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培浩：在《特区文学》开设这个“大湾区文学地理”栏目希望能借助对大湾区文学的梳理，回溯历史，开启新知。在正式进入对某个城市的讨论之前，我们不妨来看看“大湾区文学”这个概念。我一直这样认为：“大湾区文学”是一个“待完成”的概念，它还不是一种文学实体，因此存在着一个将大湾区社会经验转变成一种审美的过程，这就是它的待完成性。今天我们该怎么理解“大湾区文学”这个概念呢？可能会有两个思路，一个是存量的思路，一个是增量的思路。存量的思路问“有什么”，而增量的思路问“应该有什么”。就“大湾区文学”来讲，我觉得这个概念更适合增量思维，而不是存量思维。为什么？因为“大湾区文学”，从表面上看，它可能是指向于“9+2”，这11个城市群的文学内涵，但如果我们这样理解，就辜负了这个概念所应有的可能性和生产性。当我们提出“大湾区文学”这样一个概念的时候，我们是希望由这个概念激发出一些有创造性的东西，一些匹配于大湾区特殊经验的东西。今天我们提“大湾区文学”，就是要发掘这个区域独特的经验并将其发展成一种新的文学经验。
　　王威廉：概念首先是视角，向左、向右，或是向上、向下，重新看待世界。因此，在“大湾区文学”这个概念下，原本我们熟悉的那些城市的文学，被迫要让我们左左右右、上上下下地重新打量和审视一番。我的直觉告诉我，这个概念是意味深长的，部分的相加要大于整体。这十一座城市在经济上保持密切的互动性，但是文学最为关心的是城市的文化与精神是如何保持着互动性的？“大湾区文学”这个概念可以提供一种思考的向度。其次，概念，尤其是好的概念，更是发明和创造。比如文学中的“灵魂”这个概念，它已经不再和宗教有关，它是一种对人的内在性的假定。“大湾区文学”这个概念眼下来说只是一种政策性的衍生概念，但文学有可能在这个概念中推陈出新，创造出新的文化精神。因此，我非常认同你说的，“增量”比“存量”重要，不过同时借此机会，梳理一下“存量”也是必要的，我们从“存量”的基础上来思考如何来创造某种“增量”。
　　陈培浩：我们的大湾区文学地理从中山市开始吧。说起当下的中山文学，你能想到哪些名字？
　　王威廉：那是很多的，因为作家马拉是我的老朋友。我经常去中山找他玩，便认识了中山的很多朋友，比如诗人丘树宏、倮倮、徐林、阿鲁，散文家谭功才、王不了等等。这帮朋友之间的感情很亲密，甚至还合伙做事情，比如“虚度光阴”餐厅已经成为中山的一张文化名片。
　　陈培浩：说起来，我跟中山倒是颇有缘分。2011年，由谢冕和王光明两位教授推荐，我跟著名革命诗人阮章竞的女儿阮援朝老师合作，写作了《阮章竞评传》。这本书是当时中山文联主席胡波先生策划的“中山历史文化名人评传”中的一本，也因此机缘踏足了中山。从北京毕业返回中山之后，文学上交流较多的中山朋友有马拉、倮倮等人。马拉2019年当选了中山作协主席，他大概是当下中山作家中最受外界关注的一位。马拉的长篇小说《未完成的肖像》获得2016年第四届人民文学新人奖的长篇小说奖，《未完成的肖像》书写了当代艺术圈媚俗、堕落之下少数人的艺术坚守和精神超越。这部作品包含了视角转换、镶嵌文本、经典互文等多种现代主义艺术元素，又以个人化的方式包含了鲜明的当代批判立场，更重要的是，作者具有一种处浊世而自净其意的精神立场。作为一部在后先锋时代延续先锋路径的小说，它启示着：先锋不是对先锋经典的模仿和复制，而是对当代艺术和精神问题的有效勘探。你怎么看马拉的小说？
　　王威廉：马拉首先是一个诗人，他曾经用笔名木知力（取原名“李智勇”一半）写诗，出过诗集《安静的先生》，我还给这本诗集写过评论，小说家弋舟还写了一则同题的短篇小说。马拉的诗歌有着童话般宁静的质地，给人的阅读感受是非常好的，他自己也经常引以为傲，喝醉酒站在酒桌上朗诵诗歌。他的小说跟他的诗歌气质是分不开的，换句话说，他的小说是从他的诗歌中生长起来的。因而他的小说追求诗意和纯净，这在他的短篇小说中反映很明显。也许是因为熟悉的缘故，我是可以一眼看出来哪篇小说是马拉写的，这其中还包括他的视角、叙事方式和常用的主题。这也意味着，马拉是一个个性鲜明的作家，一个作家要做到个性鲜明是不容易的。马拉在长篇小说的写作方面也很用力，他在日常生活中好像很随意，实际上非常勤奋，是将写作当成生存的目标的那种作家。在诗歌的纯净与小说的复杂之间，如何能融为一体，不仅仅在考验马拉，也考验着每一个作家。马拉以一种决然的态度完全以写作为职业，我很钦佩。他一定能够破局而进入大境界，我对马拉怀有深切期待。
　　陈培浩：倮倮是另一个令我印象深刻的中山作家，他主要写诗，读倮倮的诗，有一个视角，就是光。倮倮自认是大地上的汲水者，我认为他是大地上的感光者。当我们说到光，有必要辨认光的种类。在前工业时代，除了日月星辰发出的自然之光，就是柴火蜡烛等可燃物之光，再则就是波浪和镜面的反射光。进入工业时代之后，人造光成了人类所接触的越来越多的光种。后工业时代人类对于人造光的迷恋可以从种种巨型城市冰冷玄幻的灯光节中一览无余。自然光、折射光、人造光是人类所接触的三种最基本的光种。梦想启明的诗歌，大概也放射着这三种基本的光。所谓人造光的诗歌，充满着机械感。这种诗歌给人以激励鼓舞，它并不洞开生命的复杂性，而倾向于把丰富的生命提炼为通过按钮就可以提供的人造光。在我看来，汪国真的诗歌就在提供着一束这样的人造光。“既然选择了远方，就只顾风雨兼程”，这样的句子对很多对生命丰富和幽微没有要求的读者而言显然也是一种照亮。大量的鸡汤写作便提供这样的人造光。它使生命在进入朗照幻境的同时，牺牲了对丰富性的需求。感光性寫作的第二种类型便是所谓的折射光，诗主体尚无法成为一个发光的星体，它的心灵像海水，像镜面，吸纳吞吐综合并反射着万物的微光。感光性写作的最高类型是自然光写作。此时，写作者并不搬运别人的光亮。他构造了穿透幽暗的思想能量，他自身便在闪耀。倮倮是行动者，而不是思想者。所以，我不能强求他能够成为自体发光的写作者。但并非所有的诗人的心灵都具备感光能力，而折射光的写作也不是对光的简单搬运，里面有思悟，有重构，也有诗人主体走向辽阔的自我教育。在我看来，所谓倮，大概是一棵人树上结出的精神果实;而扎根大地的二棵伟岸人树上两颗诗歌的果子，它们像人类二个孤独的乳房，永远不曾重叠，却相依为命，相互对望，是人之孤独和自救的一个隐喻。 　　王威廉：在这点上我们不约而同，我给倮倮写的评论文章就叫《汲取微弱的光》。我一直认为，倮倮的诗歌与他的生活有着极强的同构性，很难说他是个现实主义的诗人，毋宁说，他的写诗与做事，都像是人生的一种修炼与参悟。倮倮的诗，对我来说，更是来自朋友的诗。这意味着，他的诗对我是亲切的，我读他的诗的同时，也在读他这个人，反之亦然。但朋友的诗，并不是说他的诗只能打动认识他的朋友。我特别想说的是，这表明他的诗具备同时代性，他的诗能够让这个时代的每个人，在其中找到打动自己的部分。从他的诗中，我们都能找到朋友的感觉，那里有温暖、激励和悲伤。我觉得他这样的朋友，才是由内及外地践行着文学生活的真谛。做事與写诗，行吟与顿悟，如米沃什所说的，让生命有了“第二空间”。诗无法免除我们生活的责任与重负，但诗让我们得以从无意义的事物中汲取微弱的光，凝聚成一道光线扭结成的绳索，将生命的小舟于乱流中维系在岸。
　　陈培浩：我上面提到三个作家的名字—阮章竞、马拉、倮倮，我们稍微引申一下可能会发现某种历史隐秘的联系。阮章竞1914年出生于中山，一生辗转去了上海、太行山、北京、内蒙，1960年代初当过一段时间《诗刊》的常务副主编，80年代成了北京作协主席。他是一个去了北京的中山人。马拉和倮倮则是来到中山的湖北人和湖南人。辛亥革命的第一枪是在湖北打响的，辛亥革命的领袖是广东香山县人的孙中山，倮倮则是从毛泽东的老家湖南来到孙中山的老家中山。这种联系当然只是谈资，但背后也有大历史。今天我们放在大湾区视野中谈论中山文学，同样必须有大历史的眼光，只有大历史，才能开启大未来。同样，对于中山作家来说，不能仅仅看到当下眼前的中山，而必须把中山放在中国近代史乃至世界史的框架中，才能看到“中山”究竟意味着什么，从而激活这片地域所具有的历史文化资源及其未来性启示。
　　王威廉：几年前，我就知道马拉获得过中山的一个文学奖，叫“孙中山文化艺术奖”。我当时特别羡慕，因为我是中山大学毕业的，对中山先生怀有极大的敬意。但我毫无办法，这个奖是中山的奖，只颁发给中山的作家。这自然是说笑，但也说明中山作为孙中山先生的故里，有着特殊的文化地理意义。中山市其实是历史极为悠久的，它的前身是1152年设立的香山县，1925年，为纪念孙中山先生而改名为中山县，后来又升格为地级市。它位于珠江三角洲中部，北接广州市番禺区和佛山市顺德区，西邻江门市区、新会区和珠海市斗门区，东南连珠海市，东隔珠江口的伶仃洋与深圳和香港相望。因此，它的地理位置是极为优越的。当然，在文化层面，我们还是要聚焦到孙中山先生身上，他是两岸三地共同缅怀的政治伟人，这也构成了大湾区极为重要的文化纽带。我们要谈论大湾区文学，一定会涉及到这背后共同的精神文化价值是什么。那么，在中山先生身上，我们一定可以获得更多的启示。这种启示不仅仅对大湾区，而且对整个当代中国的文学与文化都是非常重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