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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安十五年（210年），曹操五十六岁，起兵作战已二十余年，“挟天子而令诸侯”已十五年，做丞相已三年，赤壁大败已三年，“天下三分”局面此时已形成，统一梦想更加渺茫。朝野政敌攻击他为汉贼，内部拥汉派亦心存狐疑，还有很多人巴望他赶快称帝。曹操整理他此时此地心事，创作了一生最长“公文”《述志令》（又名《让县自明本志令》）。天下有窥测曹操心事欲望，曹操亦须向天下交代。
忠臣与篡逆
大人物往往有大困局，曹操的第一个深刻困局是出身。曹的父亲曹嵩是大宦官曹腾养子。宦官比外戚道德基础更为薄弱，“赘阉遗丑”（见陈琳《为袁绍檄豫州文》），政敌顺手就可给他一击。因此，曹操被推举为孝廉之后，接着不论任洛阳北部尉、任议郎，还是任济南相，皆采取不避险恶与宦官势力对抗态度。“挟天子”是曹操主动进入的另一个更大的困局：对天下，他是口含天宪的第一汉臣；对汉室，他是具有最大可能性的篡位者。
面对这一切，曹操的确需要这篇《述志令》。《述志令》系露布天下公告，却堪称千古奇文。有人视为通篇谎言，有人视为完全真话，这都有违其真实意图。《述志令》上半部分，曹操自述大半生心事与遭际，类似一低调自传。曹操最想说的话却是这个：
设使国家无有孤，不知当几人称帝，几人称王！
这话榔头一样敲下来，由低调一下子转为高音。
建安元年（196年），在腥风血雨中壮大起来的曹操接受毛玠建议，成功迎献帝至许县，立许为都，开始“挟天子而令诸侯”。
曹操在军事上、生活上犯了不少严重错误，屡次差点丧命，但在事关皇位问题上却向来谨慎。曹操羽翼渐丰后，成为各种势力拉拢对象。中平五年（188年），王芬等谋废立之事，约结曹操，曹操严正拒绝。第二年，董卓擅立献帝，任曹操为骁骑校尉，曹操隐名埋姓逃跑。第三年，袁绍谋废立之事，拉拢曹操，曹操也是严正拒绝。这类事，参与一次就可能彻底失去未来。现在曹操眼里，董卓之流是无未来之人。
《述志令》下半部完全以“忠”为陈述主题。曹操历数自己心目中的榜样：齐桓公、晋文公、周文王、乐毅、蒙恬。曹操以前三者皆“兵势广大”却忠事其主来自况，以后两者表明自己累世忠良。众所周知，齐桓公、晋文公后来称霸了，周文王不代商，其子武王却代商了。历史上更多的是名将重臣死于功高震主。比如蒙恬，曹操曾赞赏蒙恬，后面又对蒙恬有此评价：“意之所图，动无违事，心之所虑，何向不济……”这简直是在震慑天下了。
曹操说，我不放弃兵权，是因为首先考虑子孙及身家性命，而这又与国家安危相联，又说“江湖未静，不可让位……”已成霸主的曹操期望一个什么样的结局？——像周文王那样。周文王那可是圣人圣王。文王姬昌纵横捭阖开疆拓土，为周朝奠基，却不代商。是儿子武王追封其为周文王。曹操的意思是明白的：称帝之事让子孙去做吧。对汉室来说这难道不算“不逊之志”？曹操对来自献帝周围哪怕十分微弱的反叛，都予以血腥镇压，不但董承、吉本、魏讽等被斩杀无遗，连皇后、皇子、贵妃亦照杀不误。
圣人圣王
《述志令》面上主旨是陈述“忠”，深层动机是向天下向这个血腥江湖表明自己的巨大存在，但曹操不能无视皇权道德紧箍咒。他的态度是明确的：我本人至死不称帝，就对得起汉室，对得起天下，对得起历史了。曹操有俯视皇位的胸襟，皇位并非最高追求，“圣人圣王”才是他的理想。
曹操的圣人圣王情结不仅流露在《述志令》中。他死前一年，孙权来信自贬为臣，劝曹操称帝，曹操营垒内也有大股势力盼他赶快称帝。他把孙权之信向部下公开，说：“是儿欲踞吾著炉火上邪！”（《三国志·武帝纪》注引《魏略》）身边的人却不屈不挠，已经说成不称帝天理难容了。曹操这样打消他们的念头：
“若天命在吾，吾为周文王矣。”
曹操常以周文王、周公为人生榜样，他们一个是圣人圣王，一个是有“元圣”之称的贤臣。曹操的自我期许是清楚的：有生之年做汉室“周公”，身后则期望成为“周文王”。在这一选择中，现实妥协、道德自律、自身期许都包含其中了。曹操一直斗志昂扬，企图一战定乾坤，无奈赤壁之战后已无此可能。谁打仗最厉害，谁就能赢得统一和平，谁就是潜在的开国之君。曹操能看透，孙、刘等不会看不透。除了孔融、荀彧这类憨直士人能真正心存汉室，试想枭雄们是以何种眼光、何种心情打量江山天下？枭雄们之所以皆惦记那个名存实亡的汉室，原因在于不论皇冠以何种方式降临，总是来自汉室。刘备既有帝室之胄这一金字招牌，似乎怎么折腾都不会被当作乱臣贼子，但令他激动不已奋斗不息、脸皮一厚再厚的根本动力，还是自己做皇帝这一美好前景。孙权无牌可打，就盼着有人率先称帝，他好搭顺风船。风口浪尖上的那个枭雄正是曹操。
曹操的“圣人追求”实在是玄之又玄。在皇权道德的天罗地网里，曹操注定成为一个大怪胎。
历史基本按照曹操的设想推进了。曹操死后，汉室与曹魏之间通过上演一场煞有介事、高尚到似乎不感天动地就誓不罢休的禅让剧完成易代，曹丕登上帝座。像周武王追封其父为周文王一样，曹丕追封曹操为魏武帝。孙权、刘备相继“问心无愧”地称帝。据记载，曹丕在劝进的汹涌浪潮面前，面对帝位仍然诚惶诚恐，他靠一而再、再而三的辞让表演来掩饰道德恐慌。曹操父子羞羞答答弄了个帝位，却既无尧、舜禅让的高尚，更无汤武革命的光荣。
曹丕主导的禅让或许难免虚伪，但多少有些协商意味。不杀人、不杀前朝皇帝，这是不小的功德，以代价较小的禅让完成易代。可是皇权道德最痛恨最恐惧的，正是曹氏父子这种羞羞答答的“禅让”。“只要提起曹操，皇帝们就会感到自己的皇冠有滚落下地的危险”（翦伯赞语）。
被重构的奸臣
宋朝之前，对曹操的褒贬，基本尊重历史事实。《三国志》作者陈寿给出的“可谓非常之人，超世之杰”这一评价，得到广泛认可。唐人称曹操为曹公，评价极高。至南宋，偏安局面令统治者气虚胆怯，无力打量天下，便视蜀汉为正统，视曹魏为篡逆。帝王们越是感觉到自己苟延残喘的状态，曹操便越是一个噩梦。到明、清，皇权体制愈来愈僵硬，道德路径愈来愈狭窄，随着《三国演义》及三国戏的流行，一个彻头彻尾的小丑般的曹操便代替了真实的曹操。
与其说《三国演义》反映了三国时代生活本质，不如说呈现的是作为皇权末世的社会本质。它曾是说书人的底本，骂曹操就是政治方面正确。明、清特别是清代，普遍的奴才已造成。奴才即使什么也没有，却有忠，这是足以傲视奸臣曹操的本钱。越是奴才，越需要某种道德优越感。
罗贯中欲表忠、孝、节、义为充塞天地之道德价值，刘备、曹操为其正负两极。不过，读《三国演义》，从曹操奸诈里常读出可爱，乃至读出忠厚，从刘备忠厚里却常读出虚伪。鲁迅看得分明：“欲显刘备之长厚而似伪，状诸葛之多智而近妖”（《中国小说史略》）。罗贯中在塑造刘备等“高大全”典型时，显出较强的外在操控性，在塑造奸诈的曹操时，有时则不知不觉进入自由创造境界。奸诈的曹操成了面具相对较少的人。谁能说明白刘备、孙权等人的真面目？罗贯中可能自己都意识不到，他其实是喜欢曹操的。
清统治者对各类小说大都是取排斥乃至禁绝的态度，唯对《三国演义》例外。不仅如此，清统治者还命大臣将小说改编成长达一百二十出名为《鼎峙春秋》的连台本戏。戏中“尊刘贬曹”成为绝对理念，曹操成了与历史事实甚少关联的漫画式固定丑角。以少数民族入主中原的清朝统治者，对“篡逆”格外神经过敏，既怕天下视自己为篡逆，又要防范针对自己的潜在“篡逆”势力，特别需要忠孝、节义的气氛。
《述志令》表明，曹操不是圣人却有圣人追求。以当代眼光看，圣人追求或许不值得肯定，但却是曹操雄伟气象的来源之一。曹操以《述志令》向当世喊话，那时该有不少人能听懂。后来，听不懂了，无人听了。
（摘自《书屋》）
忠臣与篡逆
大人物往往有大困局，曹操的第一个深刻困局是出身。曹的父亲曹嵩是大宦官曹腾养子。宦官比外戚道德基础更为薄弱，“赘阉遗丑”（见陈琳《为袁绍檄豫州文》），政敌顺手就可给他一击。因此，曹操被推举为孝廉之后，接着不论任洛阳北部尉、任议郎，还是任济南相，皆采取不避险恶与宦官势力对抗态度。“挟天子”是曹操主动进入的另一个更大的困局：对天下，他是口含天宪的第一汉臣；对汉室，他是具有最大可能性的篡位者。
面对这一切，曹操的确需要这篇《述志令》。《述志令》系露布天下公告，却堪称千古奇文。有人视为通篇谎言，有人视为完全真话，这都有违其真实意图。《述志令》上半部分，曹操自述大半生心事与遭际，类似一低调自传。曹操最想说的话却是这个：
设使国家无有孤，不知当几人称帝，几人称王！
这话榔头一样敲下来，由低调一下子转为高音。
建安元年（196年），在腥风血雨中壮大起来的曹操接受毛玠建议，成功迎献帝至许县，立许为都，开始“挟天子而令诸侯”。
曹操在军事上、生活上犯了不少严重错误，屡次差点丧命，但在事关皇位问题上却向来谨慎。曹操羽翼渐丰后，成为各种势力拉拢对象。中平五年（188年），王芬等谋废立之事，约结曹操，曹操严正拒绝。第二年，董卓擅立献帝，任曹操为骁骑校尉，曹操隐名埋姓逃跑。第三年，袁绍谋废立之事，拉拢曹操，曹操也是严正拒绝。这类事，参与一次就可能彻底失去未来。现在曹操眼里，董卓之流是无未来之人。
《述志令》下半部完全以“忠”为陈述主题。曹操历数自己心目中的榜样：齐桓公、晋文公、周文王、乐毅、蒙恬。曹操以前三者皆“兵势广大”却忠事其主来自况，以后两者表明自己累世忠良。众所周知，齐桓公、晋文公后来称霸了，周文王不代商，其子武王却代商了。历史上更多的是名将重臣死于功高震主。比如蒙恬，曹操曾赞赏蒙恬，后面又对蒙恬有此评价：“意之所图，动无违事，心之所虑，何向不济……”这简直是在震慑天下了。
曹操说，我不放弃兵权，是因为首先考虑子孙及身家性命，而这又与国家安危相联，又说“江湖未静，不可让位……”已成霸主的曹操期望一个什么样的结局？——像周文王那样。周文王那可是圣人圣王。文王姬昌纵横捭阖开疆拓土，为周朝奠基，却不代商。是儿子武王追封其为周文王。曹操的意思是明白的：称帝之事让子孙去做吧。对汉室来说这难道不算“不逊之志”？曹操对来自献帝周围哪怕十分微弱的反叛，都予以血腥镇压，不但董承、吉本、魏讽等被斩杀无遗，连皇后、皇子、贵妃亦照杀不误。
圣人圣王
《述志令》面上主旨是陈述“忠”，深层动机是向天下向这个血腥江湖表明自己的巨大存在，但曹操不能无视皇权道德紧箍咒。他的态度是明确的：我本人至死不称帝，就对得起汉室，对得起天下，对得起历史了。曹操有俯视皇位的胸襟，皇位并非最高追求，“圣人圣王”才是他的理想。
曹操的圣人圣王情结不仅流露在《述志令》中。他死前一年，孙权来信自贬为臣，劝曹操称帝，曹操营垒内也有大股势力盼他赶快称帝。他把孙权之信向部下公开，说：“是儿欲踞吾著炉火上邪！”（《三国志·武帝纪》注引《魏略》）身边的人却不屈不挠，已经说成不称帝天理难容了。曹操这样打消他们的念头：
“若天命在吾，吾为周文王矣。”
曹操常以周文王、周公为人生榜样，他们一个是圣人圣王，一个是有“元圣”之称的贤臣。曹操的自我期许是清楚的：有生之年做汉室“周公”，身后则期望成为“周文王”。在这一选择中，现实妥协、道德自律、自身期许都包含其中了。曹操一直斗志昂扬，企图一战定乾坤，无奈赤壁之战后已无此可能。谁打仗最厉害，谁就能赢得统一和平，谁就是潜在的开国之君。曹操能看透，孙、刘等不会看不透。除了孔融、荀彧这类憨直士人能真正心存汉室，试想枭雄们是以何种眼光、何种心情打量江山天下？枭雄们之所以皆惦记那个名存实亡的汉室，原因在于不论皇冠以何种方式降临，总是来自汉室。刘备既有帝室之胄这一金字招牌，似乎怎么折腾都不会被当作乱臣贼子，但令他激动不已奋斗不息、脸皮一厚再厚的根本动力，还是自己做皇帝这一美好前景。孙权无牌可打，就盼着有人率先称帝，他好搭顺风船。风口浪尖上的那个枭雄正是曹操。
曹操的“圣人追求”实在是玄之又玄。在皇权道德的天罗地网里，曹操注定成为一个大怪胎。
历史基本按照曹操的设想推进了。曹操死后，汉室与曹魏之间通过上演一场煞有介事、高尚到似乎不感天动地就誓不罢休的禅让剧完成易代，曹丕登上帝座。像周武王追封其父为周文王一样，曹丕追封曹操为魏武帝。孙权、刘备相继“问心无愧”地称帝。据记载，曹丕在劝进的汹涌浪潮面前，面对帝位仍然诚惶诚恐，他靠一而再、再而三的辞让表演来掩饰道德恐慌。曹操父子羞羞答答弄了个帝位，却既无尧、舜禅让的高尚，更无汤武革命的光荣。
曹丕主导的禅让或许难免虚伪，但多少有些协商意味。不杀人、不杀前朝皇帝，这是不小的功德，以代价较小的禅让完成易代。可是皇权道德最痛恨最恐惧的，正是曹氏父子这种羞羞答答的“禅让”。“只要提起曹操，皇帝们就会感到自己的皇冠有滚落下地的危险”（翦伯赞语）。
被重构的奸臣
宋朝之前，对曹操的褒贬，基本尊重历史事实。《三国志》作者陈寿给出的“可谓非常之人，超世之杰”这一评价，得到广泛认可。唐人称曹操为曹公，评价极高。至南宋，偏安局面令统治者气虚胆怯，无力打量天下，便视蜀汉为正统，视曹魏为篡逆。帝王们越是感觉到自己苟延残喘的状态，曹操便越是一个噩梦。到明、清，皇权体制愈来愈僵硬，道德路径愈来愈狭窄，随着《三国演义》及三国戏的流行，一个彻头彻尾的小丑般的曹操便代替了真实的曹操。
与其说《三国演义》反映了三国时代生活本质，不如说呈现的是作为皇权末世的社会本质。它曾是说书人的底本，骂曹操就是政治方面正确。明、清特别是清代，普遍的奴才已造成。奴才即使什么也没有，却有忠，这是足以傲视奸臣曹操的本钱。越是奴才，越需要某种道德优越感。
罗贯中欲表忠、孝、节、义为充塞天地之道德价值，刘备、曹操为其正负两极。不过，读《三国演义》，从曹操奸诈里常读出可爱，乃至读出忠厚，从刘备忠厚里却常读出虚伪。鲁迅看得分明：“欲显刘备之长厚而似伪，状诸葛之多智而近妖”（《中国小说史略》）。罗贯中在塑造刘备等“高大全”典型时，显出较强的外在操控性，在塑造奸诈的曹操时，有时则不知不觉进入自由创造境界。奸诈的曹操成了面具相对较少的人。谁能说明白刘备、孙权等人的真面目？罗贯中可能自己都意识不到，他其实是喜欢曹操的。
清统治者对各类小说大都是取排斥乃至禁绝的态度，唯对《三国演义》例外。不仅如此，清统治者还命大臣将小说改编成长达一百二十出名为《鼎峙春秋》的连台本戏。戏中“尊刘贬曹”成为绝对理念，曹操成了与历史事实甚少关联的漫画式固定丑角。以少数民族入主中原的清朝统治者，对“篡逆”格外神经过敏，既怕天下视自己为篡逆，又要防范针对自己的潜在“篡逆”势力，特别需要忠孝、节义的气氛。
《述志令》表明，曹操不是圣人却有圣人追求。以当代眼光看，圣人追求或许不值得肯定，但却是曹操雄伟气象的来源之一。曹操以《述志令》向当世喊话，那时该有不少人能听懂。后来，听不懂了，无人听了。
（摘自《书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