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这么一位法官，审判前她认真细致地调查与了解每一位未成年被告人的成长经历和成长背景;有这么一位法官，审判时严格遵循“三个不轻易”原则，用她丰富的专业知识和独特的工作艺术感化了一位又一位失足少年;有这么一位法官，审判后对回归社会的“新生少年”依然惦记和关怀，对思想出现反复或问题得不到的解决的，坚决不松手。在她工作的27年里，她所审结的500多个未成年人犯罪案件，无一发回重审、无一错案、无一投诉、无一上访，成功感化帮教了1100多名少年犯走向新生，挽救了70多个濒临破碎的家庭。她被少年犯们亲切地称为“詹妈妈”，她就是福建省南平市一位平凡的法官——詹红荔。
　　电影《南平红荔》围绕何刚、李成龙、方超三位典型失足少年展开，其中给我印象最深的就是方超。出狱后发誓重新做人，改头换面的方超在一家快餐店勤恳工作，一位客人的手机不见了，未调查清楚真相的经理不由分说就将方超开除，就因为方超曾经犯过盗窃罪，是个有前科的人。深受打击的方超决定离开南平这个伤心地，到没有人认识他的福州重新发展。可惜社会不给这些痛改前非的少年机会，视他们为毒蛇猛兽，拒绝在大门外。受尽冷眼和委屈的方超绝望了，放弃了，他选择结束自己的生命，一个如花般的生命就这么从高楼上陨落。“我只是因为好奇拿了一台电脑，可是我没想到这台电脑这么贵，贵到我一辈子都还不清。”方超临终前的这句话一定重重地击在每个观影人的心上。社会没有错，然而方超又何其无辜！那些曾经走错路但是迷途知返愿意改过自新的少年们又何罪之有！我们常常教育孩子们“知错就改就是好孩子”，没有兑现我们的承诺。
　　由电影联想到教育，社会对少年犯们的既定思维，不正像很多老师给学生“贴标签”的行为。经常看到一些老师对家长说“你这个孩子学习不行，我教不好他”或者当着全班学生的面斥责某个学困生“你怎么这么笨，讲了这么多遍还不会”诸如此类的话。也许老师们只是恨铁不成钢，也许只是想激励学生再更努力一些。殊不知这些不经意的话语会在孩子心里打下深深的烙印，形成“罗森塔尔负效应”。在长期的“标签”效应下，不仅是父母和同学，这些孩子对自己的认定就是“我就是一个差生”，长期生活在“标签”的阴影下。
　　反观我自己，平时也会犯“贴标签”的错误。接手这个班级前我就特意向其他老师了解了班里学生的情况，默默地在心里把从未谋面的学生分成了“三六九等”。上课点名发言也好，分配任务也好，我总是叫“优等生”。我理所当然地觉得那些“差等生”答不上来问题，做事情也不如“优等生”让人放心。可是和这些孩子们将近一年的接触下来，我发现有的孩子虽然成绩不尽如人意，但是做事情非常负责任，完全不逊于“优等生”，甚至比他们做的还要好。有的孩子虽然行为表现差，不让我省心，可是上课发言非常积极，而且很有自己的想法，回答得異常精彩。还有一个孩子，上个学期一直是我和数学老师最头疼的学生，几乎没有哪天是会做家庭作业的。不管我们怎么晓之以理，动之以情，责之以罚，依然不为所动，在我眼里简直已经不可救药，几乎准备放弃他。我决定最后再试一次，每天布置完家庭作业后让他自己和我商量，给他减一部分作业，但是剩下的作业必须保质保量完成。当时的想法确实比较悲观，我对这个学生能有所改变几乎不抱希望，采取这个措施也只是垂死挣扎。可是惊喜就这么悄无声息地到来，他开始做作业了，慢慢地也不需要减作业了。原因是多方面的，也许是经过我们的多次告状后家长终于有所重视，也许是最后的措施正好是拯救他的“最后一根稻草”，也许是突然懂事了。不管怎样，通过这件案例，让我明白了，没有永远的差生，只有无能的老师。其实能成功改变这个学生存在着侥幸的因素，就差在一念之间。试想如果没有当初的“垂死挣扎”，今天我的班上将继续存在一位从不做家庭作业的“差生”。真正负责任的老师，就应该像詹法官一样，秉持着“不抛弃，不放弃”的信念，对每一个学生抱有信心，并为之不懈努力。
　　最后借用詹法官的话：“面对这个特殊的群体，法官要多一点爱心，多一点耐心，多一点恒心，多一点责任心，多一点包容心”。面对儿童，面对学生，老师更要多用心。向詹红荔法官致敬！
　　何思思
　　2014.5
　　（浙江省义乌市江湾小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