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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
101岁的巴金总有一天要走的，但是大家却数着日子为他祈祷，愿巴老能在这世上多生活一天。巴老说，他是为大家而活。的确，巴老在病床上活得太辛苦了。巴老曾在致冰心的信中写道：“有你在，灯亮着；我们不在黑暗中，我们放心了。”这样的话也是我们想对巴老说的。
“鲁、郭、茅，巴、老、曹”曾经作为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巨匠而并称，而到现在，巴老更加成为一个时代的标志性人物。但仅此一点却无法涵盖和解释巴老在当下文学界内外的巨大影响和崇高的威望。正如鲁迅已经不仅是中国文学的旗手，更是民族性格和意志的标志一样，巴老是作为民族良心和品质的旗帜而被人们所崇敬。
作为直接在“五四”精神影响下的一代知识分子，巴金的作品《家》曾得到当时进步青年的热烈反映，无疑，他是属于那个时代的优秀作家之一。实际上，巴金的一生，贯穿了中国的整个20世纪，由于他很长时间生活在中国主流文化圈里，因而他的生活注定要与整个国家的时代风浪休戚相关。作为最后一个离世的“五四”一代人，巴金留给中国社会的不仅是他的作品，更有值得这个民族记取的教训，以及“说真话”的决心和行动。
巴金先生重病卧床多年，他的安危一直牵挂着我们世界语者的心，因为，中国世界语界的元老胡愈之、叶籁士、陈原一个一个相继仙逝，巴老的存在，就犹如天空中耀眼的北极星，给我们指引着方向和航程，他是我们世界语界精神的象征，力量的源泉。最近十多年，每年11月25日，他的生日那天，我们都默默地遥祝他早日康复。尽管巴老离开我们是预料中的事，但他的与世长辞，仍然使我感到无比痛心。
巴金不仅在国内外文坛享有盛誉，而且在国际世界语界也享有崇高的威望。早在1981年，他就当选为国际世界语协会荣誉监护委员会委员，这是国际世界语界最高的荣誉职务，荣获这一职务的大都是支持世界语的各国政要和知名人士，全世界仅十多人。
巴金从青年时代就开始学习世界语，对世界语的激情和钟爱，数十年如一日，从未间断。由于他对我国世界语运动作出过重要贡献，从1980年起，他就担任中华全国世界语协会副会长，1988年以后又改任名誉会长，直到逝世。在中国世界语者眼里，巴老不仅是一个著名作家，而且是知名的世界语翻译家和活动家。
初识巴金：一个慈祥的老人
1981年4月23日，巴金到北京来开会，住在西四旁边的一家宾馆里，由于此前我们中国报道社曾翻译、出版过他的世界语版的《春天里的秋天》，我本人也曾编发过他写的一篇题为《第65届国际世界语大会有感》的文章，我们编辑部的杨汝模、赵慕英和我，相约前去宾馆看望这位仰慕已久的大作家。我们由已故中华全国世界语协会副秘书长李奈西同志带领，来到宾馆，巴老一见我们，就如同久别重逢的朋友那样，给我们热情地让座，他那和蔼可亲、平易近人的态度，使我们很快打消了敬畏感。当年巴老已77岁，虽过古稀之年，但精神仍然不错。他不善言辞，但谈到世界语，却有说不完的话。在交谈中，他说，世界语作为国际辅助语是值得在青年中推广的，特别是随着日益增多的国际交往，更有必要在青年中多作一些宣传。他鼓励我们要多做一些工作。时间过得很快，一个多小时就过去了。我们担心影响巴老的休息便起身向巴老告辞。临别前，他还欣然同意我们的请求，在门外合影留念。
再识巴金：一个坚持理想的世界语者
我所工作的中国报道杂志社是一个对外宣传单位，除用世界语出版杂志外，还出版世界语书籍。为了对各国世界语者报道我国世界语运动的历史和中国各界知名人士支持世界语的事迹，作为世界语专栏的责任编辑，我从1979年起就开始研究中国世界语运动的历史。当时，世界语传入中国已有七十多年的历史，曾经得到鲁迅、郭沫若、蔡元培的支持。从与巴老见面以后，我决心研究巴老与世界语的关系，为此我读了许多著作，包括《随想录》、《巴金日记》、《巴金传》、巴金生平大事记等。
随着读的书籍越多，对巴老的崇敬之情又增加了许多新的内容，巴老对世界语理想的执著追求，对学习、应用、宣传世界语的无私奉献精神特别令我感动。正如著名语言学家陈原同志所说：“巴金毕生爱着世界语，他是世界语理想和信念的化身。”巴老曾经这样说过：“我一直把世界语看作沟通人类思想感情的良好工具。我热爱世界语六七十年如一日。我所以热爱世界语，不仅是因为它科学、完美、易学、易懂，更由于许多立志学好世界语的人都有美好的理想，高尚的情操，正直的心。”
巴老对世界语的感情不只是在口头上，更重要的是在行动中。他从1918年（14岁）开始接触世界语就不断地学习。1922年至1925年在南京上学期间，每天坚持学习一个小时，从不间断。他阅读了世界语的创始人柴门霍夫的许多著作和外国名著，这为他掌握世界语奠定了坚实的基础。直到上世纪60年代中期，他还每天坚持听世界语的自修唱片。他一直是《中国报道》的老读者。即使在“文革”受迫害期间，他还经常翻阅《中国报道》，或到外文书店去购买世界语书籍。
由于巴老在世界语方面的修养，从1928年起他即从事世译汉的翻译工作，把许多外国文学作品介绍到中国来。如俄罗斯阿·托尔斯泰的《丹东之死》，匈牙利尤利·巴基的《秋天里的春天》，日本秋田雨雀的《骷髅的舞蹈》，意大利亚米契斯的《过客之花》等等。他一生中通过世界语翻译的文学著作达30万字。
巴老对宣传、推广世界语更是不遗余力。20世纪二三十年代，他曾加入过上海世界语学会，做过会刊《绿光》的编辑，发表过许多研究世界语的文章，他甚至担任过世界语函授学校的教员，为无数的青年批改过作业。特别在晚年，他为世界语的宣传和《中国报道》付出了许多的心血。
从1983年年末开始，巴老不幸患了帕金森氏症，体力大减，连写字都非常困难。1986年1月，他曾在中国新闻社的新闻稿上发表启事：由于年老多病，为了集中精力写作，以后不再兼任一切荣誉和名誉职务，不再为别人题词写字，不会客访友。但是为了支持世界语事业，支持《中国报道》对外宣传，他欣然同意担任中华全国世界语协会名誉会长、《世界》杂志顾问，直到他离开人世。
为了支持中华全国世界语协会开展国际工作，他以76岁高龄亲自率领中国世界语代表团出席在瑞典斯德哥尔摩举行的第65届国际世界语大会。他还同意担任1986年在北京举行的第71届国际世界语大会国家委员会委员，并发函祝贺。以后，他又同意担任1991年在青岛举行的第5届太平洋地区世界语大会监护委员会的名誉主席。每逢《中国报道》和《世界》杂志（中华全国世界语协会会刊）周年活动，他都克服身体的不适，写信祝贺。1990年5月，他在祝贺《中国报道》创刊40周年的贺信中写道：“我长期患病，行动不便，不能参加庆祝活动，十分抱歉。但我的心总是和你们的心跳动在一起的。你们的火也在我心里燃烧。我愿意为中国世界语运动的发展献出自己微薄的力量。”从这些话里，不难看出巴老对世界语的一片真挚感情。
追忆巴金：一个值得怀念的人
巴老的一生是在热爱祖国，热爱人民，热爱读者中度过的，他的真诚感动着每一个人，打动着每一个人的心。他对世界语者也是倾注着一片爱心。早在1930年，关在狱中的李奈西报名参加了上海世界语学会举办的世界语函授班学习世界语，巴金就曾给他批改过作业。1951年自学世界语的青年学生苏阿芒写信求教巴老，他不仅立即函复，鼓励他好好学习世界语，还赠送给他一本他的新作。文化大革命中苏阿芒被打成“现行反革命”，被关押多年。1979年苏阿芒平反出狱后，路过上海，巴老又热情地接待了他，并同他合影留念。上世纪80年代以后，尽管他很忙，而且身体很不好，但巴老仍抽出时间给众多的世界语者复信，回答他们提出的有关世界语运动史方面的问题，甚至在上海寓所接待一个又一个的世界语者，给他们签名，同他们合影，向他们了解各地世界语运动的情况，鼓励他们要学好世界语，多为世界语运动作贡献。
有一件事特别令人感动，北京世界语者张德浦向巴老索要一本他的著作《六十年文选》，可是后来巴老怎么也找不到张德浦写给自己的信了。巴老身为全国政协副主席、全国作协主席，但不同意为自己配备秘书，所有来往书信都由自己亲自处理，全国的来信又很多，他常常力不从心。为打听张德浦的地址，他专门写信给与张德浦同一个单位的周茜云，询问他的地址。一个赫赫有名的大作家，竟为满足一个普通世界语者和读者的要求付出了这么多精力！
我曾五次与巴老通信，其中三次是为《中国报道》杂志约稿，另一次是为中国世界语出版社出版许善述同志编辑的《巴金与世界语》一书，商讨出版事宜，每一次他都给我及时回了信，每封信虽然很短，但都充满着真诚，令人感动。例如1987年2月3日，他在复信中说：“志平同志：请原谅，我失了信，我身体一直不好，无法写文章，连写字也很困难，稿子不能交卷，非常抱歉。”每当看到这样的信，我都为他的真诚所感动，同时也为他的身体担心，只能默默地祝福他能早日康复。
令我难忘的另一件事是，巴老对我的关爱。1990年台湾华东书局出版了《巴金译文选集》，他亲自签名送给我其中三本，这三本书都是他通过世界语翻译成中文的文学作品。1994年10月，他又赠送给我一本《随想录》，每当阅读他的这些作品，我都感到特别的温暖。
巴金关爱世界语，真诚地对待每一位世界语者，也赢得世界语者的尊敬和热爱。2003年10月，在吉林延吉市出席第5届全国世界语大会的世界语者在一幅巨大的绿星旗（世界语的象征）上签名，并致函巴老，祝贺他的百年华诞。在这封致敬信中写道：“数十年来，您不仅为我国的进步文学和文化事业，为世界文学宝库和世界和平作出了杰出的贡献，而且为我国世界语运动的发展付出了巨大的心血。您对世界语的热爱和执著追求，脚踏实地、多干实事的工作作风，无私奉献、不求索取的伟大精神，谦虚谨慎、平易近人的高尚品格，都深深地感染着我们，并成为我们推进中国世界语运动的强大动力。我们一定以您为榜样，热爱世界语，忠于世界语的理想，为世界语的崇高事业竭尽全力！”
巴老虽然离开了我们，但他的思想、他的人格、他的真诚和爱已经通过他的作品、他的言行传给我们，他将鼓舞人们追随他的足迹，去为人类的进步事业而斗争！
责编：石 讯
101岁的巴金总有一天要走的，但是大家却数着日子为他祈祷，愿巴老能在这世上多生活一天。巴老说，他是为大家而活。的确，巴老在病床上活得太辛苦了。巴老曾在致冰心的信中写道：“有你在，灯亮着；我们不在黑暗中，我们放心了。”这样的话也是我们想对巴老说的。
“鲁、郭、茅，巴、老、曹”曾经作为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巨匠而并称，而到现在，巴老更加成为一个时代的标志性人物。但仅此一点却无法涵盖和解释巴老在当下文学界内外的巨大影响和崇高的威望。正如鲁迅已经不仅是中国文学的旗手，更是民族性格和意志的标志一样，巴老是作为民族良心和品质的旗帜而被人们所崇敬。
作为直接在“五四”精神影响下的一代知识分子，巴金的作品《家》曾得到当时进步青年的热烈反映，无疑，他是属于那个时代的优秀作家之一。实际上，巴金的一生，贯穿了中国的整个20世纪，由于他很长时间生活在中国主流文化圈里，因而他的生活注定要与整个国家的时代风浪休戚相关。作为最后一个离世的“五四”一代人，巴金留给中国社会的不仅是他的作品，更有值得这个民族记取的教训，以及“说真话”的决心和行动。
巴金先生重病卧床多年，他的安危一直牵挂着我们世界语者的心，因为，中国世界语界的元老胡愈之、叶籁士、陈原一个一个相继仙逝，巴老的存在，就犹如天空中耀眼的北极星，给我们指引着方向和航程，他是我们世界语界精神的象征，力量的源泉。最近十多年，每年11月25日，他的生日那天，我们都默默地遥祝他早日康复。尽管巴老离开我们是预料中的事，但他的与世长辞，仍然使我感到无比痛心。
巴金不仅在国内外文坛享有盛誉，而且在国际世界语界也享有崇高的威望。早在1981年，他就当选为国际世界语协会荣誉监护委员会委员，这是国际世界语界最高的荣誉职务，荣获这一职务的大都是支持世界语的各国政要和知名人士，全世界仅十多人。
巴金从青年时代就开始学习世界语，对世界语的激情和钟爱，数十年如一日，从未间断。由于他对我国世界语运动作出过重要贡献，从1980年起，他就担任中华全国世界语协会副会长，1988年以后又改任名誉会长，直到逝世。在中国世界语者眼里，巴老不仅是一个著名作家，而且是知名的世界语翻译家和活动家。
初识巴金：一个慈祥的老人
1981年4月23日，巴金到北京来开会，住在西四旁边的一家宾馆里，由于此前我们中国报道社曾翻译、出版过他的世界语版的《春天里的秋天》，我本人也曾编发过他写的一篇题为《第65届国际世界语大会有感》的文章，我们编辑部的杨汝模、赵慕英和我，相约前去宾馆看望这位仰慕已久的大作家。我们由已故中华全国世界语协会副秘书长李奈西同志带领，来到宾馆，巴老一见我们，就如同久别重逢的朋友那样，给我们热情地让座，他那和蔼可亲、平易近人的态度，使我们很快打消了敬畏感。当年巴老已77岁，虽过古稀之年，但精神仍然不错。他不善言辞，但谈到世界语，却有说不完的话。在交谈中，他说，世界语作为国际辅助语是值得在青年中推广的，特别是随着日益增多的国际交往，更有必要在青年中多作一些宣传。他鼓励我们要多做一些工作。时间过得很快，一个多小时就过去了。我们担心影响巴老的休息便起身向巴老告辞。临别前，他还欣然同意我们的请求，在门外合影留念。
再识巴金：一个坚持理想的世界语者
我所工作的中国报道杂志社是一个对外宣传单位，除用世界语出版杂志外，还出版世界语书籍。为了对各国世界语者报道我国世界语运动的历史和中国各界知名人士支持世界语的事迹，作为世界语专栏的责任编辑，我从1979年起就开始研究中国世界语运动的历史。当时，世界语传入中国已有七十多年的历史，曾经得到鲁迅、郭沫若、蔡元培的支持。从与巴老见面以后，我决心研究巴老与世界语的关系，为此我读了许多著作，包括《随想录》、《巴金日记》、《巴金传》、巴金生平大事记等。
随着读的书籍越多，对巴老的崇敬之情又增加了许多新的内容，巴老对世界语理想的执著追求，对学习、应用、宣传世界语的无私奉献精神特别令我感动。正如著名语言学家陈原同志所说：“巴金毕生爱着世界语，他是世界语理想和信念的化身。”巴老曾经这样说过：“我一直把世界语看作沟通人类思想感情的良好工具。我热爱世界语六七十年如一日。我所以热爱世界语，不仅是因为它科学、完美、易学、易懂，更由于许多立志学好世界语的人都有美好的理想，高尚的情操，正直的心。”
巴老对世界语的感情不只是在口头上，更重要的是在行动中。他从1918年（14岁）开始接触世界语就不断地学习。1922年至1925年在南京上学期间，每天坚持学习一个小时，从不间断。他阅读了世界语的创始人柴门霍夫的许多著作和外国名著，这为他掌握世界语奠定了坚实的基础。直到上世纪60年代中期，他还每天坚持听世界语的自修唱片。他一直是《中国报道》的老读者。即使在“文革”受迫害期间，他还经常翻阅《中国报道》，或到外文书店去购买世界语书籍。
由于巴老在世界语方面的修养，从1928年起他即从事世译汉的翻译工作，把许多外国文学作品介绍到中国来。如俄罗斯阿·托尔斯泰的《丹东之死》，匈牙利尤利·巴基的《秋天里的春天》，日本秋田雨雀的《骷髅的舞蹈》，意大利亚米契斯的《过客之花》等等。他一生中通过世界语翻译的文学著作达30万字。
巴老对宣传、推广世界语更是不遗余力。20世纪二三十年代，他曾加入过上海世界语学会，做过会刊《绿光》的编辑，发表过许多研究世界语的文章，他甚至担任过世界语函授学校的教员，为无数的青年批改过作业。特别在晚年，他为世界语的宣传和《中国报道》付出了许多的心血。
从1983年年末开始，巴老不幸患了帕金森氏症，体力大减，连写字都非常困难。1986年1月，他曾在中国新闻社的新闻稿上发表启事：由于年老多病，为了集中精力写作，以后不再兼任一切荣誉和名誉职务，不再为别人题词写字，不会客访友。但是为了支持世界语事业，支持《中国报道》对外宣传，他欣然同意担任中华全国世界语协会名誉会长、《世界》杂志顾问，直到他离开人世。
为了支持中华全国世界语协会开展国际工作，他以76岁高龄亲自率领中国世界语代表团出席在瑞典斯德哥尔摩举行的第65届国际世界语大会。他还同意担任1986年在北京举行的第71届国际世界语大会国家委员会委员，并发函祝贺。以后，他又同意担任1991年在青岛举行的第5届太平洋地区世界语大会监护委员会的名誉主席。每逢《中国报道》和《世界》杂志（中华全国世界语协会会刊）周年活动，他都克服身体的不适，写信祝贺。1990年5月，他在祝贺《中国报道》创刊40周年的贺信中写道：“我长期患病，行动不便，不能参加庆祝活动，十分抱歉。但我的心总是和你们的心跳动在一起的。你们的火也在我心里燃烧。我愿意为中国世界语运动的发展献出自己微薄的力量。”从这些话里，不难看出巴老对世界语的一片真挚感情。
追忆巴金：一个值得怀念的人
巴老的一生是在热爱祖国，热爱人民，热爱读者中度过的，他的真诚感动着每一个人，打动着每一个人的心。他对世界语者也是倾注着一片爱心。早在1930年，关在狱中的李奈西报名参加了上海世界语学会举办的世界语函授班学习世界语，巴金就曾给他批改过作业。1951年自学世界语的青年学生苏阿芒写信求教巴老，他不仅立即函复，鼓励他好好学习世界语，还赠送给他一本他的新作。文化大革命中苏阿芒被打成“现行反革命”，被关押多年。1979年苏阿芒平反出狱后，路过上海，巴老又热情地接待了他，并同他合影留念。上世纪80年代以后，尽管他很忙，而且身体很不好，但巴老仍抽出时间给众多的世界语者复信，回答他们提出的有关世界语运动史方面的问题，甚至在上海寓所接待一个又一个的世界语者，给他们签名，同他们合影，向他们了解各地世界语运动的情况，鼓励他们要学好世界语，多为世界语运动作贡献。
有一件事特别令人感动，北京世界语者张德浦向巴老索要一本他的著作《六十年文选》，可是后来巴老怎么也找不到张德浦写给自己的信了。巴老身为全国政协副主席、全国作协主席，但不同意为自己配备秘书，所有来往书信都由自己亲自处理，全国的来信又很多，他常常力不从心。为打听张德浦的地址，他专门写信给与张德浦同一个单位的周茜云，询问他的地址。一个赫赫有名的大作家，竟为满足一个普通世界语者和读者的要求付出了这么多精力！
我曾五次与巴老通信，其中三次是为《中国报道》杂志约稿，另一次是为中国世界语出版社出版许善述同志编辑的《巴金与世界语》一书，商讨出版事宜，每一次他都给我及时回了信，每封信虽然很短，但都充满着真诚，令人感动。例如1987年2月3日，他在复信中说：“志平同志：请原谅，我失了信，我身体一直不好，无法写文章，连写字也很困难，稿子不能交卷，非常抱歉。”每当看到这样的信，我都为他的真诚所感动，同时也为他的身体担心，只能默默地祝福他能早日康复。
令我难忘的另一件事是，巴老对我的关爱。1990年台湾华东书局出版了《巴金译文选集》，他亲自签名送给我其中三本，这三本书都是他通过世界语翻译成中文的文学作品。1994年10月，他又赠送给我一本《随想录》，每当阅读他的这些作品，我都感到特别的温暖。
巴金关爱世界语，真诚地对待每一位世界语者，也赢得世界语者的尊敬和热爱。2003年10月，在吉林延吉市出席第5届全国世界语大会的世界语者在一幅巨大的绿星旗（世界语的象征）上签名，并致函巴老，祝贺他的百年华诞。在这封致敬信中写道：“数十年来，您不仅为我国的进步文学和文化事业，为世界文学宝库和世界和平作出了杰出的贡献，而且为我国世界语运动的发展付出了巨大的心血。您对世界语的热爱和执著追求，脚踏实地、多干实事的工作作风，无私奉献、不求索取的伟大精神，谦虚谨慎、平易近人的高尚品格，都深深地感染着我们，并成为我们推进中国世界语运动的强大动力。我们一定以您为榜样，热爱世界语，忠于世界语的理想，为世界语的崇高事业竭尽全力！”
巴老虽然离开了我们，但他的思想、他的人格、他的真诚和爱已经通过他的作品、他的言行传给我们，他将鼓舞人们追随他的足迹，去为人类的进步事业而斗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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