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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出版业的迅猛发展，出版市场竞争愈加激烈，为了占领市场，不少出版社尽可能简化出书流程，压缩出书时间，在这种情况下要保证图书质量非常困难。既要抢时间、占市场更要保质量，在新的出版形势的挑战下。文科教材类书稿的编辑出版尤应注意严把思想倾向关、教学适用、关、版权关和知识观。
一、严把思想倾向关
文科教材中有些思想倾向问题可能并不是明显的几句话就能看出，它往往潜藏在字里行间。作为编辑，一定要有较高的政治素养和敏感度，慎重把握并处理书稿中的思想倾向问题。
1 谨防以所谓个人化的判断作为教材编写的总思路
文学史教材中这样的情况较多，如一本关于现代文学的书稿，全书以“文学是人学”为基本的文学观，最重要的是主编以一种偏执的判断一与政治相关的文学必然不是好文学来评价现代文学中的作品。书稿把左翼文学思潮完全割裂、对立于“五四文学思潮”，称“左翼文学是以人的阶级性、革命性取代人性，对峙人情，否定人的个性的自由发展，左翼文学一时甚至后来也没有提供真正有文学价值的作品”。而实际上，左翼文学中，如柔石的《二月》、《为奴隶的母亲》是非常重视人性而很有价值的作品。书稿中的十七年文学思潮则被写成“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文学，认为文艺与政治一沾边就完蛋。而实际上文艺虽有其相对独立的特质，但也不可能完全脱离政治。作为教材的文学史应以唯物史观为指导来把握基本线索，这样才能让学生对文学史有基本的、较为客观的了解。而以人的发现、现代性、人本主义等作为史观可以写入研究专著，对文学史个人化的判断也可作为学术争鸣之用，放在教材里是不妥的。再如一本当代文学史书稿，其中一章讲“文化大革命”十年文学，书稿在评述这一时期的文学现象时，说“‘文化大革命”’是一种以革命的名义发动起来的群众暴力运动，广大青年学生首先被利用为阶级斗争的工具，他们在政治舞台上冲锋陷阵，成功扮演了打手的角色。由于他们是被‘关心国家大事’的宏大主题煽动起造反热情的，所以在心底里洋溢着高亢的英雄主义道德感和浪漫主义的诗意”。整章围绕着这一定性，随处可见夺权、党内派系斗争这样的判断，相应的文学也就成了政治斗争、内部夺权的反映。对“文化大革命”的定性，《中共中央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中已明确指出，而作为教材的编者以自己的判断，尤其是与中央文件严重不符的判断来建构文学史，是不符合历史事实的。作为文科教材编辑首先应敏感地发现这样的问题，避免这些个人化甚至错误的思想倾向贻害学生。
2 谨防为抬高一己之见而抨击国家的有关政策或他人的异己观点
如一本关于文章学研究的书稿，作者对文章学理论没有得到“官方认可”不满，于是书稿中多处论述“官方长期不给文章学立户口是严重错误的”，“语文新课改还没有做到礼贤下士，广揽博采，而依旧由少数儿个没有教过中小学语文的专家拍拍脑袋，定定调子。照抄照搬，闭门造车，这样发展下去，很可能重蹈‘大跃进’期间‘瞎指挥风’的覆辙”。“看过《三千年文祸》一书后，呼吁最高领导扶植文章学的请愿书始终不敢呈递”，这种对国家政策的不满流露在字里行间。还有些编者则通过选篇表达自己的不满情绪，这在大学语文之类的教材中较为常见，有的专门选一些涉及宗教敏感问题的篇目指涉国家的宗教政策，有的则有意选取那些反映社会不公的篇目以批评时政等。如一木大学语文中的选篇，其中有一段是这样写的：“中国农民从米不请求，是因为上帝听不见；经常笑逐颜开，是因为不用担心有人会罚他不当农民：不害怕死亡，是因为到地狱不过就是在水深火热中服苦役”。这类选篇看似是作家的作品实则也代表了编者的倾向，编辑在教材审读中要严加甄别。另外，现在不少教材的编者对他人的异见往往贬损有余，宽容不够。如一本阅读学的书稿中提到于丹，认为“于丹评《论语》不是歪批，而是胡吹。她摆出了‘凡一心之得皆为个性化阅读’的迷魂阵，使成千上万的粉丝、鱼丸们喝了她熬煮的‘心灵鸡汤’而着迷，实际是吸了精神鸦片而懵懂不自知。由此造成了一大批盲目跟风的低俗、低能的‘读书秕子’。这种读书秕子既不入文，又乱出文，养成‘多元无界’的阅读恶习”。还有一本语文教育学研究的书稿，对有人认为“语文教育即文学教育”的观点大加贬损，说“这种‘小语文观’比‘语文就是语言和文学’的褊狭语文观还要‘狭’，还要‘小’，其语文观的片面性、教学观的自发性，其偏激情绪、偏激举措，简直达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中国语文教育如果接受了这种褊狭语文观，就会重人歧途，再遭祸殃!”作为教材的编者，如果自身不能站在一个相对客观的立场上，编出的教材同样缺乏说服力，而且可能显得更加褊狭。
3 谨防唯西方理论为上
近年来不少教育学书稿，但凡提到中国的教育理论都是鄙夷的、陈旧的、否定的，一提到西方的教育学理论就全是仰慕的、先进的、权威的，大篇幅地介绍西方的教育理念，对中国的则一笔带过或者拿来作为批判的靶子。文学理论方面的书稿，也存在这样的问题，以西方文论为楷模、为样本，让学生误以为中国传统的文论不值一提。近年来，这种唯西方理论为上的倾向在文科教材中有蔓延趋势。如一本关于礼仪的书稿。书中反复说西方人怎样注重礼仪、崇尚礼仪，甚至武断地说“西方人完全没有中国式的家长作风”，等等。在教材里过多出现唯西方理论为上的说法，这样的导向会严重影响学生对理论的正确认识，同时也将传递给学生一种错误的方法论。并且这种一味的否定、片面的拔高，对于理论研究也是极其不妥的。
对上述的思想倾向问题，文科教材编辑首先要敏锐地觉察到，然后与作者沟通，慎重稳妥地解决，否则这些倾向将会对学生造成极其不利的影响。
二、严把“教学适用关”
作为文科教材编辑，应以教学适用性为立足点对书稿进行完善、优化工作，而不能简单地只做些文字和标点符号的修改。教学适用性是优化教材质量的关键。
1 看教材是否适合教学使用
比如，一本关于女性成长课堂的新形态教材，从目录看，章节之间没有任何逻辑顺序，完全是一本作者关于女性的散文随笔，想到哪写到哪。即便是创新，这样的教材拿到学校，怎么教怎么学都是问题，后经与作者沟通，把书稿的结构重新调整为从女性生命本体的内在研究来探讨女性生理和心理发展及情感行为方式，再从女人与男人、孩子、家庭等多元联系的社会关系方面进行外部关系探讨，调整后书稿逻辑清晰，便于教师和学生把握。另外，针对开发新形态教材，还须考虑是否提前做过课程调研、有没有学校开课等问题。一本创新教材不能只注意创新，教材最终是要使用的。有没有目标使用者，如何更适合教学使用都需要考虑。
2 看教材内容是否适合教学实际
如一本大学语文中的选篇，其中四篇为初中课本里的文章。如《劝学》、《黄生借书说》等，对于 这样的问题，编辑必须指出并要求编者替换。还有一本普通写作学教程第六版书稿，初版时间为1986年，然而经过多次修订，到2009年第六版，该书稿关于写作的案例基本还是七八十年代的，这样的教材拿到21世纪的课堂，学生能接受吗?教师又怎样在教学中体现该学科的与时俱进?因此，建议主编重新补充近几年的新内容替换陈旧过时的材料。再如一本中职语文教学参考书，其中教学参考资料中有关于作家作品的介绍，还有一篇写的是诗歌小说，但是近一半篇幅都在说燕赵文化精神，本来就是补充教学参考资料，再扯出燕赵精神，与教学完全无用。因此建议作者删去这些无关内容。
3 看教材的课时安排是否合理
近年来，文科教材有越出越厚的趋向，随便一本一学期用的本科教材动辄六七十万字，编写者没有任何课时概念，更不考虑本科教学的实际。致使出版的教材教师不选学生不用，因此，编辑有必要针对教学实际要求编者对书稿进行必要的删节，以符合教学的需要。
作为文科教材编辑应首先把握教材怎么好用、怎样满足特定的教学目的和符合特定的目标对象原则等，从书稿的内容及编排作总体的判断，然后在此基础上提出修改建议或与作者商议重新调整。书稿主观上的规范统一固然重要，但适用性才是真正衡量一本教材价值的标杆。
三、严把“版权关”
文科教材编辑出版，还应特别重视版权问题，维护出版社信誉。
1 使用他人作品应获得许可
如一本幼儿园活动教程，书稿中有很多幼儿园活动的具体教学案例，作者标明了案例的名称，还注明了详细出处，很多作者和编辑误以为这样就避免了侵权，其实，标注材料的来源出处只是做到了尊重原作者，并没有与实际案例写作者沟通取得使用的许可，因此这样的案例使用同样属于侵权行为。再比如文科教材《大学语文》、《语文教学参考书》、《语文学习与指导训练》等，内容涉及大量选文，这类书稿首要解决的就是使用权问题，在原作者许可的情况下使用其作品。如果这类基本问题不解决，教材出版后一定涉及侵权问题。
2 杜绝网上下载抄袭
随着网络技术的发展，越来越多的信息成为共享的资源，这些也为少数投机的作者提供了方便下载的渠道，个别不负责任的作者直接从网上抄袭拷贝。如曾看过一本实用广告美学的书稿，其中超过1／3照搬网上内容。在信息如此发达的今天，这样的教材到了学生手中，除了造成他们对出版社的信任危机，更有甚者。会直接影响到学生正在形成的学术道德观。
另外，在文科教材编辑加工中还经常碰见编写思路雷同的情况。如一本《新课堂小学语文》，主编强调此书的模块设置是创新点。但在通读中，却发现其模块设置与人教社的教师教学用书非常相似，教学目标、重点基本上大同小异，教学点拨与建议、知识拓展与资料袋不过是叫法不同而已。编者所谓模块的设置其实就是教材的构思，应该是独一无二的，而此书与人教版的思路雷同，严格说应属侵权。再如有的书稿署名不准确。有一本戏曲文学史的书稿，署名为一人独著，但在书稿后记中，作者明确提到其中多章多节为他人和博士生所写，经与作者沟通，该书稿著作方式只能是编著，而不能是专著。
重视版权问题是一个出版社重视信誉和发展的最根本表现。作为教材编辑在审稿中发现侵权行为，避免侵权问题，维护出版社的荣誉，是应尽的责任。
四、严把“知识关”
发现和解决书稿的“硬伤”是编辑的根本职责。文科教材中主观臆断、知识错误、论证缺乏逻辑性、材料不准确等，这些知识问题都可能造成读者对教材、甚至对出版社不信任。
1 避免主观臆断的分析
如一本作品选分析《荷塘月色》，为了有新意，这样分析：“这篇散文实际上是作者的艳情想象，一场士大夫的艳梦。突然到了家门口。因为是如此的沉浸，所以忘却了现实，而当现实突然出现的时候，却吓了一跳。因此文中才有‘猛然抬头’之说。一切的爱情想象，面对这现实中熟睡的妻子——家庭以及家庭道德责任的时候，都不得不烟消云散。所·以说，作品写了士大夫艳情白日梦，但是这样的梦想又总是被现实所搅扰”。虽然作品的解读千千万万，但是作为教材，以这样一种主观臆断的所谓艳情的想象作为分析极不客观，也缺乏说服力。
2 杜绝知识错误
如一本中职语文教学参考书，说冰心在五四运动时期就投身于救国救民运动，这与事实不符，冰心没有直接投身运动，她实际上是在五四运动时期开始步入文坛的，她说：是五四运动的一声惊雷。将她“震”上了写作的道路。再如一本党史教材，提到太平洋战争爆发时间为1942年，这是明显的时间错误：谈及列宁创建俄国社会党的过程，列宁其实创建的是俄国社会民主党(布)。一本文艺学的书稿中有一注释，《歌德谈话录》为爱克曼著，其实应为辑录。挚虞的《文章流别论》误为《文章流别志论》。另外，文科书稿中的语法错误也比较常见，如歧义句“会议还就18个目前来华留学生工作人员比较普遍关心的问题进行了研讨”。无主句“正是从这正反两方面的经验中，使许多国家认识到当今世界是既有联系又有矛盾的统一体”，等等。每一处知识错误传递给学生的都是错误的信息。作为教材编辑，一定要杜绝这样的知识错误，确保教材中基本的知识准确无误。
作为文科教材编辑，上述四关是“严把质量关”的主要内涵。要发现并解决这些问题，日常的知识、经验的积累和审稿时的勤查资料非常重要，这也是作为合格编辑的一项基本要求。
一、严把思想倾向关
文科教材中有些思想倾向问题可能并不是明显的几句话就能看出，它往往潜藏在字里行间。作为编辑，一定要有较高的政治素养和敏感度，慎重把握并处理书稿中的思想倾向问题。
1 谨防以所谓个人化的判断作为教材编写的总思路
文学史教材中这样的情况较多，如一本关于现代文学的书稿，全书以“文学是人学”为基本的文学观，最重要的是主编以一种偏执的判断一与政治相关的文学必然不是好文学来评价现代文学中的作品。书稿把左翼文学思潮完全割裂、对立于“五四文学思潮”，称“左翼文学是以人的阶级性、革命性取代人性，对峙人情，否定人的个性的自由发展，左翼文学一时甚至后来也没有提供真正有文学价值的作品”。而实际上，左翼文学中，如柔石的《二月》、《为奴隶的母亲》是非常重视人性而很有价值的作品。书稿中的十七年文学思潮则被写成“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文学，认为文艺与政治一沾边就完蛋。而实际上文艺虽有其相对独立的特质，但也不可能完全脱离政治。作为教材的文学史应以唯物史观为指导来把握基本线索，这样才能让学生对文学史有基本的、较为客观的了解。而以人的发现、现代性、人本主义等作为史观可以写入研究专著，对文学史个人化的判断也可作为学术争鸣之用，放在教材里是不妥的。再如一本当代文学史书稿，其中一章讲“文化大革命”十年文学，书稿在评述这一时期的文学现象时，说“‘文化大革命”’是一种以革命的名义发动起来的群众暴力运动，广大青年学生首先被利用为阶级斗争的工具，他们在政治舞台上冲锋陷阵，成功扮演了打手的角色。由于他们是被‘关心国家大事’的宏大主题煽动起造反热情的，所以在心底里洋溢着高亢的英雄主义道德感和浪漫主义的诗意”。整章围绕着这一定性，随处可见夺权、党内派系斗争这样的判断，相应的文学也就成了政治斗争、内部夺权的反映。对“文化大革命”的定性，《中共中央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中已明确指出，而作为教材的编者以自己的判断，尤其是与中央文件严重不符的判断来建构文学史，是不符合历史事实的。作为文科教材编辑首先应敏感地发现这样的问题，避免这些个人化甚至错误的思想倾向贻害学生。
2 谨防为抬高一己之见而抨击国家的有关政策或他人的异己观点
如一本关于文章学研究的书稿，作者对文章学理论没有得到“官方认可”不满，于是书稿中多处论述“官方长期不给文章学立户口是严重错误的”，“语文新课改还没有做到礼贤下士，广揽博采，而依旧由少数儿个没有教过中小学语文的专家拍拍脑袋，定定调子。照抄照搬，闭门造车，这样发展下去，很可能重蹈‘大跃进’期间‘瞎指挥风’的覆辙”。“看过《三千年文祸》一书后，呼吁最高领导扶植文章学的请愿书始终不敢呈递”，这种对国家政策的不满流露在字里行间。还有些编者则通过选篇表达自己的不满情绪，这在大学语文之类的教材中较为常见，有的专门选一些涉及宗教敏感问题的篇目指涉国家的宗教政策，有的则有意选取那些反映社会不公的篇目以批评时政等。如一木大学语文中的选篇，其中有一段是这样写的：“中国农民从米不请求，是因为上帝听不见；经常笑逐颜开，是因为不用担心有人会罚他不当农民：不害怕死亡，是因为到地狱不过就是在水深火热中服苦役”。这类选篇看似是作家的作品实则也代表了编者的倾向，编辑在教材审读中要严加甄别。另外，现在不少教材的编者对他人的异见往往贬损有余，宽容不够。如一本阅读学的书稿中提到于丹，认为“于丹评《论语》不是歪批，而是胡吹。她摆出了‘凡一心之得皆为个性化阅读’的迷魂阵，使成千上万的粉丝、鱼丸们喝了她熬煮的‘心灵鸡汤’而着迷，实际是吸了精神鸦片而懵懂不自知。由此造成了一大批盲目跟风的低俗、低能的‘读书秕子’。这种读书秕子既不入文，又乱出文，养成‘多元无界’的阅读恶习”。还有一本语文教育学研究的书稿，对有人认为“语文教育即文学教育”的观点大加贬损，说“这种‘小语文观’比‘语文就是语言和文学’的褊狭语文观还要‘狭’，还要‘小’，其语文观的片面性、教学观的自发性，其偏激情绪、偏激举措，简直达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中国语文教育如果接受了这种褊狭语文观，就会重人歧途，再遭祸殃!”作为教材的编者，如果自身不能站在一个相对客观的立场上，编出的教材同样缺乏说服力，而且可能显得更加褊狭。
3 谨防唯西方理论为上
近年来不少教育学书稿，但凡提到中国的教育理论都是鄙夷的、陈旧的、否定的，一提到西方的教育学理论就全是仰慕的、先进的、权威的，大篇幅地介绍西方的教育理念，对中国的则一笔带过或者拿来作为批判的靶子。文学理论方面的书稿，也存在这样的问题，以西方文论为楷模、为样本，让学生误以为中国传统的文论不值一提。近年来，这种唯西方理论为上的倾向在文科教材中有蔓延趋势。如一本关于礼仪的书稿。书中反复说西方人怎样注重礼仪、崇尚礼仪，甚至武断地说“西方人完全没有中国式的家长作风”，等等。在教材里过多出现唯西方理论为上的说法，这样的导向会严重影响学生对理论的正确认识，同时也将传递给学生一种错误的方法论。并且这种一味的否定、片面的拔高，对于理论研究也是极其不妥的。
对上述的思想倾向问题，文科教材编辑首先要敏锐地觉察到，然后与作者沟通，慎重稳妥地解决，否则这些倾向将会对学生造成极其不利的影响。
二、严把“教学适用关”
作为文科教材编辑，应以教学适用性为立足点对书稿进行完善、优化工作，而不能简单地只做些文字和标点符号的修改。教学适用性是优化教材质量的关键。
1 看教材是否适合教学使用
比如，一本关于女性成长课堂的新形态教材，从目录看，章节之间没有任何逻辑顺序，完全是一本作者关于女性的散文随笔，想到哪写到哪。即便是创新，这样的教材拿到学校，怎么教怎么学都是问题，后经与作者沟通，把书稿的结构重新调整为从女性生命本体的内在研究来探讨女性生理和心理发展及情感行为方式，再从女人与男人、孩子、家庭等多元联系的社会关系方面进行外部关系探讨，调整后书稿逻辑清晰，便于教师和学生把握。另外，针对开发新形态教材，还须考虑是否提前做过课程调研、有没有学校开课等问题。一本创新教材不能只注意创新，教材最终是要使用的。有没有目标使用者，如何更适合教学使用都需要考虑。
2 看教材内容是否适合教学实际
如一本大学语文中的选篇，其中四篇为初中课本里的文章。如《劝学》、《黄生借书说》等，对于 这样的问题，编辑必须指出并要求编者替换。还有一本普通写作学教程第六版书稿，初版时间为1986年，然而经过多次修订，到2009年第六版，该书稿关于写作的案例基本还是七八十年代的，这样的教材拿到21世纪的课堂，学生能接受吗?教师又怎样在教学中体现该学科的与时俱进?因此，建议主编重新补充近几年的新内容替换陈旧过时的材料。再如一本中职语文教学参考书，其中教学参考资料中有关于作家作品的介绍，还有一篇写的是诗歌小说，但是近一半篇幅都在说燕赵文化精神，本来就是补充教学参考资料，再扯出燕赵精神，与教学完全无用。因此建议作者删去这些无关内容。
3 看教材的课时安排是否合理
近年来，文科教材有越出越厚的趋向，随便一本一学期用的本科教材动辄六七十万字，编写者没有任何课时概念，更不考虑本科教学的实际。致使出版的教材教师不选学生不用，因此，编辑有必要针对教学实际要求编者对书稿进行必要的删节，以符合教学的需要。
作为文科教材编辑应首先把握教材怎么好用、怎样满足特定的教学目的和符合特定的目标对象原则等，从书稿的内容及编排作总体的判断，然后在此基础上提出修改建议或与作者商议重新调整。书稿主观上的规范统一固然重要，但适用性才是真正衡量一本教材价值的标杆。
三、严把“版权关”
文科教材编辑出版，还应特别重视版权问题，维护出版社信誉。
1 使用他人作品应获得许可
如一本幼儿园活动教程，书稿中有很多幼儿园活动的具体教学案例，作者标明了案例的名称，还注明了详细出处，很多作者和编辑误以为这样就避免了侵权，其实，标注材料的来源出处只是做到了尊重原作者，并没有与实际案例写作者沟通取得使用的许可，因此这样的案例使用同样属于侵权行为。再比如文科教材《大学语文》、《语文教学参考书》、《语文学习与指导训练》等，内容涉及大量选文，这类书稿首要解决的就是使用权问题，在原作者许可的情况下使用其作品。如果这类基本问题不解决，教材出版后一定涉及侵权问题。
2 杜绝网上下载抄袭
随着网络技术的发展，越来越多的信息成为共享的资源，这些也为少数投机的作者提供了方便下载的渠道，个别不负责任的作者直接从网上抄袭拷贝。如曾看过一本实用广告美学的书稿，其中超过1／3照搬网上内容。在信息如此发达的今天，这样的教材到了学生手中，除了造成他们对出版社的信任危机，更有甚者。会直接影响到学生正在形成的学术道德观。
另外，在文科教材编辑加工中还经常碰见编写思路雷同的情况。如一本《新课堂小学语文》，主编强调此书的模块设置是创新点。但在通读中，却发现其模块设置与人教社的教师教学用书非常相似，教学目标、重点基本上大同小异，教学点拨与建议、知识拓展与资料袋不过是叫法不同而已。编者所谓模块的设置其实就是教材的构思，应该是独一无二的，而此书与人教版的思路雷同，严格说应属侵权。再如有的书稿署名不准确。有一本戏曲文学史的书稿，署名为一人独著，但在书稿后记中，作者明确提到其中多章多节为他人和博士生所写，经与作者沟通，该书稿著作方式只能是编著，而不能是专著。
重视版权问题是一个出版社重视信誉和发展的最根本表现。作为教材编辑在审稿中发现侵权行为，避免侵权问题，维护出版社的荣誉，是应尽的责任。
四、严把“知识关”
发现和解决书稿的“硬伤”是编辑的根本职责。文科教材中主观臆断、知识错误、论证缺乏逻辑性、材料不准确等，这些知识问题都可能造成读者对教材、甚至对出版社不信任。
1 避免主观臆断的分析
如一本作品选分析《荷塘月色》，为了有新意，这样分析：“这篇散文实际上是作者的艳情想象，一场士大夫的艳梦。突然到了家门口。因为是如此的沉浸，所以忘却了现实，而当现实突然出现的时候，却吓了一跳。因此文中才有‘猛然抬头’之说。一切的爱情想象，面对这现实中熟睡的妻子——家庭以及家庭道德责任的时候，都不得不烟消云散。所·以说，作品写了士大夫艳情白日梦，但是这样的梦想又总是被现实所搅扰”。虽然作品的解读千千万万，但是作为教材，以这样一种主观臆断的所谓艳情的想象作为分析极不客观，也缺乏说服力。
2 杜绝知识错误
如一本中职语文教学参考书，说冰心在五四运动时期就投身于救国救民运动，这与事实不符，冰心没有直接投身运动，她实际上是在五四运动时期开始步入文坛的，她说：是五四运动的一声惊雷。将她“震”上了写作的道路。再如一本党史教材，提到太平洋战争爆发时间为1942年，这是明显的时间错误：谈及列宁创建俄国社会党的过程，列宁其实创建的是俄国社会民主党(布)。一本文艺学的书稿中有一注释，《歌德谈话录》为爱克曼著，其实应为辑录。挚虞的《文章流别论》误为《文章流别志论》。另外，文科书稿中的语法错误也比较常见，如歧义句“会议还就18个目前来华留学生工作人员比较普遍关心的问题进行了研讨”。无主句“正是从这正反两方面的经验中，使许多国家认识到当今世界是既有联系又有矛盾的统一体”，等等。每一处知识错误传递给学生的都是错误的信息。作为教材编辑，一定要杜绝这样的知识错误，确保教材中基本的知识准确无误。
作为文科教材编辑，上述四关是“严把质量关”的主要内涵。要发现并解决这些问题，日常的知识、经验的积累和审稿时的勤查资料非常重要，这也是作为合格编辑的一项基本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