千百数”。年轻文人刘祁、刘郁在逃亡途中，便遭受死劫。他们的母亲、祖母相继病逝，兄弟俩只能“相顾号泣而莫之何”（王恽：《大元故蒙轩先生田公墓志铭》）。大多逃难者根本回不到家乡，只能流落异地，四处漂泊，有些幸存者甚至沦为奴隶，命运极其悲惨。段成己在《创修栖云观记》中说：“自天兵南牧，大夫、士、衣冠之子孙陷于奴虏者，不知其几千百人。”元好问一家约十口人，如果也像其他人那样逃亡，怎样保证家人的安全？他不得不认真考量。以他的名声、地位和影响，加上张柔、耶律楚材等人的关照，元好问应该能判断得出，即使亡国被俘，也会受到一些优待，至少生命无虞。两害相权取其轻，那又何必冒险逃命？
果然，元好问到达聊城之后，生命无忧。他有了临时住处，住进了至觉寺，“去年住佛屋，尽室寄寻丈”（《学东坡移居八首》其五），条件虽然简陋，但相对于那些流离失所的难民而言，已经有了能遮挡风雨的栖身之所，他的家人再没有遭遇意外。张柔特别委托他的内弟毛居仁“举夫人族属之留汴梁者北归”（元好问：《潞州录事毛君墓表》），施国祁据此认为元好问家人“必为万户张柔所扶护而出”（《元遺山年谱》）。在此艰难时刻，他们能来到聊城举家团圆，真是不幸中之万幸，何况他们还带来了图书、字画等故物和其他行李。这样一来，他们一家就有了基本的生活保障。
元好问在《学东坡移居八首》（其四）中叙说他在聊城的生活
壬辰困重围，金粟论升勺。明年出青城，瞑目就束缚。毫厘脱鬼手，攘臂留空橐。聊城千里外，狼狈何所托。诸公颇相念，余粒分凫鹤。得损不相偿，抔土填巨壑。一冬不制衣，缯纩如纸薄。一日仅两食，强半杂藜藿。不羞蓬累行，粗识瓢饮乐。敌贫如敌寇，自信颇亦悫。儿啼饭箩空，坚阵为屡却。沧溟浮一叶，渺不见止泊。五穷果何神，为戏乃尔虐。
刚出鬼门关，惊魂甫定，活着才是当时的头等大事。从“攘臂留空橐”来看，元好问随身没有带多少行李，只身北渡。好在得到了聊城“诸公”的接济，获得了一些粮食。诸公应该指赵天锡、严实、徐世隆等人，“凫鹤”指元好问大大小小的一家人。虽然只是过着半温半饱的苦日子，但元好问仍然较为乐观，自嘲体会到了颜回所说的“箪食瓢饮”之乐，有信心带领家人战胜贫困。元好问移居冠氏县后，条件逐步好转：“谁谓我屋小，十口得安居。南荣坐诸郎，课诵所依于。西除著僮仆，休沐得自如。”（《学东坡移居八首》其二）十口，应该包括妻子毛氏、长子元抚、次女元严、次子元振、侄孙伯安、白华之子白朴等人，最值得注意的是，他还有“僮仆”，而僮仆很可能是从汴京跟随他家人来到聊城的。比起那些沦为奴仆的衣冠子弟而言，元好问的聊城生活是安定的、幸运的。 天兴二年秋天，元好问为曹得一写下一首长诗《南冠行》。曹得一，其人不详，施国祁怀疑是金末太原进士曹居一的兄弟辈。从诗中来看，曹得一也是居于聊城的南冠之人。诗歌开篇描写南冠的艰难生活：“南冠累累渡河关，毕逋头白乃得还。荒城雨多秋气重，颓垣败屋深茅菅。漫漫长夜浩歌起，清涕晓枕留余潸。”一为南冠，就再也不可能回到从前，除非乌鸦变白。秋雨荒城，破屋长茅，二人相坐浩叹。元好问接着用十六句的篇幅，吟咏曹得一出身富贵、风流倜傥、多才多艺、名满京城的往日风光，最后又用二十多句表现汴京城破后的潦倒郁闷、怀才不遇：“黄河之水天上流，何物可煮人间愁。撑霆裂月不称意，更与倒翻鹦鹉洲。安得酒船三万斛，与君轰醉太湖秋。”灵活化用李白的诗句，“意到笔随，古语如己出”（陶玉禾：《金诗选》）。該诗虽是为曹得一所作，却寄寓了元好问的淋漓感慨。
元好问自从进入仕途之后，县令、尚书省掾等职务工作相当繁忙，那期间他是官员兼诗人;就俘之后，官员身份褪去，诗人角色凸显。生活在继续，诗歌也在继续。
对时事的关注，是元好问聊城诗歌的重要主题。刚到聊城时，金王朝尚未灭亡。天兴二年六月，金哀宗从归德迁往蔡州，元好问作《淮右》诗：“淮右城池几处存，宋州新事不堪论。辅车谩欲通吴会，突骑谁当捣蓟门。细水浮花归别涧，断云含雨入孤村。空余韩偓伤时语，留与累臣一断魂。”淮河西边的城池已经所剩无几，元好问痛感金哀宗所在的宋州（指归德）居然还自相残杀。元帅蒲察官奴杀害金哀宗随从官员三百余人，独揽大权，金哀宗反过来联合他人，处决蒲察官奴。宋州已经日益危险，金哀宗不得已逃往蔡州。而蔡州也非理想的避难之地，国用安上书力陈迁蔡“六不可”，包括蔡州靠近南宋，很可能造成蒙古与南宋联手灭金的后果。元好问也充满担忧，虽然蔡州与南宋唇齿相依，但南宋无意支持金人抗击入侵中原的蒙古大军。“细水浮花”两句出自韩偓《春尽》一诗，元好问用来象征“流水落花春去也”之类的无奈之情。
天兴二年九月，蒙古兵围攻蔡州，十一月，又与南宋联手，蔡州所代表的金王朝奄奄一息。一年将尽，元好问忧愁万端：“海内兵犹满，天涯岁又新。龙移失鱼鳖，日食斗麒麟。草棘荒山雪，烟花故国春。聊城今夜月，愁绝未归人。”（《十二月六日二首》其二）皇帝逃亡，元好问等臣民们沦为随波逐流的鱼鳖，流落异乡，无法回家，最为伤心。天兴三年（1234）正月，金哀宗自缢，末帝完颜承麟随后被杀，金王朝灭亡。六月二十七日，给元好问带来诸多烦恼的崔立被部将李伯渊等人所杀，尸体被系在马尾示众，引起汴京民众“寸斩”他的愤怒声讨。元好问觉得大快人心，作《即事》诗，一吐崔立事件以来的心中恶气：“逆竖终当鲙缕分，挥刀今得快三军。燃脐易尽嗟何及，遗臭无穷古未闻。京观岂当诬翟义，衰衣自合从高勋。秋风一掬孤臣泪，叫断苍梧日暮云。”首联说崔立死有余辜，理应千刀万剐。颔联用董卓被杀被焚尸的典故，痛斥崔立遗臭万年。颈联连用两个典故，称赞李伯渊。当年王莽篡汉，翟义起兵讨伐，兵败被杀，王莽将其部下尸骨堆成五座高丘，他这样做哪能诬陷改变翟义的正义性质？契丹人张彦泽杀害高勋家人，辽太宗处以极刑，让高勋监斩，高勋身着丧服前往刑场，以其心来祭祀亲人。尾联抒情，为金哀宗之死、为金王朝灭亡而呼号哭泣。
此后，元好问写下多首伤时之作。如《秋夜》诗“百年世事兼身事，尊酒何人与细论”，寓含沧桑感慨。《甲午除夜》回顾金王朝一百多年的历史，百感交集：
暗中人事忽推迁，坐守寒灰望复燃。已恨太官余曲饼，争教汉水入胶船。神功圣德三千牍，大定明昌五十年。甲子两周今日尽，空将衰泪洒吴天。
首联言人事迁移之快，金王朝彻底消亡，不可能起死回生。颔联写金哀宗被困汴京城内，粮食断绝，逃往蔡州，不幸土崩瓦解。颈联高度概括金国历史，开国君臣的功德连篇累牍，数不胜数，金代中期大定、明昌年间五十年，鼎盛辉煌。尾联感慨一百二十年的王朝到此结束，无可奈何，他只能遥望南天，痛哭一番。元好问的这些诗歌侧重金王朝的亡国大变故，丰富了他的丧乱诗创作。
在哀挽金王朝的同时，元好问还创作了多首悼念师友、抒发一己之情的诗歌。元好问有一组《四哀诗》，分别悼念他的朋友李献能、冀禹锡、李汾、王渥。从题目来看，这组诗应该受到杜甫《八哀诗》的启发。《八哀诗》悼念王思礼、李光弼、严武、李琎、李邕、苏渊明、郑虔、张九龄八位著名历史人物，用五言古诗的形式叙述其生平事迹，类似名人传记，后人多批评这组诗不够简练，“极多累句”（叶梦得），“钝滞冗长，极少剪裁”（王士禛）。元好问有所不同，他采取七言律诗的形式，抒发对这四位至交好友的伤痛之情，往往能直抵人心，感人肺腑。兹举《李钦叔》为例：
赤县神州坐陆沉，金汤非粟祸侵寻。当官避事平生耻，视死如归社稷心。文采是人知子重，交朋无我与君深。悲来不待山阳笛，一忆同衾泪满襟。
李钦叔是他的好友李献能（1192—1232），正大八年（1231）担任河中（今山西永济县）帅府经历官，河中沦陷之后，他来到陕州（今河南陕县），担任行省左右司郎中。第二年，河解元帅赵伟向陕州行省索要粮食，陕州行省粮食不足，未能满足他的要求，赵伟就煽动士兵说，李献能与他关系不和，从中作梗，“坐视我军饥饿，不为存恤”。赵伟随后发动兵变，杀害陕州行省二十余名官员，“献能最为所恨，故被害尤酷”（《金史·徒单兀典传》）。元好问这首诗首联写他因为粮食问题而招来杀身之祸，次联称赞他敢于担当的为官品格，第三联夸奖他的文学才华。李献能状元及第，又中宏词科，入翰林院，词采出众，与元好问交情深厚。尾联回忆一起吃住游览的经历，不禁泪流满襟。元好问在这首诗中没有历叙其生平，只是就其遇难来抒情议论，语言精练，感情强烈，可以说是对杜甫《八哀诗》的改进。
元好问还有一首怀念赵秉文的诗歌《五月十二日座主闲闲公讳日作》。后两联说：“故垒至今埋恨骨，遗宗何力起新阡。门生白首浑无补，陆氏庄荒又一年。”赵秉文去世时，汴城被围，一片混乱，只能匆匆下葬。这种临时下葬，被称为权殡、权厝，按照风俗，后来再归葬故里，或另造新阡，正式安葬。从权殡到归葬，时间长短不一，短者几个月，长者几十年，通常以两三年居多。从“至今”和“又一年”来看，赵秉文权殡时间已经较长。诸家年谱将之系在天兴二年，当时元好问还在去聊城的途中，奔命不暇，不可能有“门生白首浑无补”的心思。笔者以为该诗最早作于天兴三年。元好问感慨，赵秉文的子孙没有能力为他建造新坟举行正式的葬礼，而作为他的老门生，自己清贫卑微，也无力报答座师，不能给座师应有的礼遇。“陆氏庄荒”，用唐人崔群的典故。崔群担任宰相，享有清名，他夫人劝他购买些庄园田产，他不以为然，说他主持科举考试录取的三十名进士，就是他三十所“美庄良田”。夫人立刻反唇相讥：您是陆贽丞相的门生，按照您的说法，您是陆氏的一方良田，这么多年，您给了陆先生什么呢？在我看来，陆氏这方良田早就荒芜了。说得崔群惭愧难当，郁郁不乐。元好问借此典故哀悼恩师，同时抒发自己未能报答恩师的愧疚之情。 思念亲人和家乡，是元好问聊城诗歌的又一主题。如《梦归》：“憔悴南冠一楚囚，归心江汉日东流。青山历历乡国梦，黄叶萧萧风雨秋。贫里有诗工作祟，乱来无泪可供愁。残年兄弟相逢在，随分虀盐万事休。”元好问日夜盼望能回到家乡与兄弟相聚。其他如“白屋寒多爱夕曛，静中归思益纷纷”（《白屋》），“恨我不如南去雁，羡君独是北归人”（《喜李彦深过聊城》），也都体现了家乡之思。
聊城时期，元好问痛定思痛，除了继续写作诗歌，他觉得应该有更大的作为，有责任抢救、保存一代历史文化，所以，从这时起，元好问开创性地搜集与整理各类文献，他逐渐由单纯的诗人转变为更加综合的文化人。
首先，他利用诗人的特长和丰富的积累，开始着手编纂金代诗歌总集《中州集》。据《中州集序》，在上一年的围城之中，冯延登、刘祖谦就劝说元好问编纂《中州集》，当时无暇顾及。到了聊城之后，“杜门深居，颇以翰墨为事”，他再次想起冯、刘二人的建议，就开始抄录记忆和交游所得的诗歌。这时正巧商挺将其父亲商衡的手抄本《国朝百家诗略》（魏道明编，商衡补益）带到东平，送给元好问。元好问将自己所编与之合而为一，成为《中州集》。《中州集序》写作于天兴二年十月二十二日，《中州集》还没有最终完成，但应该完成了前七卷一百位左右诗人诗歌的编纂工作。从五月中下旬到达聊城，安顿下来，大概六七月份开始着手编纂事宜，很快就完成这么多诗歌的编写，说明元好问非常重视此事。其原因如他自己所说：“念百余年以来，诗人为多，苦心之士，积日力之久，故其诗往往可传。兵火散亡，计所存者才什一耳，不总萃之，则将遂湮灭而无闻，为可惜也。”诗人们心灵相通，惺惺相惜，元好问此举为保存金代文学、金代历史做出不可替代的重大贡献。
其次，整理家藏的陆龟蒙《笠泽丛书》。元好问有不少藏书，从汴京带到聊城再带到冠氏县，“故书堆满床”（《学东坡移居八首》其三）。他家收藏了两个版本的《笠泽丛书》，差别较大。早在担任内乡县令期间，麻革、张澄就希望他“合二本为一”，却一直拖了下来。天兴三年四月，元好问终于着手校订二本，并写了篇《校笠泽丛书后记》。文中除了交代整理过程外，还对陆龟蒙诗文做出一番评价，承认其优点，又指出其不足。
其三，撰写《南冠录》。以“南冠”命名，突出金王朝遗民的角色，其中有他的先世杂事、本人行年杂事，还有先朝杂事。所谓先朝，当指刚刚灭亡的金哀宗时期。可见《南冠录》是部家族史兼部分杂史性质的著作，虽然不是很正规的史书，但元好问写得极其严谨认真，声称“我作《南冠录》，一语不敢私。稗官杂家流，国风贱妇诗。成书有作者，起本良在兹”（《学东坡移居八首》其六）。元好问将它当成为后代提供可靠史料的信史。他很严肃地告诫子侄们，一定要重视此书，家置一通，“违吾此言，非元氏子孙”（《南冠录引》），说明他的史学意识正在增强。天兴二年，元好问作《故金漆水郡侯耶律公墓志铭》，重复一年前在《聂孝女墓铭》中所列“死而可书”的人员名单，进一步申明保存历史的用心：“他日有以史学自任者出，诸公之事未必不自予发之。”
元好问在搜集整理金代文献的同时，还出现了另一个新变化，就是喜欢品评文艺。这种艺术活动给他聊城羁管生活增添了不少乐趣。《中州集》作者小传和《校笠泽丛书后记》中，都有较多的诗文评论。下面我们来看看他在天兴三年的几次文艺活动。
三月二十一日，元好问与李天翼一同观看完颜璹所藏的书画珍品，作《密公宝章小集》。元好问深情怀念这位女真贵族，从其导源东北写起，写到汴京城内皇家的风流余韵，特别欣赏他身上所体现出来的“承平故态”：“悲风萧萧吹白杨，丘山零落可怜伤。承平故态耿犹在，拂拭宝墨生辉光。恰似如庵连榻坐，一瓯春露澹相忘。”末尾还以长长的自注，记载完颜璹的藏品及其有关见解。全诗洋洋洒洒，健笔纵横，直逼韩愈、苏轼等人，能体现元好问七言古诗的成就。
三月二十三日，元好问欣赏一些金代名家书法作品，作《跋国朝名公书》。他用四个不同的比喻，分别形容任询、赵沨、王庭筠、赵秉文等人的书法，如评价赵秉文的书法“如本色头陀，学至无学，横说竖说，无非般若”。然后又列举其他书法家，对不在其中的党怀英，也不忘评价，认为缺少党怀英，就像建安时期的西园雅集缺少曹植一样，是个重要遗憾。这篇跋文纯粹谈艺，一语不及时事，充分体现了元好问的书法鉴赏力和语言表达力。
十月，元好问自编《遗山新乐府》。所谓“新乐府”，意味着之前已有一部词集，此时又编新作，大概闲来无事，暂且做个阶段性总结，借机阐发自己的词学见解。他的《遗山自题乐府引》没有交代编纂缘起、收录数量之类常规内容，开篇以黄庭坚、陈与义等人词作为例，阐释言外之味，“不传之妙”，然后以肤黄肪白的美味烤鹅来形容词的言外之味，生动形象。末尾虚拟与某客的对话，诙谐调笑，某客希望元好问能评价一下自己的词作，与秦观、晁补之、贺铸、晏几道相比如何？元好问洒脱地笑而不答，只是拍拍某客的后背，说笑道：“那知许事，且啖蛤蜊。”从中可见元好问对自己的词作非常得意，隐然以苏、辛传人自期。这篇序文轻松活泼，完全没有南冠生活的痕迹，俨然是位谈笑风生的艺术家，说明聊城后期元好问的生活和心情有所好转。
聊城时期，元好问还有一些交往应酬活动，与一些患难之交结下了深厚的感情，对未来产生了一定影响。譬如徐世隆是元好问在尚书省的同事，“幞被三年同舍郎”，北渡后在东平严实幕府担任掌书记。天兴三年春，徐世隆路过聊城，专程看望元好问，在聊城盘桓二十来天。临别时，元好问以诗送行，题为《徐威卿相过，留二十许日，将往高唐，同李辅之赠别》（二首），现引其二如下：
东南人物未凋零，和气春风四座倾。但喜诗章多俊语，岂知谈笑得新名。二年阻绝干戈地，百死相逢骨肉情。别后相思重回首，杏花尊酒记聊城。
元好问对年轻的徐世隆出任新职，不但不以为意，反而热情赞扬，以东南人物相许。潘尼《赠陆机出为吴王郎中令诗》称赞陆机：“东南之美，曩惟延州。显允陆生，于今鲜俦。”《世说新语·言语》称赞贺循“不徒东南之美，实为海内之秀”。徐世隆为陈州西华（今河南西华县）人，西华在汴京东南方，所以称他为东南人物。“谈笑得新名”，称赞他轻轻松松地获得严实的赏识。颈联最为深情，他们在百死一生之后，能在他乡遇故知，自然慨叹不已。元好问喜欢杏花，喜欢饮酒，末句将两者糅合在一起，形成特色鲜明的美好记忆。四百多年后，清人查慎行东昌道中》还化用此句：“辜负遗山诗句好，杏花开后过聊城。”元好问得到严实父子的关照，或许与徐世隆相关。此外，元好问聊城期间还与李天翼、李杲等人结下了深厚友谊。元好问后来应李天翼的邀请，得以畅游济南;两度病重，幸得国医李杲及时治疗。
金王朝灭亡，元好问仕途中断，从此不再出仕新朝。沒有了官场事务，没有了出处纠结，元好问有了更多的闲暇和自由，能够致力于多方面的文化活动，包括诗词写作，碑志文及其他应用文写作，继续完善《中州集》，撰写金代野史，传道授业，编纂《唐诗鼓吹》，等等，最终如《金史·元好问传》所说：“兵后，故老皆尽，好问蔚为一代宗工。”一代宗工，从聊城始。
金哀宗天兴二年（1233）五月三日，元好问被蒙古士兵羁押，从开封城郊的青城出发，北渡黄河，进入山东境内，被羁管于聊城（今山东聊城）。蒙古太宗七年（1235）二三月间移居相邻的冠氏县（今山东冠县）。如果说，此前的围城是元好问一生中最艰难最黑暗的时刻，那么，不足两年的聊城岁月，就是他一生中最重要的转折期，出现了诸多新变，使得他最终成为“一代宗工”。
聊城时期，元好问最突出的身份变化是“南冠”“累臣”，也就是囚犯，如他所说“憔悴南冠一楚囚”（《梦归》）。他用“南冠”一词为自己的撰述命名，撰写题为《南冠行》的长诗，编纂名为《南冠录》的家国史书。问题是早在前一年，汴京已经成为人间地狱，大批官民纷纷逃离，“朝官士庶，往往相结携妻子突出北归”（刘祁：《归潜志》卷十一）。在元好问向耶律楚材推荐的五十四位“天民之秀”中，耆旧辈如七十多岁的冯璧，“正大壬辰河南破，乃北归”（元好问：《内翰冯公神道碑铭》），他经过东平，回到家乡真定，得以寿终正寝;六十多岁的王若虚，“京城大掠之后，微服北归”，也回到了家乡真定，“浮湛里社者十余年”（元好问：《内翰王公墓表》）;时辈如杨奂“癸巳汴梁陷，微服北渡，羁孤流落，人所不能堪，君处之自若也”（元好问：《故河南路课税所长官兼廉访使杨公神道之碑》）。所谓“微服北渡”，就是换成便装，悄悄逃亡。在生死一线之际，逃出生天，是正常的本能行为，能得到人们的理解与宽容。元好问为什么没有及时逃亡而“瞑目就束缚”（《学东坡移居八首》）、“自就拘管，同赴聊城”（施国祁：《元遗山年谱》）？其原因大概有以下两点：
第一，与微服逃亡相比，被俘北渡，显得更加光明正大，更有利于将来的选择。冯璧、王若虚等长辈官员逃回家乡，就此终老余生，别无他念，比较坦然。杨奂、刘祁等太学生没有官职，资历较浅，顾虑较少。如果是正值壮年的朝官，私自出逃，总是有些不光彩。赵琦说：“绝大多数北渡士人都避讳谈这段悲惨经历。”a 原因就在此。元好问当时四十多岁，年富力强，声望也许暂时不及王若虚等前辈，但处于上升期，很快后来居上。相对于杨奂、刘祁等人而言，元好问能够有更大的作为，理论上他有很多种生活选择：可以慷慨就义，可以出仕新朝，可以遁归山林，还可以既不仕新朝又不排斥新朝，既与新朝保持距离又能有所合作，“秋风不用吹华发，沧海横流要此身”（《癸巳四月二十九日出京》）。元好问不可能一死了之，不可能无所事事、碌碌无为。他后来周旋于赵天锡、严实、严忠济、徐世隆、张柔、赵振玉、张德辉、耶律楚材等世侯和蒙古要员之间，甚至觐见忽必烈，往来奔走，积极抢救和保存金代文化，教授弟子，主持风雅传统，引导元初文化建设，是微服逃亡还是束手就擒更有利于他开展这些工作？显然是后者。从看管不严的羁押到不明不白的释放，自然而然地过渡到蒙古时期，元好问的这种经历更容易为金朝遗老和蒙古新进所接受。反观王若虚北渡直到去世的十年间，交往范围大为缩小，文学活动骤减，连自己的《慵夫集》都没有刊行。王若虚之所以晚景暗淡，无甚作为，应该与他微服北归、淡出主流文化圈相关。
第二，逃生之路历来道阻且长，充满艰辛和危险。在壬辰（1232）、癸巳（1233）这两年的大逃亡中，不知道有多少人死于道途，妻离子散、家破人亡者，触目可见。位于黄河之北的胙城县（今河南延津县胙城乡）是汴京的北大门，很多北逃者都要经过这里。王恽《卫州胙城县灵虚观碑》记载：“京城大饥，人相食。出逃死北渡者日不下千数。”仅此一地，每天遇难者竟然不少于千人，多么可怕！不止于此，他还说在胙城一带冻死和淹死的，又“无虑千百数”。年轻文人刘祁、刘郁在逃亡途中，便遭受死劫。他们的母亲、祖母相继病逝，兄弟俩只能“相顾号泣而莫之何”（王恽：《大元故蒙轩先生田公墓志铭》）。大多逃难者根本回不到家乡，只能流落异地，四处漂泊，有些幸存者甚至沦为奴隶，命运极其悲惨。段成己在《创修栖云观记》中说：“自天兵南牧，大夫、士、衣冠之子孙陷于奴虏者，不知其几千百人。”元好问一家约十口人，如果也像其他人那样逃亡，怎样保证家人的安全？他不得不认真考量。以他的名声、地位和影响，加上张柔、耶律楚材等人的关照，元好问应该能判断得出，即使亡国被俘，也会受到一些优待，至少生命无虞。两害相权取其轻，那又何必冒险逃命？
果然，元好问到达聊城之后，生命无忧。他有了临时住处，住进了至觉寺，“去年住佛屋，尽室寄寻丈”（《学东坡移居八首》其五），条件虽然简陋，但相对于那些流离失所的难民而言，已经有了能遮挡风雨的栖身之所，他的家人再没有遭遇意外。张柔特别委托他的内弟毛居仁“举夫人族属之留汴梁者北归”（元好问：《潞州录事毛君墓表》），施国祁据此认为元好问家人“必为万户张柔所扶护而出”（《元遺山年谱》）。在此艰难时刻，他们能来到聊城举家团圆，真是不幸中之万幸，何况他们还带来了图书、字画等故物和其他行李。这样一来，他们一家就有了基本的生活保障。
元好问在《学东坡移居八首》（其四）中叙说他在聊城的生活
壬辰困重围，金粟论升勺。明年出青城，瞑目就束缚。毫厘脱鬼手，攘臂留空橐。聊城千里外，狼狈何所托。诸公颇相念，余粒分凫鹤。得损不相偿，抔土填巨壑。一冬不制衣，缯纩如纸薄。一日仅两食，强半杂藜藿。不羞蓬累行，粗识瓢饮乐。敌贫如敌寇，自信颇亦悫。儿啼饭箩空，坚阵为屡却。沧溟浮一叶，渺不见止泊。五穷果何神，为戏乃尔虐。
刚出鬼门关，惊魂甫定，活着才是当时的头等大事。从“攘臂留空橐”来看，元好问随身没有带多少行李，只身北渡。好在得到了聊城“诸公”的接济，获得了一些粮食。诸公应该指赵天锡、严实、徐世隆等人，“凫鹤”指元好问大大小小的一家人。虽然只是过着半温半饱的苦日子，但元好问仍然较为乐观，自嘲体会到了颜回所说的“箪食瓢饮”之乐，有信心带领家人战胜贫困。元好问移居冠氏县后，条件逐步好转：“谁谓我屋小，十口得安居。南荣坐诸郎，课诵所依于。西除著僮仆，休沐得自如。”（《学东坡移居八首》其二）十口，应该包括妻子毛氏、长子元抚、次女元严、次子元振、侄孙伯安、白华之子白朴等人，最值得注意的是，他还有“僮仆”，而僮仆很可能是从汴京跟随他家人来到聊城的。比起那些沦为奴仆的衣冠子弟而言，元好问的聊城生活是安定的、幸运的。 天兴二年秋天，元好问为曹得一写下一首长诗《南冠行》。曹得一，其人不详，施国祁怀疑是金末太原进士曹居一的兄弟辈。从诗中来看，曹得一也是居于聊城的南冠之人。诗歌开篇描写南冠的艰难生活：“南冠累累渡河关，毕逋头白乃得还。荒城雨多秋气重，颓垣败屋深茅菅。漫漫长夜浩歌起，清涕晓枕留余潸。”一为南冠，就再也不可能回到从前，除非乌鸦变白。秋雨荒城，破屋长茅，二人相坐浩叹。元好问接着用十六句的篇幅，吟咏曹得一出身富贵、风流倜傥、多才多艺、名满京城的往日风光，最后又用二十多句表现汴京城破后的潦倒郁闷、怀才不遇：“黄河之水天上流，何物可煮人间愁。撑霆裂月不称意，更与倒翻鹦鹉洲。安得酒船三万斛，与君轰醉太湖秋。”灵活化用李白的诗句，“意到笔随，古语如己出”（陶玉禾：《金诗选》）。該诗虽是为曹得一所作，却寄寓了元好问的淋漓感慨。
元好问自从进入仕途之后，县令、尚书省掾等职务工作相当繁忙，那期间他是官员兼诗人;就俘之后，官员身份褪去，诗人角色凸显。生活在继续，诗歌也在继续。
对时事的关注，是元好问聊城诗歌的重要主题。刚到聊城时，金王朝尚未灭亡。天兴二年六月，金哀宗从归德迁往蔡州，元好问作《淮右》诗：“淮右城池几处存，宋州新事不堪论。辅车谩欲通吴会，突骑谁当捣蓟门。细水浮花归别涧，断云含雨入孤村。空余韩偓伤时语，留与累臣一断魂。”淮河西边的城池已经所剩无几，元好问痛感金哀宗所在的宋州（指归德）居然还自相残杀。元帅蒲察官奴杀害金哀宗随从官员三百余人，独揽大权，金哀宗反过来联合他人，处决蒲察官奴。宋州已经日益危险，金哀宗不得已逃往蔡州。而蔡州也非理想的避难之地，国用安上书力陈迁蔡“六不可”，包括蔡州靠近南宋，很可能造成蒙古与南宋联手灭金的后果。元好问也充满担忧，虽然蔡州与南宋唇齿相依，但南宋无意支持金人抗击入侵中原的蒙古大军。“细水浮花”两句出自韩偓《春尽》一诗，元好问用来象征“流水落花春去也”之类的无奈之情。
天兴二年九月，蒙古兵围攻蔡州，十一月，又与南宋联手，蔡州所代表的金王朝奄奄一息。一年将尽，元好问忧愁万端：“海内兵犹满，天涯岁又新。龙移失鱼鳖，日食斗麒麟。草棘荒山雪，烟花故国春。聊城今夜月，愁绝未归人。”（《十二月六日二首》其二）皇帝逃亡，元好问等臣民们沦为随波逐流的鱼鳖，流落异乡，无法回家，最为伤心。天兴三年（1234）正月，金哀宗自缢，末帝完颜承麟随后被杀，金王朝灭亡。六月二十七日，给元好问带来诸多烦恼的崔立被部将李伯渊等人所杀，尸体被系在马尾示众，引起汴京民众“寸斩”他的愤怒声讨。元好问觉得大快人心，作《即事》诗，一吐崔立事件以来的心中恶气：“逆竖终当鲙缕分，挥刀今得快三军。燃脐易尽嗟何及，遗臭无穷古未闻。京观岂当诬翟义，衰衣自合从高勋。秋风一掬孤臣泪，叫断苍梧日暮云。”首联说崔立死有余辜，理应千刀万剐。颔联用董卓被杀被焚尸的典故，痛斥崔立遗臭万年。颈联连用两个典故，称赞李伯渊。当年王莽篡汉，翟义起兵讨伐，兵败被杀，王莽将其部下尸骨堆成五座高丘，他这样做哪能诬陷改变翟义的正义性质？契丹人张彦泽杀害高勋家人，辽太宗处以极刑，让高勋监斩，高勋身着丧服前往刑场，以其心来祭祀亲人。尾联抒情，为金哀宗之死、为金王朝灭亡而呼号哭泣。
此后，元好问写下多首伤时之作。如《秋夜》诗“百年世事兼身事，尊酒何人与细论”，寓含沧桑感慨。《甲午除夜》回顾金王朝一百多年的历史，百感交集：
暗中人事忽推迁，坐守寒灰望复燃。已恨太官余曲饼，争教汉水入胶船。神功圣德三千牍，大定明昌五十年。甲子两周今日尽，空将衰泪洒吴天。
首联言人事迁移之快，金王朝彻底消亡，不可能起死回生。颔联写金哀宗被困汴京城内，粮食断绝，逃往蔡州，不幸土崩瓦解。颈联高度概括金国历史，开国君臣的功德连篇累牍，数不胜数，金代中期大定、明昌年间五十年，鼎盛辉煌。尾联感慨一百二十年的王朝到此结束，无可奈何，他只能遥望南天，痛哭一番。元好问的这些诗歌侧重金王朝的亡国大变故，丰富了他的丧乱诗创作。
在哀挽金王朝的同时，元好问还创作了多首悼念师友、抒发一己之情的诗歌。元好问有一组《四哀诗》，分别悼念他的朋友李献能、冀禹锡、李汾、王渥。从题目来看，这组诗应该受到杜甫《八哀诗》的启发。《八哀诗》悼念王思礼、李光弼、严武、李琎、李邕、苏渊明、郑虔、张九龄八位著名历史人物，用五言古诗的形式叙述其生平事迹，类似名人传记，后人多批评这组诗不够简练，“极多累句”（叶梦得），“钝滞冗长，极少剪裁”（王士禛）。元好问有所不同，他采取七言律诗的形式，抒发对这四位至交好友的伤痛之情，往往能直抵人心，感人肺腑。兹举《李钦叔》为例：
赤县神州坐陆沉，金汤非粟祸侵寻。当官避事平生耻，视死如归社稷心。文采是人知子重，交朋无我与君深。悲来不待山阳笛，一忆同衾泪满襟。
李钦叔是他的好友李献能（1192—1232），正大八年（1231）担任河中（今山西永济县）帅府经历官，河中沦陷之后，他来到陕州（今河南陕县），担任行省左右司郎中。第二年，河解元帅赵伟向陕州行省索要粮食，陕州行省粮食不足，未能满足他的要求，赵伟就煽动士兵说，李献能与他关系不和，从中作梗，“坐视我军饥饿，不为存恤”。赵伟随后发动兵变，杀害陕州行省二十余名官员，“献能最为所恨，故被害尤酷”（《金史·徒单兀典传》）。元好问这首诗首联写他因为粮食问题而招来杀身之祸，次联称赞他敢于担当的为官品格，第三联夸奖他的文学才华。李献能状元及第，又中宏词科，入翰林院，词采出众，与元好问交情深厚。尾联回忆一起吃住游览的经历，不禁泪流满襟。元好问在这首诗中没有历叙其生平，只是就其遇难来抒情议论，语言精练，感情强烈，可以说是对杜甫《八哀诗》的改进。
元好问还有一首怀念赵秉文的诗歌《五月十二日座主闲闲公讳日作》。后两联说：“故垒至今埋恨骨，遗宗何力起新阡。门生白首浑无补，陆氏庄荒又一年。”赵秉文去世时，汴城被围，一片混乱，只能匆匆下葬。这种临时下葬，被称为权殡、权厝，按照风俗，后来再归葬故里，或另造新阡，正式安葬。从权殡到归葬，时间长短不一，短者几个月，长者几十年，通常以两三年居多。从“至今”和“又一年”来看，赵秉文权殡时间已经较长。诸家年谱将之系在天兴二年，当时元好问还在去聊城的途中，奔命不暇，不可能有“门生白首浑无补”的心思。笔者以为该诗最早作于天兴三年。元好问感慨，赵秉文的子孙没有能力为他建造新坟举行正式的葬礼，而作为他的老门生，自己清贫卑微，也无力报答座师，不能给座师应有的礼遇。“陆氏庄荒”，用唐人崔群的典故。崔群担任宰相，享有清名，他夫人劝他购买些庄园田产，他不以为然，说他主持科举考试录取的三十名进士，就是他三十所“美庄良田”。夫人立刻反唇相讥：您是陆贽丞相的门生，按照您的说法，您是陆氏的一方良田，这么多年，您给了陆先生什么呢？在我看来，陆氏这方良田早就荒芜了。说得崔群惭愧难当，郁郁不乐。元好问借此典故哀悼恩师，同时抒发自己未能报答恩师的愧疚之情。 思念亲人和家乡，是元好问聊城诗歌的又一主题。如《梦归》：“憔悴南冠一楚囚，归心江汉日东流。青山历历乡国梦，黄叶萧萧风雨秋。贫里有诗工作祟，乱来无泪可供愁。残年兄弟相逢在，随分虀盐万事休。”元好问日夜盼望能回到家乡与兄弟相聚。其他如“白屋寒多爱夕曛，静中归思益纷纷”（《白屋》），“恨我不如南去雁，羡君独是北归人”（《喜李彦深过聊城》），也都体现了家乡之思。
聊城时期，元好问痛定思痛，除了继续写作诗歌，他觉得应该有更大的作为，有责任抢救、保存一代历史文化，所以，从这时起，元好问开创性地搜集与整理各类文献，他逐渐由单纯的诗人转变为更加综合的文化人。
首先，他利用诗人的特长和丰富的积累，开始着手编纂金代诗歌总集《中州集》。据《中州集序》，在上一年的围城之中，冯延登、刘祖谦就劝说元好问编纂《中州集》，当时无暇顾及。到了聊城之后，“杜门深居，颇以翰墨为事”，他再次想起冯、刘二人的建议，就开始抄录记忆和交游所得的诗歌。这时正巧商挺将其父亲商衡的手抄本《国朝百家诗略》（魏道明编，商衡补益）带到东平，送给元好问。元好问将自己所编与之合而为一，成为《中州集》。《中州集序》写作于天兴二年十月二十二日，《中州集》还没有最终完成，但应该完成了前七卷一百位左右诗人诗歌的编纂工作。从五月中下旬到达聊城，安顿下来，大概六七月份开始着手编纂事宜，很快就完成这么多诗歌的编写，说明元好问非常重视此事。其原因如他自己所说：“念百余年以来，诗人为多，苦心之士，积日力之久，故其诗往往可传。兵火散亡，计所存者才什一耳，不总萃之，则将遂湮灭而无闻，为可惜也。”诗人们心灵相通，惺惺相惜，元好问此举为保存金代文学、金代历史做出不可替代的重大贡献。
其次，整理家藏的陆龟蒙《笠泽丛书》。元好问有不少藏书，从汴京带到聊城再带到冠氏县，“故书堆满床”（《学东坡移居八首》其三）。他家收藏了两个版本的《笠泽丛书》，差别较大。早在担任内乡县令期间，麻革、张澄就希望他“合二本为一”，却一直拖了下来。天兴三年四月，元好问终于着手校订二本，并写了篇《校笠泽丛书后记》。文中除了交代整理过程外，还对陆龟蒙诗文做出一番评价，承认其优点，又指出其不足。
其三，撰写《南冠录》。以“南冠”命名，突出金王朝遗民的角色，其中有他的先世杂事、本人行年杂事，还有先朝杂事。所谓先朝，当指刚刚灭亡的金哀宗时期。可见《南冠录》是部家族史兼部分杂史性质的著作，虽然不是很正规的史书，但元好问写得极其严谨认真，声称“我作《南冠录》，一语不敢私。稗官杂家流，国风贱妇诗。成书有作者，起本良在兹”（《学东坡移居八首》其六）。元好问将它当成为后代提供可靠史料的信史。他很严肃地告诫子侄们，一定要重视此书，家置一通，“违吾此言，非元氏子孙”（《南冠录引》），说明他的史学意识正在增强。天兴二年，元好问作《故金漆水郡侯耶律公墓志铭》，重复一年前在《聂孝女墓铭》中所列“死而可书”的人员名单，进一步申明保存历史的用心：“他日有以史学自任者出，诸公之事未必不自予发之。”
元好问在搜集整理金代文献的同时，还出现了另一个新变化，就是喜欢品评文艺。这种艺术活动给他聊城羁管生活增添了不少乐趣。《中州集》作者小传和《校笠泽丛书后记》中，都有较多的诗文评论。下面我们来看看他在天兴三年的几次文艺活动。
三月二十一日，元好问与李天翼一同观看完颜璹所藏的书画珍品，作《密公宝章小集》。元好问深情怀念这位女真贵族，从其导源东北写起，写到汴京城内皇家的风流余韵，特别欣赏他身上所体现出来的“承平故态”：“悲风萧萧吹白杨，丘山零落可怜伤。承平故态耿犹在，拂拭宝墨生辉光。恰似如庵连榻坐，一瓯春露澹相忘。”末尾还以长长的自注，记载完颜璹的藏品及其有关见解。全诗洋洋洒洒，健笔纵横，直逼韩愈、苏轼等人，能体现元好问七言古诗的成就。
三月二十三日，元好问欣赏一些金代名家书法作品，作《跋国朝名公书》。他用四个不同的比喻，分别形容任询、赵沨、王庭筠、赵秉文等人的书法，如评价赵秉文的书法“如本色头陀，学至无学，横说竖说，无非般若”。然后又列举其他书法家，对不在其中的党怀英，也不忘评价，认为缺少党怀英，就像建安时期的西园雅集缺少曹植一样，是个重要遗憾。这篇跋文纯粹谈艺，一语不及时事，充分体现了元好问的书法鉴赏力和语言表达力。
十月，元好问自编《遗山新乐府》。所谓“新乐府”，意味着之前已有一部词集，此时又编新作，大概闲来无事，暂且做个阶段性总结，借机阐发自己的词学见解。他的《遗山自题乐府引》没有交代编纂缘起、收录数量之类常规内容，开篇以黄庭坚、陈与义等人词作为例，阐释言外之味，“不传之妙”，然后以肤黄肪白的美味烤鹅来形容词的言外之味，生动形象。末尾虚拟与某客的对话，诙谐调笑，某客希望元好问能评价一下自己的词作，与秦观、晁补之、贺铸、晏几道相比如何？元好问洒脱地笑而不答，只是拍拍某客的后背，说笑道：“那知许事，且啖蛤蜊。”从中可见元好问对自己的词作非常得意，隐然以苏、辛传人自期。这篇序文轻松活泼，完全没有南冠生活的痕迹，俨然是位谈笑风生的艺术家，说明聊城后期元好问的生活和心情有所好转。
聊城时期，元好问还有一些交往应酬活动，与一些患难之交结下了深厚的感情，对未来产生了一定影响。譬如徐世隆是元好问在尚书省的同事，“幞被三年同舍郎”，北渡后在东平严实幕府担任掌书记。天兴三年春，徐世隆路过聊城，专程看望元好问，在聊城盘桓二十来天。临别时，元好问以诗送行，题为《徐威卿相过，留二十许日，将往高唐，同李辅之赠别》（二首），现引其二如下：
东南人物未凋零，和气春风四座倾。但喜诗章多俊语，岂知谈笑得新名。二年阻绝干戈地，百死相逢骨肉情。别后相思重回首，杏花尊酒记聊城。
元好问对年轻的徐世隆出任新职，不但不以为意，反而热情赞扬，以东南人物相许。潘尼《赠陆机出为吴王郎中令诗》称赞陆机：“东南之美，曩惟延州。显允陆生，于今鲜俦。”《世说新语·言语》称赞贺循“不徒东南之美，实为海内之秀”。徐世隆为陈州西华（今河南西华县）人，西华在汴京东南方，所以称他为东南人物。“谈笑得新名”，称赞他轻轻松松地获得严实的赏识。颈联最为深情，他们在百死一生之后，能在他乡遇故知，自然慨叹不已。元好问喜欢杏花，喜欢饮酒，末句将两者糅合在一起，形成特色鲜明的美好记忆。四百多年后，清人查慎行东昌道中》还化用此句：“辜负遗山诗句好，杏花开后过聊城。”元好问得到严实父子的关照，或许与徐世隆相关。此外，元好问聊城期间还与李天翼、李杲等人结下了深厚友谊。元好问后来应李天翼的邀请，得以畅游济南;两度病重，幸得国医李杲及时治疗。
金王朝灭亡，元好问仕途中断，从此不再出仕新朝。沒有了官场事务，没有了出处纠结，元好问有了更多的闲暇和自由，能够致力于多方面的文化活动，包括诗词写作，碑志文及其他应用文写作，继续完善《中州集》，撰写金代野史，传道授业，编纂《唐诗鼓吹》，等等，最终如《金史·元好问传》所说：“兵后，故老皆尽，好问蔚为一代宗工。”一代宗工，从聊城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