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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张爱玲的中英自译始于上世纪50年代,可视作其作为东方女性作家打入英语主流文学界的努力,是其晚年活动的重要组成部分。本文以接受美学的理论分析了张爱玲自译作品中对文本召唤结构、读者期待视野和跨文化接受的历史效果的充分关注。在作者和译者两种身份的转换中,张爱玲的自译体现出其急于得到西方读者认同的焦虑心态。
关键词: 张爱玲 自译 接受美学
一、引言
自译作为一种特殊的翻译活动近年来渐渐在学界引起广泛关注。若说译者诠释作者作品的权威性和忠实性受到质疑,那么由作者本人亲自操刀翻译自己的作品又会收到怎么样“等值”的效果?事实上,自译这一翻译活动由来已久。中世纪的西方以拉丁语诗歌的自译最为普遍,在国家民族尚未统一时,自译是沟通西方各民族语言的重要手段之一。而后殖民时期,在文本双语主义的影响下,如泰戈尔、贝克特、纳博科夫等著名作家的自译作品也进入研究视野,在世界范围内自译研究在阶段性沉寂后又重新赢得人们的关注。与之相比,国内深入的自译理论研究近十年来才渐渐起步,具有双语能力的作家如林语堂、白先勇、萧乾等的自译作品为人们所关注。而在这些自译作家中,“张爱玲自译作品的数量多,自译历时时间长,自译频率多样,不同时期的自译形式也有细微的层次上的差异,成为具有翻译相对自主性的典型个案”。①张爱玲自译的作品类型包括散文(包括影评)、短篇及中篇小说,其中较为人们熟知的有诸如《等》(Little Finger Up),《桂花蒸 阿小悲秋》(Shame,Amah!)和《金锁记》(The Golden Cangue)等,且大部分是50年代以后其在香港,以及美国时期所译。
国内外不乏诸多对张爱玲文学作品的研究,但是对其自译方面的关注和探讨相形而言较少。自译作为张爱玲文学生涯中不可忽视的一部分,对其相关的研究有助于我们立体深入了解张爱玲和她的文学人生,也为自译理论研究提供了很有代表性的个案。本文将从接受美学的视角切入,以接受美学的观点来审视张爱玲的自译作品。
二、接受美学的观点
接受美学自姚斯和伊瑟尔始,成为文学批评理论中极具代表性的一个分支。其依据现象学和解释学为理论基础,关注读者的接受实践,不仅为文学研究提供了新视角,而且为翻译研究带来了新的启示。
接受美学认为,文本意义是未定的。在接受美学中,文学文本与文学作品是被区分开的两个不同的概念,而文学作品又可被理解為未定的文学本文和经过阅读后的具体化的文本,而文学文本的位置正好介于前两者之间②P274。文本是文学效应史中不断演化的显现,在时间长河中只有当未定性的文本与读者的期待视野相吻合时,在读者阅读中具体化,才能称得上文学作品真正被读者所接受。接受美学同时强调读者的能动、阅读创造和主体性作用。任何一部作品都存在着诸多的“空白”和“不确定”的“召唤结构”,需要读者在阅读过程中重新赋予其意义。接受美学提倡文学作品的意义必然诉诸历史的理解,而不是为了让语言学家解析才创造出来的。一代又一代的读者的集体阐释和他们各自的期待视野赋予了文学作品存在的意义③P52。
三、接受美学视角下的张爱玲自译
1.文本的召唤结构
接受美学认为,文本具有“召唤性结构”,是多角度多层次的未定性组合,读者通过阅读来阐释文本的“空白”,使其完成意义。读者基于其社会和人生经验占据着赋予文本意义的一极,而作者和译者则处于另外一极,特别是译者用另一语言的再阐释与再创造将对这些空白点产生至关重要的决定性作用。而在自译活动中,译者与作者的同一使得原文和译文的召唤性结构呈现出独特的意义。张爱玲的《金锁记》是其最富盛名的作品之一,傅雷曾称赞该文“色彩鲜明,收得住,泼得出”“文坛最美的收获之一”④P9-10。《金锁记》的意义在于它不仅是张爱玲的得意之作,而且她还先后以《金锁记》为原本自译改写过四个版本,分别是1957年基于《金锁记》写成的英文版The Pink Tears,在美国被退稿;十年后进一步修改并在英国出版The Rouge of the North;其后1968年的《怨女》便是对The Rouge of the North的中文自译;最后一篇The Golden Cangue应夏志清邀请收入Twentieth-Century Chinese Stories,是对中文版《金锁记》较为忠实的自译。这五个版本的呈现历时28年,见证了张爱玲文学生涯最为重要的时期,而几个文本间的转换性互文关系见证了文本召唤结构在张爱玲自译中的变迁。
《金锁记》中的矛盾冲突爆发于其文本的“空白点”与“召唤结构”,带来“叙事艺术幻觉美感”⑤P80。从《金锁记》到《怨女》的变迁是张爱玲在语际内外的一连串故事的进程和细节被拉长、增多,且“叙事的完整性”和“人物性格的意识连贯性”⑥P79得到了展现。与此同时,《金锁记》中充满张力的“空白点”被诸如七巧婚前的生活、相亲、结婚、坐月子,家族姨太争风吃醋,与季泽的恋情始末,七巧自杀等情节所填充。《怨女》由《金锁记》发展到15章,花了近一半的笔墨补充七巧出嫁前的生活与嫁入姜公馆后与大家族的矛盾摩擦。从节奏上看,《怨女》所填充的“空白点”将《金锁记》原本充满张力和矛盾的结构拆散,减弱了原本的跳跃情节带来的爆发性恐惧的悲剧效果,相反的,《怨女》呈现出一幅细密和缓的生活长图,让七巧在生活的种种明争暗斗和琐碎中渐渐迷失而疯狂,“哲学性的人生理性思考开始填补情节的断裂处,完整性倾向取代突然性,普遍性开始超越特殊性,感性随之让位于理性”⑦P80,这样的填补恰是夺去了《金锁记》因“空白”与“召唤结构”所形成的最为震撼人心的戏剧冲突效果。例如《金锁记》中的七巧在故事一开场就已经在姜公馆成了众人的笑柄,而七巧陪葬的青春逝去却也是“再定睛看时,翠竹帘子已经褪了色,金绿山水换了一张她丈夫的遗像,镜子里的人也老了十年”⑧P152的一句带过,这十年的空白和情节的跨越留给读者无尽阐释的空间,七巧在苦苦用青春换来的家产面前却仍旧是“太吃亏了”⑨P153,虽然人物不变,基本框架不变,但这与《怨女》中在生活的不公中磨尽了激情的七巧留给读者的是不同的感受。然而从另一个角度来说,虽然填补了《金锁记》中充满张力的空白点和未定点,《怨女》带给我们的是细节的绵延和循环,是“人物过去和当下在自我意识方面的贯通”⑩P79。
2.读者的期待视野
“期待视野”在接受美学中所指的是“阅读一部作品时读者的阅读经验构成的思维定式或先在结构”{11}P236,而思维定式与先在结构又包含了诸多阅读经验、人生体验等,决定着读者是否能接受该文学作品,以及接受的程度如何,等等。伽达默尔认为,在阅读理解之前,“前理解”涉及“理解者的知识储备、兴趣爱好、读解能力”等,“理解是一个我们卷入其中却不能支配它的事件;它是一件落在我们身上的事情。我们从不空着手进入认识的境界,而总是携带着一大堆熟悉的信仰和期望。解释学的理解既包含了我们突然遭遇的陌生的世界,又包含了我们所拥有的那个熟悉的世界”{12}P256。当读者的期待视野超过文本,文本自然使人失望,当读者的期待视野与文本正好相契合,读者便与作品产生共鸣,更进一步,如果文本超越了读者的期待视野,那文本可能成功地提升读者的品味,拓展大众的期待视野。张爱玲作为一个欲像林语堂一般以英语作品进入西方文学主流的中国作家,在海外创作与自译之初,必然不能落后于西方读者的期待视野,却也不敢冒然超前,因此,符合读者既有的期待视野是张爱玲自译作品采用的主要策略。正如她在《谈写作》中所说:“要迎合读者的心理,办法不外这两条:(一)说人家要说的;(二)说人家所要听的。”“(读者)要什么,就给他们什么。”{13}P255-259当时的中国在西方世界里的印象仍然是落后、无知、荒诞、怪异的带有东方主义色彩的形象。因此,在张爱玲的自译作品中有许多她通过删减、改写等手法努力迎合西方读者对东方的期待视野的地方。以《赤地之恋》的自译本Naked Earth为例,华北的农民在张爱玲英译本中被塑造成是“odd”,“savage”,“greasy”的丑陋、怪诞的一群人,与西方文学中描绘的殖民地人口形象并无二致,男主人公的华北之行所见所闻所透露出来的处处是中国人野蛮、可笑、不可理喻的场景,这种中国印象正是西方社会普遍的偏见,而张爱玲的这种带有东方主义色彩的自译显然是强化了西方固有的这种印象。其中一段描写华北农民好奇地围观卡车的情景在中文本中只是一笔带过:“一群人围在车子旁边看着,指指戳戳。”{14}P10而在英文自译本中,这一场景被夸张的细节描写所填充为:
“...They doubled up,slapping their knees,helpless with laughter as if they were the funniest-looking objects in the world.Men and women both wearing odd little sleeveless blouses of white cloth also bent down peering and giggling...”{15}P10-11
这样一群看客的无知与可笑在英译本中显然被放大了,这也正是张爱玲努力在向西方主流文坛靠拢所作出的迎合的努力。不仅要说出他们所想,而且要避免说别人不爱听的话。又如《桂花蒸 阿小悲秋》中的洋人哥儿达的诸多细节描写在英译本中都被删去。如对哥儿达的外貌的比喻:“主人脸上的肉像是没烧熟,红拉拉的带着血丝子。”{16}P242以及对哥儿达表面风光无限,实际上却以牛郎为业的悲贱生活的讽刺:“他向来主张结交良家妇女,或者给半卖淫的女人一点业余的罗曼斯,也不想她们劫富济贫,只要两不来去好了。他深知久赌必输、久恋必苦的道理,他在赌台上总是看看风色,趁势捞了一点就带了走,非常知足。”{17}P246哥儿达作为《桂花蒸 阿小悲秋》中唯一的一位西方人士,如若照实将这般男娼的形象翻成英译本,恐会引起西方人的一些不快,因此张爱玲在自译时将这些负面的描写删去不翻。除此以外,张爱玲给哥儿达取了个德国的译名“Schacht”,也正好符合当时二战后德国作为战争发起国和战败国在西方社会的形象。
3.跨文化接受的“历史效果”
处在不同文化语境之下,同一文本所产生的影响与读者接受效果有所不同。张爱玲在自译带有浓厚东方风情和女性色彩的小说散文时,也需要考虑到东方叙事风格和其自身鲜明的女性主体性在面向广大的英美读者时是否会被接受。《桂花蒸 阿小悲秋》中选取了丁阿小一天平淡生活的几个场景,故事情节毫不复杂,先后出场的人物却涵盖了一大片:阿小、百顺、哥儿达、邻居阿妈、哥兒达的“黄头发女人、”阿妈秀琴、李小姐、阿小的男人、同乡老妈妈、年轻舞女、新婚夫妇等。这在旧中国等级森严的宗法社会背景下似乎不算什么,以《红楼梦》为代表的中国古典小说中此类复杂的人物及关系并不鲜见,集体意识下人际关系本就是人们生活中的不可回避的一部分。而在个人主义的西方文化中,阿小在一天中就牵扯出这么多相关人物却令西方读者难以接受。刘绍铭曾介绍在美国教授“英译现代中国文学”,所探讨中国现代作家包括巴金、鲁迅、矛盾等的作品时,都收到了比较好的效果,学生也会积极参加讨论,“唯一的例外是张爱玲。班上同学,很少自动自发参加讨论。若被点名问到,他们多会说是搞不懂小说中复杂的人际关系,因此难以捉摸作者究竟要说什么”{18}P4。张爱玲在自译中删去了《桂花蒸 阿小悲秋》中的有关新婚夫妇的事,以及其他一些琐碎人物及谈话,也是为了达成西方读者在跨文化碰撞中对东方特有文化的接受。
张爱玲作为一个极富个性的作家,其女性主体性在她的作品中常常被视为其标志性的特色。在她的作品中不乏许多对器物、家具、衣着、气味、心理活动等细致入微的描写。而在她的自译作品中,我们发现许多这些为中国读者所惊叹的才华与细节被简单带过或干脆省略。“所有这些对源文本深具女性主义特质的描写的删减和改写都反映出,在东方主义的凝视下张爱玲女性译者主体性的消减”{19}P128。被中国人所津津乐道的这些繁锁而详致的细节和人物关系,在西方读者眼中却是难以消化的异物,在张爱玲的自译中被“去他者化”{20}P129。东方主义的男性话语下张爱玲在促成成功的跨文化接受过程中呈现出焦虑与不安的心态。
四、结语
在接受美学关照下的张爱玲自译充分体现了目标读者主体性的地位。由于自译版本面向的是西方的读者,欲凭借英文成功打入西方文学界的张爱玲考虑到西方读者的期待视野和文化差异可能造成的接受效果,卸下了女性主义的浓重个人特色,迎合西方,营造一个乐于为西方所想象和接受的东方世界。在《金锁记》的数个版本反复改写和自译中,张爱玲尝试了用不同手法和篇幅来诠释该故事,对文本的“空白点”的保留和不同程度的补充为读者呈现出不一样的召唤结构。这些为张爱玲为西方读者所认识和接受打下了基础。但同时,在西方强势文化的跨文化背景下叙事之难,以及过于关照西方视野而失去了作者,译者及女性主体性的张爱玲作品也失去了其本真的东方特色,反而充满了焦虑和不安,在西方主流文学界自然也无法达到其在中国一般的地位。
注释:
①⑤⑥⑦⑩陈吉荣.基于自译语料的翻译理论研究——以张爱玲自译为个案[M].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9.1.
②Iser,Wolfgang.The Act of Reading:A Theory of Aesthetic Response[M].Baltimore and London:Th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1978.
③Jauss,Hans Robert.Toward an Aesthetics of Reception[M].Minnesota:the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1982.
④迅雨(傅雷).论张爱玲的小说[A].陈子善.张爱玲的风气:1949年前的张爱玲小说[C].济南:山东画报出版社,2004:3-18.
⑧⑨陈吉荣.谈本位论观照之下的《金锁记》自译[J].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学报,2007,(10):1-6.
{11}曾枫红.从接受美学视角看翻译研究[J].科教文汇,2008.10,(下旬刊).
{12}伽达默尔.真理与方法[M].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97.
{13}张爱玲.张看[M].广州:花城出版社,1997.
{14}{16}{17}张爱玲.张爱玲经典作品集[M].北岳文艺出版社,2000.
{15}Chang Eileen.Naked Earth[Z].Hong Kong the Union Press,1956.
{18}刘绍铭.再读张爱玲[M].济南:山东画报出版社,2004.
{19}{20}王晓莺.张爱玲的中英自译:一个后殖民理论的观点[J].外国语文,2009,(2):125-129.
参考文献:
[1]陈吉荣.转换性互文关系在自译过程中的阐释——《金锁记》与其自译本及改写本之比较研究[J],2008,(2):69-72.
[2]鲁迅.鲁迅全集·第八卷.[C].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
[3]夏志清.中国现代小说史[M].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2001.
[4]王秋实.论张爱玲自译《金锁记》中美学意蕴的再现[J],2007,(4):96-97.
[5]张爱玲.赤地之恋[Z].香港:天风出版社,1976.
[6]H·R.姚斯,R·C.霍拉勃著.周宁,金元浦译.接受美学与接受理论[M].沈阳:辽宁人民出版社,1987.
关键词: 张爱玲 自译 接受美学
一、引言
自译作为一种特殊的翻译活动近年来渐渐在学界引起广泛关注。若说译者诠释作者作品的权威性和忠实性受到质疑,那么由作者本人亲自操刀翻译自己的作品又会收到怎么样“等值”的效果?事实上,自译这一翻译活动由来已久。中世纪的西方以拉丁语诗歌的自译最为普遍,在国家民族尚未统一时,自译是沟通西方各民族语言的重要手段之一。而后殖民时期,在文本双语主义的影响下,如泰戈尔、贝克特、纳博科夫等著名作家的自译作品也进入研究视野,在世界范围内自译研究在阶段性沉寂后又重新赢得人们的关注。与之相比,国内深入的自译理论研究近十年来才渐渐起步,具有双语能力的作家如林语堂、白先勇、萧乾等的自译作品为人们所关注。而在这些自译作家中,“张爱玲自译作品的数量多,自译历时时间长,自译频率多样,不同时期的自译形式也有细微的层次上的差异,成为具有翻译相对自主性的典型个案”。①张爱玲自译的作品类型包括散文(包括影评)、短篇及中篇小说,其中较为人们熟知的有诸如《等》(Little Finger Up),《桂花蒸 阿小悲秋》(Shame,Amah!)和《金锁记》(The Golden Cangue)等,且大部分是50年代以后其在香港,以及美国时期所译。
国内外不乏诸多对张爱玲文学作品的研究,但是对其自译方面的关注和探讨相形而言较少。自译作为张爱玲文学生涯中不可忽视的一部分,对其相关的研究有助于我们立体深入了解张爱玲和她的文学人生,也为自译理论研究提供了很有代表性的个案。本文将从接受美学的视角切入,以接受美学的观点来审视张爱玲的自译作品。
二、接受美学的观点
接受美学自姚斯和伊瑟尔始,成为文学批评理论中极具代表性的一个分支。其依据现象学和解释学为理论基础,关注读者的接受实践,不仅为文学研究提供了新视角,而且为翻译研究带来了新的启示。
接受美学认为,文本意义是未定的。在接受美学中,文学文本与文学作品是被区分开的两个不同的概念,而文学作品又可被理解為未定的文学本文和经过阅读后的具体化的文本,而文学文本的位置正好介于前两者之间②P274。文本是文学效应史中不断演化的显现,在时间长河中只有当未定性的文本与读者的期待视野相吻合时,在读者阅读中具体化,才能称得上文学作品真正被读者所接受。接受美学同时强调读者的能动、阅读创造和主体性作用。任何一部作品都存在着诸多的“空白”和“不确定”的“召唤结构”,需要读者在阅读过程中重新赋予其意义。接受美学提倡文学作品的意义必然诉诸历史的理解,而不是为了让语言学家解析才创造出来的。一代又一代的读者的集体阐释和他们各自的期待视野赋予了文学作品存在的意义③P52。
三、接受美学视角下的张爱玲自译
1.文本的召唤结构
接受美学认为,文本具有“召唤性结构”,是多角度多层次的未定性组合,读者通过阅读来阐释文本的“空白”,使其完成意义。读者基于其社会和人生经验占据着赋予文本意义的一极,而作者和译者则处于另外一极,特别是译者用另一语言的再阐释与再创造将对这些空白点产生至关重要的决定性作用。而在自译活动中,译者与作者的同一使得原文和译文的召唤性结构呈现出独特的意义。张爱玲的《金锁记》是其最富盛名的作品之一,傅雷曾称赞该文“色彩鲜明,收得住,泼得出”“文坛最美的收获之一”④P9-10。《金锁记》的意义在于它不仅是张爱玲的得意之作,而且她还先后以《金锁记》为原本自译改写过四个版本,分别是1957年基于《金锁记》写成的英文版The Pink Tears,在美国被退稿;十年后进一步修改并在英国出版The Rouge of the North;其后1968年的《怨女》便是对The Rouge of the North的中文自译;最后一篇The Golden Cangue应夏志清邀请收入Twentieth-Century Chinese Stories,是对中文版《金锁记》较为忠实的自译。这五个版本的呈现历时28年,见证了张爱玲文学生涯最为重要的时期,而几个文本间的转换性互文关系见证了文本召唤结构在张爱玲自译中的变迁。
《金锁记》中的矛盾冲突爆发于其文本的“空白点”与“召唤结构”,带来“叙事艺术幻觉美感”⑤P80。从《金锁记》到《怨女》的变迁是张爱玲在语际内外的一连串故事的进程和细节被拉长、增多,且“叙事的完整性”和“人物性格的意识连贯性”⑥P79得到了展现。与此同时,《金锁记》中充满张力的“空白点”被诸如七巧婚前的生活、相亲、结婚、坐月子,家族姨太争风吃醋,与季泽的恋情始末,七巧自杀等情节所填充。《怨女》由《金锁记》发展到15章,花了近一半的笔墨补充七巧出嫁前的生活与嫁入姜公馆后与大家族的矛盾摩擦。从节奏上看,《怨女》所填充的“空白点”将《金锁记》原本充满张力和矛盾的结构拆散,减弱了原本的跳跃情节带来的爆发性恐惧的悲剧效果,相反的,《怨女》呈现出一幅细密和缓的生活长图,让七巧在生活的种种明争暗斗和琐碎中渐渐迷失而疯狂,“哲学性的人生理性思考开始填补情节的断裂处,完整性倾向取代突然性,普遍性开始超越特殊性,感性随之让位于理性”⑦P80,这样的填补恰是夺去了《金锁记》因“空白”与“召唤结构”所形成的最为震撼人心的戏剧冲突效果。例如《金锁记》中的七巧在故事一开场就已经在姜公馆成了众人的笑柄,而七巧陪葬的青春逝去却也是“再定睛看时,翠竹帘子已经褪了色,金绿山水换了一张她丈夫的遗像,镜子里的人也老了十年”⑧P152的一句带过,这十年的空白和情节的跨越留给读者无尽阐释的空间,七巧在苦苦用青春换来的家产面前却仍旧是“太吃亏了”⑨P153,虽然人物不变,基本框架不变,但这与《怨女》中在生活的不公中磨尽了激情的七巧留给读者的是不同的感受。然而从另一个角度来说,虽然填补了《金锁记》中充满张力的空白点和未定点,《怨女》带给我们的是细节的绵延和循环,是“人物过去和当下在自我意识方面的贯通”⑩P79。
2.读者的期待视野
“期待视野”在接受美学中所指的是“阅读一部作品时读者的阅读经验构成的思维定式或先在结构”{11}P236,而思维定式与先在结构又包含了诸多阅读经验、人生体验等,决定着读者是否能接受该文学作品,以及接受的程度如何,等等。伽达默尔认为,在阅读理解之前,“前理解”涉及“理解者的知识储备、兴趣爱好、读解能力”等,“理解是一个我们卷入其中却不能支配它的事件;它是一件落在我们身上的事情。我们从不空着手进入认识的境界,而总是携带着一大堆熟悉的信仰和期望。解释学的理解既包含了我们突然遭遇的陌生的世界,又包含了我们所拥有的那个熟悉的世界”{12}P256。当读者的期待视野超过文本,文本自然使人失望,当读者的期待视野与文本正好相契合,读者便与作品产生共鸣,更进一步,如果文本超越了读者的期待视野,那文本可能成功地提升读者的品味,拓展大众的期待视野。张爱玲作为一个欲像林语堂一般以英语作品进入西方文学主流的中国作家,在海外创作与自译之初,必然不能落后于西方读者的期待视野,却也不敢冒然超前,因此,符合读者既有的期待视野是张爱玲自译作品采用的主要策略。正如她在《谈写作》中所说:“要迎合读者的心理,办法不外这两条:(一)说人家要说的;(二)说人家所要听的。”“(读者)要什么,就给他们什么。”{13}P255-259当时的中国在西方世界里的印象仍然是落后、无知、荒诞、怪异的带有东方主义色彩的形象。因此,在张爱玲的自译作品中有许多她通过删减、改写等手法努力迎合西方读者对东方的期待视野的地方。以《赤地之恋》的自译本Naked Earth为例,华北的农民在张爱玲英译本中被塑造成是“odd”,“savage”,“greasy”的丑陋、怪诞的一群人,与西方文学中描绘的殖民地人口形象并无二致,男主人公的华北之行所见所闻所透露出来的处处是中国人野蛮、可笑、不可理喻的场景,这种中国印象正是西方社会普遍的偏见,而张爱玲的这种带有东方主义色彩的自译显然是强化了西方固有的这种印象。其中一段描写华北农民好奇地围观卡车的情景在中文本中只是一笔带过:“一群人围在车子旁边看着,指指戳戳。”{14}P10而在英文自译本中,这一场景被夸张的细节描写所填充为:
“...They doubled up,slapping their knees,helpless with laughter as if they were the funniest-looking objects in the world.Men and women both wearing odd little sleeveless blouses of white cloth also bent down peering and giggling...”{15}P10-11
这样一群看客的无知与可笑在英译本中显然被放大了,这也正是张爱玲努力在向西方主流文坛靠拢所作出的迎合的努力。不仅要说出他们所想,而且要避免说别人不爱听的话。又如《桂花蒸 阿小悲秋》中的洋人哥儿达的诸多细节描写在英译本中都被删去。如对哥儿达的外貌的比喻:“主人脸上的肉像是没烧熟,红拉拉的带着血丝子。”{16}P242以及对哥儿达表面风光无限,实际上却以牛郎为业的悲贱生活的讽刺:“他向来主张结交良家妇女,或者给半卖淫的女人一点业余的罗曼斯,也不想她们劫富济贫,只要两不来去好了。他深知久赌必输、久恋必苦的道理,他在赌台上总是看看风色,趁势捞了一点就带了走,非常知足。”{17}P246哥儿达作为《桂花蒸 阿小悲秋》中唯一的一位西方人士,如若照实将这般男娼的形象翻成英译本,恐会引起西方人的一些不快,因此张爱玲在自译时将这些负面的描写删去不翻。除此以外,张爱玲给哥儿达取了个德国的译名“Schacht”,也正好符合当时二战后德国作为战争发起国和战败国在西方社会的形象。
3.跨文化接受的“历史效果”
处在不同文化语境之下,同一文本所产生的影响与读者接受效果有所不同。张爱玲在自译带有浓厚东方风情和女性色彩的小说散文时,也需要考虑到东方叙事风格和其自身鲜明的女性主体性在面向广大的英美读者时是否会被接受。《桂花蒸 阿小悲秋》中选取了丁阿小一天平淡生活的几个场景,故事情节毫不复杂,先后出场的人物却涵盖了一大片:阿小、百顺、哥儿达、邻居阿妈、哥兒达的“黄头发女人、”阿妈秀琴、李小姐、阿小的男人、同乡老妈妈、年轻舞女、新婚夫妇等。这在旧中国等级森严的宗法社会背景下似乎不算什么,以《红楼梦》为代表的中国古典小说中此类复杂的人物及关系并不鲜见,集体意识下人际关系本就是人们生活中的不可回避的一部分。而在个人主义的西方文化中,阿小在一天中就牵扯出这么多相关人物却令西方读者难以接受。刘绍铭曾介绍在美国教授“英译现代中国文学”,所探讨中国现代作家包括巴金、鲁迅、矛盾等的作品时,都收到了比较好的效果,学生也会积极参加讨论,“唯一的例外是张爱玲。班上同学,很少自动自发参加讨论。若被点名问到,他们多会说是搞不懂小说中复杂的人际关系,因此难以捉摸作者究竟要说什么”{18}P4。张爱玲在自译中删去了《桂花蒸 阿小悲秋》中的有关新婚夫妇的事,以及其他一些琐碎人物及谈话,也是为了达成西方读者在跨文化碰撞中对东方特有文化的接受。
张爱玲作为一个极富个性的作家,其女性主体性在她的作品中常常被视为其标志性的特色。在她的作品中不乏许多对器物、家具、衣着、气味、心理活动等细致入微的描写。而在她的自译作品中,我们发现许多这些为中国读者所惊叹的才华与细节被简单带过或干脆省略。“所有这些对源文本深具女性主义特质的描写的删减和改写都反映出,在东方主义的凝视下张爱玲女性译者主体性的消减”{19}P128。被中国人所津津乐道的这些繁锁而详致的细节和人物关系,在西方读者眼中却是难以消化的异物,在张爱玲的自译中被“去他者化”{20}P129。东方主义的男性话语下张爱玲在促成成功的跨文化接受过程中呈现出焦虑与不安的心态。
四、结语
在接受美学关照下的张爱玲自译充分体现了目标读者主体性的地位。由于自译版本面向的是西方的读者,欲凭借英文成功打入西方文学界的张爱玲考虑到西方读者的期待视野和文化差异可能造成的接受效果,卸下了女性主义的浓重个人特色,迎合西方,营造一个乐于为西方所想象和接受的东方世界。在《金锁记》的数个版本反复改写和自译中,张爱玲尝试了用不同手法和篇幅来诠释该故事,对文本的“空白点”的保留和不同程度的补充为读者呈现出不一样的召唤结构。这些为张爱玲为西方读者所认识和接受打下了基础。但同时,在西方强势文化的跨文化背景下叙事之难,以及过于关照西方视野而失去了作者,译者及女性主体性的张爱玲作品也失去了其本真的东方特色,反而充满了焦虑和不安,在西方主流文学界自然也无法达到其在中国一般的地位。
注释:
①⑤⑥⑦⑩陈吉荣.基于自译语料的翻译理论研究——以张爱玲自译为个案[M].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9.1.
②Iser,Wolfgang.The Act of Reading:A Theory of Aesthetic Response[M].Baltimore and London:Th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1978.
③Jauss,Hans Robert.Toward an Aesthetics of Reception[M].Minnesota:the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1982.
④迅雨(傅雷).论张爱玲的小说[A].陈子善.张爱玲的风气:1949年前的张爱玲小说[C].济南:山东画报出版社,2004:3-18.
⑧⑨陈吉荣.谈本位论观照之下的《金锁记》自译[J].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学报,2007,(1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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