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八届四中全会部署全面推进依法治国以来，“法治”成为与“改革”同样的高频关键词，可以预见，法治也将成为今年全国两会的热议题。
　　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全面深化改革、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全面从严治党“四个全面”的战略布局中，如何理解依法治国的战略考量，深化依法治国的战略举措，《财经国家周刊》记者采访了多位地方省部级要员。
　　现代化的重要标志是法治化
　　《财经国家周刊》：从党的十五大确定依法治国基本方略，到十八届四中全会部署全面推进依法治国，法治对中国意味着什么？
　　张卫国（江苏省人大常委会常务副主任）：第一，依法治国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重要保证。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目标，涵盖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生态文明各个领域，包含了法治国家、法治政府、法治社会建设的要求。
　　第二，依法治国是全面深化改革、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内在要求。判断一个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是否现代化，一个重要标志就是法治化。我国改革已进入攻坚期和深水区，必然要触动各方面的利益，可谓牵一发动全身，亟须从体制机制上寻求解决的办法，越来越需要从制度上进行顶层设计和统筹推进。法治既是治国理政的基本方式，也是调节社会利益关系的重要手段，还是凝聚改革共识、推动改革深化的有效途径。
　　第三，依法治国是维护经济社会秩序、维护国家长治久安的根本保障。改革开放以来，经济体制、社会结构都发生深刻变化，利益诉求日益多元，给社会治理带来了新挑战。特别是互联网的快速发展，深刻影响人们的生存和生活方式，同时也给国家治理和社会管理带来了许多新情况新问题。有效解决这些问题，法治是最佳的手段，也是必然的选择。在这种条件下，除了依法治国没有其他的路子可走。
　　破除观念、机制与人才障碍
　　《财经国家周刊》：当前全面推进依法治国，有什么主要挑战？
　　李群（山东省委常委、青岛市委书记）：一是思想观念障碍。由于受历史传统等因素影响，目前社会总体上存在法治精神缺失、法治观念淡薄的问题。有的人通过“关系网”、“人情网”，或者通过“网上舆论”来干扰办案。同时，社会上不少人对法律还不信任，更谈不上信仰，有的人信“访”不信“法”，有的人信“官”不信“法”，有的人信“关系”不信“法”，法治精神、法治观念尚未深入人心。
　　二是体制机制障碍。由于一些方面的体制机制不完善，影响了法治建设的推进。应进一步发挥地方立法的作用，把党的政策和意志体现到人大立法中;由于政府部门职能分散，在一些立法中会有全局性不够的局限，有的立法质量不高或相互冲突，这些都需要统筹协调。
　　三是人才队伍障碍。法治建设中，“得人”与“得法”同样重要。目前司法队伍建设水平离依法治国的要求还有一定差距。在这方面，除作风问题、腐败问题外，司法人员的职业素质也应高度关注。司法人员要具备良好的法律素养、丰富的实践经验。但从基层情况看，由于人员流转慢、发展空间有限、人才流失等原因，不同程度地存在着“本领恐慌”、“青黄不接”等问题，有的是“半路出家”，没有经过严格岗位培训，法律素养不高，业务能力不强。同时，一线司法人员人手紧、任务重，工作压力比较大，造成有的法官不愿在一线判案、有的检察官不愿在一线查案的现象。
　　善法而非恶法
　　《财经国家周刊》：我国已经形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未来在立法方面还有什么要进一步推进的？
　　吴存荣（安徽省委常委、合肥市委书记）：从全国人大到较大的市都有立法权，包括合肥也有，需要在顶层设计的概念下形成一个严密的框架体系。新技术发展对法律也有冲击，比如互联网、新技术诈骗问题，一些法律对新的形势发展没有跟上。
　　当然，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立法问题不能太追求完美。立法的立足点和出发点，只能是涉及大多数人的利益，即搞即用，尽快出台。
　　孟苏铁（云南省委常委、政法委书记）：我们国家有些法律的操作性还不强。比如食品安全法、环境保护法。我们的法律法规也存在不够具体、执行成本高的问题。
　　第二方面，法律体系已建成，但各种新情况问题不断，还存在盲点和盲区，需要及时立法，给执法部门提供遵循。比如网上乱象多，亟待法律规范。
　　孙永波（黑龙江省副省长、省公安厅厅长）： 尽管现在已经建立了比较完备的法律体系，但仍不完善，有的太原则，不具体，有的不鲜明，立法的质量和可操作性还有待提升。有些单位还在强调自己的利益，搞本位主义，结果制定出来的法律没法操作。我们在法律的设计和制定上要思考怎样定义“善法”，而不是“恶法”，是一个“清楚明白的法”而不是一个“和稀泥的法”，是一个“刚性的法”而不是一个“软弱的法”，在这方面还应更好地研究和设计。
　　张卫国（江苏省人大常委会常务副主任）：现行法律体系还有待加强，主要表现为：一是一些重要法律亟须出台，国家政治、经济、社会领域的重点立法还有空白。二是一些法律法规可执行性不强，难以有效地解决实际问题;一些法律法规授权性和原则性条款较多，操作性不强。三是部门利益和地方保护主义倾向依然存在。目前法律法规草案多数由部门负责起草，使得一些法律法规中隐藏着公共权力部门化、部门权力利益化的倾向。四是多数地级市层面的法治需求难以满足。当前，随着城市化加快发展，许多地级市规模不断扩大，城市管理、社会治理等任务日益繁重，对法治的需求日趋强烈。而我国多数地级市没有地方立法权，难以有效通过法治手段，对一些地方性事务加以规范和管理。
　　依法独立行使司法权
　　《财经国家周刊》：司法改革方面，你有何意见和建议？
　　齐奇（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院长）：司法改革一个重要方面是支持法、检依法独立行使权力。这是有法理基础的，司法权是中央事权，重要法律由全国人大制定。地方法院、检察院执行全国人大制定的法律，在地方代表国家，不是代表地方个别领导人的意志。 　　从法院内部来讲，还有一个内部的去行政化问题。地方化干扰排除后，法院内部行政化如果很强，就会变成了院长说了算、上级法院说了算、领导说了算。司法规律则要求审理者裁判、裁判者负责。
　　在司法改革实践中，有人担心如果法官独立，会不会乱套？只要是成熟、发达的法治社会，就不会乱套。首先，我们不是英美法系，是大陆法系，成文法，法官不会创造判例。法官执行国家的法律，由此应该有坦然的心态。第二，法官是受到严格程序制约的。如果有偏差，还有二审、申诉环节，还有检察院的监督。要有足够的耐心，不断提高法官的素质。还要创造一些条件，有利法官独立判案。
　　崔亚东（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院长）：要不断完善主审法官、合议庭办案机制，主审法官、合议庭对案件依法独立裁判。也就是，第一，审者判、判者审。其次，责任制，要担负审判的责任。要建立科学的考核机制、监督机制。第三，改革审委会。重新界定职能、规范讨论案件的范围，更多是研究法律统一适用。第四，注重既要加强审判权，同时也要完善审判管理权、监督权的制约关系。
　　还有司法公开。公开是最好的监督。庭审全程留痕、审判公开、庭审直播、文书上网。
　　钱锋（重庆市高级人民法院院长）：从改革的心态来说，司法界对改革的方向都很认同，但也有人忐忑，有些不适应。比如院长、庭长、副庭长过去舒舒服服，现在要办案了，外部的监督很多，我们现在要做的是内部分权监督，审判权运行机制的改革，一旦自己内部程序、流程做好了，监督效果也好。

　　徐明（黑龙江省人民检察院检察长）：要善于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来加强司法工作和政法工作。这里所谓的法治思维和方式，从我具体工作的角度看，就是要尊重司法，支持司法机关独立公正地行使司法权。司法工作要接受社会各界的监督。
　　第二，坚持党对政法工作领导，要通过推进和深化司法体制改革来加强领导，就是说从体制机制上解决司法公正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