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零、引言
汉字是世界上沿用至今的最古老的自源文字之一。穿越了千年的时空距离，面对着瞬息万变的语音变化，汉字仍然显示着非凡的生命力，并且通过自我调节、自我梳理不断地系统化、范畴化。
我们知道，汉字的系统性表现在形、音、义上，就形与义的系统性而言，《说文解字》是最好的例子。许慎在编撰《说文解字》时，根据“以类相从”的原则，首创了按部首（指意义上更加概括，使用更加规范的义符）分类部居的方法，将9353个字分别归类排列于540个部首之下。段玉裁评价许慎的部首法说：“凡字必有所属之首，五百四十字可以统摄天下古今之字，此前未有之书，许君之所独创，若网在纲，如裘挈领，讨原以纳流；执要以说详，与《史籀篇》、《仓颉篇》杂乱无章之体不可以道理计。”（见《说文解字注》）《说文解字》以后，据形系联，按部首分类部居的方法在汉语辞书的编纂中被沿用下来，虽然在具体的立部、归部上不尽相同，但汉字能够根据字形按部分类排列却是事实，它反映出汉字体系与其它拼音文字体系的一个重要区别。所以，从表面看来，“以类相从”是许慎编撰《说文解字》时所遵循的原则，实际上它是汉字发展演进中的一个重要现象，也是汉字自身演进遵循的重要原则。只有字形本身具有“以类相从”的特点，许氏才有可能在编字典时“以类相从”。
基于汉字的这一特点，我们试图来解释一下汉字在长期演变中字形逐步趋于类化的可能性及其发生的动因。
一、汉字字形类化的可能性
所谓汉字类化是指在范畴化认知模式的指导下，按类改变原字的字形，或续加义符，或是通过增换义符分门别类地分化母字，从而使汉字在演进过程中能够从整体上遵循“以类相从”的原则，不断建立汉字的类联系，使汉字朝着系统化方向演进。
大致回顾汉字发展的历史，从最初“观物取象，形象写词”的图画文字到最终臻于成熟，汉字从一开始就走上一条“以形示义”的道路，这使得汉字在表意上具有了与拼音文字所不同的直接性，表现形式为“（形·义）·音”，它的字形与字音从宏观上来看是一种间接的联系。
汉字“以形示义”“表意直接”的特点，或者说汉字发展选择的这条道路，使汉字类化成为可能。这可以从人类认知心理角度来解释。客观世界的事物是杂乱无章的，而人类的认识却是有序的。人类最初的认识可能是具体的、个别的，但随着认识的扩展与深化及认识结构的形成，大脑就会采取分析、判断、归类的方法对客观事物进行分类、建类，这就是范畴化过程，并在此基础上形成概念。我们说，认识的范畴化必然体现在语言上，而汉字作为记录汉语的书写符号，这种范畴化也就必然会体现在字义中，又因为汉字字义与字形之间存在着直接性，这就使得意义的类化直接体现在汉字字形的类化上成为可能。正如程荣所说：“物以类聚，……具有直接表意性的汉字也能采用同类的分类法，据形系联，分类部居。”（见《汉字文化大观》P54）。也就是说，汉字外在形体的类化直接反映了汉字内在意义的系统化，乃至折射出人类认识事物时具有的“范畴化”这一普遍认知模式。
二、汉字类化的原因
汉字字形的直接表义性使汉字类化成为可能，而它的发生还是需要现实动因的。
首先，是一个内在深层的认知动因——人类的范畴化认知过程，即人类对客观世界的认识是从具象到抽象、从个别到整体、从零散到系统的不断建类、归类、调整的有序过程。汉字就是在认知动力的潜在推动下不断类化，由零散走向系统。事实上，从“六书”中作为独体的象形字到“以类附声”的会意形声字，正反映了汉字这一类化过程。又从甲骨文的“字无定形”到小篆“旁有定类”的发展，可以看到汉字发展演变遵循着“以类相从”的原则。故以小篆字体为准的《说文解字》才有可能创制出按部首分类部居的方法。
我们来举一些具体的例子。“凤”字的形体由一个勾画得十分生动的象形字调整为从“鸟”的形声字，这正是体现了对“凤”所指称的事物在大脑中重新归类的过程，即将其归为鸟类。鸟是人类认知的基本范畴，根据认知心理学的基本范畴理论，大脑是从中间层面开始认识事物的，在此层面上，人们的分类与客观的自然分类最接近，感知、区分、记忆事物最容易。比如，区别鱼与鸟比区别不同种类的鸟更容易。在此基本层面上所感知的范畴就是基本范畴。如猫、狗、鸟、鱼，它们都具有完整的感知外形区别特征，同时，据认知心理学的最新研究表明，范畴化过程是一个模糊的认知过程，所有的范畴都是模糊范畴，将“凤”归入“鸟”的基本范畴中，说明人们感知到了“凤”与典型的鸟类成员间具有的家族相似性，这并不是说“凤”具有所有鸟类成员共有的特征，事实上，没有哪组特征是范畴成员所共有的。“凤”是人们想象中的一种神物，长着美丽的羽毛——如孔雀（“雀”，从“隹”，小鸟也。），翱翔于天空——鸟的重要特征，故将其字形调整为从“鸟”。同一范畴的成员不是由共同特征决定的，而是由“相似原则”决定的，即相似的物体（形状、功能）常常被感知为同类物体，哪怕它只与某些成员在很少的方面相似，不过只是作为这一范畴的边缘成员出现，这是，它也许已经成为另一范畴的边缘成员了，这就是范畴化过程的模糊性。汉字“鸡”字形的变化就能很好地说明范畴化的这一模糊性。“鸡”字在甲骨文早期也是一个整体的象形字，象一只高冠张口的雄鸡，到了甲骨文中期就加了“奚”字旁，表示读音（有人认为兼表义），以后“鸡”形又类变为“隹”字形，“鸡”字便成了从“隹”，“奚”声的形声字（后代“雞”也写作“鷄”）。从“鸡”字字形的变化可以看到，古人将鸡归入鸟类，但是鸡不会飞（飞是鸟类的重要特征），至少不会在天空中自由飞翔，所以它不是典型的鸟类成员，但从外形上看，它有翅膀、有羽毛、会下蛋、有喙，与鸟的原型有诸多相似性，只不过是作为边缘成员而存在，也就是说，人们对它属于鸟范畴的认同率较低罢了，故将其改为从“隹”。
可见，用范畴化的相似原则和模糊性理论可以很好地解释汉字的字形类化现象，它作为内在的认知动力有力地推动了汉字的系统化发展。
其次，适应语言发展要求是其外在动因。人类对客观事物认识的不断扩展和深化，导致了词义迅速引申、词汇不断丰富与汉字新造速度相对缓慢之间的矛盾，于是出现了字的一体多用现象，尤其是文字的假借，打破了字（字形）词（词义）之间的直接联系。为了分散多义字职务，解决一字多职的矛盾，便采用给母字加类符或换类符的方式使之类化成为新字。这种加旁换旁式的类化其实就是一种最常见的汉字分化方法。这种方法对提高汉字造字能力，强化汉字的表意性以及帮助建立汉字类联系有非常大的意义。所以，它一经运用便成为一种很重要的造字法。可见，语言的发展，词义的引申和文字的假借也是推动汉字字形类化的重要原因。
以上内外因互相作用，共同推动汉字向系统化发展。
三、结语
汉字的类化使许多字在形、音、义方面形成了各种各样的有机联系。尤其是伴随着类化的汉字分化，它不仅尽量利用原有字形，使分化字与母字之间保持着密切的联系，还通过加义符，使原先在母字字形上并无联系的分化字相从于同一义符之下，形成了有机联系，这对汉字的更加系统化起到积极的作用。
同时，汉字的类化还对引导汉字未来发展趋向具有方法论上的意义。汉字的系统性表现在形、音、义的方方面面，进一步挖掘梳理汉字的系统性对对外汉字教学具有重大的实践意义。因为汉字的这一庞大而成系统、有规律的家族特色对留学生按照大脑本身具有的范畴化认知机制，分类地、成系统地学习汉字提供了客观的可能性与可操作性，所以我们应该充分利用汉字这一优势来协助教学，这将大大降低汉字学习的难度。当然，如何能使这种汉字系统化理论在教学实践中开花结果，还需要理论的进一步完善和在教学中的反复实践，但无疑，它必定是解决对外汉字教学“三难问题”的一个极具潜质的方法，值得我们深入研究。
（周秀红，华中师范大学文学院）
汉字是世界上沿用至今的最古老的自源文字之一。穿越了千年的时空距离，面对着瞬息万变的语音变化，汉字仍然显示着非凡的生命力，并且通过自我调节、自我梳理不断地系统化、范畴化。
我们知道，汉字的系统性表现在形、音、义上，就形与义的系统性而言，《说文解字》是最好的例子。许慎在编撰《说文解字》时，根据“以类相从”的原则，首创了按部首（指意义上更加概括，使用更加规范的义符）分类部居的方法，将9353个字分别归类排列于540个部首之下。段玉裁评价许慎的部首法说：“凡字必有所属之首，五百四十字可以统摄天下古今之字，此前未有之书，许君之所独创，若网在纲，如裘挈领，讨原以纳流；执要以说详，与《史籀篇》、《仓颉篇》杂乱无章之体不可以道理计。”（见《说文解字注》）《说文解字》以后，据形系联，按部首分类部居的方法在汉语辞书的编纂中被沿用下来，虽然在具体的立部、归部上不尽相同，但汉字能够根据字形按部分类排列却是事实，它反映出汉字体系与其它拼音文字体系的一个重要区别。所以，从表面看来，“以类相从”是许慎编撰《说文解字》时所遵循的原则，实际上它是汉字发展演进中的一个重要现象，也是汉字自身演进遵循的重要原则。只有字形本身具有“以类相从”的特点，许氏才有可能在编字典时“以类相从”。
基于汉字的这一特点，我们试图来解释一下汉字在长期演变中字形逐步趋于类化的可能性及其发生的动因。
一、汉字字形类化的可能性
所谓汉字类化是指在范畴化认知模式的指导下，按类改变原字的字形，或续加义符，或是通过增换义符分门别类地分化母字，从而使汉字在演进过程中能够从整体上遵循“以类相从”的原则，不断建立汉字的类联系，使汉字朝着系统化方向演进。
大致回顾汉字发展的历史，从最初“观物取象，形象写词”的图画文字到最终臻于成熟，汉字从一开始就走上一条“以形示义”的道路，这使得汉字在表意上具有了与拼音文字所不同的直接性，表现形式为“（形·义）·音”，它的字形与字音从宏观上来看是一种间接的联系。
汉字“以形示义”“表意直接”的特点，或者说汉字发展选择的这条道路，使汉字类化成为可能。这可以从人类认知心理角度来解释。客观世界的事物是杂乱无章的，而人类的认识却是有序的。人类最初的认识可能是具体的、个别的，但随着认识的扩展与深化及认识结构的形成，大脑就会采取分析、判断、归类的方法对客观事物进行分类、建类，这就是范畴化过程，并在此基础上形成概念。我们说，认识的范畴化必然体现在语言上，而汉字作为记录汉语的书写符号，这种范畴化也就必然会体现在字义中，又因为汉字字义与字形之间存在着直接性，这就使得意义的类化直接体现在汉字字形的类化上成为可能。正如程荣所说：“物以类聚，……具有直接表意性的汉字也能采用同类的分类法，据形系联，分类部居。”（见《汉字文化大观》P54）。也就是说，汉字外在形体的类化直接反映了汉字内在意义的系统化，乃至折射出人类认识事物时具有的“范畴化”这一普遍认知模式。
二、汉字类化的原因
汉字字形的直接表义性使汉字类化成为可能，而它的发生还是需要现实动因的。
首先，是一个内在深层的认知动因——人类的范畴化认知过程，即人类对客观世界的认识是从具象到抽象、从个别到整体、从零散到系统的不断建类、归类、调整的有序过程。汉字就是在认知动力的潜在推动下不断类化，由零散走向系统。事实上，从“六书”中作为独体的象形字到“以类附声”的会意形声字，正反映了汉字这一类化过程。又从甲骨文的“字无定形”到小篆“旁有定类”的发展，可以看到汉字发展演变遵循着“以类相从”的原则。故以小篆字体为准的《说文解字》才有可能创制出按部首分类部居的方法。
我们来举一些具体的例子。“凤”字的形体由一个勾画得十分生动的象形字调整为从“鸟”的形声字，这正是体现了对“凤”所指称的事物在大脑中重新归类的过程，即将其归为鸟类。鸟是人类认知的基本范畴，根据认知心理学的基本范畴理论，大脑是从中间层面开始认识事物的，在此层面上，人们的分类与客观的自然分类最接近，感知、区分、记忆事物最容易。比如，区别鱼与鸟比区别不同种类的鸟更容易。在此基本层面上所感知的范畴就是基本范畴。如猫、狗、鸟、鱼，它们都具有完整的感知外形区别特征，同时，据认知心理学的最新研究表明，范畴化过程是一个模糊的认知过程，所有的范畴都是模糊范畴，将“凤”归入“鸟”的基本范畴中，说明人们感知到了“凤”与典型的鸟类成员间具有的家族相似性，这并不是说“凤”具有所有鸟类成员共有的特征，事实上，没有哪组特征是范畴成员所共有的。“凤”是人们想象中的一种神物，长着美丽的羽毛——如孔雀（“雀”，从“隹”，小鸟也。），翱翔于天空——鸟的重要特征，故将其字形调整为从“鸟”。同一范畴的成员不是由共同特征决定的，而是由“相似原则”决定的，即相似的物体（形状、功能）常常被感知为同类物体，哪怕它只与某些成员在很少的方面相似，不过只是作为这一范畴的边缘成员出现，这是，它也许已经成为另一范畴的边缘成员了，这就是范畴化过程的模糊性。汉字“鸡”字形的变化就能很好地说明范畴化的这一模糊性。“鸡”字在甲骨文早期也是一个整体的象形字，象一只高冠张口的雄鸡，到了甲骨文中期就加了“奚”字旁，表示读音（有人认为兼表义），以后“鸡”形又类变为“隹”字形，“鸡”字便成了从“隹”，“奚”声的形声字（后代“雞”也写作“鷄”）。从“鸡”字字形的变化可以看到，古人将鸡归入鸟类，但是鸡不会飞（飞是鸟类的重要特征），至少不会在天空中自由飞翔，所以它不是典型的鸟类成员，但从外形上看，它有翅膀、有羽毛、会下蛋、有喙，与鸟的原型有诸多相似性，只不过是作为边缘成员而存在，也就是说，人们对它属于鸟范畴的认同率较低罢了，故将其改为从“隹”。
可见，用范畴化的相似原则和模糊性理论可以很好地解释汉字的字形类化现象，它作为内在的认知动力有力地推动了汉字的系统化发展。
其次，适应语言发展要求是其外在动因。人类对客观事物认识的不断扩展和深化，导致了词义迅速引申、词汇不断丰富与汉字新造速度相对缓慢之间的矛盾，于是出现了字的一体多用现象，尤其是文字的假借，打破了字（字形）词（词义）之间的直接联系。为了分散多义字职务，解决一字多职的矛盾，便采用给母字加类符或换类符的方式使之类化成为新字。这种加旁换旁式的类化其实就是一种最常见的汉字分化方法。这种方法对提高汉字造字能力，强化汉字的表意性以及帮助建立汉字类联系有非常大的意义。所以，它一经运用便成为一种很重要的造字法。可见，语言的发展，词义的引申和文字的假借也是推动汉字字形类化的重要原因。
以上内外因互相作用，共同推动汉字向系统化发展。
三、结语
汉字的类化使许多字在形、音、义方面形成了各种各样的有机联系。尤其是伴随着类化的汉字分化，它不仅尽量利用原有字形，使分化字与母字之间保持着密切的联系，还通过加义符，使原先在母字字形上并无联系的分化字相从于同一义符之下，形成了有机联系，这对汉字的更加系统化起到积极的作用。
同时，汉字的类化还对引导汉字未来发展趋向具有方法论上的意义。汉字的系统性表现在形、音、义的方方面面，进一步挖掘梳理汉字的系统性对对外汉字教学具有重大的实践意义。因为汉字的这一庞大而成系统、有规律的家族特色对留学生按照大脑本身具有的范畴化认知机制，分类地、成系统地学习汉字提供了客观的可能性与可操作性，所以我们应该充分利用汉字这一优势来协助教学，这将大大降低汉字学习的难度。当然，如何能使这种汉字系统化理论在教学实践中开花结果，还需要理论的进一步完善和在教学中的反复实践，但无疑，它必定是解决对外汉字教学“三难问题”的一个极具潜质的方法，值得我们深入研究。
（周秀红，华中师范大学文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