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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安十五年(210年),曹操五十六岁,起兵作战已二十余年,“挟天子而令诸侯”已十五年,做丞相已三年,赤壁大败已三年,“天下三分”局面此时已形成,统一梦想更加渺茫。朝野政敌攻击他为汉贼,内部拥汉派亦心存狐疑,还有很多人巴望他赶快称帝。曹操整理他此时此地心事,创作了一生最长“公文”《述志令》(又名《让县自明本志令》)。天下有窥测曹操心事欲望,曹操亦须向天下交代。
忠臣与篡逆
大人物往往有大困局,曹操的第一个深刻困局是出身。曹的父亲曹嵩是大宦官曹腾养子。宦官比外戚道德基础更为薄弱,“赘阉遗丑”(见陈琳《为袁绍檄豫州文》),政敌顺手就可给他一击。因此,曹操被推举为孝廉之后,接着不论任洛阳北部尉、任议郎,还是任济南相,皆采取不避险恶与宦官势力对抗态度。“挟天子”是曹操主动进入的另一个更大的困局:对天下,他是口含天宪的第一汉臣;对汉室,他是具有最大可能性的篡位者。
面对这一切,曹操的确需要这篇《述志令》。《述志令》系露布天下公告,却堪称千古奇文。有人视为通篇谎言,有人视为完全真话,这都有违其真实意图。《述志令》上半部分,曹操自述大半生心事与遭际,类似一低调自传。曹操最想说的话却是这个:
设使国家无有孤,不知当几人称帝,几人称王!
这话榔头一样敲下来,由低调一下子转为高音。
建安元年(196年),在腥风血雨中壮大起来的曹操接受毛玠建议,成功迎献帝至许县,立许为都,开始“挟天子而令诸侯”。
曹操在军事上、生活上犯了不少严重错误,屡次差点丧命,但在事关皇位问题上却向来谨慎。曹操羽翼渐丰后,成为各种势力拉拢对象。中平五年(188年),王芬等谋废立之事,约结曹操,曹操严正拒绝。第二年,董卓擅立献帝,任曹操为骁骑校尉,曹操隐名埋姓逃跑。第三年,袁绍谋废立之事,拉拢曹操,曹操也是严正拒绝。这类事,参与一次就可能彻底失去未来。现在曹操眼里,董卓之流是无未来之人。
《述志令》下半部完全以“忠”为陈述主题。曹操历数自己心目中的榜样:齐桓公、晋文公、周文王、乐毅、蒙恬。曹操以前三者皆“兵势广大”却忠事其主来自况,以后两者表明自己累世忠良。众所周知,齐桓公、晋文公后来称霸了,周文王不代商,其子武王却代商了。历史上更多的是名将重臣死于功高震主。比如蒙恬,曹操曾赞赏蒙恬,后面又对蒙恬有此评价:“意之所图,动无违事,心之所虑,何向不济……”这简直是在震慑天下了。
曹操说,我不放弃兵权,是因为首先考虑子孙及身家性命,而这又与国家安危相联,又说“江湖未静,不可让位……”已成霸主的曹操期望一个什么样的结局?——像周文王那样。周文王那可是圣人圣王。文王姬昌纵横捭阖开疆拓土,为周朝奠基,却不代商。是儿子武王追封其为周文王。曹操的意思是明白的:称帝之事让子孙去做吧。对汉室来说这难道不算“不逊之志”?曹操对来自献帝周围哪怕十分微弱的反叛,都予以血腥镇压,不但董承、吉本、魏讽等被斩杀无遗,连皇后、皇子、贵妃亦照杀不误。
圣人圣王
《述志令》面上主旨是陈述“忠”,深层动机是向天下向这个血腥江湖表明自己的巨大存在,但曹操不能无视皇权道德紧箍咒。他的态度是明确的:我本人至死不称帝,就对得起汉室,对得起天下,对得起历史了。曹操有俯视皇位的胸襟,皇位并非最高追求,“圣人圣王”才是他的理想。
曹操的圣人圣王情结不仅流露在《述志令》中。他死前一年,孙权来信自贬为臣,劝曹操称帝,曹操营垒内也有大股势力盼他赶快称帝。他把孙权之信向部下公开,说:“是儿欲踞吾著炉火上邪!”(《三国志·武帝纪》注引《魏略》)身边的人却不屈不挠,已经说成不称帝天理难容了。曹操这样打消他们的念头:
“若天命在吾,吾为周文王矣。”
曹操常以周文王、周公为人生榜样,他们一个是圣人圣王,一个是有“元圣”之称的贤臣。曹操的自我期许是清楚的:有生之年做汉室“周公”,身后则期望成为“周文王”。在这一选择中,现实妥协、道德自律、自身期许都包含其中了。曹操一直斗志昂扬,企图一战定乾坤,无奈赤壁之战后已无此可能。谁打仗最厉害,谁就能赢得统一和平,谁就是潜在的开国之君。曹操能看透,孙、刘等不会看不透。除了孔融、荀彧这类憨直士人能真正心存汉室,试想枭雄们是以何种眼光、何种心情打量江山天下?枭雄们之所以皆惦记那个名存实亡的汉室,原因在于不论皇冠以何种方式降临,总是来自汉室。刘备既有帝室之胄这一金字招牌,似乎怎么折腾都不会被当作乱臣贼子,但令他激动不已奋斗不息、脸皮一厚再厚的根本动力,还是自己做皇帝这一美好前景。孙权无牌可打,就盼着有人率先称帝,他好搭顺风船。风口浪尖上的那个枭雄正是曹操。
曹操的“圣人追求”实在是玄之又玄。在皇权道德的天罗地网里,曹操注定成为一个大怪胎。
历史基本按照曹操的设想推进了。曹操死后,汉室与曹魏之间通过上演一场煞有介事、高尚到似乎不感天动地就誓不罢休的禅让剧完成易代,曹丕登上帝座。像周武王追封其父为周文王一样,曹丕追封曹操为魏武帝。孙权、刘备相继“问心无愧”地称帝。据记载,曹丕在劝进的汹涌浪潮面前,面对帝位仍然诚惶诚恐,他靠一而再、再而三的辞让表演来掩饰道德恐慌。曹操父子羞羞答答弄了个帝位,却既无尧、舜禅让的高尚,更无汤武革命的光荣。
曹丕主导的禅让或许难免虚伪,但多少有些协商意味。不杀人、不杀前朝皇帝,这是不小的功德,以代价较小的禅让完成易代。可是皇权道德最痛恨最恐惧的,正是曹氏父子这种羞羞答答的“禅让”。“只要提起曹操,皇帝们就会感到自己的皇冠有滚落下地的危险”(翦伯赞语)。
被重构的奸臣
宋朝之前,对曹操的褒贬,基本尊重历史事实。《三国志》作者陈寿给出的“可谓非常之人,超世之杰”这一评价,得到广泛认可。唐人称曹操为曹公,评价极高。至南宋,偏安局面令统治者气虚胆怯,无力打量天下,便视蜀汉为正统,视曹魏为篡逆。帝王们越是感觉到自己苟延残喘的状态,曹操便越是一个噩梦。到明、清,皇权体制愈来愈僵硬,道德路径愈来愈狭窄,随着《三国演义》及三国戏的流行,一个彻头彻尾的小丑般的曹操便代替了真实的曹操。
与其说《三国演义》反映了三国时代生活本质,不如说呈现的是作为皇权末世的社会本质。它曾是说书人的底本,骂曹操就是政治方面正确。明、清特别是清代,普遍的奴才已造成。奴才即使什么也没有,却有忠,这是足以傲视奸臣曹操的本钱。越是奴才,越需要某种道德优越感。
罗贯中欲表忠、孝、节、义为充塞天地之道德价值,刘备、曹操为其正负两极。不过,读《三国演义》,从曹操奸诈里常读出可爱,乃至读出忠厚,从刘备忠厚里却常读出虚伪。鲁迅看得分明:“欲显刘备之长厚而似伪,状诸葛之多智而近妖”(《中国小说史略》)。罗贯中在塑造刘备等“高大全”典型时,显出较强的外在操控性,在塑造奸诈的曹操时,有时则不知不觉进入自由创造境界。奸诈的曹操成了面具相对较少的人。谁能说明白刘备、孙权等人的真面目?罗贯中可能自己都意识不到,他其实是喜欢曹操的。
清统治者对各类小说大都是取排斥乃至禁绝的态度,唯对《三国演义》例外。不仅如此,清统治者还命大臣将小说改编成长达一百二十出名为《鼎峙春秋》的连台本戏。戏中“尊刘贬曹”成为绝对理念,曹操成了与历史事实甚少关联的漫画式固定丑角。以少数民族入主中原的清朝统治者,对“篡逆”格外神经过敏,既怕天下视自己为篡逆,又要防范针对自己的潜在“篡逆”势力,特别需要忠孝、节义的气氛。
《述志令》表明,曹操不是圣人却有圣人追求。以当代眼光看,圣人追求或许不值得肯定,但却是曹操雄伟气象的来源之一。曹操以《述志令》向当世喊话,那时该有不少人能听懂。后来,听不懂了,无人听了。
(摘自《书屋》)
忠臣与篡逆
大人物往往有大困局,曹操的第一个深刻困局是出身。曹的父亲曹嵩是大宦官曹腾养子。宦官比外戚道德基础更为薄弱,“赘阉遗丑”(见陈琳《为袁绍檄豫州文》),政敌顺手就可给他一击。因此,曹操被推举为孝廉之后,接着不论任洛阳北部尉、任议郎,还是任济南相,皆采取不避险恶与宦官势力对抗态度。“挟天子”是曹操主动进入的另一个更大的困局:对天下,他是口含天宪的第一汉臣;对汉室,他是具有最大可能性的篡位者。
面对这一切,曹操的确需要这篇《述志令》。《述志令》系露布天下公告,却堪称千古奇文。有人视为通篇谎言,有人视为完全真话,这都有违其真实意图。《述志令》上半部分,曹操自述大半生心事与遭际,类似一低调自传。曹操最想说的话却是这个:
设使国家无有孤,不知当几人称帝,几人称王!
这话榔头一样敲下来,由低调一下子转为高音。
建安元年(196年),在腥风血雨中壮大起来的曹操接受毛玠建议,成功迎献帝至许县,立许为都,开始“挟天子而令诸侯”。
曹操在军事上、生活上犯了不少严重错误,屡次差点丧命,但在事关皇位问题上却向来谨慎。曹操羽翼渐丰后,成为各种势力拉拢对象。中平五年(188年),王芬等谋废立之事,约结曹操,曹操严正拒绝。第二年,董卓擅立献帝,任曹操为骁骑校尉,曹操隐名埋姓逃跑。第三年,袁绍谋废立之事,拉拢曹操,曹操也是严正拒绝。这类事,参与一次就可能彻底失去未来。现在曹操眼里,董卓之流是无未来之人。
《述志令》下半部完全以“忠”为陈述主题。曹操历数自己心目中的榜样:齐桓公、晋文公、周文王、乐毅、蒙恬。曹操以前三者皆“兵势广大”却忠事其主来自况,以后两者表明自己累世忠良。众所周知,齐桓公、晋文公后来称霸了,周文王不代商,其子武王却代商了。历史上更多的是名将重臣死于功高震主。比如蒙恬,曹操曾赞赏蒙恬,后面又对蒙恬有此评价:“意之所图,动无违事,心之所虑,何向不济……”这简直是在震慑天下了。
曹操说,我不放弃兵权,是因为首先考虑子孙及身家性命,而这又与国家安危相联,又说“江湖未静,不可让位……”已成霸主的曹操期望一个什么样的结局?——像周文王那样。周文王那可是圣人圣王。文王姬昌纵横捭阖开疆拓土,为周朝奠基,却不代商。是儿子武王追封其为周文王。曹操的意思是明白的:称帝之事让子孙去做吧。对汉室来说这难道不算“不逊之志”?曹操对来自献帝周围哪怕十分微弱的反叛,都予以血腥镇压,不但董承、吉本、魏讽等被斩杀无遗,连皇后、皇子、贵妃亦照杀不误。
圣人圣王
《述志令》面上主旨是陈述“忠”,深层动机是向天下向这个血腥江湖表明自己的巨大存在,但曹操不能无视皇权道德紧箍咒。他的态度是明确的:我本人至死不称帝,就对得起汉室,对得起天下,对得起历史了。曹操有俯视皇位的胸襟,皇位并非最高追求,“圣人圣王”才是他的理想。
曹操的圣人圣王情结不仅流露在《述志令》中。他死前一年,孙权来信自贬为臣,劝曹操称帝,曹操营垒内也有大股势力盼他赶快称帝。他把孙权之信向部下公开,说:“是儿欲踞吾著炉火上邪!”(《三国志·武帝纪》注引《魏略》)身边的人却不屈不挠,已经说成不称帝天理难容了。曹操这样打消他们的念头:
“若天命在吾,吾为周文王矣。”
曹操常以周文王、周公为人生榜样,他们一个是圣人圣王,一个是有“元圣”之称的贤臣。曹操的自我期许是清楚的:有生之年做汉室“周公”,身后则期望成为“周文王”。在这一选择中,现实妥协、道德自律、自身期许都包含其中了。曹操一直斗志昂扬,企图一战定乾坤,无奈赤壁之战后已无此可能。谁打仗最厉害,谁就能赢得统一和平,谁就是潜在的开国之君。曹操能看透,孙、刘等不会看不透。除了孔融、荀彧这类憨直士人能真正心存汉室,试想枭雄们是以何种眼光、何种心情打量江山天下?枭雄们之所以皆惦记那个名存实亡的汉室,原因在于不论皇冠以何种方式降临,总是来自汉室。刘备既有帝室之胄这一金字招牌,似乎怎么折腾都不会被当作乱臣贼子,但令他激动不已奋斗不息、脸皮一厚再厚的根本动力,还是自己做皇帝这一美好前景。孙权无牌可打,就盼着有人率先称帝,他好搭顺风船。风口浪尖上的那个枭雄正是曹操。
曹操的“圣人追求”实在是玄之又玄。在皇权道德的天罗地网里,曹操注定成为一个大怪胎。
历史基本按照曹操的设想推进了。曹操死后,汉室与曹魏之间通过上演一场煞有介事、高尚到似乎不感天动地就誓不罢休的禅让剧完成易代,曹丕登上帝座。像周武王追封其父为周文王一样,曹丕追封曹操为魏武帝。孙权、刘备相继“问心无愧”地称帝。据记载,曹丕在劝进的汹涌浪潮面前,面对帝位仍然诚惶诚恐,他靠一而再、再而三的辞让表演来掩饰道德恐慌。曹操父子羞羞答答弄了个帝位,却既无尧、舜禅让的高尚,更无汤武革命的光荣。
曹丕主导的禅让或许难免虚伪,但多少有些协商意味。不杀人、不杀前朝皇帝,这是不小的功德,以代价较小的禅让完成易代。可是皇权道德最痛恨最恐惧的,正是曹氏父子这种羞羞答答的“禅让”。“只要提起曹操,皇帝们就会感到自己的皇冠有滚落下地的危险”(翦伯赞语)。
被重构的奸臣
宋朝之前,对曹操的褒贬,基本尊重历史事实。《三国志》作者陈寿给出的“可谓非常之人,超世之杰”这一评价,得到广泛认可。唐人称曹操为曹公,评价极高。至南宋,偏安局面令统治者气虚胆怯,无力打量天下,便视蜀汉为正统,视曹魏为篡逆。帝王们越是感觉到自己苟延残喘的状态,曹操便越是一个噩梦。到明、清,皇权体制愈来愈僵硬,道德路径愈来愈狭窄,随着《三国演义》及三国戏的流行,一个彻头彻尾的小丑般的曹操便代替了真实的曹操。
与其说《三国演义》反映了三国时代生活本质,不如说呈现的是作为皇权末世的社会本质。它曾是说书人的底本,骂曹操就是政治方面正确。明、清特别是清代,普遍的奴才已造成。奴才即使什么也没有,却有忠,这是足以傲视奸臣曹操的本钱。越是奴才,越需要某种道德优越感。
罗贯中欲表忠、孝、节、义为充塞天地之道德价值,刘备、曹操为其正负两极。不过,读《三国演义》,从曹操奸诈里常读出可爱,乃至读出忠厚,从刘备忠厚里却常读出虚伪。鲁迅看得分明:“欲显刘备之长厚而似伪,状诸葛之多智而近妖”(《中国小说史略》)。罗贯中在塑造刘备等“高大全”典型时,显出较强的外在操控性,在塑造奸诈的曹操时,有时则不知不觉进入自由创造境界。奸诈的曹操成了面具相对较少的人。谁能说明白刘备、孙权等人的真面目?罗贯中可能自己都意识不到,他其实是喜欢曹操的。
清统治者对各类小说大都是取排斥乃至禁绝的态度,唯对《三国演义》例外。不仅如此,清统治者还命大臣将小说改编成长达一百二十出名为《鼎峙春秋》的连台本戏。戏中“尊刘贬曹”成为绝对理念,曹操成了与历史事实甚少关联的漫画式固定丑角。以少数民族入主中原的清朝统治者,对“篡逆”格外神经过敏,既怕天下视自己为篡逆,又要防范针对自己的潜在“篡逆”势力,特别需要忠孝、节义的气氛。
《述志令》表明,曹操不是圣人却有圣人追求。以当代眼光看,圣人追求或许不值得肯定,但却是曹操雄伟气象的来源之一。曹操以《述志令》向当世喊话,那时该有不少人能听懂。后来,听不懂了,无人听了。
(摘自《书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