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谈不可靠叙事人及其产生的艺术张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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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随着现代主义和后现代主义的兴起,文本的叙事视角正从传统的“奥林匹斯神”式的全知视角向多样化发展。各种类型的叙事人不仅对作家来说是一大挑战,也对现代的读者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作家退出作品使得读者能深入地参与到作品中来。形形色色的不可靠叙事人为故事带来了多种可能性,他们的存在为作品增加了艺术效果。
  关键词:叙事角度 不可靠叙事人 艺术张力
  中图分类号:I01 文献标识码:A
  
  一 不可靠叙事人的定义
  叙事人,即叙事文本之中评述故事、表达见解和组织文学的信息传递者,是承担叙事话语的“陈述行为主体”。美国文艺理论家韦恩·布斯在《小说修辞学》中率先把叙述者分为“可靠”与“不可靠”两种类型,他提出的判定依据是看叙述者是否与隐含作者(小说世界中一个作者潜在的“替身”,一个“第二自我”)的价值观念发生冲突,叙述者的信念、规范与隐含作者一致,叙述者就是可靠的;如果叙述者的信念、规范与隐含作者相背离,则叙述者是不可靠的。当我们从叙事文本中抽象出“叙事者”与“隐含作者”之后,我们发现二者之间的关系是非常微妙复杂的。隐含作者既不同于作家本人亦不同于叙事人,他是舞台监督,是操纵叙事人之手,他为作家的次我,他往往比任何实在的人都更为精细,更为聪睿,具备更强的洞察力。当第一人称叙事人被角色化之后,他与隐含作者之间的关系就显得更为复杂了。一种情况下,叙事人成了隐含作者的“传声筒”,二者保持着极强的一致性,他们的存在实际是为隐含作者表达见解提供更为直接的窗口;另一种情况,角色化的叙述人与隐含作者展开局部的,有时甚至是对抗性的背离,不可靠的叙事人由此而产生。
  法国文学批评家热拉尔·热奈特认为,任何陈述主体在陈述中的人称都只能是第一人称,无论这个人称是出现的还是隐含的,他进一步将其表述为异故事叙述者和同故事叙述者。前者不在他讲的故事中出现,而后者将作为人物在他讲的故事中出现,即所谓的“角色化叙述者”。叙事人在第一人称叙事中与故事同质的身份,决定了他的一切主观态度、倾向也是个人化的。如果说读者在接受第三人称异故事叙事人常有的主观影响时,抱着很大程度或毫无保留的信赖的话,那么在看待第一人称叙事中与故事同质的叙事人带有个人色彩的主观判断时,则难免要掺进对这个说话人本身性格和判断能力的质疑,一个人对自己和对他人的评价常常是有局限的,很难做到完全的客观和正确,尤其是当他在自我肯定,自我夸耀的时候,此时的叙事人常常是不可靠的。
  二 不可靠叙事人在文学作品中的特点
  如何使读者感到叙事人的不可信,从而深入地理解作品是作家在运用不可靠叙事人时面临的一个问题。查特曼在《故事与话语》中指出:
  “叙述者之所以会被看作是不可靠的,是因为他与隐含作者的思想规范有很大的分歧:也就是说,这一叙述者的描述与作品其它部分的叙述相冲突,使得我们怀疑他的诚实性或是他讲述‘事实’的能力。不可靠的叙述者与隐含作者有着根本的冲突:否则他的不可靠性也就无法成立了。”
  然而不可靠叙事人也不是千篇一律的,而是各具特点,从而也为文学作品带来了艺术张力,同时影响着读者对其叙事可靠性的判断。
  1 具有明显性的不可靠叙事人
  雷蒙·凯南在《叙事虚构作品:当代诗学》中总结到:
  “(叙述者的)不可靠性主要源于叙述者有限的认识,个人的参与以及有问题的价值体系”。
  这一类叙事人首先包括智力上有缺陷的人,他们说起话来语无伦次,思维跳跃迅速,很难把握他们叙述的中心。对于读者来说,也很难判断他们所说的哪些是真,哪些是假。最为明显的例子当属福克纳小说《喧哗与骚动》中的班吉。但是,在使用这一类叙事人的同时,作者常常会利用其他叙事人来对其进行修正与支持。例如,班吉的叙述会在后面昆丁、杰生等人的叙述中得到修正,从而让读者逐渐了解故事的全貌。
  当叙事人的受教育程度有限时,他的不可靠性也较容易被读者察觉。这时候叙事人的语言不讲究语法,说话没有条理,由于缺乏常识,他们会暴露出对某些知识的孤陋寡闻。马克·吐温的《哈克贝里·芬历险记》中的哈克就是这样的叙事人。他没有受过教育,说的是当地的方言,错把基督徒餐前的祈祷当成对着饭菜抱怨,他因为迷信而常常闹出让读者捧腹的笑话。
  有时候,作者也会使用一些精神上有疾患的人作为叙事人。叙事人在讲故事时思维紊乱,因此故事中会出现一些不合逻辑或超自然的情节,因为在叙述中,真实的世界已经与叙事人的臆想混淆。女作家夏洛特·吉尔曼在她的短篇小说《黄色糊墙纸》中便使用了这样的叙事人。作家在精神濒于崩溃时写下她的经历与感受。极度压抑下的叙事人不断看到幻觉:黄色糊墙纸后的女人。作者通过她的呓语式的叙述,看到的是一个精神受压抑,渴望解脱的女性。
  还有一类典型的不可靠叙事人便是幼童。他们天真无邪,会诚实地报告他们的所见所闻,但他们对事件所下的评论却往往是天真的。除《哈克贝里·芬历险记》中的哈克外,欧内斯特·盖恩斯的短篇小说《天空是灰色的》的男孩詹姆斯也是如此。
  以上几种叙事人的不可靠性均是较为明显的,读者可以轻易地判断他们的可信度。
  2 具有隐蔽性的不可靠叙事人
  然而,有一些叙事人的不可靠性极具隐蔽性,他们“被表现为其叙述行为似乎确与作品规范相一致,但实际上并非如此”的叙事人。他们在知解力方面并无缺陷,但出于种种原因,他们常常故意隐瞒甚至编造一些情节。故事的叙述或者故事本身也就因这一类叙述人的存在而变得错综复杂。这里我们仍以福克纳小说《喧哗与骚动》中的叙事人为例。作为叙事人的三兄弟中的昆丁与杰生均属这一类。身为南方没落贵族的最后一代,昆丁对于他深爱的妹妹凯蒂的失身耿耿于怀。极度绝望下,他甚至编造出自己与妹妹乱伦的故事,企图说服父亲。然而,通过班吉与杰生二人的叙述,我们可知事实远非如此。昆丁的“谎言”只能使读者对他寄予更多的同情。小说的另一叙事人杰生也是不可靠的。他残酷、苛刻、吝啬、心胸狭窄,是福克纳笔下典型的“恶棍”形象。但福克纳却极具挑战性地使用了他作为小说一部分的叙事人。对于杰生的揭露却又偏偏是通过他的自我表白和自我辩解来完成的。他毫无心胸,处处占人便宜,却总是做出一副无辜受害人的样子。使用杰生做叙事人不仅没有使小说失真,反而使杰生这个人物的刻画入木三分。
  《喧哗与骚动》中的三位叙事人尽管都是不可靠的,但同时又是互相修正与支持的,读者从不同的叙事人那里获得的是不同的信息,如同拼图游戏一样,读者只能逐渐了解故事中的人物。然而,在有些作品中,不可靠叙事人却没有得到其他叙事人的修正。叙事人的语言,说话的口气,叙述的情境是读者判断其可靠性的主要尺度。读者将在作品的字里行间渐渐看到一个或无知、或专横、或自大、或天真的人物形象。在阅读过程中,叙事人在读者心目中的形象也并不是一成不变的。随着读者不断地修正对人物的最初认识,作为人物的叙事人形象也会愈加丰满、完善。这一类叙事人多出现于现代及后现代作品当中。他们总是在叙述过程中“不经意”露出破绽。典型的例子是勃朗宁的诗歌《我的前任公爵夫人》。该诗以戏剧独白的形式讲述了一个残忍的丈夫杀妻的故事。表面看去,叙事人只是在谈论一幅前妻的肖像,并无意透露自己杀妻的秘密。但在其言谈举止之间,通过他的自我吹嘘,命令的语气,读者看到的是一位专制、残忍、虐待狂的16世纪公爵形象。小说中也不乏这样的叙事人。林·拉德的短篇小说《金婚蜜月》中的主人公兼叙事人查理也是一位不可靠的叙事人。这位老绅士保守、吝啬,善妒但同时又风趣、健谈,深爱自己的妻子和女儿,在打牌赢了昔日情敌时,他在得意之余说道:“我甚至想让他也赢个一两回”。对于这样言不由衷的话,读者显然不会轻信。
  3 不可靠叙事人的可靠性的动态变化
  叙事人在叙述故事时的可靠性并不是一成不变的,总是呈动态变化的。在加缪的中篇小说《堕落》中,作者采取了两人对话的形式。谈话的两人是阿姆斯特丹一处小酒吧的顾客。主要人物在忏悔时不时被插话、问题所打断,听者则一言不发。说话人让巴蒂斯特·克拉芒斯断断续续地讲述了他怎样从一个生活舒适、健康快乐、洋洋自得的辩护律师渐渐堕落的过程。绝望之中他难免口吐偏激之词,没完没了地辱骂人类。他时而自嘲自疑,时而自吹自擂,为自己的恶习开脱辩解。纳博科夫的《洛丽塔》则采取了一个死囚自白的形式。叙事人汉勃特的精神错乱与变态为故事抹上了荒谬的色彩。他的叙述时而坦诚,时而又充满离奇古怪的念头,而在这一切背后,读者看到的是主人公被扭曲的心灵。现代主义和后现代主义的作家们更加青睐这样的叙事人,在主人公半真半假的叙述中,我们窥视到的是现代人迷茫的心理世界。
  三 不可靠叙事人在文艺作品中产生的艺术张力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看到不可靠叙事人在不同的作品中所呈现出的艺术张力。在这类作品中,作者摒弃了传统的叙事视角而让一位可信度值得怀疑的人来讲述故事,他将读者与隐含作者置于同一层面,读者通过自己的推理得到一些叙事人没有直接提供的信息,从而与隐含作者结成联盟;而叙述者自身性格和情感思想上的狭隘性与局限性使得他本身就是一个不可靠的叙述者,叙述者“我”的这种不可靠的叙述就导致了小说的含混并产生了一种具有戏剧性的反讽效果。同时,叙事人在叙述故事的同时也无意间展露了自己的性格,这种叙述本身又是对叙事人一种漫画式的刻画。
  但是,这种戏剧反讽不一定都是对叙事人的嘲笑讥讽。同是不可靠叙事人,我们同情敏感孱弱的昆丁,却憎恨虚伪卑鄙的杰生。对于杰生这一类叙事人我们当然会嘲笑和鄙视,但有些叙事人在“说谎”的同时也同样赢得我们的同情怜悯,甚至是理解与赞同。我们同情昆丁、班吉,也能看到《金婚蜜月》里老查理的可爱,并为哈克的品行叫好。然而更多的不可靠叙事人是既可恨又可怜的。《洛丽塔》中的汉勃特纵然可恶,但在小说的最后一章,作为叙事者的“我”采用了人物“我”和多罗瑞丝的双重聚焦,表明叙事者“我”经历了一个伦理的转变:从自我辩护转变成了“直面自己的罪恶和多罗瑞丝的痛苦”,此时读者更多寄予他的是同情。《堕落》中的克拉芒斯也让读者在他冗长的忏悔中看到一个堕落但却内省的灵魂。
  随着现代主义和后现代主义的兴起,文本的叙事视角正从传统的“奥林匹斯神”式的全知视角向多样化发展。各种类型的叙事人不仅对作家来说是一大挑战,也对现代的读者提出了更高的阅读要求。作家退出作品不仅能使读者更深入地参与到作品中来,同时也要求读者在阅读过程时刻保持清醒的头脑,不能机械盲目地追随不可靠叙述者的声音,而是应多方面细致考虑,挖掘出叙述者的“言外之意”,从而更加了解故事的真相,了解作者的真实意图。
  形形色色的不可靠叙事人所带来的艺术效果是一言难尽的,但毫无疑问,他们的存在为作品增加了艺术张力。正如亨利·詹姆斯所说的,“小说这幢大厦不只有一个窗户,它有千千万万的窗户”,艺术家的自由是“无边的”。
  
   参考文献:
   [1] 热拉尔·热奈特:《叙事话语,新叙事话语》,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年版。
   [2] 韦恩·布斯:《小说修辞学》,广西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
   [3] 黄希云:《小说人称的叙述功能》,《外国文学评论》,1996年第4期。
   [4] W·C·布斯,王泰来等编译:《距离与视角》,《叙事美学》,重庆出版社,1987年版。
   [5] 兹维坦·托洛多夫:《文学作品分析》,《叙事学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9年版。
   [6] 亨利·詹姆斯:《一位女士的画像》(序言),人民文学出版社,1984年版。
   [7] 唐伟胜:《叙事伦理·故事·话语与阅读》,blog.sina.com.cn.2010年1月8日。
  
   作者简介:
   赵琳红,女,1966—,山东胶县人,本科,讲师,研究方向:外国文学、实用英语写作,工作单位:上海建桥学院。
   刘春慧,女,1976—,吉林榆树人,硕士,讲师,研究方向:外国文学,工作单位:宁波大学外语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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