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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兹华斯自小丧母，大学曾受发过启蒙主义思想影响，对法国革命抱着满腔热情，但在现实的逼迫下，他抛下妻女仓皇回国。之后形势急转而下，他对法国革命产生了幻灭感。加上亲属朋友对其政治立场的排斥，他在生活中茫然失措，寄情于自然间，潜心写诗探索人生的意义，因此他的诗中多体现了结合着人性与神性杂糅的自然观。女性在他笔下多有着接近于神性的灵动美，如“含情脉脉”又“千娇百媚”的玛丽、“美好得像颗星忽闪忽闪”的露西等。但由于女性角色在他生命中的缺失以及主体生活的孤独，他有意或无意地剥夺了笔下女性的话语权，致使她们多是孤独的形象或死亡的结局。
高地哀歌的刈麦女，作为作者笔下孤独的“女性失语者”，从作者个人的情感态度、生活经历和作为男性的社会立场分析，其失语原因包含着有意识失语与无意识失语。
一、有意识失语：回避尘世、逃离现实的方式
《孤独的刈麦女》一开头，带着祈使句语气的behold便将人带入辽阔浩瀚的一片金黄色麦田世界中，single一词在麦田之间点出一个小小的身影，读者的眼睛只能看见那忙碌收割捆扎的身影，耳朵也只容得下她哀怨的歌声，似低吟浅唱，但这声音在河谷深处，却是非overflowing（满溢）难以形容，天地之间唯有金黄，也唯有歌声，但这歌声又不止于声音，它来自于人灵魂深处的孤独和哀伤。这种哀伤不是具体的，是人类共具的一种情感，华兹华斯并不知道她所吟唱的，是早已过去的个人的辛酸，还是大众共同承受的战争创伤；是通俗的小曲，还是痛苦、损失和悲哀。歌唱是一种模糊的诉说，就像华兹华斯说的“谁能告诉我她在唱什么？”她的歌唱是对现实的反馈，每个人听都引出不同的哀伤，华兹华斯有着对政治的憧憬却难以实现，寄情湖区也不过是给痛苦的灵魂一个安放之地，詩人通过刈麦女的歌声抒发着自己浓郁而难以名状的哀伤，他的诗歌避开了他早年热衷的政治生活而充满着自然、女性与孩童，这与刈麦女不愿言及世俗愁怨只能歌唱的失语，有着相通的意味。刈麦女的失语，本身便是诗人对现实的逃离和对尘世俗务的回避。
二、无意识失语：男性话语体系下的“她者”
“他者” （ the other） 和 “自我” （ Self） 是一对相对的概念，西方人将 “自我”以外的 非西方世界视为“他者”，将两者截然对立起来。 宽泛地说，他者就是一个与主体既有区别又有联系的参照。华兹华斯所生活在19世纪，文学史依然是男性的文学史，女性主体的话语声音淹没在了以男性为主体的话语书写中，成为了一个僵硬的符号——“她者”。
华兹华斯不遗余力地去挖掘麦田、乡间的劳动妇女的美好，她们不同于上流养尊处优、被打扮和供养起来的贵妇人，这些女性勤劳而善良，诗人不断从字里行间透露着对她们的同情与认可，这种态度在当时无疑是积极进步的，他的诗标志着男性开始思考女性的身份和价值。但是作为父权社会中的男性，他对刈麦女形象的处理，依然难以挣脱社会上男性认同思想和对女性的客体化，刈麦女的“失语”让他将自身的情感替入其歌声中，从男性的视角去解释刈麦女的心理，揣测她的情感。
作者不知道刈麦女在唱些什么，他心中猜测大概是“早已过去的辛酸事或很久以前的战争”“通俗的小曲……或者是痛苦、损失和悲哀”，诗人以一个代表理性、公平、力量的男性去阐述女性歌声的内涵，认为定然是些感性柔弱的悲欢离合或是一些为赋新词强说的烦忧，而那远远歌唱的刈麦女定然是柔弱、感性的化身，诗人处在男性为中心的话语体系去解读女性，以自己的理解覆盖她的声音。
如女性主义思想泰斗波伏娃所说：“男人不是根据女人本身去解释女人，而是把女人说成是相对于男人的不能自主的人。” 在第二段中，诗人以夜莺的歌声相较，似乎是极高的赞誉，但诗中的夜莺歌声，是“旅行在阿拉伯沙漠的人”疲乏时候的慰藉，诗人无意识中将刈麦女至于一个受人观赏的地位，并以此为一种荣光。诗人内心潜意识认为，正是自我的欣赏才使刈麦女的歌声有了价值，他居高临下俯视这位女性，并无意识地剥夺了她言语的权利——以一个男性主体的角度。
诗人对女性有意识的肯定和无意识的否定来源于他接受的教育和所处的时代背景，他赞美女性却难以抛弃固有的男权主义思想，他想让女性发出声音却在无意间用自己的声音剥夺了她们发声的权利，在《孤独的刈麦女》中，他用刈麦女的形象表现着自己的孤独，以她的失语让自己开口，最后在诗人笔下，刈麦女成了一个美好却孤独的失语者。
三、小结
在作者笔下，刈麦女身上闪着与自然无比契合的一种神性，语言似乎成了一种人性与自然交流的屏障，作者有意识地为她们消声，试图让她摆脱俗务的缠绕，达到一种归于本真的境界，她的身上体现着男性对女性的关注、认可和赞美。
但对她言语权利的剥夺，又有一部分情感来源于作者心中男权中心的意识思想。潜意识中，华兹华斯希望替代笔下的女性去发声，希望她的失语给予自己更多解读的机会，归根结底“女性失语者”都是男性作家心理期待与想象的产物，作家给予了她自己理想的美好，却无意识中削弱了她的主体性和能动性，将她美化与理想化的同时，也将其置于一个消极观赏的角度。
但这些思想都带着时代的烙印，在19世纪英国开始重新审视女性地位与价值的同时，男性作家对此的思考，以及因此推动女性形象在文学中从次要到主要，从失语到言语做出的努力和尝试，在文学史上无疑都是具有深刻意义的。
参考文献：
[1]石海军，《后殖民：印英文学之间》，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年4月第1版
[2]西蒙娜·德·波伏娃，《第二性》，陶铁柱译，中国书籍出版社，1998年版
高地哀歌的刈麦女，作为作者笔下孤独的“女性失语者”，从作者个人的情感态度、生活经历和作为男性的社会立场分析，其失语原因包含着有意识失语与无意识失语。
一、有意识失语：回避尘世、逃离现实的方式
《孤独的刈麦女》一开头，带着祈使句语气的behold便将人带入辽阔浩瀚的一片金黄色麦田世界中，single一词在麦田之间点出一个小小的身影，读者的眼睛只能看见那忙碌收割捆扎的身影，耳朵也只容得下她哀怨的歌声，似低吟浅唱，但这声音在河谷深处，却是非overflowing（满溢）难以形容，天地之间唯有金黄，也唯有歌声，但这歌声又不止于声音，它来自于人灵魂深处的孤独和哀伤。这种哀伤不是具体的，是人类共具的一种情感，华兹华斯并不知道她所吟唱的，是早已过去的个人的辛酸，还是大众共同承受的战争创伤；是通俗的小曲，还是痛苦、损失和悲哀。歌唱是一种模糊的诉说，就像华兹华斯说的“谁能告诉我她在唱什么？”她的歌唱是对现实的反馈，每个人听都引出不同的哀伤，华兹华斯有着对政治的憧憬却难以实现，寄情湖区也不过是给痛苦的灵魂一个安放之地，詩人通过刈麦女的歌声抒发着自己浓郁而难以名状的哀伤，他的诗歌避开了他早年热衷的政治生活而充满着自然、女性与孩童，这与刈麦女不愿言及世俗愁怨只能歌唱的失语，有着相通的意味。刈麦女的失语，本身便是诗人对现实的逃离和对尘世俗务的回避。
二、无意识失语：男性话语体系下的“她者”
“他者” （ the other） 和 “自我” （ Self） 是一对相对的概念，西方人将 “自我”以外的 非西方世界视为“他者”，将两者截然对立起来。 宽泛地说，他者就是一个与主体既有区别又有联系的参照。华兹华斯所生活在19世纪，文学史依然是男性的文学史，女性主体的话语声音淹没在了以男性为主体的话语书写中，成为了一个僵硬的符号——“她者”。
华兹华斯不遗余力地去挖掘麦田、乡间的劳动妇女的美好，她们不同于上流养尊处优、被打扮和供养起来的贵妇人，这些女性勤劳而善良，诗人不断从字里行间透露着对她们的同情与认可，这种态度在当时无疑是积极进步的，他的诗标志着男性开始思考女性的身份和价值。但是作为父权社会中的男性，他对刈麦女形象的处理，依然难以挣脱社会上男性认同思想和对女性的客体化，刈麦女的“失语”让他将自身的情感替入其歌声中，从男性的视角去解释刈麦女的心理，揣测她的情感。
作者不知道刈麦女在唱些什么，他心中猜测大概是“早已过去的辛酸事或很久以前的战争”“通俗的小曲……或者是痛苦、损失和悲哀”，诗人以一个代表理性、公平、力量的男性去阐述女性歌声的内涵，认为定然是些感性柔弱的悲欢离合或是一些为赋新词强说的烦忧，而那远远歌唱的刈麦女定然是柔弱、感性的化身，诗人处在男性为中心的话语体系去解读女性，以自己的理解覆盖她的声音。
如女性主义思想泰斗波伏娃所说：“男人不是根据女人本身去解释女人，而是把女人说成是相对于男人的不能自主的人。” 在第二段中，诗人以夜莺的歌声相较，似乎是极高的赞誉，但诗中的夜莺歌声，是“旅行在阿拉伯沙漠的人”疲乏时候的慰藉，诗人无意识中将刈麦女至于一个受人观赏的地位，并以此为一种荣光。诗人内心潜意识认为，正是自我的欣赏才使刈麦女的歌声有了价值，他居高临下俯视这位女性，并无意识地剥夺了她言语的权利——以一个男性主体的角度。
诗人对女性有意识的肯定和无意识的否定来源于他接受的教育和所处的时代背景，他赞美女性却难以抛弃固有的男权主义思想，他想让女性发出声音却在无意间用自己的声音剥夺了她们发声的权利，在《孤独的刈麦女》中，他用刈麦女的形象表现着自己的孤独，以她的失语让自己开口，最后在诗人笔下，刈麦女成了一个美好却孤独的失语者。
三、小结
在作者笔下，刈麦女身上闪着与自然无比契合的一种神性，语言似乎成了一种人性与自然交流的屏障，作者有意识地为她们消声，试图让她摆脱俗务的缠绕，达到一种归于本真的境界，她的身上体现着男性对女性的关注、认可和赞美。
但对她言语权利的剥夺，又有一部分情感来源于作者心中男权中心的意识思想。潜意识中，华兹华斯希望替代笔下的女性去发声，希望她的失语给予自己更多解读的机会，归根结底“女性失语者”都是男性作家心理期待与想象的产物，作家给予了她自己理想的美好，却无意识中削弱了她的主体性和能动性，将她美化与理想化的同时，也将其置于一个消极观赏的角度。
但这些思想都带着时代的烙印，在19世纪英国开始重新审视女性地位与价值的同时，男性作家对此的思考，以及因此推动女性形象在文学中从次要到主要，从失语到言语做出的努力和尝试，在文学史上无疑都是具有深刻意义的。
参考文献：
[1]石海军，《后殖民：印英文学之间》，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年4月第1版
[2]西蒙娜·德·波伏娃，《第二性》，陶铁柱译，中国书籍出版社，1998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