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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作家周碹璞的现实主义小说《日近长安远》通过描写两位女性从农村走向城市的经历，展现出了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人的现实生活以及精神世界。“逃离”与“回归”的“对生”结构构成了小说叙事的主线：小说女主人公罗锦衣和甄宝珠通过不同的方式完成了从贫困的农村向繁华的城市的“逃离”，但由于其他的因素左右而不得不“回归”家乡。本文分别从新乡土小说中的原乡意识，“欲望化”时代所催生的“逃离”，回归的困境和小说中的精神还乡四个方面来分析，以研究新乡土小说中的故乡写作。
关键词：乡土小说;原乡意识;《日近长安远》;回归困境;精神怀乡
文章编号：978-7-80736-771-0（2020）01-074-04
一、乡土小说中的原乡意识
作为中国现当代文学的主要构成，乡土文学几乎完整贯穿了“五四”、“京派”、“左翼”、“十七年”、“寻根”、“新写实”等等思潮和时段：乡土题材文学创作的繁荣，成为20世纪中国文学的一个瞩目的事实，只要我们稍稍留心一下，便不难发现，在整个现代文学作家队伍中，无论是诗人、散文家、小说家，还是剧作家，创作不涉足乡土题材的很少。就乡土小说的创作而言，近百年主流乡土文学所传达的看似中性的乡土经验，实际上是男性的乡土经验;同样的，看似中性化的‘农民形象’，实际上是男性农民形象”：乡土叙事的性别秩序一直存在，女性的乡土经验在大多数时候是被遮蔽与被湮没的，这其中包括女性作家的乡土经验以及来自乡土女性自身的经验表达，二者都是缺席的。
原乡这一概念源自于人类学，指的是一个宗系之本乡，即“远离故土的移民族群的原始故乡”：在文学研究中，原乡则被主要用来指涉一种“超越了特定地理位置的”、“对原始故乡的亲情、血缘，以及习俗、文化的认同与回归，是建立在民族文化心理基础之上的民族故土、文化故乡、精神家园;纵观20世纪的世界文学，作家对原乡形象的书写主要表现为以下四种类型：第一类是“在现实苦难、人性沉沦中力图在内心深处保留一方人类童年的净土”：第二类原乡形象则与第一类原乡形象完全相反，带有某种“沉重感、荒凉感，甚至丑陋感”、荒诞感;第三类是在“离开母土的漂泊中，写实和想象交织的呈现中构建的原乡形象”;第四类是“精神一语言原乡”，母语成为其构筑“精神原乡”的“独特力量”。
在以鲁迅为代表的启蒙批判中，“鲁镇”和“原乡”是“旧中国”与“国民性”的表征，是与“科学”、“民主”等现代文明形成鲜明对照并亟待拯救的愚昧落后之地：在以废名、沈从文、汪曾祺等为代表的诗意想象中，“原乡”成为与城市文明和政治话语分庭抗礼的桃源异乡：在左翼文学和十七年文学那里，“原乡”是以阶级性、民族性建构社会主义国家的重要资源：在改革开放以后“知青”一代的乡土叙事中，“原乡”担负着在新的历史语境下对文化民族性的反思、认同甚至重塑。
乡土小说女作家周碹璞的现实主义小说《日近长安远》就通过描写两位女性从农村走向城市的经历，展现出了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人的现实生活以及精神世界。写出了小人物内心的洪流和壮景，呈现普通人不屈不挠的奋斗历程，细数人性内里的卑微和勇敢，记录时光走过的身影，追问人性的能量和欲望到底能行走多远。小说由中国城乡生活近四十年的发展与变化为座标，试图揭示人性的复杂、生活的广阔。是一幅中国当代平民生态的绚丽画卷，一曲女性身心喧嚣、最终归于平静的长歌。在这部小说里，原乡意象则融合了以上几个类型，既是充满纯净的净土，但也是充斥着落后于贫穷，是发达文明的城市的对立面。
二、“欲望化”时代所催生的“逃离”
在现代早期乡土文学中，“逃离”与“回归”几乎形成一个颇为常见的“对生”结构，这在鲁迅的作品中尤为明显：“回归”的“我”虽曾生长于这片“乡土”，却早已游离、漂泊于“乡土”之外，这使得“我”总是以“城市人”、“现代人”、“启蒙者”、“见证者”的“外部”视角对“乡土”加以观照，同时，乡土社会的困境几近于一个封闭的死循环，如果没有外部力量的介入和干预，它依靠自身很难产生出自我疗救的力量：与“逃离”一“回归”结构相伴生的则是两个维度的交织：“记忆—抒情一家园”，“现实一批判一荒野”。
在《日近长安远》这部小说中，作家刻画了罗锦衣和甄宝珠这两个女性形象，通过对她们不同人生选择的描写，为我们展示了两位农村女性从农村向城市逃离的不同命运。
罗锦衣是一位为了权力和地位不择手段，实现从农村向城市逃离的典型代表。虽然出身寒门，但是与其他人相比，她有着十分高的志氣，她要一步步走向更高的权力中心，实现自己的追求与价值，只不过困于时代与阶级，罗锦衣虽然也有才干，但最终帮助她走向“成功”的却是以出卖身体，抛弃自尊为代价。罗锦衣的人生经历了多次的转折，在成为民办教师后，为了争取唯一的公办教师名额，罗锦衣主动委身于孟建干，这也是她走向堕落的开端。通过这一次选择，尝到甜头的罗锦衣一发不可收拾，虽然与祝新生结婚，也不改自己的欲望，只要是上级领导的要求，罗锦衣都选择主动接受，这也使她顺利的离开县城，调到市里，在机关工作，与付良才的交往让她顺利调入省城，在市教育局下属的学校做行政工作。但是罗锦衣并不满足，与程局长的交往让她更进一步，成为这个学校的副校长，后经付良才帮助，成为设计院院长，走向权力的顶峰。从罗锦衣的选择里可以看出她对于逃离农村的不择手段：
“那些优质男人，风光无限，却爱着别的女人，再也不觊觎她，骚扰她，甚至不会多看她一眼，他们过着自己成功的日子，想不到这世上还有一个叫罗锦衣的女人，怀着对美好生活热烈的渴望，希望步入他们的世界”，“有时候，放弃比进取痛苦，止步比迈步还难，那么多人要往上爬，你就是告诉他上面并不怎么样，一样不落地有各种烦恼和风险，他也要亲自上去看看，你就是给她说前面是个火坑悬崖，他也不信，只有跌入里面，方知后悔。”
罗锦衣最终成功在城市扎根，完成了从农村到城市“逃离”，但是在向权力之路的“逃离”上，她最终还是失败了，她被人告发，不得不退出权力的中心。 与为达到目的不择手段的罗锦衣不同，甄宝珠在逃离农村的选择上更贴近大众的生活，更加符合农村女孩的淳朴与勤劳。在成为民办教师后，甄宝珠自己不能走出农村，就在婚姻上想办法，希望嫁给一个“城市人”，但是也许是缘分注定，宝珠嫁给了只有初中学历的农村小伙尹秋生。在因挪用校款而被学校开除后，甄宝珠和尹秋生不得不离开家乡前往西安，开始了二人的“逃离”。从最开始的在夜市上卖袜子和衣服，到平顺街上卖胡辣汤和菜馍，再到停车路段收取停车费，最后，他们充满艰辛的城市打工生活，最终因上当受骗而血本无归，在这之后，尹秋生被诊断出肝癌，返回故乡死去。甄宝珠和尹秋生的“逃离”最终以失败作为结局。
三、“回归”的困境
在周瑄璞的小说《日近长安远》的开始，罗锦衣和甄宝珠的故事就已经结束，罗锦衣变成了一位整日价无所事事，只能凭借对往事的回顾来填充时光的人，她因从一生为之奋斗的权力中心回归正常生活而无法适应：
“下午的时候，罗锦衣坐在这只椅子里，做样子拿一本书，或者捧一本杂志……期待要发生什么。”“一日一日过去，什么也没有发生，手机常常从早到晚不响一声，她怀疑信号有问题，给自己发一个短信：你好吗？立即收到了。心里小小感动一下，再发一个：这就是最终的结局吗？”“是的，一切已成定局。不可能再有转机。伤口不再流血，疼痛也慢慢迟钝。人对生活的适应，原是如水一般，放在什么容器，都能随形。”
甄宝珠也在尹秋生病逝后不得不回归家乡，与尹秋生的母亲相依为命，被困于她曾经试图逃离的村庄。在经历了一切跌宕起伏，最终变得心如止水之后，罗锦衣才能够在落寞的状态中回望自己的人生来路，甄宝珠也才能耐住寂寞，扎根于农村的土壤。
而小说的题目《日近长安远》也暗示了罗锦衣和甄宝珠的回归困境。“日近长安远”一词源自南朝宋刘义庆的《世说新语·夙惠》：
“晋明帝数岁，坐元帝膝上，有人从长安来，元帝问洛下消息，潸然流涕。明帝问何以致泣，具以东渡意告之，因问明帝：‘汝意谓长安何如日远？’答曰：‘日远。不闻人从日边来，居然可知。’元帝异之。明日，集群臣宴会，告以此意，更重问之，乃答曰：‘日近。’元帝失色日：‘尔何故异昨日之言邪？’称曰：‘举目见日，不见长安。’”
在这里晋明帝说抬头便可以看见太阳，长安却很遥远，后世也多用“日近长安远”来比喻向往帝都而不得至，多寓功名事业不遂，希望和理想不能实现之意。小说中的“长安”不仅可以指代甄宝珠和尹秋生奋斗的城市西安，也可以用来指代罗锦衣向上攀爬的权力中心。
在进入1980年代之后，邓小平在极力倡导一种实事求是、改革开放的务实理念，中西文化碰撞激发出了思想解放的浪潮，整个国家进入了一个在务实的同时却又不乏理想主义激情的特别时代。而罗锦衣和甄宝珠正是处于思想启蒙和强调物质的时代，这个年代的真正意义在于证明了人的价值，或者说它让中国人尝到了做人的滋味：
“九十年代，中国人好像从一个千年睡梦中醒来，揉揉眼睛，复苏了自己的各种需求，钱！钱！钱！每个人心里都在想着这个字眼，从前耻于谈起，现在变成世界的主题，好像所有人活着，都是为了一个钱字，伸出千千万万的手，拼力向它够着，抓着。我给你钱，这几个字，可让暴烈者变得温顺，坚硬者很快柔软，铁面孔立马和善，可以使一切不配合、不对接、不可行，调转为亲密咬合，如鱼得水。”
在金钱的刺激下，甄宝珠和尹秋生从最开始的靠勤劳奋斗卖服装挣钱，到饭店里随意經营糊弄客人，到投机取巧收停车费，最后因听信同乡投资而血本无归，从收到第一笔金钱到最终的身无分文，这正是两人失去勤劳奋斗初心的结果。从两人开始将胡辣汤随便做的过程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朴实农村的象征正逐渐被城市冲击：
“再也不像前几年提起胡辣汤满怀深情，是他们老家的象征，是期待的美味，现在她们经营的胡辣汤，早已变了味道，完全不知道是哪里风味……他们没有义务和责任维护老家胡辣汤的声誉和品牌，开饭馆就是为了挣钱，更多的，各式各样的手递过来的钱。”
甄宝珠和尹秋生心中的回归家乡，是希望能够和伯妈与孩子们一起住进属于自己的农村新房，但他们的孩子却不赞同这样的想法，祥印、祥权明确表示，他们将来要在城市生活，不可能回老家去。他们认为，现在的趋势是，村里人想办法住到镇上，镇上人去县城买房，而县城的人，以能在城里和省会买房为成功的标志，而他们已经在外这么多年，是不可能回到老家住的。在市场经济的影响下，城市的文明与农村思想产生了冲突，这也是造成甄宝珠和尹秋生逃离困境的主要原因。
在权力的吸引下，罗锦衣也放弃自尊，从她成为北舞渡小学民办教师的那个时候，她就开始了自己不择手段的人生上位或者说官场攀升过程：
“大地承载着一切，缓慢转动，就要沉沉睡去。而罗锦衣体内的一切正要醒来。她没有吃晚饭，激动的情绪让她吃不下东西，有另一种饥饿占了上风，折返身，顺着田地边向回走。河水发着微微的白光，像绸缎一样，用最小的幅度流淌，竟然没有一丝声响，可是在平静的水面之下，是深冷的激流，打着吞噬一切的漩涡。罗锦衣仿佛听到深处的涌动和低喃，大地在她眼前，变得模糊而深广。借着几点稀疏灯光，她来到公社门口。传达室窗户里面，是孟建社一张被激情揉搓的更加扁平的胖脸。小声说，门没锁。她走进院子，借着大门口传递来的微光，推开那宿办合一的房门。”
在一般人面对这样一种选择的时候，往往会面对良心和道德的谴责而纠结于到底该不该为了获得这样一个机会而献身。但是罗锦衣却不同，面对这样的情况所激发出的，竟然是一种充满兴奋感的强烈情欲，甚至可以说是一种莫名的献身热情。其他人是为了获得某种现实利益而被迫献祭自己的身体，而罗锦衣却是充满主动性地以身体作为交易的筹码，进而获取自己所试图得到的现实利益。这种抛弃自尊，其伦理道德于不顾的行为正是导致罗锦衣离开设计院的原因，她被人告发，不得不从权力中心退出，接受逃离失败的结果。 四、《日近长安远》与精神怀乡
怀乡是人类文学的永恒母题，正如海德格尔所说的那样，“诗人的天职是怀乡，还乡使故土成为亲近本源之处”。而故乡则是人的一种庞大生命记忆，作家写作故乡，其实就是在破译自身的一种生命情感密码。周碹璞认为，因为地域的限制，很多小说家的创作题材都离不开故乡这个词。她认为必须与“故乡”保持适当的安全距离，才能写出较好的“故乡”题材的作品。她指出，在新的时期，很多作家都提倡以新的视角和新的写作模式来描写故乡，但是要打破旧有的写作模式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她注意到农村人为了进入城市体制所付出的巨大艰辛，关注现代性语境下乡土传统面临的诸多压力，并从城乡关系的角度书写乡村，这些书写饱含了她对乡土的深切情感。
在多数情况下，中国现当代文学史上的“乡土”不仅是一个地理一空间概念，也是一个心理一文化概念，是作为“家园”、“故土”、“国家”、“大地”、“传统”、“人民”、“生命力”、“理想”、“希望”等等意义维度和价值维度的承载者;中国城市空间及由之承载的现代生活方式，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视为“乡土”的延伸：在文学现代性叙事和想象中，“乡土”与“城市”、“工业”、“文明”等等“现代性”因素的相互遭遇、激烈碰撞，在一定程度上恰凸显出作家自身乃至知识人群体心理，文化体验的内在复杂性：正因为此，它才成为启蒙主体、抒情主体、革命主体和文化寻根主体不断进行“投射”的理想空间，成为漂泊游荡的现代知识心灵念兹在兹的怀想之所、苦恼之源、寄托之地。乡土文学的长久繁盛和广泛影响，恰恰彰显出现代知识人所常见的“精神怀乡”情结。
对于每一个人来说，家乡都是一个精神原点，只有离开，我们才能感受到它对我们一生的牵制。故乡在这个意义上，褪去了诗意温暖的光环，被置于“现代”和“富裕”的对立面，让许多以罗锦衣和甄宝珠为代表的人群选择逃离。然而值得思考的是，恰恰正是在这种逃离中，在追求“别一样的生活”中，他们又潜移默化中完成了自己和故乡的和解，故乡在逃离的过程中逐渐幻化为一个精神符号慰藉着游子的心灵。正如置身于二十五層的高楼上，罗锦衣所看到的不仅是这座平原上的城市，更是她自己所走过的曲折人生道路：
“如果她是传说中的千里眼，就能看到南边二三百里之外她出生和长大的那个村庄，拣拾她走过的脚印，一个个收回珍藏，或者用橡皮擦掉，重写。”
五、结语
作为女性乡土小说作家，周碹璞运用细腻的笔触，在小说《日近长安远》里描写出罗锦衣和甄宝珠从农村走向城市的经历，展现出了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人的现实生活以及精神世界。她写出了小人物内心的洪流和壮景，呈现普通人不屈不挠的奋斗历程，细数人性内里的卑微和勇敢，记录时光走过的身影，追问人性的能量和欲望到底能行走多远。小说《日近长安远》以中国城乡生活近四十年的发展与变化为座标，试图揭示人性的复杂、生活的广阔，是一幅中国当代平民生态的绚丽画卷，一曲女性身心喧嚣、最终归于平静的长歌。
在这部小说中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在1980年后市场经济和思想解放的时代背景下，欲望与金钱对于人性的侵蚀，淳朴落后的农村文化与经济发达的农村文明之间的冲突。罗锦衣和甄宝珠作为小说的两位主人公，在欲望化时代的催生下，选择了离开落后的农村，向城市“逃离”。但是基于无法调和的外部城乡文明的矛盾与内部伦理道德的冲突，两人的“逃离”都失败了。两人的“回归”困境既是当时的时代缩影，也是在警示读者。罗锦衣与甄宝珠最后与故乡的和解，彰显出现代知识人所常见的“精神怀乡”情结。
关键词：乡土小说;原乡意识;《日近长安远》;回归困境;精神怀乡
文章编号：978-7-80736-771-0（2020）01-074-04
一、乡土小说中的原乡意识
作为中国现当代文学的主要构成，乡土文学几乎完整贯穿了“五四”、“京派”、“左翼”、“十七年”、“寻根”、“新写实”等等思潮和时段：乡土题材文学创作的繁荣，成为20世纪中国文学的一个瞩目的事实，只要我们稍稍留心一下，便不难发现，在整个现代文学作家队伍中，无论是诗人、散文家、小说家，还是剧作家，创作不涉足乡土题材的很少。就乡土小说的创作而言，近百年主流乡土文学所传达的看似中性的乡土经验，实际上是男性的乡土经验;同样的，看似中性化的‘农民形象’，实际上是男性农民形象”：乡土叙事的性别秩序一直存在，女性的乡土经验在大多数时候是被遮蔽与被湮没的，这其中包括女性作家的乡土经验以及来自乡土女性自身的经验表达，二者都是缺席的。
原乡这一概念源自于人类学，指的是一个宗系之本乡，即“远离故土的移民族群的原始故乡”：在文学研究中，原乡则被主要用来指涉一种“超越了特定地理位置的”、“对原始故乡的亲情、血缘，以及习俗、文化的认同与回归，是建立在民族文化心理基础之上的民族故土、文化故乡、精神家园;纵观20世纪的世界文学，作家对原乡形象的书写主要表现为以下四种类型：第一类是“在现实苦难、人性沉沦中力图在内心深处保留一方人类童年的净土”：第二类原乡形象则与第一类原乡形象完全相反，带有某种“沉重感、荒凉感，甚至丑陋感”、荒诞感;第三类是在“离开母土的漂泊中，写实和想象交织的呈现中构建的原乡形象”;第四类是“精神一语言原乡”，母语成为其构筑“精神原乡”的“独特力量”。
在以鲁迅为代表的启蒙批判中，“鲁镇”和“原乡”是“旧中国”与“国民性”的表征，是与“科学”、“民主”等现代文明形成鲜明对照并亟待拯救的愚昧落后之地：在以废名、沈从文、汪曾祺等为代表的诗意想象中，“原乡”成为与城市文明和政治话语分庭抗礼的桃源异乡：在左翼文学和十七年文学那里，“原乡”是以阶级性、民族性建构社会主义国家的重要资源：在改革开放以后“知青”一代的乡土叙事中，“原乡”担负着在新的历史语境下对文化民族性的反思、认同甚至重塑。
乡土小说女作家周碹璞的现实主义小说《日近长安远》就通过描写两位女性从农村走向城市的经历，展现出了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人的现实生活以及精神世界。写出了小人物内心的洪流和壮景，呈现普通人不屈不挠的奋斗历程，细数人性内里的卑微和勇敢，记录时光走过的身影，追问人性的能量和欲望到底能行走多远。小说由中国城乡生活近四十年的发展与变化为座标，试图揭示人性的复杂、生活的广阔。是一幅中国当代平民生态的绚丽画卷，一曲女性身心喧嚣、最终归于平静的长歌。在这部小说里，原乡意象则融合了以上几个类型，既是充满纯净的净土，但也是充斥着落后于贫穷，是发达文明的城市的对立面。
二、“欲望化”时代所催生的“逃离”
在现代早期乡土文学中，“逃离”与“回归”几乎形成一个颇为常见的“对生”结构，这在鲁迅的作品中尤为明显：“回归”的“我”虽曾生长于这片“乡土”，却早已游离、漂泊于“乡土”之外，这使得“我”总是以“城市人”、“现代人”、“启蒙者”、“见证者”的“外部”视角对“乡土”加以观照，同时，乡土社会的困境几近于一个封闭的死循环，如果没有外部力量的介入和干预，它依靠自身很难产生出自我疗救的力量：与“逃离”一“回归”结构相伴生的则是两个维度的交织：“记忆—抒情一家园”，“现实一批判一荒野”。
在《日近长安远》这部小说中，作家刻画了罗锦衣和甄宝珠这两个女性形象，通过对她们不同人生选择的描写，为我们展示了两位农村女性从农村向城市逃离的不同命运。
罗锦衣是一位为了权力和地位不择手段，实现从农村向城市逃离的典型代表。虽然出身寒门，但是与其他人相比，她有着十分高的志氣，她要一步步走向更高的权力中心，实现自己的追求与价值，只不过困于时代与阶级，罗锦衣虽然也有才干，但最终帮助她走向“成功”的却是以出卖身体，抛弃自尊为代价。罗锦衣的人生经历了多次的转折，在成为民办教师后，为了争取唯一的公办教师名额，罗锦衣主动委身于孟建干，这也是她走向堕落的开端。通过这一次选择，尝到甜头的罗锦衣一发不可收拾，虽然与祝新生结婚，也不改自己的欲望，只要是上级领导的要求，罗锦衣都选择主动接受，这也使她顺利的离开县城，调到市里，在机关工作，与付良才的交往让她顺利调入省城，在市教育局下属的学校做行政工作。但是罗锦衣并不满足，与程局长的交往让她更进一步，成为这个学校的副校长，后经付良才帮助，成为设计院院长，走向权力的顶峰。从罗锦衣的选择里可以看出她对于逃离农村的不择手段：
“那些优质男人，风光无限，却爱着别的女人，再也不觊觎她，骚扰她，甚至不会多看她一眼，他们过着自己成功的日子，想不到这世上还有一个叫罗锦衣的女人，怀着对美好生活热烈的渴望，希望步入他们的世界”，“有时候，放弃比进取痛苦，止步比迈步还难，那么多人要往上爬，你就是告诉他上面并不怎么样，一样不落地有各种烦恼和风险，他也要亲自上去看看，你就是给她说前面是个火坑悬崖，他也不信，只有跌入里面，方知后悔。”
罗锦衣最终成功在城市扎根，完成了从农村到城市“逃离”，但是在向权力之路的“逃离”上，她最终还是失败了，她被人告发，不得不退出权力的中心。 与为达到目的不择手段的罗锦衣不同，甄宝珠在逃离农村的选择上更贴近大众的生活，更加符合农村女孩的淳朴与勤劳。在成为民办教师后，甄宝珠自己不能走出农村，就在婚姻上想办法，希望嫁给一个“城市人”，但是也许是缘分注定，宝珠嫁给了只有初中学历的农村小伙尹秋生。在因挪用校款而被学校开除后，甄宝珠和尹秋生不得不离开家乡前往西安，开始了二人的“逃离”。从最开始的在夜市上卖袜子和衣服，到平顺街上卖胡辣汤和菜馍，再到停车路段收取停车费，最后，他们充满艰辛的城市打工生活，最终因上当受骗而血本无归，在这之后，尹秋生被诊断出肝癌，返回故乡死去。甄宝珠和尹秋生的“逃离”最终以失败作为结局。
三、“回归”的困境
在周瑄璞的小说《日近长安远》的开始，罗锦衣和甄宝珠的故事就已经结束，罗锦衣变成了一位整日价无所事事，只能凭借对往事的回顾来填充时光的人，她因从一生为之奋斗的权力中心回归正常生活而无法适应：
“下午的时候，罗锦衣坐在这只椅子里，做样子拿一本书，或者捧一本杂志……期待要发生什么。”“一日一日过去，什么也没有发生，手机常常从早到晚不响一声，她怀疑信号有问题，给自己发一个短信：你好吗？立即收到了。心里小小感动一下，再发一个：这就是最终的结局吗？”“是的，一切已成定局。不可能再有转机。伤口不再流血，疼痛也慢慢迟钝。人对生活的适应，原是如水一般，放在什么容器，都能随形。”
甄宝珠也在尹秋生病逝后不得不回归家乡，与尹秋生的母亲相依为命，被困于她曾经试图逃离的村庄。在经历了一切跌宕起伏，最终变得心如止水之后，罗锦衣才能够在落寞的状态中回望自己的人生来路，甄宝珠也才能耐住寂寞，扎根于农村的土壤。
而小说的题目《日近长安远》也暗示了罗锦衣和甄宝珠的回归困境。“日近长安远”一词源自南朝宋刘义庆的《世说新语·夙惠》：
“晋明帝数岁，坐元帝膝上，有人从长安来，元帝问洛下消息，潸然流涕。明帝问何以致泣，具以东渡意告之，因问明帝：‘汝意谓长安何如日远？’答曰：‘日远。不闻人从日边来，居然可知。’元帝异之。明日，集群臣宴会，告以此意，更重问之，乃答曰：‘日近。’元帝失色日：‘尔何故异昨日之言邪？’称曰：‘举目见日，不见长安。’”
在这里晋明帝说抬头便可以看见太阳，长安却很遥远，后世也多用“日近长安远”来比喻向往帝都而不得至，多寓功名事业不遂，希望和理想不能实现之意。小说中的“长安”不仅可以指代甄宝珠和尹秋生奋斗的城市西安，也可以用来指代罗锦衣向上攀爬的权力中心。
在进入1980年代之后，邓小平在极力倡导一种实事求是、改革开放的务实理念，中西文化碰撞激发出了思想解放的浪潮，整个国家进入了一个在务实的同时却又不乏理想主义激情的特别时代。而罗锦衣和甄宝珠正是处于思想启蒙和强调物质的时代，这个年代的真正意义在于证明了人的价值，或者说它让中国人尝到了做人的滋味：
“九十年代，中国人好像从一个千年睡梦中醒来，揉揉眼睛，复苏了自己的各种需求，钱！钱！钱！每个人心里都在想着这个字眼，从前耻于谈起，现在变成世界的主题，好像所有人活着，都是为了一个钱字，伸出千千万万的手，拼力向它够着，抓着。我给你钱，这几个字，可让暴烈者变得温顺，坚硬者很快柔软，铁面孔立马和善，可以使一切不配合、不对接、不可行，调转为亲密咬合，如鱼得水。”
在金钱的刺激下，甄宝珠和尹秋生从最开始的靠勤劳奋斗卖服装挣钱，到饭店里随意經营糊弄客人，到投机取巧收停车费，最后因听信同乡投资而血本无归，从收到第一笔金钱到最终的身无分文，这正是两人失去勤劳奋斗初心的结果。从两人开始将胡辣汤随便做的过程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朴实农村的象征正逐渐被城市冲击：
“再也不像前几年提起胡辣汤满怀深情，是他们老家的象征，是期待的美味，现在她们经营的胡辣汤，早已变了味道，完全不知道是哪里风味……他们没有义务和责任维护老家胡辣汤的声誉和品牌，开饭馆就是为了挣钱，更多的，各式各样的手递过来的钱。”
甄宝珠和尹秋生心中的回归家乡，是希望能够和伯妈与孩子们一起住进属于自己的农村新房，但他们的孩子却不赞同这样的想法，祥印、祥权明确表示，他们将来要在城市生活，不可能回老家去。他们认为，现在的趋势是，村里人想办法住到镇上，镇上人去县城买房，而县城的人，以能在城里和省会买房为成功的标志，而他们已经在外这么多年，是不可能回到老家住的。在市场经济的影响下，城市的文明与农村思想产生了冲突，这也是造成甄宝珠和尹秋生逃离困境的主要原因。
在权力的吸引下，罗锦衣也放弃自尊，从她成为北舞渡小学民办教师的那个时候，她就开始了自己不择手段的人生上位或者说官场攀升过程：
“大地承载着一切，缓慢转动，就要沉沉睡去。而罗锦衣体内的一切正要醒来。她没有吃晚饭，激动的情绪让她吃不下东西，有另一种饥饿占了上风，折返身，顺着田地边向回走。河水发着微微的白光，像绸缎一样，用最小的幅度流淌，竟然没有一丝声响，可是在平静的水面之下，是深冷的激流，打着吞噬一切的漩涡。罗锦衣仿佛听到深处的涌动和低喃，大地在她眼前，变得模糊而深广。借着几点稀疏灯光，她来到公社门口。传达室窗户里面，是孟建社一张被激情揉搓的更加扁平的胖脸。小声说，门没锁。她走进院子，借着大门口传递来的微光，推开那宿办合一的房门。”
在一般人面对这样一种选择的时候，往往会面对良心和道德的谴责而纠结于到底该不该为了获得这样一个机会而献身。但是罗锦衣却不同，面对这样的情况所激发出的，竟然是一种充满兴奋感的强烈情欲，甚至可以说是一种莫名的献身热情。其他人是为了获得某种现实利益而被迫献祭自己的身体，而罗锦衣却是充满主动性地以身体作为交易的筹码，进而获取自己所试图得到的现实利益。这种抛弃自尊，其伦理道德于不顾的行为正是导致罗锦衣离开设计院的原因，她被人告发，不得不从权力中心退出，接受逃离失败的结果。 四、《日近长安远》与精神怀乡
怀乡是人类文学的永恒母题，正如海德格尔所说的那样，“诗人的天职是怀乡，还乡使故土成为亲近本源之处”。而故乡则是人的一种庞大生命记忆，作家写作故乡，其实就是在破译自身的一种生命情感密码。周碹璞认为，因为地域的限制，很多小说家的创作题材都离不开故乡这个词。她认为必须与“故乡”保持适当的安全距离，才能写出较好的“故乡”题材的作品。她指出，在新的时期，很多作家都提倡以新的视角和新的写作模式来描写故乡，但是要打破旧有的写作模式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她注意到农村人为了进入城市体制所付出的巨大艰辛，关注现代性语境下乡土传统面临的诸多压力，并从城乡关系的角度书写乡村，这些书写饱含了她对乡土的深切情感。
在多数情况下，中国现当代文学史上的“乡土”不仅是一个地理一空间概念，也是一个心理一文化概念，是作为“家园”、“故土”、“国家”、“大地”、“传统”、“人民”、“生命力”、“理想”、“希望”等等意义维度和价值维度的承载者;中国城市空间及由之承载的现代生活方式，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视为“乡土”的延伸：在文学现代性叙事和想象中，“乡土”与“城市”、“工业”、“文明”等等“现代性”因素的相互遭遇、激烈碰撞，在一定程度上恰凸显出作家自身乃至知识人群体心理，文化体验的内在复杂性：正因为此，它才成为启蒙主体、抒情主体、革命主体和文化寻根主体不断进行“投射”的理想空间，成为漂泊游荡的现代知识心灵念兹在兹的怀想之所、苦恼之源、寄托之地。乡土文学的长久繁盛和广泛影响，恰恰彰显出现代知识人所常见的“精神怀乡”情结。
对于每一个人来说，家乡都是一个精神原点，只有离开，我们才能感受到它对我们一生的牵制。故乡在这个意义上，褪去了诗意温暖的光环，被置于“现代”和“富裕”的对立面，让许多以罗锦衣和甄宝珠为代表的人群选择逃离。然而值得思考的是，恰恰正是在这种逃离中，在追求“别一样的生活”中，他们又潜移默化中完成了自己和故乡的和解，故乡在逃离的过程中逐渐幻化为一个精神符号慰藉着游子的心灵。正如置身于二十五層的高楼上，罗锦衣所看到的不仅是这座平原上的城市，更是她自己所走过的曲折人生道路：
“如果她是传说中的千里眼，就能看到南边二三百里之外她出生和长大的那个村庄，拣拾她走过的脚印，一个个收回珍藏，或者用橡皮擦掉，重写。”
五、结语
作为女性乡土小说作家，周碹璞运用细腻的笔触，在小说《日近长安远》里描写出罗锦衣和甄宝珠从农村走向城市的经历，展现出了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人的现实生活以及精神世界。她写出了小人物内心的洪流和壮景，呈现普通人不屈不挠的奋斗历程，细数人性内里的卑微和勇敢，记录时光走过的身影，追问人性的能量和欲望到底能行走多远。小说《日近长安远》以中国城乡生活近四十年的发展与变化为座标，试图揭示人性的复杂、生活的广阔，是一幅中国当代平民生态的绚丽画卷，一曲女性身心喧嚣、最终归于平静的长歌。
在这部小说中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在1980年后市场经济和思想解放的时代背景下，欲望与金钱对于人性的侵蚀，淳朴落后的农村文化与经济发达的农村文明之间的冲突。罗锦衣和甄宝珠作为小说的两位主人公，在欲望化时代的催生下，选择了离开落后的农村，向城市“逃离”。但是基于无法调和的外部城乡文明的矛盾与内部伦理道德的冲突，两人的“逃离”都失败了。两人的“回归”困境既是当时的时代缩影，也是在警示读者。罗锦衣与甄宝珠最后与故乡的和解，彰显出现代知识人所常见的“精神怀乡”情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