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方政府不应成为打造高新技术产业的主体
　　
　　如果不是遇人不淑，如果不是市场变化，如果不是终局阶段的戏剧性轉折，贵州微硬盘项目的故事可能会有多种可能；或许会成为“无锡尚德”的贵州版本，一段在西部大山里演绎的自主创新的传奇。然而事实不能假设，项目本身存在的内伤，也注定了它无法走得更远。
　　微硬盘项目失败，各地政府近年竞相用银行贷款、土地、税收、摊派国有企业投资等，不遗余力地吸引高新技术项目，以实现产业结构升级的运动式引资，风险已经非常充分地彰显出来。
　　地区竞争对促进中国经济发展、推进市场化进程以及投资环境改善等方面，都作出了积极的贡献。但是，在中国金融、法律等制度环境仍然不健全，政府在资源配置中仍然起着重要作用的情况下，地区竞争往往蜕变为地区间优惠政策的竞争。高新技术企业投资可以增加产值，改善地区产业结构；在中央提出自主创新、转变增长方式的背景下，还可以为地方政府官员赢得全社会的关注、获取政绩。为了争取这些项目特别是大项目的落地前景，各地政府不仅提供优惠政策，还直接为项目的前期筹备甚至经营过程提供大量资金支持。
　　在贵州微硬盘项目中，台湾人朱宝麒更是将地方政府的这种优惠用到了极致：地方政府调动了上市公司、地方国企、银行以及政府扶持资金等资源，承担了项目的全部资金投入。
　　在这起案例里，地方政府更像一个风险投资商，为一个美好的前景所诱惑而不惜承担风险，组织巨资投入。然而，政府毕竟不是投资商，它对市场行情、产业发展、风险控制的把握并不如市场中的企业；而政府领导人的行为偏好与地方政府之间的竞争，又容易使得地方政府对项目投资风险控制丧失应有的警惕性。
　　政府主导型投资对项目事前、事中以及事后风险控制的缺失，在贵州微硬盘项目上都得到了体现。事实上，在汇通微硬盘项目引进之时，贵州当地也曾有人建议，对该项目的技术、市场、发展前景等进行考察后再做决定；但或许是以上原因，或许因政府的决策程序，使得风险投资中这道基本程序并没有被采纳。
　　在项目投产之后，出于对项目前景的向往，使得地方政府及其主导下的投资方在企业控制权中往往自愿或不自愿地处于下风。比如微硬盘的技术、企业管理以及采购和销售，几乎全部控制在项目团队的私人公司手中。这种安排使得即使贵州方面承担了所有投资风险，仍无法真正知晓技术以及市场行情的变化，从而对项目投资风险进行事中控制，投资方争夺企业控制权的努力在政府的干预下输给了项目团队。
　　政府主导型投资还存在软预算约束问题。一旦大额资金投入就很难停下来，除非决策者变动，或者该项目已经到了即使注入政府资源也实在难以为继的地步。
　　不仅如此，地方政府资金来源的特殊性使得项目的风险不仅存在于项目本身，而且会扩散到整个地区，甚至影响到地区金融生态的健康发展。
　　政府注入项目的资金主要有三个来源：一是国有企业投入；二是财政或国有企业担保银行贷款；三是国家各部委以及地方各级政府扶持资金。除此之外，还有当地政府为项目建设提供的大片无偿或者低价土地，以及土地抵押相应而来的银行贷款。对国有企业的摊派式投入会影响企业本身的正常发展，财政或国有企业对银行贷款的担保则构成了地方政府和企业的隐性负债；一旦无力偿还，就会形成银行不良贷款，从而影响了政府以及当地其他企业的信誉和再融资能力。在贵州微硬盘项目中，多家商业银行累计发放的11.75亿元贷款就有8.7亿变成了不良贷款，这对贵州金融生态的健康发展无疑造成了巨大的损害。
　　贵州微硬盘项目发生在高新技术产业国际转移的大背景下。承接国际高新技术转移，不仅可以增加产值和就业、改善地区产业结构，还可以为地方政府官员赢得关注、获取政绩，本是一举多得的好事。但是，地方政府的深度参与和恶性竞争，却使其在承接产业转移的同时也承接了投资风险；项目规模越大，地方政府承担的风险就越大。
　　因此，一方面，需要地方政府把发展高新技术产业和产业结构调整的重心从单纯的项目引进真正转移到投资环境的营造和政策引导上来，根据本地区的经济发展、产业结构、人才结构、土地使用、交通状况等情况，制订符合地区比较优势的竞争策略和项目引进政策，并通过政策的引导，使企业成为高新技术项目引进以及参与地区竞争、全球竞争的主体；另一方面，还要建立健全重大项目引进的专家监督审核机制，严格监控地方引进项目中的大额信贷和担保行为，并建立事后责任追究制度，从事前和事后两个层面约束地方政府官员的短期行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