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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月令”的现代语义与自然时令相关，表示每月的“气候和物候”，而其语义之本源关涉到社会政治，表示天子“每月发布的政令”。“月令”体裁形成于前文字时期，在文明之早期发展成熟。《礼记·月令》是古代“月令”体裁的代表性文献，它不仅记载了自然时序与相应的天象、物候，而且将人类的政治生活、生产习俗以及先民对自然朴拙而深邃的哲学思考蕴涵其中，是王者治天下、理万民的礼法经典，是嵌入宇宙时空的政治指南。“月令”话语叙述的重心不在自然而在人事，在《礼记·月令》中“令”指“政令”而非指“气候和物候”。
关键词：月令 时序 礼 儒学 政令
中图分类号：K24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8705(2010)02-31-35
“月令”是我国农耕文化语境中的关键词。《现代汉语词典》“月令”下云：“农历某个月的气候和物候。”但“令”作为词根，并无“气候”、“物候”之义。“月令”的语源为何，“月”与“令”在最初的组合阶段各自的含义为何，其语义经历了怎样的历史变迁，探讨此问题既有文字训诂之意义，也是对隐藏于语言结构深处的民族历史细节之追问。
“月令”体裁萌芽于前文字时期，它伴随着远古人类在采集、狩猎、畜牧与农耕生活中对自然现象观察、辨识和思考而产生，作为珍贵的口传知识指导先民的生活。当华夏民族进入文明时代，“月令”被少数掌握着书写权力、为统治者服务的人书写下来，其内容随着人类的发展进步而渐次丰富与完备，成为礼法经典和统治者治世的政治指南，是天子治理天下政务所依据的政治文献。《礼记·月令》是“月令”体裁的代表，记载在一年各月不同自然条件下天子所发布的政令。在早期“月令”文本里，“月令”的含义是天子“每月发布的政令”。
一、从《礼记·月令》程式化叙事看“月令”语义之本源
《月令》篇章结构的程式化，既源自人类对固定不变的自然时序的发现与命名，也源自远古以来先民在处理天人关系、确定人类社会行为的长期实践中摸索出来，并逐步程式化的行为模式。《礼记·月令》的程式性话语组合表现为：
1、以自然时序为篇章结构的显性标志——关于“月”的解读
《月令》篇章结构的显性标志首先是季节变化形成的自然时序。《月令》有固定的行文格式，以春、夏、秋、冬为序，记述各季节的自然物候与天子政令，将篇章内容分属于春、夏、秋、冬时序的图式中。其次，各季节又以孟、仲、季记月，如孟春、仲春、季春为春季之三月，其他季节亦然。这样，篇章又可以按照月份分割，组成十二个月的结构框架。由于时序有固定格局，排列井然有序，所以《月令》内容的组合呈现出程式化特点。我们在这种固定的以季节和月份为序的话语叙述中能轻易地辨明，“月令”之“月”指“月份”。
2、镶嵌于时序中的天子政令一关于“令”的解读
《礼记·月令》对天子政令的叙述以“月”为序，发布政令的依据是每月的天象、物候及时序变化所提供的独一无二、无可选择的自然条件。在以“月”为单位的程式性话语叙述里，内容分两部分，即对自然现象的叙述与对“王者”政令的叙述。所以，《月令》既是按自然时序构成的话语篇章，也是按天子发布政令的时间顺序构成的政治文献。
如《礼记·月令》孟春之月：东风解冻，蛰虫始振，鱼上冰，獭祭鱼，鸿雁来。天子居青阳左个，乘鸾路，驾仓龙，载青旌，衣青衣，服仓玉，食麦与羊，其器疏以达。是月也，以立春。先立春三日，大史谒之天子日：“某日立春，盛德在木。”天子乃齐。立春之日，天子亲帅三公、九卿、诸侯、大夫以迎春于东郊。还反，赏公、卿、诸侯、大夫于朝。命相布德和令，行庆施惠，下及兆民。庆赐遂行，毋有不当。乃命大史守典奉法，司天日月星辰之行，宿离不贷，毋失经纪，以初为常。……是月也，天气下降，地气上腾，天地和同，草木萌动。王命布农事，命田舍东郊，皆倚封疆，审端经术，善相丘陵、阪险、原隰，土地所宜，五谷所殖，以教道民，必躬亲之。田事既饬，先定准直，农乃不惑。是月也，命乐正入学习舞。乃倚祭典。命祀山林川泽，牺牲毋用牝。禁止伐木，毋覆巢，毋杀孩虫、胎夭、飞鸟、毋摩，毋卵，毋聚大众，毋置城郭，掩骼埋。是月也，不可以称兵，称兵必天殃。兵戎不起，不可从我始。毋变天之道，毋绝地之理，毋乱人之纪。
《月令》整个篇章皆如此组合。详细阅读即会发现，文本只是以自然时序为结构标志，而对“天子”政令的叙述才是篇章的纲领和话语意义的核心。甚至可以认为，对自然现象的叙述只是意义表达的“因”，而对“天子”政令的叙述才是语义表达的“果”，《月令》的话语重心是作为“果”的“天子”政令。
“月”确凿无疑的含义是“月份”，那么“令”的含义当然指“政令”。“月令”是偏正的、名词性的结构组合，即天子“每月发布的政令”。
《月令》以十二个月为叙述顺序的话语中，皆包含着“天子”在该月自然物候下发布的政令。所以“月令”语义的终极指向不是自然的，而是政治的，在“月令”体裁里“令”的语义为“政令”。
词义有社会性，词义演变亦有规律性。在《月令》文本形成、传播的先秦时期，“令”的基本义是“发布命令”和“命令”，前者为动词，后者为名词。在汉语史上“令”的众多衍生义皆发端于其基本义，而“气候与物候”之义与其基本义之间无引申关系。
探询《月令》话语叙述的深层意义，能感悟到中国古典文献蕴涵的政治与生态伦理智慧。先哲对自己不甚明白的宇宙自然舍弃局部的追问与细节的考察，而从整体、宏观角度观照之，将宇宙视为“一个和谐的、秩序井然的、生生不穷的历程”，是一个变化的大流”。宇宙精神显形于日月星辰、雷电风雨的运行，也呈现于流水的“不舍昼夜”和岁月的“逝者如斯”，还有草长花落、鸿雁南飞所昭示的季节推移。其实人类在自己生活的局部空间里对宇宙运行最直觉的发现，即是对天体运行而形成的日、月、岁这些时间概念确定。《月令》的哲学意义指向“天人之际”：人属于自然，人类的行为必须也必然追随着宇宙运行的步履，人与自然共同构成一个“生生不穷”、“秩序井然”的宇宙“大流”。在此“大流”之中，作为人类统治者的“天子”所发布的一切政令都必须镶嵌于自然时序的格式中。
二、“月令”语义的政治诉求
1、礼学的政治情节
礼在产生之初与原始宗教的敬鬼事神密不可分，正如《礼记·礼运》所云：“夫礼之初，始诸饮食，其燔黍捭豚，汗尊而坏饮，蒉桴而土鼓，犹若可以致其敬于鬼神”。但随着人类文明的推进，礼很早就与伦理政治相融合，成为治理社会的政治范畴的礼。虽然在漫长的历史中，礼总是与敬鬼事神相关涉，但在无全民性宗教信仰．且知识群体以哲学为意识形态之基础的中国社会，事实上，“礼的本质不是敬神。而是治人”，所以礼学必然携带着挥之不去的政治情结。
《礼记》与《周礼》《仪礼》被合称为“三礼”。《周礼》和《仪礼》记载周代政治制度和贵族社会必须恪守的礼仪规范；《礼记》是春秋战国至西汉初期儒家研究、阐释礼的文献。“三礼”的终极关怀是人文性的，政治性的。
孔子研究周代礼乐文化，奠定了儒家礼学的基本格局，其后学发展了孔子的礼学思想，使之更丰富细密。 冯友兰先生认为：“《礼记》各篇大多数是荀子门人写的。”方孝博先生认为，“差不多各种经学的传授系统都有荀卿的名字”，“荀子对于礼学亦有精湛的研究，汉代的大、小戴《礼记》中大多数是荀卿和他的后学的著作”。荀子礼学汲取百家之学，特别是援法人礼，礼法并重，更加凸现了礼学的政治诉求和治世功能。所以从某种程度讲，《礼记》是记载儒家政治思想的文献，其文本的侧重点和作者的终极关怀即是社会治理与“天子”如何施政。
2、礼学家将《月令》收入《礼记》的政治意图
《月令》不是原始儒家的首创，而是儒家从礼学表述之需要出发，将传自古昔的“月令”体裁纳入礼学范畴，收入《礼记》的。
“月令”体裁产生于前文字时期。远古先民在与自然环境的朝夕相处中，对自然的认知能力不断增进，终于掌握了时间概念，发现季节推移与日月交替所形成的岁、月、日这些时序，总结出联系时间与人事关系的历法。原始历法是为了适应群体生活、宗教仪式以及人类生存发展的需要而将时日进行组合的一种方法。古老的历法因其内容特点而被称为“物候历”或“天象历”，其显性的结构标志是自然时序。
“物候历”记载自然界动植物和非生物现象因自然时序的推移而发生的各种变化。如动物因季节变化而蛰伏休眠、惊蛰复苏、活动呜叫、交配繁育、南北迁徙；植物因季节推移而萌芽、抽叶、开花、结实、落叶；随季节变化而发生下雨、刮风、降霜、落雪、冰冻、解冻等自然现象。先民发现物候变化的规律并把它们与人类的生产生活紧密联系，制定出人类在各种物候条件下的行动纲领。在无文字的远古时期，‘‘物候历”是人类的口传知识；在进入文明时代后，“月令”体裁进一步细密、丰富、严谨，成为农业社会统治者的政治纲领和全社会的行动准则。
在“月令”文献中，“天子”及王朝臣吏被作为话语叙述的核心人物，无论是“太史”、“三公”、“九卿，，还是“太尉”、“乐师”、“司徒”，都是代表一统天下的“天子”之下位符号。正因为“月令’’文献的话语核心是王朝政治，所以它理所当然地被关心政治的先秦诸子所关注、所研究。
《月令》篇是礼家根据《吕氏春秋》十二纪首章编辑而成的。《吕氏春秋》出自秦相吕不韦的门客之手，虽为杂家，但该书的编写有系统性和理论性。其《序意》篇日：“上揆之天，下验之地，中审之人，若此，则是非可不可无所遁矣。”又云：“良人请问十二纪。文信侯日：‘尝得学黄帝之所以诲颛项矣，爰有大圜在上，大矩在下，汝能法之，为民父母。’盖闻古之清世，是法天地。凡十二纪者，所以纪治乱存亡也，所以知寿夭吉凶也。”“十二纪”每纪的第一篇即是“月令”题材的辑录。《吕氏春秋》的学术视野博大而深远，它着眼于对自然秩序和天人关系的探索，欲研究王者处在圜天方地之间如何治理社会，如何结束战乱纷争而实现天下统一。在战国末期秦国特定的政治背景下，其作者特别深切地感受到天下统一这个大趋势、大潮流的召唤，在“十二纪”的辑录与写作中反映了秦统治者欲统一天下的饱满政治热情与强烈愿望。
《吕氏春秋》的作者出于治国安邦的政治需要将“月令”体裁的内容收辑到《吕氏春秋》里，研究礼的儒者也出于同样的目的将“月令”的内容收辑到《礼记》中。
《月令》在《礼记》中的位次耐人寻味。《月令》是《礼记》第六篇，编排于《王制》篇后。《王制》篇题下孔颖达疏：“案郑目录云：‘名曰《王制》者，以其记先王班爵、授禄、祭祀、养老之法度，此于《别录》属制度。《王制》确凿无疑是政治文献，其中“班爵、授禄、祭祀、养老”的内容皆属于王朝政治的内容。礼家将《月令》紧随于《王制》后，其编排的依据正是《月令》文本内在、深刻的政治意义。
三、“月令”语义逐渐转移而指向自然范畴，表示“气候和物候”
《礼记·月令》展示了在固定不变的自然时序下，大一统王朝最高统治者精致完备的行政图式，蕴涵着先民对自然朴拙而深邃的哲学思考，是嵌入时空中的政治指南。内容虽关涉每个月的天象、物候，但文本内容的重心是陈述在此自然背景下，天子依据时气特征而选择的居处、服饰、车马、饮食、该月中当发布的政命’以及违背自然规律行政而遭遇的灾祸。
在农业文化背景下，以“月令”为名称、为体裁的口传的或文本式的作品有重要的实用功能。在《礼记》成书的先秦及汉初，“月令”体裁有广泛、深刻的政治影响力。有学者考证，“月令”体裁对西汉政治制度发生了重大影响，“西汉所建立的按月施行的制度都没有超出传世月令的范畴”，“西汉王朝的历史是一个逐步实践明堂月令并赋予时代色彩的过程”。汉代政治带有明显的“月令”印记，如汉文帝元年制定了振贷法，改革了养老法，此后又相继开帝亲耕、后亲桑礼，十二年颁布劝民农桑、春种树的诏令等。再如已发现的汉代悬泉置壁书《使者和中所督察诏书四时月令五十条》，为客观、全面地估价“月令”体裁在秦汉时期的法律地位和政治作用提供了珍贵资料。至东汉，崔蹇模仿《礼记·月令》体例撰写了《四民月令》，记述了东汉洛阳一带的农业生产情况，“四民”指士、农、工、商。此书按一年十二个月的时令节气为序，记载相关的民俗活动如农耕、种植、宗族和婚姻等，记述当时四民各业一年内各月的种种生产行事和衣食住行，将生产活动与风俗习惯相结合，被称为是中国古代“农家月令书”系统最早的代表作。
将以《四民月令》为代表的“农家月令书”与《礼记·月令》相对照，发现后来的“月令”文献在行文方式、内容组合与篇章布局的侧重点等方面都发生了重大变化，特别是发布政令的“天子”及其下位符号逐渐隐退，“月令”体裁的内容逐渐民间化、世俗化，话语叙述的逻辑主语由天子及王朝臣吏转化为士、农、工、商等民间人物。
“月令”叙述重点的转移酝酿着一个语义转化的契机。“令”表示“政令”的语义逐渐消退和失落，人们对“月令”的本源义渐渐淡忘，更加关注“月令”体裁对各月自然天象、物候及风俗事象的叙述。活跃在“月令”文本中的人物也不再是“天子”及朝廷臣吏，而是如崔蹇《四民月令》所言之士、农、工、商等。这样，作为语言符号，“月令”的含义由天子“每月发布的政令”，逐渐转移而表示“某月的气候和物候”。
应该注意的是，这种语义的转移不同于词义引申，引申义与原词义之间存在明显或隐约的联系；这种因为文化语境之多种缘由而造成的词义转移，后起义与原义之间无引申关联，“令”表示“节令”、“气候”，与“政令”之义无引申关系。
四、《礼记·月令》中“春令”“夏令”“秋令”“冬令”之解读
在《礼记·月令》里，“月令”之“令”与篇中频频出现的“春令”“夏令”“秋令”“冬令”中的“令”意义相同。准确理解“令”，是正确解读《礼记·月令》，揭示其篇章含义的关键。
《礼记·月令》蕴涵了华夏祖先充满智慧的自然观，即人必须顺应自然规律制礼行政，天子必须依照每月自然天时的特点发布政令。
如孟春之月：“天气下降，地气上腾，天地和同，草木萌动。”天子当顺应时令特征发布政令。如“王命布农事，命田舍东郊”，要顺应时气，全面部署农业生产。要发布保护森林和禁止杀生的政令，如“禁止伐木”；“毋覆巢，毋杀孩虫、胎天、飞鸟，毋麋，毋卵”。此月不可以发动战争：“是月也，不可以称兵。”此月当行的政令即“春令”。 盂夏之月是自然界阳气旺盛之月。“立夏之日，天子亲帅三公、九卿、大夫，以迎夏于南郊。还反，行赏，封诸侯，庆赐遂行，无不欣说。乃命乐师习合礼乐，命太尉赞杰俊，遂贤良，举长大，行爵出禄，必当其位。”还要发布保护自然生态和鼓励农业生产的政令：“命野虞出行田原，为天子劳农劝民，毋或失时。命司徒循行县鄙，命农勉作，毋休于都。”“是月也，驱兽毋害五谷，毋大田猎。”此月可行之政令，即“夏令”。
季秋之月，“霜始降，则百工休。乃命有司曰：‘寒气总至，民力不堪，其皆入室。’”要停止一切野外的工作，以顺应时气闭藏之特征。此月可以杀生，可以狩猎，故“天子乃教于田猎，以习五戎”；“天子乃厉饰，执弓挟矢以猎”。在这草木黄落之时，“乃伐薪为炭”。此月当行的政令，即“秋令”。
孟冬之月：“水始冰，地始冻”；“天气上腾，地气下降，天地不通，闭塞而成冬。”这时天子“命百官谨盖藏，命有司循行积聚，无有不敛。坏城郭，戒门间，修键闭，慎管筲。固封疆，备边竟，完要塞，谨关梁，塞篌径。”“天子乃命将帅讲武，习射御，角力。”“坏城郭”下陈滞注：“坏，补其缺薄处也。”天子发布政令要顺应时气闭塞之特征，人事活动要呈现出收敛、闭藏之特性。施行于此月的政令，即“冬令”。
儒家认为，“圣人作则，必以天地为本”，人不能违背时令特点而行政。《礼记·月令》曰：“孟春行夏令，则雨水不时，草木蚤落，国时有恐。行秋令，则其民大疫，飙风暴雨总至，藜莠蓬蒿并兴。行冬令，则水潦为败，雪霜大挚，首种不入。”陈滞注：“盲人君于盂春之月而行孟夏之政令，则感召咎证如此。后皆仿此。”陈氏所言“孟夏之政令”即“夏令”。所以《月令》所言“春令”“夏令”“秋令”“冬令”分别指施行于春、夏、秋、冬各季节的政令；这些词语中的“令”，皆指“政令”。《月令》各月所记内容均有此类话语，以告诫为政者在该月不可以施行适应于其他季节的政令。古人将人事与天道混为一体固然缺乏科学性而不可取，但是要求人类顺应自然规律的观念无疑是正确的和弥足珍贵的。
《辞源》收有“夏令”和“冬令”，但是对“令”的解释不同。
“夏令”下曰：“夏季的节令。《礼·月令》盂春之月：‘盂春行夏令，则雨水不时，草木蚤落，国时有恐。’”
“冬令”下曰：“①指冬季施行的政令。……《礼·月令》：‘孟春……行冬令，则水潦为败，雪霜大挚；首种不入。’……”
《辞源》释义失误。其一，将“夏令”之“令”解释为“节令”，违背了文本的含义，其正确的释义应该是“政令”。其二，将“冬令”之“令”解释为“政令”是正确的，但未能注意到“夏令”和“冬令”之“令”的含义是一致的，故释义亦前后抵牾，自相矛盾。
统观《礼记·月令》之语境，并参照上古先民制礼行政必须遵循自然规律的思想和礼学的政治诉求，可以确认，在《礼记·月令》中，“月令”“春令”“夏令”“秋令”“冬令”之“令”皆指政令。
关键词：月令 时序 礼 儒学 政令
中图分类号：K24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8705(2010)02-31-35
“月令”是我国农耕文化语境中的关键词。《现代汉语词典》“月令”下云：“农历某个月的气候和物候。”但“令”作为词根，并无“气候”、“物候”之义。“月令”的语源为何，“月”与“令”在最初的组合阶段各自的含义为何，其语义经历了怎样的历史变迁，探讨此问题既有文字训诂之意义，也是对隐藏于语言结构深处的民族历史细节之追问。
“月令”体裁萌芽于前文字时期，它伴随着远古人类在采集、狩猎、畜牧与农耕生活中对自然现象观察、辨识和思考而产生，作为珍贵的口传知识指导先民的生活。当华夏民族进入文明时代，“月令”被少数掌握着书写权力、为统治者服务的人书写下来，其内容随着人类的发展进步而渐次丰富与完备，成为礼法经典和统治者治世的政治指南，是天子治理天下政务所依据的政治文献。《礼记·月令》是“月令”体裁的代表，记载在一年各月不同自然条件下天子所发布的政令。在早期“月令”文本里，“月令”的含义是天子“每月发布的政令”。
一、从《礼记·月令》程式化叙事看“月令”语义之本源
《月令》篇章结构的程式化，既源自人类对固定不变的自然时序的发现与命名，也源自远古以来先民在处理天人关系、确定人类社会行为的长期实践中摸索出来，并逐步程式化的行为模式。《礼记·月令》的程式性话语组合表现为：
1、以自然时序为篇章结构的显性标志——关于“月”的解读
《月令》篇章结构的显性标志首先是季节变化形成的自然时序。《月令》有固定的行文格式，以春、夏、秋、冬为序，记述各季节的自然物候与天子政令，将篇章内容分属于春、夏、秋、冬时序的图式中。其次，各季节又以孟、仲、季记月，如孟春、仲春、季春为春季之三月，其他季节亦然。这样，篇章又可以按照月份分割，组成十二个月的结构框架。由于时序有固定格局，排列井然有序，所以《月令》内容的组合呈现出程式化特点。我们在这种固定的以季节和月份为序的话语叙述中能轻易地辨明，“月令”之“月”指“月份”。
2、镶嵌于时序中的天子政令一关于“令”的解读
《礼记·月令》对天子政令的叙述以“月”为序，发布政令的依据是每月的天象、物候及时序变化所提供的独一无二、无可选择的自然条件。在以“月”为单位的程式性话语叙述里，内容分两部分，即对自然现象的叙述与对“王者”政令的叙述。所以，《月令》既是按自然时序构成的话语篇章，也是按天子发布政令的时间顺序构成的政治文献。
如《礼记·月令》孟春之月：东风解冻，蛰虫始振，鱼上冰，獭祭鱼，鸿雁来。天子居青阳左个，乘鸾路，驾仓龙，载青旌，衣青衣，服仓玉，食麦与羊，其器疏以达。是月也，以立春。先立春三日，大史谒之天子日：“某日立春，盛德在木。”天子乃齐。立春之日，天子亲帅三公、九卿、诸侯、大夫以迎春于东郊。还反，赏公、卿、诸侯、大夫于朝。命相布德和令，行庆施惠，下及兆民。庆赐遂行，毋有不当。乃命大史守典奉法，司天日月星辰之行，宿离不贷，毋失经纪，以初为常。……是月也，天气下降，地气上腾，天地和同，草木萌动。王命布农事，命田舍东郊，皆倚封疆，审端经术，善相丘陵、阪险、原隰，土地所宜，五谷所殖，以教道民，必躬亲之。田事既饬，先定准直，农乃不惑。是月也，命乐正入学习舞。乃倚祭典。命祀山林川泽，牺牲毋用牝。禁止伐木，毋覆巢，毋杀孩虫、胎夭、飞鸟、毋摩，毋卵，毋聚大众，毋置城郭，掩骼埋。是月也，不可以称兵，称兵必天殃。兵戎不起，不可从我始。毋变天之道，毋绝地之理，毋乱人之纪。
《月令》整个篇章皆如此组合。详细阅读即会发现，文本只是以自然时序为结构标志，而对“天子”政令的叙述才是篇章的纲领和话语意义的核心。甚至可以认为，对自然现象的叙述只是意义表达的“因”，而对“天子”政令的叙述才是语义表达的“果”，《月令》的话语重心是作为“果”的“天子”政令。
“月”确凿无疑的含义是“月份”，那么“令”的含义当然指“政令”。“月令”是偏正的、名词性的结构组合，即天子“每月发布的政令”。
《月令》以十二个月为叙述顺序的话语中，皆包含着“天子”在该月自然物候下发布的政令。所以“月令”语义的终极指向不是自然的，而是政治的，在“月令”体裁里“令”的语义为“政令”。
词义有社会性，词义演变亦有规律性。在《月令》文本形成、传播的先秦时期，“令”的基本义是“发布命令”和“命令”，前者为动词，后者为名词。在汉语史上“令”的众多衍生义皆发端于其基本义，而“气候与物候”之义与其基本义之间无引申关系。
探询《月令》话语叙述的深层意义，能感悟到中国古典文献蕴涵的政治与生态伦理智慧。先哲对自己不甚明白的宇宙自然舍弃局部的追问与细节的考察，而从整体、宏观角度观照之，将宇宙视为“一个和谐的、秩序井然的、生生不穷的历程”，是一个变化的大流”。宇宙精神显形于日月星辰、雷电风雨的运行，也呈现于流水的“不舍昼夜”和岁月的“逝者如斯”，还有草长花落、鸿雁南飞所昭示的季节推移。其实人类在自己生活的局部空间里对宇宙运行最直觉的发现，即是对天体运行而形成的日、月、岁这些时间概念确定。《月令》的哲学意义指向“天人之际”：人属于自然，人类的行为必须也必然追随着宇宙运行的步履，人与自然共同构成一个“生生不穷”、“秩序井然”的宇宙“大流”。在此“大流”之中，作为人类统治者的“天子”所发布的一切政令都必须镶嵌于自然时序的格式中。
二、“月令”语义的政治诉求
1、礼学的政治情节
礼在产生之初与原始宗教的敬鬼事神密不可分，正如《礼记·礼运》所云：“夫礼之初，始诸饮食，其燔黍捭豚，汗尊而坏饮，蒉桴而土鼓，犹若可以致其敬于鬼神”。但随着人类文明的推进，礼很早就与伦理政治相融合，成为治理社会的政治范畴的礼。虽然在漫长的历史中，礼总是与敬鬼事神相关涉，但在无全民性宗教信仰．且知识群体以哲学为意识形态之基础的中国社会，事实上，“礼的本质不是敬神。而是治人”，所以礼学必然携带着挥之不去的政治情结。
《礼记》与《周礼》《仪礼》被合称为“三礼”。《周礼》和《仪礼》记载周代政治制度和贵族社会必须恪守的礼仪规范；《礼记》是春秋战国至西汉初期儒家研究、阐释礼的文献。“三礼”的终极关怀是人文性的，政治性的。
孔子研究周代礼乐文化，奠定了儒家礼学的基本格局，其后学发展了孔子的礼学思想，使之更丰富细密。 冯友兰先生认为：“《礼记》各篇大多数是荀子门人写的。”方孝博先生认为，“差不多各种经学的传授系统都有荀卿的名字”，“荀子对于礼学亦有精湛的研究，汉代的大、小戴《礼记》中大多数是荀卿和他的后学的著作”。荀子礼学汲取百家之学，特别是援法人礼，礼法并重，更加凸现了礼学的政治诉求和治世功能。所以从某种程度讲，《礼记》是记载儒家政治思想的文献，其文本的侧重点和作者的终极关怀即是社会治理与“天子”如何施政。
2、礼学家将《月令》收入《礼记》的政治意图
《月令》不是原始儒家的首创，而是儒家从礼学表述之需要出发，将传自古昔的“月令”体裁纳入礼学范畴，收入《礼记》的。
“月令”体裁产生于前文字时期。远古先民在与自然环境的朝夕相处中，对自然的认知能力不断增进，终于掌握了时间概念，发现季节推移与日月交替所形成的岁、月、日这些时序，总结出联系时间与人事关系的历法。原始历法是为了适应群体生活、宗教仪式以及人类生存发展的需要而将时日进行组合的一种方法。古老的历法因其内容特点而被称为“物候历”或“天象历”，其显性的结构标志是自然时序。
“物候历”记载自然界动植物和非生物现象因自然时序的推移而发生的各种变化。如动物因季节变化而蛰伏休眠、惊蛰复苏、活动呜叫、交配繁育、南北迁徙；植物因季节推移而萌芽、抽叶、开花、结实、落叶；随季节变化而发生下雨、刮风、降霜、落雪、冰冻、解冻等自然现象。先民发现物候变化的规律并把它们与人类的生产生活紧密联系，制定出人类在各种物候条件下的行动纲领。在无文字的远古时期，‘‘物候历”是人类的口传知识；在进入文明时代后，“月令”体裁进一步细密、丰富、严谨，成为农业社会统治者的政治纲领和全社会的行动准则。
在“月令”文献中，“天子”及王朝臣吏被作为话语叙述的核心人物，无论是“太史”、“三公”、“九卿，，还是“太尉”、“乐师”、“司徒”，都是代表一统天下的“天子”之下位符号。正因为“月令’’文献的话语核心是王朝政治，所以它理所当然地被关心政治的先秦诸子所关注、所研究。
《月令》篇是礼家根据《吕氏春秋》十二纪首章编辑而成的。《吕氏春秋》出自秦相吕不韦的门客之手，虽为杂家，但该书的编写有系统性和理论性。其《序意》篇日：“上揆之天，下验之地，中审之人，若此，则是非可不可无所遁矣。”又云：“良人请问十二纪。文信侯日：‘尝得学黄帝之所以诲颛项矣，爰有大圜在上，大矩在下，汝能法之，为民父母。’盖闻古之清世，是法天地。凡十二纪者，所以纪治乱存亡也，所以知寿夭吉凶也。”“十二纪”每纪的第一篇即是“月令”题材的辑录。《吕氏春秋》的学术视野博大而深远，它着眼于对自然秩序和天人关系的探索，欲研究王者处在圜天方地之间如何治理社会，如何结束战乱纷争而实现天下统一。在战国末期秦国特定的政治背景下，其作者特别深切地感受到天下统一这个大趋势、大潮流的召唤，在“十二纪”的辑录与写作中反映了秦统治者欲统一天下的饱满政治热情与强烈愿望。
《吕氏春秋》的作者出于治国安邦的政治需要将“月令”体裁的内容收辑到《吕氏春秋》里，研究礼的儒者也出于同样的目的将“月令”的内容收辑到《礼记》中。
《月令》在《礼记》中的位次耐人寻味。《月令》是《礼记》第六篇，编排于《王制》篇后。《王制》篇题下孔颖达疏：“案郑目录云：‘名曰《王制》者，以其记先王班爵、授禄、祭祀、养老之法度，此于《别录》属制度。《王制》确凿无疑是政治文献，其中“班爵、授禄、祭祀、养老”的内容皆属于王朝政治的内容。礼家将《月令》紧随于《王制》后，其编排的依据正是《月令》文本内在、深刻的政治意义。
三、“月令”语义逐渐转移而指向自然范畴，表示“气候和物候”
《礼记·月令》展示了在固定不变的自然时序下，大一统王朝最高统治者精致完备的行政图式，蕴涵着先民对自然朴拙而深邃的哲学思考，是嵌入时空中的政治指南。内容虽关涉每个月的天象、物候，但文本内容的重心是陈述在此自然背景下，天子依据时气特征而选择的居处、服饰、车马、饮食、该月中当发布的政命’以及违背自然规律行政而遭遇的灾祸。
在农业文化背景下，以“月令”为名称、为体裁的口传的或文本式的作品有重要的实用功能。在《礼记》成书的先秦及汉初，“月令”体裁有广泛、深刻的政治影响力。有学者考证，“月令”体裁对西汉政治制度发生了重大影响，“西汉所建立的按月施行的制度都没有超出传世月令的范畴”，“西汉王朝的历史是一个逐步实践明堂月令并赋予时代色彩的过程”。汉代政治带有明显的“月令”印记，如汉文帝元年制定了振贷法，改革了养老法，此后又相继开帝亲耕、后亲桑礼，十二年颁布劝民农桑、春种树的诏令等。再如已发现的汉代悬泉置壁书《使者和中所督察诏书四时月令五十条》，为客观、全面地估价“月令”体裁在秦汉时期的法律地位和政治作用提供了珍贵资料。至东汉，崔蹇模仿《礼记·月令》体例撰写了《四民月令》，记述了东汉洛阳一带的农业生产情况，“四民”指士、农、工、商。此书按一年十二个月的时令节气为序，记载相关的民俗活动如农耕、种植、宗族和婚姻等，记述当时四民各业一年内各月的种种生产行事和衣食住行，将生产活动与风俗习惯相结合，被称为是中国古代“农家月令书”系统最早的代表作。
将以《四民月令》为代表的“农家月令书”与《礼记·月令》相对照，发现后来的“月令”文献在行文方式、内容组合与篇章布局的侧重点等方面都发生了重大变化，特别是发布政令的“天子”及其下位符号逐渐隐退，“月令”体裁的内容逐渐民间化、世俗化，话语叙述的逻辑主语由天子及王朝臣吏转化为士、农、工、商等民间人物。
“月令”叙述重点的转移酝酿着一个语义转化的契机。“令”表示“政令”的语义逐渐消退和失落，人们对“月令”的本源义渐渐淡忘，更加关注“月令”体裁对各月自然天象、物候及风俗事象的叙述。活跃在“月令”文本中的人物也不再是“天子”及朝廷臣吏，而是如崔蹇《四民月令》所言之士、农、工、商等。这样，作为语言符号，“月令”的含义由天子“每月发布的政令”，逐渐转移而表示“某月的气候和物候”。
应该注意的是，这种语义的转移不同于词义引申，引申义与原词义之间存在明显或隐约的联系；这种因为文化语境之多种缘由而造成的词义转移，后起义与原义之间无引申关联，“令”表示“节令”、“气候”，与“政令”之义无引申关系。
四、《礼记·月令》中“春令”“夏令”“秋令”“冬令”之解读
在《礼记·月令》里，“月令”之“令”与篇中频频出现的“春令”“夏令”“秋令”“冬令”中的“令”意义相同。准确理解“令”，是正确解读《礼记·月令》，揭示其篇章含义的关键。
《礼记·月令》蕴涵了华夏祖先充满智慧的自然观，即人必须顺应自然规律制礼行政，天子必须依照每月自然天时的特点发布政令。
如孟春之月：“天气下降，地气上腾，天地和同，草木萌动。”天子当顺应时令特征发布政令。如“王命布农事，命田舍东郊”，要顺应时气，全面部署农业生产。要发布保护森林和禁止杀生的政令，如“禁止伐木”；“毋覆巢，毋杀孩虫、胎天、飞鸟，毋麋，毋卵”。此月不可以发动战争：“是月也，不可以称兵。”此月当行的政令即“春令”。 盂夏之月是自然界阳气旺盛之月。“立夏之日，天子亲帅三公、九卿、大夫，以迎夏于南郊。还反，行赏，封诸侯，庆赐遂行，无不欣说。乃命乐师习合礼乐，命太尉赞杰俊，遂贤良，举长大，行爵出禄，必当其位。”还要发布保护自然生态和鼓励农业生产的政令：“命野虞出行田原，为天子劳农劝民，毋或失时。命司徒循行县鄙，命农勉作，毋休于都。”“是月也，驱兽毋害五谷，毋大田猎。”此月可行之政令，即“夏令”。
季秋之月，“霜始降，则百工休。乃命有司曰：‘寒气总至，民力不堪，其皆入室。’”要停止一切野外的工作，以顺应时气闭藏之特征。此月可以杀生，可以狩猎，故“天子乃教于田猎，以习五戎”；“天子乃厉饰，执弓挟矢以猎”。在这草木黄落之时，“乃伐薪为炭”。此月当行的政令，即“秋令”。
孟冬之月：“水始冰，地始冻”；“天气上腾，地气下降，天地不通，闭塞而成冬。”这时天子“命百官谨盖藏，命有司循行积聚，无有不敛。坏城郭，戒门间，修键闭，慎管筲。固封疆，备边竟，完要塞，谨关梁，塞篌径。”“天子乃命将帅讲武，习射御，角力。”“坏城郭”下陈滞注：“坏，补其缺薄处也。”天子发布政令要顺应时气闭塞之特征，人事活动要呈现出收敛、闭藏之特性。施行于此月的政令，即“冬令”。
儒家认为，“圣人作则，必以天地为本”，人不能违背时令特点而行政。《礼记·月令》曰：“孟春行夏令，则雨水不时，草木蚤落，国时有恐。行秋令，则其民大疫，飙风暴雨总至，藜莠蓬蒿并兴。行冬令，则水潦为败，雪霜大挚，首种不入。”陈滞注：“盲人君于盂春之月而行孟夏之政令，则感召咎证如此。后皆仿此。”陈氏所言“孟夏之政令”即“夏令”。所以《月令》所言“春令”“夏令”“秋令”“冬令”分别指施行于春、夏、秋、冬各季节的政令；这些词语中的“令”，皆指“政令”。《月令》各月所记内容均有此类话语，以告诫为政者在该月不可以施行适应于其他季节的政令。古人将人事与天道混为一体固然缺乏科学性而不可取，但是要求人类顺应自然规律的观念无疑是正确的和弥足珍贵的。
《辞源》收有“夏令”和“冬令”，但是对“令”的解释不同。
“夏令”下曰：“夏季的节令。《礼·月令》盂春之月：‘盂春行夏令，则雨水不时，草木蚤落，国时有恐。’”
“冬令”下曰：“①指冬季施行的政令。……《礼·月令》：‘孟春……行冬令，则水潦为败，雪霜大挚；首种不入。’……”
《辞源》释义失误。其一，将“夏令”之“令”解释为“节令”，违背了文本的含义，其正确的释义应该是“政令”。其二，将“冬令”之“令”解释为“政令”是正确的，但未能注意到“夏令”和“冬令”之“令”的含义是一致的，故释义亦前后抵牾，自相矛盾。
统观《礼记·月令》之语境，并参照上古先民制礼行政必须遵循自然规律的思想和礼学的政治诉求，可以确认，在《礼记·月令》中，“月令”“春令”“夏令”“秋令”“冬令”之“令”皆指政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