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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在内忧外患的冲击下，中国和日本几乎同时启动了军事变革。但晚清政府在甲午战争中的惨败，却宣告了中国近代军事变革的顿挫。当百年之后的今天，我们对它进行比较时，发现日本在指导理论、政府威权以及军事变革诸要素的变革上，比晚清政府处理地更加科学和高效。
关键词：比较 审视 中日 近代军事变革
中图分类号：K313.3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8705(2010)02-65-69
1894年，日本为实现主导东亚的野心，发动了侵略中国的甲午战争。这既是一场国运相搏的决战，也是对近代军事变革成果的一次检验，而清朝的失败在某种程度上宣告了中国近代军事变革的顿挫。那么，我们不禁要问，是什么原因导致了同处于半殖民地地位，又几乎同时启动了军事变革的中国和日本，只是在经历了短短的20多年之后，却造成如此不同的历史命运呢?本文就两国军事变革差异的原因进行比较研究。
一、军事变革需要有充满创新精神的科学指导理论
指导理论是一场变革的旗帜和灵魂，理论的科学与否直接关系到变革的成败。纵观这一时期的军事变革，一言蔽之，是清朝指导理论的错误葬送了中国近代军事变革的前途。
中国近代军事变革是在内忧外患的双重压力下进行的，变革主持者只是出于“靖患御侮”的考虑，比葫芦画瓢，从西洋购买或自制“坚船利炮”，但军事变革不仅仅是武器装备的更新。更重要的是在一个科学理论的指导下，制定一套科学的变革方案。而中国近代军事变革只是在被动状态下的应急之举，缺乏对变革方案的整体设计。
这场变革的主持者多半是饱受儒家文化熏陶的旧式士大夫，他们对这场奠基于现代工业文明的军事变革的机制、原理及要达到的目标模糊不清，对西方文明的本质认识高度起点很低。不能在深刻把握近代中国国情的基础上为当时的军事变革量身打造一个科学的指导理论，仅仅用一种宏观的社会变革理论来指导中国近代军事变革。那就是有名的“中体西用”论，它肇始于冯桂芬在《校庐抗议》中提出的“以中国之伦常名教为原本，辅以诸国富强之术”。其实，细论起来，同“开眼看世界”的第一批人林则徐、魏源提出的“师夷长技以制夷”堪称一脉相承，由于认识水平的限制，它们的立足点仅放在学习西方的先进军事技术上，而对于作为技术支撑的制度，其中也包括军事制度，则拒绝进行任何的学习和引进。
相比之下，尽管日本军事变革的指导理论经历了波折变化，但在向西方文明学习的过程中显然要比中国适应得多。日本明治维新的第一项重大举措便是推行文明开化政策，改革各种陋俗弊政，采行西洋式的教育制度，奖励洋学，大量派遣留学生出国，奖励科学技术。刚开始这些变革是在“东洋道德，西洋技艺”的口号下进行的，但很快遭到保守派的反击，最终确立了“和魂洋才”的指导理论。通过钦定的《教育敕语》、《军人敕语》等，宣传武士道精神，在吸收西方文明的同时，保留“大和之魂”，对传统社会加以适当改造，使之承担某种现代功能，把传统文化限制在政治理论与社会伦理的范围内，而军事领域则从传统中解脱出来，全方位向西方学习。
一般情况下，在各国的近代化过程中，本土文化对外来异质文化的吸收，一般都会采用各种不同程度的调和模式，以避免对国家政局造成大的震荡，从而实现了西方文明在本国的“软着陆”。而“中体西用”与“和魂洋才”理论就是内外融合过程中的一种初级形式。
客观地讲，“中体西用”论在一定时期确实为中国近代军事变革提供了助力，成了变革派对付顽固派的一个挡箭牌，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了军事变革的合法性问题。但相对于“和魂洋才”来说，它显得更封闭，开放性和适应能力均不够，提供的空间也非常有限。当“中体西用”论为军事变革提供的空间达到饱和状态时，它不仅不再为军事变革提供助力，反倒成为军事变革的阻力。如军事技术变革发展到一定程度时，它必然要求对军制进行适度调整，但这个理论本身却排斥对西方军事制度的学习，这样，到最后它反倒成为军事变革的绊脚石。相比之下，“和魂洋才”在对待向西方学习的问题上则相对开放、灵活，它要求在保留本民族精神内核的基础上，大力引进西方的一切文明成果，包括制度文明。在一定意义上，更能体现内源型与外源型近代化在指导理论上的成功结合。
由于指导理论水平上的差异，使中日近代军事变革产生了不同结局。长达30多年的自强运动，中国的军事变革始终在器物层面徘徊，不要说政治制度的革新，就连军事制度上的变革也很少涉及。在成功镇压了各地农民起义后，湘、淮军采用的旧式营制、营规，落后的训练方法以及陈旧战法被奉为样板，在各省军队中加以推广，严重束缚了军事变革向深度发展。以淮军的发展为例，甲午战争前，武器装备已经发生了根本变化，但在战术方面却迟迟没有进展，仍然因循阵式战法。军队编制上仍沿用湘军一个营分5个哨的旧制，既不便于指挥，又限制了军队的机动能力。
而同期日本的军事变革，眼光不仅局限在武器这备上，更注重在军制上的突破。倒幕运动成功伊始，明治政府立即废除了各地大名采用的名目繁多的兵役制度，颁布了《征兵法》，实行全民征兵制。仿效德国，设立了独立的统帅机构—参谋本部。根据军兵种的不同，对军队进行统一编制，实行了师团体制。采用“四四”编制，在作战方法上采用了能够减少伤亡的散兵线战术。
同样由于指导理论上的差异，中日军事变革的选将练兵制度也存在很大差异。当时中国守旧势力强大，他们观念老化，不注重对新式军事人才的培养，即便有新式人才也得不到重用。致使行伍出身的旧式军人充斥营伍。他们知识结构陈旧，不了解近代战争的战略战术，指挥水平低下。据一项数据表明，甲午战争时期，在统计的中国54名前线指挥官中，50、60、70这个年龄组的将帅几乎占了80％，令人吃惊的是，这54人中，没有一个50岁以下者。而在统计16位日军前线将领中，均在40和50年龄组。两名军长一名56岁，一名52岁。6名师团长中，除一人为51岁外，其余4人均在50岁以下，所有这些日本军官不是到西方学习、考察过军事，就是在国内接受过近代军事的训练。难怪马士评论说：清军诸将“没有一个表现出一点将才”，而造成这一切的根源恐怕军事指导理论水平的低下是一个重要原因。
二、变革需要一个能够统一筹划的中央政府
诸如中日这样的近代化起步较晚的国家，它们的近代化属于典型的外源性近代化，在仿效和引进西方近代因子，自上而下推进变革的进程中，一个具有威权的中央政府无疑扮演着极为重要的角色，甚至关系到一场变革的成败。然纵观中日军事变革，却发现中日两国中央政府的威权能力却沿着相反的方向发展。
中国自秦始皇统一六国，建立中央集权的政府后，历代王朝基本上都沿用了这种政权组织模式。只是一个王朝到了末世，随着政治腐败，朝政失序，在地方分权势力对中央皇权造成极大冲击的情况下，才会造成中央威权削弱，不能有效行使中央政府职能。晚清政府无疑就是这样，在太平天国运动的猛烈打击下，清政府摇摇欲坠，后出于挽救封建统治的需要，咸丰皇帝谕令各地乡绅举办团练，但在中央财政空虚，供饷无力的情 况下，只能让各团练首领自筹军饷，为协调各方行动，又授与曾国藩等前线将帅以相对独立的财政、军事和行政权，这样逐渐形成了地方督抚大员领导的区域性政治一经济一军事的一体化格局。这种分权化与地方自主性增强的趋向，松动了原来的高度中央集权的政治结构。到了清末，这种情况更为突出，不仅中央与地方关系松散，而且中央政府内耗不断。1889年，光绪皇帝年满19岁，慈禧名义上宣布归政，但实权仍操持在自己手中，围绕着权力之争，在他们的周围形成了帝党和后党，这是两个没有理想的政治集团，尽管也有夹杂着对时局的忧虑，但更多的是从本集团利益出发相互倾轧。尤其是慈禧太后，手握大权，却对“世界大势茫然无知，政治上苟且偷安，只图保住小朝廷和自己的无限权欲”。甲午之战，前线将士流血卖命，她漠不关心，竟一心只想着筹办自己的60大寿。而此时的日本秣马厉兵、养精蓄锐，加紧对中国备战。天皇下令节省宫廷经费，文武官员缴纳1／10的薪金充作海军经费，两相对照，是何等地悬殊。
农民起义打击，加上西方列强侵凌和封建王朝的自身没落，中央政府的威权能力进一步下滑，这给即将到来的军事变革带来了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中央政府不能自上而下、高屋建瓴地统筹军事变革。而是由督抚大员自行办理，他们互不通属，各行其是，缺乏大局观。这一时期由政府兴办了一批现代军用工业，大小共30个单位，雇佣工人10000余人，支出的经费约数千余万两，其中以江南制造总局、福州船政局，金陵制造局、天津机器局、湖北枪炮厂等。另外还举办了与军事有关的民用工业，包括7个煤矿，2个钢铁厂，4个纺织厂，而以开平煤矿、漠河金矿、汉阳铁厂、上海织布局、湖北官布局等规模较大。大部分由李鸿章、左宗棠、张之洞等地方督抚主办。
变革的分散组织形式造成了近代军事变革中武器装备、编制体制和操练方法的不统一，使军事变革难以形成整体。纵览整个变革过程，始终如一盘散沙，盲目而失序。各地军队自成一体，操法各异，武器型号不统一，甚至一些督抚将编练的军队视为私家军。时人评论说：洋务派首领创办的海军有“南、北、闽、广之殊”，编练的陆军有“湘、淮、旗、绿之别”，这种缺乏统一军制和统一指挥的海陆军，不但不能抵抗外国的军事侵略，而且会“见哂于外人”。甲午战争后期，日军在山东半岛登陆，从侧翼包围了威海港，威逼北洋海军投降，有“当事者致书日本，求放还广丙一舰，书中谓此舰系属广东，此次战役与广东无涉云云。各国闻者，莫不笑之，而不知此语实代表各省疆臣之思想者”，对此，梁启超曾评论说：“日本非与中国战，实与李鸿章一人战耳……不见乎各省大吏，徒知画疆自守，视此事若专为直隶满洲之私事者然，其有筹一饷出一旅以相急难乎”。但从中国军事变革的分散性和区域性角度来看，对这种“北战南和”的奇怪现象就不难理解了。
反观这一时期的日本，中央政权却朝着中央集权化、统一化方向飞快发展。在幕藩体制下，日本社会是由许多处于半分割状态的诸藩组成。幕府末期，随着列强侵略和民族危机的加深，日本逐渐呈现国家统一的趋向。明治政府成立后，针对强藩各自为政，中央政令不畅的现状，最迫切的任务是取消封建诸侯领地，改变诸侯藩国的割据局面，建立中央集权的统一国家。
为此，明治政府高举“富国强兵”大旗，通过“奉还版籍”，剥夺了大名的世袭领地，使他们成为中央政府统一任命的藩知事。同时，对原来的太政官制度进行大幅调整，保留了原组织形式，使其成为天皇推行集权统治的辅助机构。太政官相当于政务总理，负责辅佐天皇总揽政务、祭祀和外交，下辖大藏、工部、兵部、司法、宫内、外务、文部等省。在对中央行政机构改组的同时，为确保中央政令畅通，1871年7月，明治政府采取了“废藩置县”的重大举措，打破藩界，统一了全国的行政区划，后经反复酝酿，最终建立3府31县。府设知事，县设县令，分掌地方事务，逐级对上负责。而且在明治维新时期，一大批具有近代眼光且富有进取精神的人才，诸如大久保利通，木户孝允、岩苍具视、木户益次郎、伊藤博文等聚集在天皇周围。这样，经过一系列的政治调整，日本建立了一个以天皇为中心的强有力的中央集权政府，为军事变革的顺利推行提供了一个合法的威权中心，可以动用一个国家的资源从事重点项目的建设，也可以对军事变革进行整体规划，从而确保军事变革有计划、有步骤地协调进行。
明治政府打着“开拓万里波涛，布国威于四方”的旗帜，铆足马力，接连推行了以“求知识于世界”的“文明开化”运动，决定以西方文化来改造日本；接着又采取了“殖产兴业”政策以刺激资本主义的发展；而这一切又为它的“富国强兵”奠定了坚实的基础，经过20多年的努力，日本最终取得了近代军事变革的成功。
三、军事变革需要变革诸要素的有机结合
中日近代军事变革启动时，西方列强在工业革命的基础上，军事近代化已取得较高成就。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中日都属于典型的“追赶型近代化”，为应对西方资本主义列强的侵略，后发型国家都会把变革重点首先放在军事上。但在这样的国家搞军事变革，变革主持者的近代军事观念和自觉性则显得非常重要。
从世界军事革命的经验来看，可以说军事变革首先是军事思维与观念的变革，只有变革主持者的观念更新了，他们才有可能主动地引导军事变革朝着正确的方向发展。中国近代军事变革只是晚清统治者为应对“内忧外患”的危局而采取的“自强御侮”之道，是权宜之计，而非国家之策。所以，从一开始，军事变革就被披上了被动、应付的色彩。从晚清变革主持者的军事变革思维和创新观念来看，大大滞后于同时代日本的变革者。作为军事变革领袖的李鸿章，其眼界虽远比同时代者开阔，但对西方文明，充其量只是一知半解。梁启超批评李鸿章说：“知有兵事而不知有民政，知有外交而不知有内治，知有朝廷而不知有国民……不知国家为何物，不知国家与政府有若何之关系，不知政府与人民有若何之权限……惟知练兵，而不知练兵之本原”，但即便是这样初通西方文明的变革主持者在当时也寥若晨星，对此，梁启超感叹说：“日本之学如伊藤者，其同辈中不下百数，中国之才如李鸿章者，其同辈中不得一人”，大多数朝野士大夫仍在坚守“夷夏之防”，不肯正视西方文明。
而日本军事变革支持者在滚滚奔腾的近代化浪潮面前充满了积极的进取精神，日本有着丰富的向外国学习的经验。早在德川幕府时期，日本就曾把名门子弟送到西方工厂去当学徒。明治政府成立伊始，在1871年颁布敕谕，“要着眼于宇宙间形势之变化，学习有用的技能，或者去外国留学进行实地学习，此乃最需要之事”。随即派遣岩仓具视率领庞大的使团遍访欧美12国，前后经历1年零9个月。西方工业文明的成就令使团激情澎湃。在考察途中，就把一道道政治、经济和军事变革方案发往国内。日本军事变革主持者开阔的军事观念和创新型思维，使变革充满了自觉性。
两国变革主持者在近代军事观念和自觉性上存在的差异，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军事变革的不同命运。一般说来，一场军事变革通常包括武器装备的发展，军队编成的根本性变革，作战方法的巨大更新和军事理论及其体系的创新这些要素，它们都是完成军事革命不可或缺的基础和条件。但任何单一军事要素的简单 更新都不能导致军事革命的真正实现，它需要对几项要素同时变革发展。综观人类历史上的几次军事变革，不难发现，凡成功者一般都是较好地实现了诸要素的结合，而失败者则肯定在这方面存在着明显的缺陷。中日近代军事变革的实践恰恰证明了这个结论。
变革主持者保守的军事观念，导致了中国近代军事变革在实施过程中的凌乱和无序。由于认识不到西方文明的进步性，所以，鸦片战争的惨痛教训只是让清政府片面看到了西方“船坚炮利”的威力。那么作为抵御西方列强的应急之策，自然就想到了师其所长，但在大量采用西式武器装备的同时，并没有根据武器装备的变化而适时调整军队编制体制，仍然沿用勇营制。在作战方式上，淮军和练军都曾聘请过洋教官用西洋操典对军队进行训练，但他们是典型的“练兵不练将”，临阵打仗时仍由旧式军官指挥军队，这样，“所学非所用，所用非所学”，作战方式陈旧、单一。而奠基于冷兵器基础之上的传统兵学理论体系已不能胜任火药化军事形态作战的需要。所以，随着西式武器装备的引进，西方一些军事理论得以输入。但受指导思想的束缚，与武器装备的引进相适应，军事理论的引进主要局限在军事技术思想、训练思想和零散的战术思想。而军制思想、战略思想等西方军事理论体系中的高层次部分，虽然在一些译著中有所反映，但既不完整，也不明确，在作战训练中更没有得到运用。这样，近代西方军事理论的引进，被局限在较低的层次和较小的范围，缺乏主动跟踪世界军事理论新发展的热情。直到甲午战争前，传统兵学理论体系依然占据着统治地位，军事理论上的固步自封，必然导致中国近代军事变革在较低的水平上徘徊。直到甲午战败，朝野上下始对军制有了比较全面的认识，才仿效日本，编练新军。八国联军入侵中国后，对西方军事理论的深入学习才引起了编练者的注意，由留日学生把《大战学理》和《海权论》译介进来。所以，考察中国近代军事变革，断裂感非常明显。变革中不是对诸因素同时进行调整，而是在无意识中造成了军事变革分阶段进行的特点。这样，由于军事各要素不能实现有机的结合，最终导致了军事变革的顿挫。
而日本军事变革却是军事诸要素紧密结合而成功的范例。日本没有局限在武器装备的变革上，而是一开始就实施了全面军事变革。明治政府成立时，欧洲陆军以法国为强，海军以英国为最发达。日本陆军以《法国陆军操典》为蓝本，进行步兵操练和编制。随着德国在普法战争中的胜利，其军事学说引起了日本的庄意，转而仿效德国。1878年，成立了独立的参谋本部以统一筹划指挥战争。在编制上，实行师团体制，每个营区的部队编成步兵、骑兵、炮兵、工兵、辎重5个兵种，明确各兵种区分以适应近代战争诸兵种协同作战的需要。近代海军是工业革命的产物，日本为实现主导东亚的野心，大力扩充军备，发展海军，创建海军学校，聘请英国教官，1887年，英国海军军官格卢斯受聘来到日本，编辑出版了《海军战术讲义录》，提出了新的学术观点，“蒸汽船时代的舰队运动以单纵阵最为有利”，并强调增加舰队速度，使用速射炮的重要性。1890年，随着美国战略学家马汉的名著《海权论》传输到日本，其核心理论“制海权”迅速被海军吸收，从而把握了军事理论的制高点。由此可见，日本军事变革的主动性和全面性特点，使变革诸因素能实现紧密的结合，大大提高了军事效能。单以成效而论，日本军事变革是远较中国军事变革为成功的。
四、余论
抗日战争的胜利及中国革命和现代化建设的伟大胜利，中国民族一雪前耻。但在100多年之后的今天，重新反思这场充满悲剧色彩的军事变革，一定会为我们留下有益的历史借鉴。
由于指导理论的局限，中国近代军事变革的指导者不能对变革方案进行总体设计，仅以应急性措施代替了对军事变革前景的总体规划，以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方式开启了近代军事变革，所以，造成了变革的方向不明，思路不清，过程不连贯，最终导致中国近代军事变革以悲剧性的命运而收场。所以，一个科学的指导理论、稳定而统一的政治环境和对变革的系统把握，对于一场变革来说，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而对于日本来说，尽管它结合本民族文化，对近代军事变革进行了大胆突破和创新，但放任了对传统神道教和武士道精神的利用，使这些糟粕以现代的形式保存了下来，结果导致日本走上了比西方扩张更急躁的军国主义发展道路，给东亚人民带来了深重的民族灾难，这更是一场很值得反思的军事变革。
关键词：比较 审视 中日 近代军事变革
中图分类号：K313.3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8705(2010)02-65-69
1894年，日本为实现主导东亚的野心，发动了侵略中国的甲午战争。这既是一场国运相搏的决战，也是对近代军事变革成果的一次检验，而清朝的失败在某种程度上宣告了中国近代军事变革的顿挫。那么，我们不禁要问，是什么原因导致了同处于半殖民地地位，又几乎同时启动了军事变革的中国和日本，只是在经历了短短的20多年之后，却造成如此不同的历史命运呢?本文就两国军事变革差异的原因进行比较研究。
一、军事变革需要有充满创新精神的科学指导理论
指导理论是一场变革的旗帜和灵魂，理论的科学与否直接关系到变革的成败。纵观这一时期的军事变革，一言蔽之，是清朝指导理论的错误葬送了中国近代军事变革的前途。
中国近代军事变革是在内忧外患的双重压力下进行的，变革主持者只是出于“靖患御侮”的考虑，比葫芦画瓢，从西洋购买或自制“坚船利炮”，但军事变革不仅仅是武器装备的更新。更重要的是在一个科学理论的指导下，制定一套科学的变革方案。而中国近代军事变革只是在被动状态下的应急之举，缺乏对变革方案的整体设计。
这场变革的主持者多半是饱受儒家文化熏陶的旧式士大夫，他们对这场奠基于现代工业文明的军事变革的机制、原理及要达到的目标模糊不清，对西方文明的本质认识高度起点很低。不能在深刻把握近代中国国情的基础上为当时的军事变革量身打造一个科学的指导理论，仅仅用一种宏观的社会变革理论来指导中国近代军事变革。那就是有名的“中体西用”论，它肇始于冯桂芬在《校庐抗议》中提出的“以中国之伦常名教为原本，辅以诸国富强之术”。其实，细论起来，同“开眼看世界”的第一批人林则徐、魏源提出的“师夷长技以制夷”堪称一脉相承，由于认识水平的限制，它们的立足点仅放在学习西方的先进军事技术上，而对于作为技术支撑的制度，其中也包括军事制度，则拒绝进行任何的学习和引进。
相比之下，尽管日本军事变革的指导理论经历了波折变化，但在向西方文明学习的过程中显然要比中国适应得多。日本明治维新的第一项重大举措便是推行文明开化政策，改革各种陋俗弊政，采行西洋式的教育制度，奖励洋学，大量派遣留学生出国，奖励科学技术。刚开始这些变革是在“东洋道德，西洋技艺”的口号下进行的，但很快遭到保守派的反击，最终确立了“和魂洋才”的指导理论。通过钦定的《教育敕语》、《军人敕语》等，宣传武士道精神，在吸收西方文明的同时，保留“大和之魂”，对传统社会加以适当改造，使之承担某种现代功能，把传统文化限制在政治理论与社会伦理的范围内，而军事领域则从传统中解脱出来，全方位向西方学习。
一般情况下，在各国的近代化过程中，本土文化对外来异质文化的吸收，一般都会采用各种不同程度的调和模式，以避免对国家政局造成大的震荡，从而实现了西方文明在本国的“软着陆”。而“中体西用”与“和魂洋才”理论就是内外融合过程中的一种初级形式。
客观地讲，“中体西用”论在一定时期确实为中国近代军事变革提供了助力，成了变革派对付顽固派的一个挡箭牌，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了军事变革的合法性问题。但相对于“和魂洋才”来说，它显得更封闭，开放性和适应能力均不够，提供的空间也非常有限。当“中体西用”论为军事变革提供的空间达到饱和状态时，它不仅不再为军事变革提供助力，反倒成为军事变革的阻力。如军事技术变革发展到一定程度时，它必然要求对军制进行适度调整，但这个理论本身却排斥对西方军事制度的学习，这样，到最后它反倒成为军事变革的绊脚石。相比之下，“和魂洋才”在对待向西方学习的问题上则相对开放、灵活，它要求在保留本民族精神内核的基础上，大力引进西方的一切文明成果，包括制度文明。在一定意义上，更能体现内源型与外源型近代化在指导理论上的成功结合。
由于指导理论水平上的差异，使中日近代军事变革产生了不同结局。长达30多年的自强运动，中国的军事变革始终在器物层面徘徊，不要说政治制度的革新，就连军事制度上的变革也很少涉及。在成功镇压了各地农民起义后，湘、淮军采用的旧式营制、营规，落后的训练方法以及陈旧战法被奉为样板，在各省军队中加以推广，严重束缚了军事变革向深度发展。以淮军的发展为例，甲午战争前，武器装备已经发生了根本变化，但在战术方面却迟迟没有进展，仍然因循阵式战法。军队编制上仍沿用湘军一个营分5个哨的旧制，既不便于指挥，又限制了军队的机动能力。
而同期日本的军事变革，眼光不仅局限在武器这备上，更注重在军制上的突破。倒幕运动成功伊始，明治政府立即废除了各地大名采用的名目繁多的兵役制度，颁布了《征兵法》，实行全民征兵制。仿效德国，设立了独立的统帅机构—参谋本部。根据军兵种的不同，对军队进行统一编制，实行了师团体制。采用“四四”编制，在作战方法上采用了能够减少伤亡的散兵线战术。
同样由于指导理论上的差异，中日军事变革的选将练兵制度也存在很大差异。当时中国守旧势力强大，他们观念老化，不注重对新式军事人才的培养，即便有新式人才也得不到重用。致使行伍出身的旧式军人充斥营伍。他们知识结构陈旧，不了解近代战争的战略战术，指挥水平低下。据一项数据表明，甲午战争时期，在统计的中国54名前线指挥官中，50、60、70这个年龄组的将帅几乎占了80％，令人吃惊的是，这54人中，没有一个50岁以下者。而在统计16位日军前线将领中，均在40和50年龄组。两名军长一名56岁，一名52岁。6名师团长中，除一人为51岁外，其余4人均在50岁以下，所有这些日本军官不是到西方学习、考察过军事，就是在国内接受过近代军事的训练。难怪马士评论说：清军诸将“没有一个表现出一点将才”，而造成这一切的根源恐怕军事指导理论水平的低下是一个重要原因。
二、变革需要一个能够统一筹划的中央政府
诸如中日这样的近代化起步较晚的国家，它们的近代化属于典型的外源性近代化，在仿效和引进西方近代因子，自上而下推进变革的进程中，一个具有威权的中央政府无疑扮演着极为重要的角色，甚至关系到一场变革的成败。然纵观中日军事变革，却发现中日两国中央政府的威权能力却沿着相反的方向发展。
中国自秦始皇统一六国，建立中央集权的政府后，历代王朝基本上都沿用了这种政权组织模式。只是一个王朝到了末世，随着政治腐败，朝政失序，在地方分权势力对中央皇权造成极大冲击的情况下，才会造成中央威权削弱，不能有效行使中央政府职能。晚清政府无疑就是这样，在太平天国运动的猛烈打击下，清政府摇摇欲坠，后出于挽救封建统治的需要，咸丰皇帝谕令各地乡绅举办团练，但在中央财政空虚，供饷无力的情 况下，只能让各团练首领自筹军饷，为协调各方行动，又授与曾国藩等前线将帅以相对独立的财政、军事和行政权，这样逐渐形成了地方督抚大员领导的区域性政治一经济一军事的一体化格局。这种分权化与地方自主性增强的趋向，松动了原来的高度中央集权的政治结构。到了清末，这种情况更为突出，不仅中央与地方关系松散，而且中央政府内耗不断。1889年，光绪皇帝年满19岁，慈禧名义上宣布归政，但实权仍操持在自己手中，围绕着权力之争，在他们的周围形成了帝党和后党，这是两个没有理想的政治集团，尽管也有夹杂着对时局的忧虑，但更多的是从本集团利益出发相互倾轧。尤其是慈禧太后，手握大权，却对“世界大势茫然无知，政治上苟且偷安，只图保住小朝廷和自己的无限权欲”。甲午之战，前线将士流血卖命，她漠不关心，竟一心只想着筹办自己的60大寿。而此时的日本秣马厉兵、养精蓄锐，加紧对中国备战。天皇下令节省宫廷经费，文武官员缴纳1／10的薪金充作海军经费，两相对照，是何等地悬殊。
农民起义打击，加上西方列强侵凌和封建王朝的自身没落，中央政府的威权能力进一步下滑，这给即将到来的军事变革带来了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中央政府不能自上而下、高屋建瓴地统筹军事变革。而是由督抚大员自行办理，他们互不通属，各行其是，缺乏大局观。这一时期由政府兴办了一批现代军用工业，大小共30个单位，雇佣工人10000余人，支出的经费约数千余万两，其中以江南制造总局、福州船政局，金陵制造局、天津机器局、湖北枪炮厂等。另外还举办了与军事有关的民用工业，包括7个煤矿，2个钢铁厂，4个纺织厂，而以开平煤矿、漠河金矿、汉阳铁厂、上海织布局、湖北官布局等规模较大。大部分由李鸿章、左宗棠、张之洞等地方督抚主办。
变革的分散组织形式造成了近代军事变革中武器装备、编制体制和操练方法的不统一，使军事变革难以形成整体。纵览整个变革过程，始终如一盘散沙，盲目而失序。各地军队自成一体，操法各异，武器型号不统一，甚至一些督抚将编练的军队视为私家军。时人评论说：洋务派首领创办的海军有“南、北、闽、广之殊”，编练的陆军有“湘、淮、旗、绿之别”，这种缺乏统一军制和统一指挥的海陆军，不但不能抵抗外国的军事侵略，而且会“见哂于外人”。甲午战争后期，日军在山东半岛登陆，从侧翼包围了威海港，威逼北洋海军投降，有“当事者致书日本，求放还广丙一舰，书中谓此舰系属广东，此次战役与广东无涉云云。各国闻者，莫不笑之，而不知此语实代表各省疆臣之思想者”，对此，梁启超曾评论说：“日本非与中国战，实与李鸿章一人战耳……不见乎各省大吏，徒知画疆自守，视此事若专为直隶满洲之私事者然，其有筹一饷出一旅以相急难乎”。但从中国军事变革的分散性和区域性角度来看，对这种“北战南和”的奇怪现象就不难理解了。
反观这一时期的日本，中央政权却朝着中央集权化、统一化方向飞快发展。在幕藩体制下，日本社会是由许多处于半分割状态的诸藩组成。幕府末期，随着列强侵略和民族危机的加深，日本逐渐呈现国家统一的趋向。明治政府成立后，针对强藩各自为政，中央政令不畅的现状，最迫切的任务是取消封建诸侯领地，改变诸侯藩国的割据局面，建立中央集权的统一国家。
为此，明治政府高举“富国强兵”大旗，通过“奉还版籍”，剥夺了大名的世袭领地，使他们成为中央政府统一任命的藩知事。同时，对原来的太政官制度进行大幅调整，保留了原组织形式，使其成为天皇推行集权统治的辅助机构。太政官相当于政务总理，负责辅佐天皇总揽政务、祭祀和外交，下辖大藏、工部、兵部、司法、宫内、外务、文部等省。在对中央行政机构改组的同时，为确保中央政令畅通，1871年7月，明治政府采取了“废藩置县”的重大举措，打破藩界，统一了全国的行政区划，后经反复酝酿，最终建立3府31县。府设知事，县设县令，分掌地方事务，逐级对上负责。而且在明治维新时期，一大批具有近代眼光且富有进取精神的人才，诸如大久保利通，木户孝允、岩苍具视、木户益次郎、伊藤博文等聚集在天皇周围。这样，经过一系列的政治调整，日本建立了一个以天皇为中心的强有力的中央集权政府，为军事变革的顺利推行提供了一个合法的威权中心，可以动用一个国家的资源从事重点项目的建设，也可以对军事变革进行整体规划，从而确保军事变革有计划、有步骤地协调进行。
明治政府打着“开拓万里波涛，布国威于四方”的旗帜，铆足马力，接连推行了以“求知识于世界”的“文明开化”运动，决定以西方文化来改造日本；接着又采取了“殖产兴业”政策以刺激资本主义的发展；而这一切又为它的“富国强兵”奠定了坚实的基础，经过20多年的努力，日本最终取得了近代军事变革的成功。
三、军事变革需要变革诸要素的有机结合
中日近代军事变革启动时，西方列强在工业革命的基础上，军事近代化已取得较高成就。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中日都属于典型的“追赶型近代化”，为应对西方资本主义列强的侵略，后发型国家都会把变革重点首先放在军事上。但在这样的国家搞军事变革，变革主持者的近代军事观念和自觉性则显得非常重要。
从世界军事革命的经验来看，可以说军事变革首先是军事思维与观念的变革，只有变革主持者的观念更新了，他们才有可能主动地引导军事变革朝着正确的方向发展。中国近代军事变革只是晚清统治者为应对“内忧外患”的危局而采取的“自强御侮”之道，是权宜之计，而非国家之策。所以，从一开始，军事变革就被披上了被动、应付的色彩。从晚清变革主持者的军事变革思维和创新观念来看，大大滞后于同时代日本的变革者。作为军事变革领袖的李鸿章，其眼界虽远比同时代者开阔，但对西方文明，充其量只是一知半解。梁启超批评李鸿章说：“知有兵事而不知有民政，知有外交而不知有内治，知有朝廷而不知有国民……不知国家为何物，不知国家与政府有若何之关系，不知政府与人民有若何之权限……惟知练兵，而不知练兵之本原”，但即便是这样初通西方文明的变革主持者在当时也寥若晨星，对此，梁启超感叹说：“日本之学如伊藤者，其同辈中不下百数，中国之才如李鸿章者，其同辈中不得一人”，大多数朝野士大夫仍在坚守“夷夏之防”，不肯正视西方文明。
而日本军事变革支持者在滚滚奔腾的近代化浪潮面前充满了积极的进取精神，日本有着丰富的向外国学习的经验。早在德川幕府时期，日本就曾把名门子弟送到西方工厂去当学徒。明治政府成立伊始，在1871年颁布敕谕，“要着眼于宇宙间形势之变化，学习有用的技能，或者去外国留学进行实地学习，此乃最需要之事”。随即派遣岩仓具视率领庞大的使团遍访欧美12国，前后经历1年零9个月。西方工业文明的成就令使团激情澎湃。在考察途中，就把一道道政治、经济和军事变革方案发往国内。日本军事变革主持者开阔的军事观念和创新型思维，使变革充满了自觉性。
两国变革主持者在近代军事观念和自觉性上存在的差异，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军事变革的不同命运。一般说来，一场军事变革通常包括武器装备的发展，军队编成的根本性变革，作战方法的巨大更新和军事理论及其体系的创新这些要素，它们都是完成军事革命不可或缺的基础和条件。但任何单一军事要素的简单 更新都不能导致军事革命的真正实现，它需要对几项要素同时变革发展。综观人类历史上的几次军事变革，不难发现，凡成功者一般都是较好地实现了诸要素的结合，而失败者则肯定在这方面存在着明显的缺陷。中日近代军事变革的实践恰恰证明了这个结论。
变革主持者保守的军事观念，导致了中国近代军事变革在实施过程中的凌乱和无序。由于认识不到西方文明的进步性，所以，鸦片战争的惨痛教训只是让清政府片面看到了西方“船坚炮利”的威力。那么作为抵御西方列强的应急之策，自然就想到了师其所长，但在大量采用西式武器装备的同时，并没有根据武器装备的变化而适时调整军队编制体制，仍然沿用勇营制。在作战方式上，淮军和练军都曾聘请过洋教官用西洋操典对军队进行训练，但他们是典型的“练兵不练将”，临阵打仗时仍由旧式军官指挥军队，这样，“所学非所用，所用非所学”，作战方式陈旧、单一。而奠基于冷兵器基础之上的传统兵学理论体系已不能胜任火药化军事形态作战的需要。所以，随着西式武器装备的引进，西方一些军事理论得以输入。但受指导思想的束缚，与武器装备的引进相适应，军事理论的引进主要局限在军事技术思想、训练思想和零散的战术思想。而军制思想、战略思想等西方军事理论体系中的高层次部分，虽然在一些译著中有所反映，但既不完整，也不明确，在作战训练中更没有得到运用。这样，近代西方军事理论的引进，被局限在较低的层次和较小的范围，缺乏主动跟踪世界军事理论新发展的热情。直到甲午战争前，传统兵学理论体系依然占据着统治地位，军事理论上的固步自封，必然导致中国近代军事变革在较低的水平上徘徊。直到甲午战败，朝野上下始对军制有了比较全面的认识，才仿效日本，编练新军。八国联军入侵中国后，对西方军事理论的深入学习才引起了编练者的注意，由留日学生把《大战学理》和《海权论》译介进来。所以，考察中国近代军事变革，断裂感非常明显。变革中不是对诸因素同时进行调整，而是在无意识中造成了军事变革分阶段进行的特点。这样，由于军事各要素不能实现有机的结合，最终导致了军事变革的顿挫。
而日本军事变革却是军事诸要素紧密结合而成功的范例。日本没有局限在武器装备的变革上，而是一开始就实施了全面军事变革。明治政府成立时，欧洲陆军以法国为强，海军以英国为最发达。日本陆军以《法国陆军操典》为蓝本，进行步兵操练和编制。随着德国在普法战争中的胜利，其军事学说引起了日本的庄意，转而仿效德国。1878年，成立了独立的参谋本部以统一筹划指挥战争。在编制上，实行师团体制，每个营区的部队编成步兵、骑兵、炮兵、工兵、辎重5个兵种，明确各兵种区分以适应近代战争诸兵种协同作战的需要。近代海军是工业革命的产物，日本为实现主导东亚的野心，大力扩充军备，发展海军，创建海军学校，聘请英国教官，1887年，英国海军军官格卢斯受聘来到日本，编辑出版了《海军战术讲义录》，提出了新的学术观点，“蒸汽船时代的舰队运动以单纵阵最为有利”，并强调增加舰队速度，使用速射炮的重要性。1890年，随着美国战略学家马汉的名著《海权论》传输到日本，其核心理论“制海权”迅速被海军吸收，从而把握了军事理论的制高点。由此可见，日本军事变革的主动性和全面性特点，使变革诸因素能实现紧密的结合，大大提高了军事效能。单以成效而论，日本军事变革是远较中国军事变革为成功的。
四、余论
抗日战争的胜利及中国革命和现代化建设的伟大胜利，中国民族一雪前耻。但在100多年之后的今天，重新反思这场充满悲剧色彩的军事变革，一定会为我们留下有益的历史借鉴。
由于指导理论的局限，中国近代军事变革的指导者不能对变革方案进行总体设计，仅以应急性措施代替了对军事变革前景的总体规划，以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方式开启了近代军事变革，所以，造成了变革的方向不明，思路不清，过程不连贯，最终导致中国近代军事变革以悲剧性的命运而收场。所以，一个科学的指导理论、稳定而统一的政治环境和对变革的系统把握，对于一场变革来说，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而对于日本来说，尽管它结合本民族文化，对近代军事变革进行了大胆突破和创新，但放任了对传统神道教和武士道精神的利用，使这些糟粕以现代的形式保存了下来，结果导致日本走上了比西方扩张更急躁的军国主义发展道路，给东亚人民带来了深重的民族灾难，这更是一场很值得反思的军事变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