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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大义”是三岛由纪夫作品中的关键要素之一。在男性对其进行追求的过程中，经常有女性发挥着不容忽视的影响力。《忧国》中的丽子自内部从属于“大义”的内容，《十日菊》中的菊从外部依附于“大义”的主体，《午后曳航》中的房子则被放置在“大义”的对立面。三人尽管境遇不同，但各自与“大义”的联系则共通地体现出三岛文学中“大义”与女性的自主性不能相容的倾向。
关键词：《忧国》 《十日菊》 《午后曳航》 女性形象 大义
在三岛由纪夫的众多作品中，“大义”经常作为关键要素出现，最典型的例子当属于1961年初次发表于《小说中央公论》且又在1968年被作家亲自选入自选短篇集的三岛文学代表作品——《忧国》。在这部“凝缩了三岛的全部好处与坏处的精粹一般的小说”中，主人公武山信二中尉在“二·二六事件”后第三天夜里，因忧愤于“皇军”即将无可避免地发生分裂而选择切腹自杀。在武山实现其自身“大义”的过程中，丽子作为唯一在场的女性，在与丈夫一同将死亡之前的爱欲推向极致之后，又见证了丈夫死亡的完整过程，随后还按照约定毫不犹豫地殉夫而去。
而其他的三岛作品中，女性作用于“大义”实现过程的类似例子还有很多，她们在其中发挥的作用也各不相同：有些女性的参与是明确的自主行动，而有些则是无意识之中造成了结果。本文拟从《忧国》《十日菊》以及《午后曳航》三部作品中与“大义”相关联的女性形象出发，对三岛文学中“大义”与女性之间的关系进行具体分析。
一、处于“大义”内部的女性
在《忧国》中，“大义”是一个被文本明确提出的概念。武山夫妇在决定先后赴死之时感觉到，“两人再不会为旁人所知的快乐，被大义和神威，没有一丝缝隙的完全的道德所守护了”；而小说结尾，丽子准备将刀刺入喉咙时，也觉得自己终于即将尝到“夫君曾相信的大义真正的苦味与甜味”。从两人做出决定到完成死亡的整个过程中，“大义”是一个自始至终存在于背景中的要素。
至于“大义”这一概念的具体内涵，在《忧国》中是显而易见的。1936年2月26日，深受“皇道”思想影响的陆军青年军官为实现其天皇亲政等一系列政治目的发动事变，因未得到天皇的支持而被镇压，史称“二·二六事件”。在事件发生后第三天，2月28日夜里，武山信二回到家中便立刻对妻子表明了自己对朋友们的行为以及事件本身的态度：“我并不知道。那些家伙没有邀请我。大概是同情我新婚不久吧。加纳、本间、山口，都是这样。”从此处即可看出，武山对于将校们发动的事件不但没有意见，甚至认为自己本来也应该是其中一员。在他看来，自己未被邀请一同起事的原因并非志趣不同，而是同伴们不愿让与妻子新婚不久的自己置身于危险之中。换言之，武山与“起义将校”，并非仅是如后文中所写的那样经常请对方到自己家中饮酒聊天的同伴关系，二者的思想倾向、政治观点也是一致的。
“二·二六事件”的背景、根源都十分复杂，但“皇道思想”在其中的关键作用无可否认。《忧国》正是以此作为武山与“起义将校”的结合点，将“皇道思想”置于武山人生的中心地位。每日对天皇夫妇的“御影”行礼，在夫妇生活中遵从“教育敕语”中的原则，最后以死亡来诠释自己对天皇的“赤诚”，在遗书中写下“祈愿皇军万岁”的语句——种种行为都是对二者之间最大的一致性——“尊皇”的呈现。生活中时刻尊重天皇，选择死亡也是因为忠于天皇——可以说，这种贯穿了死与生的无处不在的“尊皇”思想，即是武山所追寻的“大义”的核心所在。
而在武山时时以“大义”为重的生活中，丽子是一个始终发挥着积极作用的“贤惠”妻子的形象：不雇女佣，仅靠自己一人操持家务；每日早晨都与丈夫一起对天皇夫妇的“御影”行礼；“一次都未曾顶过嘴”，而作为丈夫的武山“也找不到任何叱责她的理由”。同时，在日常之外，丽子也与丈夫追求“大义”的思想保持一致。二人在两人新婚之夜，武山在就寝之前对丽子进行了作为军人的“训诫”：“作为军人的妻子，必须每时每刻都做好丈夫死亡的准备。”而丽子对此的回应也非常简单——将从母亲那里得到的最重要的嫁妆，护身短刀放在了膝盖之前。两人正是因此而达成了默契，于是“中尉没有再次试探过妻子的觉悟”。也正如新婚之夜所约定的那样，在武山告知丽子他今晚就要切腹时，丽子毫不犹豫地表示自己一直以来都做好了准备，希望对方能让自己一同赴死。
由此可见，丽子对于武山所信奉的“大义”——尊奉天皇、时刻为牺牲做好准备——是认同且支持，并乐于配合的。但在武山的理解中，“这一切都是道德的，也達成了教育敕语中‘夫妇相和’的训导”——也就是说，丽子作为妻子的种种之所以是优点，当然是因其满足了武山的生活及情感需求，但更是因其与武山心中“大义”的要求相符。丽子为丈夫细心料理日常生活也好，在“理应”牺牲时坚决追随也罢，她在文本中一切可以从个人情感角度来解释的行为，都有“大义”作为前提要求和衡量标准凌驾其上。换言之，她对武山所追求的“大义”的顺从与协助，并非是一种来自外部的推动，而是在“大义”这一概念的内部进行的对其所需条件的达成和满足。
二、从外部作用于“大义”的女性
在三岛由纪夫的作品中，女性除了作为“大义”的内容和条件发挥促进作用之外，也曾作为存在于“大义”外部的关键要素，对其施加影响。发表于1961年、与《忧国》同属“二·二六三部作”的戏剧作品《十日菊》中，女主角奥山菊就是典型的例子。
《十日菊》的时间背景被设定为“十·一三事件”（指代“二·二六事件”）发生的十六年之后。在当年的事件中，身为大藏大臣的森重臣被叛乱军选为暗杀目标，是其家中的“女中”——菊从在军队中服役的儿子正一那里得到了青年将校要发动事变的消息，思考对策，最后挺身而出，才使重臣得以逃脱。此后菊被重臣安置在乡间，重臣自己也远离政治选择了隐居。
虽然同为“二·二六三部作”，也将“二·二六事件”作为了事件的背景，但三岛由纪夫在《二·二六事件与我》中明确表示，《忧国》是以青年将校的角度创作的作品，而《十日菊》描写重点则放在了与之恰好相对的——“被选为了目标的人”，即政界高层一方。与发动“起义”、提出口号、明确追随“大义”的青年将校不同，作为事件当时身在高位、被青年将校们称为“国贼”的袭击目标，“大义”在森重臣这一形象身上，远不如《忧国》中在武山中尉身上那样典型和显而易见。 然而，如果仔细检视文本便可以发现，森重臣这一形象其实自有其独特的“大义”。从《十日菊》第一幕第一场，重臣与女儿丰子在仙人掌温室里的对话中可以得知，“十·一三事件”之后，重臣虽然选择了从政界退出，隐居到湘南的宅子里专心栽培仙人掌，看似与俗世再无牵挂，但在接下来的十六年间，每逢十月十三日，他都会在家中举行简易的纪念活动，借此来重温那一晚“被选为了目标”的记忆。在与女儿的交谈中，重臣十分明确地表达了自己对“十·一三事件”的态度：“政变，就算失败了，也是个充满了荣光的词。总而言之，十·一三事件是个了不起的事件。比起我两年前被任命为大藏大臣、位列当时内阁，还是十·一三事件里被选为了目标的时候，更像是立于荣光的绝顶。……我当时害怕或是不害怕，这不是问题。只有被选为了目标这件事情是重要的。被暗杀者，一个中队的叛乱军选为了目标。这正是政治家的绝顶光荣。多亏他们选了我。那些年轻兵士们的鼻尖上，总有我令人憎恶的铜像、国贼的铜像、资本家之流的守护神的铜像，正狂妄地笑着。……以后每每想到这，我都欢喜得战栗起来。”
在第一幕结尾处，重臣更是这样定义自己与起义将校们的关系：“做着同一个血潮涌动的梦，老人和年轻人还从未离得像那样近过。……那非常像是年轻人做得出来的梦。为此，明明只要衰老的像水一般的血稍微流出一些就好。……即便如此，你的父亲还是不会被杀掉的！因为背叛年轻人们的梦，就是大人们的任务。不，不必这么严苛。是因为我爱着他们的梦，而我轻巧地抽身出来，从远处嘲笑他们的梦，也同样是因为爱。”
借由以上台词，三岛由纪夫站在重臣所代表的“被选为目标的人”的角度，对“二·二六事件”的性质做出了提炼：即通过武器与暗杀的“血潮”而得以实现的，年轻人与老人之间距离前所未有地近的碰撞。同样是在《二·二六事件与我》中，三岛由纪夫曾这样论述青年与老年：“在我难以治愈的观念中，老年永远丑陋，青年永远美丽。老年的智慧是永远的迷蒙，而青年的行动是永远的透彻。所以，越是生存下去就越是变坏，人生就是这样一种正好颠倒的颓落。”虽然这段表述出现在对《忧国》创作过程的介绍中，却恰好展示了作家从“二·二六事件”中抽象出的“青年与老年”的矛盾冲突形式。可以说，如果《忧国》中武山中尉切腹自尽的行动体现了起义将校的“永远的透彻”，那么上文引用的重臣的台词所表现出的上位者对于下层的狂妄与轻蔑，则正是老年“永远的迷蒙”的一种象征。
在后文中三岛继续提到，在他看来，“二·二六事件”中起义将校们的“那种纯一无垢，那种果敢，那种年轻，那种死亡，全部都与神话的英雄原型相符”，正是他们的“挫折与死”，使他们成了真正意义上的英雄。而如果没有重臣所象征的老人一方站在起义将校的对立面，使年轻一方遭受“挫折与死”，那么三岛从“二·二六”事件中提取出的青年与老年的矛盾结构就无法完成，他赋予起义将校的种种美学特性便得不到反衬和凸显。重臣关于“十·一三事件”的议论与感慨，正是体现了对这种矛盾的认知——在这双方都缺一不可的结构中，正如发动事件的起义将校作为年轻人一方，他们的“梦”（即“大义”）是让代表“国贼”的自己付出流血的代价一样，站在与之对立的老人一方的自己，也有着使年轻人们的“梦”落空、破碎的另一种“大义”——从事件中逃脱，作为幸存者继续生活。
而重臣之所以能够保全性命，是因为有菊挺身相助。在事件发生前两三日，菊为了在即将到来的危机中帮助重臣，才终于答应做其“侍妾”，得以每晚陪在其身边伺机而动——正是这种基于肉体关系的陪伴给了重臣逃脱的机会。事件当晚，菊一直小心着屋外动静，在叛乱军到达房间之前，迅速将重臣推进了密道中，而后又独自留在房间内，利用自己惹人注目的裸体与叛乱军周旋，为重臣的彻底逃脱进一步争取了时间。
尽管从结果上看，菊的帮助的确让重臣得以实现了“大义”，但是，从过程与方法上看，她的行为却使得重臣实现“大义”的过程缺失了重要的一环——错过了人生中“至高的荣光瞬间”。三岛由纪夫在对《十日菊》进行解说时，明确将“至高的荣光瞬间”定义为“从被选为目标的人眼中映出的二·二六事件”，而事件的顶峰则在于“加害者与被害者”双方“从相反的一侧各自登上陡坡，然后在其顶点、机关枪的炮火当中相遇”。换言之，事件中的代表年轻人与老人的双方各有其执着的“大义”，而两者的正面碰撞——即“相遇”，对双方而言都十分重要。菊将重臣提前推入密道的做法固然帮助其躲过了性命危机，但正是因此，重臣失去了与青年将校们正面相对的机会，作为“二·二六事件”象征的“十·一三事件”也未能從其眼中映出——于是，结果就如三岛由纪夫本人所言：“森重臣由于菊的忠义举动，错过了人生中的那个至高的瞬间。”
在第三幕第一场末尾，与菊二人之间的“裸问答”进行到最后时，重臣坦言：“任何人都无法侵犯的、那几乎是神圣的女人的裸体，正是我的荣光达到绝顶的具体表现。……但遗憾的是，我并没有看到它。”也就是说，他遗憾于未曾得见的并非菊的裸体本身，而是其所象征和见证了的“荣光”——事件当中年轻人和老人直接冲突的一瞬。因为事发当晚，是这具“几乎是神圣的女人的裸体”，代替了重臣与青年将校们正面抗衡。而重臣不但失去了这种“荣光”，甚至连这种“荣光”作用于其他人的场面也未能亲眼看见。因此可以说，菊在帮助重臣达成了“大义”的同时，也对其造成了关键性的缺憾。
而究其原因，是因为菊与重臣的“大义”原本无关。在森家这样一个旧式家长制的家庭中，对于身为一家之主的重臣，菊作为“女中”自然只能依附于他，却不会与之有任何深入的、思想层面的交流。对于以暗杀为主要基调的“十·一三事件”，菊的认知停留在最基本的求生上，但重臣的认知则带有其作为政治重镇的“狡智”且形而上的色彩。既然重臣不可能向菊表露真正的心曲，菊更不可能凭自己的能力揣测出重臣的想法，那么结果就只能像三岛由纪夫本人的形容——“她虽然经历了悲剧，却完全不理解悲剧的本质”一样，菊虽然凭着自己的善意成功地对“大义”产生了一些影响，但对这一概念本身没有丝毫的认识。她并不清楚自己究竟做到了什么，也不明白自己没能做到什么。在这一点上，她与明确对丈夫的“大义”有所了解、并为之时刻准备着的丽子是有明显区别的。总的来说，菊对“大义”的作用发生于外部，且有几分误打误撞的色彩——她既不理解“大义”，又不能像丽子那样作为“大义”的内容之一而存在。 三、作为“大义”的对立面存在的女性
如果说丽子被设计成出于“大义”内部的女性，而菊又是至少与“大义”站在同一侧的女性，那么《午后曳航》中的女主角房子，就是与前两者截然不同的、明确作为“大义”的对立面而存在的第三类女性。
在这部作品中，长年在海上生活的二副冢崎龙二偶然与洋货商店的女老板黑田房子相识，随即陷入恋情；同时，他又因自身魁梧结实的身材和与大海之间的密切联系，得到了房子的儿子，十三岁的少年黑田登的好感。但是，随着与房子的感情逐步推进，龙二对陆地的接受度渐渐提高，对于远航的热情却慢慢退却。当他终于离开自己工作多年的轮船“洛阳号”，开始为结婚和帮助房子经营商店做准备时，作为旁观者的登认为龙二不再是个英雄，从龙二的一系列变化中，登和玩伴们“感觉到了自己共同梦幻的归宿以及令人生厌的未来”。于是，为了“让那家伙再度成为英雄”，登和其他玩伴一道将龙二引到郊外，在龙二讲起自己的航海经历，甚至对自己的选择产生了悔意时，骗他喝下了有毒的红茶。
与对“大义”有着清楚认知的武山中尉和森重臣不同，龙二所向往的“荣耀=大义”并非一个明确的概念。在二十岁时，龙二“根本就搞不清自己希望得到何种荣耀，以及哪种荣耀才适合自己。他只是相信，世界黑暗的深处有一点光亮，那是专门为他准备的，也是特意为了照亮他才渐次靠近过来的。……在黝黑波浪的彼方，在冥冥暗夜中膨胀开来的光润的海水堆积物里，自己的荣耀宛若夜光虫一般正在密集闪烁。他们正是为了光鲜地映照出自己耸立在人类世界绝壁顶峰的英姿，才悄然迎面涌来。”到了热恋之中，龙二对房子的留恋逐步高涨时，就算他已经认为“在远航的前方根本就没有什么大义”，但对于“大义”具体的含义，他仍旧认为“尚且无人通晓”，“或许那只是热带太阳的别名”。即使在小说末尾，他开始为放弃海洋而感到后悔时，所谓荣耀也依然是“未知的”，“那个被他放弃了的”东西，“应该在黑暗的大洋上不断呼唤他”。
虽然在龙二心中，“荣耀=大义”的具体概念始终没有定论，但与之相关的一些要素及其间的具体关联是明确的。正如小说结尾处龙二自身的回顾一样，“在梦幻里，荣耀、死亡和女人总是三位一体”。荣耀来自“来自黑暗的大洋上”；自己与“至高无上的理想女人之间” ，又“必定会有死亡介入”，而船在洋面上的暴风骤雨里又隐含着死亡；同时，对于他们这些“被关在铁船上的人来说，周围的大海酷似于女人”——龙二理想中由荣耀、死亡和女人构成的三位一体，正是由大海这一核心要素连接起来的。也就是说，对于龙二，就像自己本来应该属于海洋一侧一样，“女人”也应该站在自己的“荣耀=大义”一侧。
然而，当“女人”正式出现在龙二的生活中时，事实逐渐偏离了他的预设。在恋爱初期，龙二曾多次试图向房子阐述自己关于荣耀、死亡、大海等一系列的甘美观念与庞大梦想，但每一次都以说出了毫不相干的另一番话告终。于是房子不仅对龙二内心深处对于承载着荣耀与死亡的大海有着怎样的憧憬与厌倦全都一无所知，甚至對龙二有着与他本人的理想完全相反的期待：“房子喜欢龙二所拥有的安全特性——他那质朴的心灵不为梦境和幻想所左右。如同构造结实的旧家具，耐久力大于想象力。”
房子自身作为女人的向往，和龙二作为男人的向往背道而驰。后者憧憬海洋的晃动与未知，而前者则寻求陆地的稳定与安全。而她眼中的龙二，显然也与那个本质上渴望着荣耀、死亡与女人的三位一体的真实的龙二截然不同。同时，龙二一次又一次的言不由衷又使房子一步步更加相信其对大海的倦怠，从未想过其心中还潜藏着完全相反的愿望。也就是说，龙二并未能通过语言和行为来将天然地站在自身对立面——陆地一侧的房子，真正吸引到自己从根本上认同的海洋这一边来；或者说，他并未像自己曾经希望的那样，将房子纳入自己的“大义”之中。于是房子既不能像丽子那样对所爱之人的“大义”心中有数，也不能像菊一样仅凭一番好意便能对主人的“大义”发挥一些多少带有正面意义的作用——她不仅存在于“大义”之外，更是自始至终都站在“大义”的对立面，所以对其发挥的作用只能是阻碍。也正是这种阻碍，被同样憧憬大海的旁观者登看作是龙二一个人的罪过，所以他选择与伙伴们一同杀掉龙二，使其“再度成为英雄”。即使登的眼中并未直接映出母亲房子的阻碍，她在其中的存在感与影响力仍然是不可忽视的。
四、女性之于“大义”——作用与地位
通过以上对《忧国》《十日菊》以及《午后曳航》的分析，其中女性形象与“大义”之间的关系可梳理如下：《忧国》中，丽子作为“大义”的内容之一，最终在知晓“大义”的前提下，从内部对“大义”的实现起到了助推作用；《十日菊》中，菊从外部依附于“大义”的主体——重臣，虽然并不理解“大义”的内涵，但依然对“大义”产生了一定程度上的积极作用；而《午后曳航》中的房子则在对“大义”一无所知的情况下，作为“大义”的对立面，阻碍了“大义”的实现。
而三人之间的区别并非仅限于此。在作品所展现的一系列行动中，丽子自新婚初始就出处以丈夫“言传身教”的“大义”为重，菊在“十·一三事件”中也完全以重臣的安危为先。与二者相对，房子在与龙二结识、相爱以及准备结婚的整个过程中，其种种做法和决定都以自己的需要为最优先考量：在恋爱初期，确认“龙二至少不是那种会在经济上给她增添麻烦的男人”；在龙二远航出海的一段时间内“比以前更加热衷于网球和罗纱刺绣”；以及在答应龙二的求婚之后，找了侦探社调查其背景，以证明自己的决定并非轻率之举——虽然一切都与恋情相关，但房子始终以自己的角度思考、审视着龙二其人和自己的情感，与此同时，也保持了个人生活的独立性。在二人决定结婚之后，房子甚至通过自己推荐的“无聊的文学书籍和美术全集”，以及自己讲解的“有关店铺经营的课程”，还有自己“从店里订购的大批‘品位高雅’的英国服装”，一步一步将龙二改变为符合自己期待的“陆地上的”形象——这种影响力的强大当然与龙二正值对大海的厌倦期有关，但房子本人的主观意识在其中的作用同样十分关键。即便房子对龙二内心的“荣耀=大义”闻所未闻，全程被排除在外，她也因此得到了与丽子和菊截然不同的结果——既不从属于“大义”的内容，也不依附于“大义”的主体，而是与“大义”站在同一高度，对等地向“大义”的主体——龙二施加影响。
诚然，女性在不同作品中的地位差异与作者设定的时代社会背景密不可分。《忧国》和《十日菊》都以“二·二六事件”为背景，而事件发生的1936年正值日本军国主义不断发展壮大的加速时代，在这样的前提下，要求身为军人妻子的丽子和在高官家中做仆人的菊能和在战后经济复苏期做进口奢侈品生意的商店老板房子有同等程度的自主性与独立性，显然是失之偏颇的。因而比起基于既定时代背景的女性独立性的差异，更值得注意的是这种差异与“大义”的实现与否有着怎样的关系。从上文的分析可知，女性作为内容之一、在内部从属于“大义”时，男性可以通过对其进行“言传身教”而使其协助“大义”的实现；当女性从外部依附于“大义”的主体——男性时，虽然与理想状态有所出入，但结果仍可算是差强人意；但女性作为来自外部且完全独立于男性的存在时，本来想将其牵引至自身的“大义”一侧的男性却因种种因素未能达成目的，于是，原本合理生活着的女性就在结果上成为“大义”的阻碍。尽管在只论及三部作品的情况下，并不能以此来对作家的女性观点做出任何结论性的推测，但仍然可以说，这种“大义”与女性的独立自主并不相容的状况正是作家塑造女性形象的过程中，一种不容忽视的倾向的体现。
参考文献：
[1] 三島由紀夫.解説.花ざかりの森·憂国——自選短編集[M].東京：新潮社，1968.
[2] 三島由紀夫.憂国[M].伊藤整，井上靖，中野好夫，丹羽文雄，平野謙.日本文学全集82·三島由紀夫.東京：集英社，1971.
[3] 三島由紀夫.十日の菊[M].三島由紀夫全集·23.東京：新潮社，2002.
[4] 三島由紀夫.二·二六事件と私.英霊の声[M].東京：河出書房新社，1966.
[5] 三岛由纪夫.午后曳航[M].帅松生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11.
[6] 李佳呟.三島文学における老いと女性——「十日の菊」論[J].日本研究，2020（巻33）.
作 者： 曹天赐，中国海洋大学在读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日本文学。
编 辑：水涓 E-mail：shuijuan3936@163.com
关键词：《忧国》 《十日菊》 《午后曳航》 女性形象 大义
在三岛由纪夫的众多作品中，“大义”经常作为关键要素出现，最典型的例子当属于1961年初次发表于《小说中央公论》且又在1968年被作家亲自选入自选短篇集的三岛文学代表作品——《忧国》。在这部“凝缩了三岛的全部好处与坏处的精粹一般的小说”中，主人公武山信二中尉在“二·二六事件”后第三天夜里，因忧愤于“皇军”即将无可避免地发生分裂而选择切腹自杀。在武山实现其自身“大义”的过程中，丽子作为唯一在场的女性，在与丈夫一同将死亡之前的爱欲推向极致之后，又见证了丈夫死亡的完整过程，随后还按照约定毫不犹豫地殉夫而去。
而其他的三岛作品中，女性作用于“大义”实现过程的类似例子还有很多，她们在其中发挥的作用也各不相同：有些女性的参与是明确的自主行动，而有些则是无意识之中造成了结果。本文拟从《忧国》《十日菊》以及《午后曳航》三部作品中与“大义”相关联的女性形象出发，对三岛文学中“大义”与女性之间的关系进行具体分析。
一、处于“大义”内部的女性
在《忧国》中，“大义”是一个被文本明确提出的概念。武山夫妇在决定先后赴死之时感觉到，“两人再不会为旁人所知的快乐，被大义和神威，没有一丝缝隙的完全的道德所守护了”；而小说结尾，丽子准备将刀刺入喉咙时，也觉得自己终于即将尝到“夫君曾相信的大义真正的苦味与甜味”。从两人做出决定到完成死亡的整个过程中，“大义”是一个自始至终存在于背景中的要素。
至于“大义”这一概念的具体内涵，在《忧国》中是显而易见的。1936年2月26日，深受“皇道”思想影响的陆军青年军官为实现其天皇亲政等一系列政治目的发动事变，因未得到天皇的支持而被镇压，史称“二·二六事件”。在事件发生后第三天，2月28日夜里，武山信二回到家中便立刻对妻子表明了自己对朋友们的行为以及事件本身的态度：“我并不知道。那些家伙没有邀请我。大概是同情我新婚不久吧。加纳、本间、山口，都是这样。”从此处即可看出，武山对于将校们发动的事件不但没有意见，甚至认为自己本来也应该是其中一员。在他看来，自己未被邀请一同起事的原因并非志趣不同，而是同伴们不愿让与妻子新婚不久的自己置身于危险之中。换言之，武山与“起义将校”，并非仅是如后文中所写的那样经常请对方到自己家中饮酒聊天的同伴关系，二者的思想倾向、政治观点也是一致的。
“二·二六事件”的背景、根源都十分复杂，但“皇道思想”在其中的关键作用无可否认。《忧国》正是以此作为武山与“起义将校”的结合点，将“皇道思想”置于武山人生的中心地位。每日对天皇夫妇的“御影”行礼，在夫妇生活中遵从“教育敕语”中的原则，最后以死亡来诠释自己对天皇的“赤诚”，在遗书中写下“祈愿皇军万岁”的语句——种种行为都是对二者之间最大的一致性——“尊皇”的呈现。生活中时刻尊重天皇，选择死亡也是因为忠于天皇——可以说，这种贯穿了死与生的无处不在的“尊皇”思想，即是武山所追寻的“大义”的核心所在。
而在武山时时以“大义”为重的生活中，丽子是一个始终发挥着积极作用的“贤惠”妻子的形象：不雇女佣，仅靠自己一人操持家务；每日早晨都与丈夫一起对天皇夫妇的“御影”行礼；“一次都未曾顶过嘴”，而作为丈夫的武山“也找不到任何叱责她的理由”。同时，在日常之外，丽子也与丈夫追求“大义”的思想保持一致。二人在两人新婚之夜，武山在就寝之前对丽子进行了作为军人的“训诫”：“作为军人的妻子，必须每时每刻都做好丈夫死亡的准备。”而丽子对此的回应也非常简单——将从母亲那里得到的最重要的嫁妆，护身短刀放在了膝盖之前。两人正是因此而达成了默契，于是“中尉没有再次试探过妻子的觉悟”。也正如新婚之夜所约定的那样，在武山告知丽子他今晚就要切腹时，丽子毫不犹豫地表示自己一直以来都做好了准备，希望对方能让自己一同赴死。
由此可见，丽子对于武山所信奉的“大义”——尊奉天皇、时刻为牺牲做好准备——是认同且支持，并乐于配合的。但在武山的理解中，“这一切都是道德的，也達成了教育敕语中‘夫妇相和’的训导”——也就是说，丽子作为妻子的种种之所以是优点，当然是因其满足了武山的生活及情感需求，但更是因其与武山心中“大义”的要求相符。丽子为丈夫细心料理日常生活也好，在“理应”牺牲时坚决追随也罢，她在文本中一切可以从个人情感角度来解释的行为，都有“大义”作为前提要求和衡量标准凌驾其上。换言之，她对武山所追求的“大义”的顺从与协助，并非是一种来自外部的推动，而是在“大义”这一概念的内部进行的对其所需条件的达成和满足。
二、从外部作用于“大义”的女性
在三岛由纪夫的作品中，女性除了作为“大义”的内容和条件发挥促进作用之外，也曾作为存在于“大义”外部的关键要素，对其施加影响。发表于1961年、与《忧国》同属“二·二六三部作”的戏剧作品《十日菊》中，女主角奥山菊就是典型的例子。
《十日菊》的时间背景被设定为“十·一三事件”（指代“二·二六事件”）发生的十六年之后。在当年的事件中，身为大藏大臣的森重臣被叛乱军选为暗杀目标，是其家中的“女中”——菊从在军队中服役的儿子正一那里得到了青年将校要发动事变的消息，思考对策，最后挺身而出，才使重臣得以逃脱。此后菊被重臣安置在乡间，重臣自己也远离政治选择了隐居。
虽然同为“二·二六三部作”，也将“二·二六事件”作为了事件的背景，但三岛由纪夫在《二·二六事件与我》中明确表示，《忧国》是以青年将校的角度创作的作品，而《十日菊》描写重点则放在了与之恰好相对的——“被选为了目标的人”，即政界高层一方。与发动“起义”、提出口号、明确追随“大义”的青年将校不同，作为事件当时身在高位、被青年将校们称为“国贼”的袭击目标，“大义”在森重臣这一形象身上，远不如《忧国》中在武山中尉身上那样典型和显而易见。 然而，如果仔细检视文本便可以发现，森重臣这一形象其实自有其独特的“大义”。从《十日菊》第一幕第一场，重臣与女儿丰子在仙人掌温室里的对话中可以得知，“十·一三事件”之后，重臣虽然选择了从政界退出，隐居到湘南的宅子里专心栽培仙人掌，看似与俗世再无牵挂，但在接下来的十六年间，每逢十月十三日，他都会在家中举行简易的纪念活动，借此来重温那一晚“被选为了目标”的记忆。在与女儿的交谈中，重臣十分明确地表达了自己对“十·一三事件”的态度：“政变，就算失败了，也是个充满了荣光的词。总而言之，十·一三事件是个了不起的事件。比起我两年前被任命为大藏大臣、位列当时内阁，还是十·一三事件里被选为了目标的时候，更像是立于荣光的绝顶。……我当时害怕或是不害怕，这不是问题。只有被选为了目标这件事情是重要的。被暗杀者，一个中队的叛乱军选为了目标。这正是政治家的绝顶光荣。多亏他们选了我。那些年轻兵士们的鼻尖上，总有我令人憎恶的铜像、国贼的铜像、资本家之流的守护神的铜像，正狂妄地笑着。……以后每每想到这，我都欢喜得战栗起来。”
在第一幕结尾处，重臣更是这样定义自己与起义将校们的关系：“做着同一个血潮涌动的梦，老人和年轻人还从未离得像那样近过。……那非常像是年轻人做得出来的梦。为此，明明只要衰老的像水一般的血稍微流出一些就好。……即便如此，你的父亲还是不会被杀掉的！因为背叛年轻人们的梦，就是大人们的任务。不，不必这么严苛。是因为我爱着他们的梦，而我轻巧地抽身出来，从远处嘲笑他们的梦，也同样是因为爱。”
借由以上台词，三岛由纪夫站在重臣所代表的“被选为目标的人”的角度，对“二·二六事件”的性质做出了提炼：即通过武器与暗杀的“血潮”而得以实现的，年轻人与老人之间距离前所未有地近的碰撞。同样是在《二·二六事件与我》中，三岛由纪夫曾这样论述青年与老年：“在我难以治愈的观念中，老年永远丑陋，青年永远美丽。老年的智慧是永远的迷蒙，而青年的行动是永远的透彻。所以，越是生存下去就越是变坏，人生就是这样一种正好颠倒的颓落。”虽然这段表述出现在对《忧国》创作过程的介绍中，却恰好展示了作家从“二·二六事件”中抽象出的“青年与老年”的矛盾冲突形式。可以说，如果《忧国》中武山中尉切腹自尽的行动体现了起义将校的“永远的透彻”，那么上文引用的重臣的台词所表现出的上位者对于下层的狂妄与轻蔑，则正是老年“永远的迷蒙”的一种象征。
在后文中三岛继续提到，在他看来，“二·二六事件”中起义将校们的“那种纯一无垢，那种果敢，那种年轻，那种死亡，全部都与神话的英雄原型相符”，正是他们的“挫折与死”，使他们成了真正意义上的英雄。而如果没有重臣所象征的老人一方站在起义将校的对立面，使年轻一方遭受“挫折与死”，那么三岛从“二·二六”事件中提取出的青年与老年的矛盾结构就无法完成，他赋予起义将校的种种美学特性便得不到反衬和凸显。重臣关于“十·一三事件”的议论与感慨，正是体现了对这种矛盾的认知——在这双方都缺一不可的结构中，正如发动事件的起义将校作为年轻人一方，他们的“梦”（即“大义”）是让代表“国贼”的自己付出流血的代价一样，站在与之对立的老人一方的自己，也有着使年轻人们的“梦”落空、破碎的另一种“大义”——从事件中逃脱，作为幸存者继续生活。
而重臣之所以能够保全性命，是因为有菊挺身相助。在事件发生前两三日，菊为了在即将到来的危机中帮助重臣，才终于答应做其“侍妾”，得以每晚陪在其身边伺机而动——正是这种基于肉体关系的陪伴给了重臣逃脱的机会。事件当晚，菊一直小心着屋外动静，在叛乱军到达房间之前，迅速将重臣推进了密道中，而后又独自留在房间内，利用自己惹人注目的裸体与叛乱军周旋，为重臣的彻底逃脱进一步争取了时间。
尽管从结果上看，菊的帮助的确让重臣得以实现了“大义”，但是，从过程与方法上看，她的行为却使得重臣实现“大义”的过程缺失了重要的一环——错过了人生中“至高的荣光瞬间”。三岛由纪夫在对《十日菊》进行解说时，明确将“至高的荣光瞬间”定义为“从被选为目标的人眼中映出的二·二六事件”，而事件的顶峰则在于“加害者与被害者”双方“从相反的一侧各自登上陡坡，然后在其顶点、机关枪的炮火当中相遇”。换言之，事件中的代表年轻人与老人的双方各有其执着的“大义”，而两者的正面碰撞——即“相遇”，对双方而言都十分重要。菊将重臣提前推入密道的做法固然帮助其躲过了性命危机，但正是因此，重臣失去了与青年将校们正面相对的机会，作为“二·二六事件”象征的“十·一三事件”也未能從其眼中映出——于是，结果就如三岛由纪夫本人所言：“森重臣由于菊的忠义举动，错过了人生中的那个至高的瞬间。”
在第三幕第一场末尾，与菊二人之间的“裸问答”进行到最后时，重臣坦言：“任何人都无法侵犯的、那几乎是神圣的女人的裸体，正是我的荣光达到绝顶的具体表现。……但遗憾的是，我并没有看到它。”也就是说，他遗憾于未曾得见的并非菊的裸体本身，而是其所象征和见证了的“荣光”——事件当中年轻人和老人直接冲突的一瞬。因为事发当晚，是这具“几乎是神圣的女人的裸体”，代替了重臣与青年将校们正面抗衡。而重臣不但失去了这种“荣光”，甚至连这种“荣光”作用于其他人的场面也未能亲眼看见。因此可以说，菊在帮助重臣达成了“大义”的同时，也对其造成了关键性的缺憾。
而究其原因，是因为菊与重臣的“大义”原本无关。在森家这样一个旧式家长制的家庭中，对于身为一家之主的重臣，菊作为“女中”自然只能依附于他，却不会与之有任何深入的、思想层面的交流。对于以暗杀为主要基调的“十·一三事件”，菊的认知停留在最基本的求生上，但重臣的认知则带有其作为政治重镇的“狡智”且形而上的色彩。既然重臣不可能向菊表露真正的心曲，菊更不可能凭自己的能力揣测出重臣的想法，那么结果就只能像三岛由纪夫本人的形容——“她虽然经历了悲剧，却完全不理解悲剧的本质”一样，菊虽然凭着自己的善意成功地对“大义”产生了一些影响，但对这一概念本身没有丝毫的认识。她并不清楚自己究竟做到了什么，也不明白自己没能做到什么。在这一点上，她与明确对丈夫的“大义”有所了解、并为之时刻准备着的丽子是有明显区别的。总的来说，菊对“大义”的作用发生于外部，且有几分误打误撞的色彩——她既不理解“大义”，又不能像丽子那样作为“大义”的内容之一而存在。 三、作为“大义”的对立面存在的女性
如果说丽子被设计成出于“大义”内部的女性，而菊又是至少与“大义”站在同一侧的女性，那么《午后曳航》中的女主角房子，就是与前两者截然不同的、明确作为“大义”的对立面而存在的第三类女性。
在这部作品中，长年在海上生活的二副冢崎龙二偶然与洋货商店的女老板黑田房子相识，随即陷入恋情；同时，他又因自身魁梧结实的身材和与大海之间的密切联系，得到了房子的儿子，十三岁的少年黑田登的好感。但是，随着与房子的感情逐步推进，龙二对陆地的接受度渐渐提高，对于远航的热情却慢慢退却。当他终于离开自己工作多年的轮船“洛阳号”，开始为结婚和帮助房子经营商店做准备时，作为旁观者的登认为龙二不再是个英雄，从龙二的一系列变化中，登和玩伴们“感觉到了自己共同梦幻的归宿以及令人生厌的未来”。于是，为了“让那家伙再度成为英雄”，登和其他玩伴一道将龙二引到郊外，在龙二讲起自己的航海经历，甚至对自己的选择产生了悔意时，骗他喝下了有毒的红茶。
与对“大义”有着清楚认知的武山中尉和森重臣不同，龙二所向往的“荣耀=大义”并非一个明确的概念。在二十岁时，龙二“根本就搞不清自己希望得到何种荣耀，以及哪种荣耀才适合自己。他只是相信，世界黑暗的深处有一点光亮，那是专门为他准备的，也是特意为了照亮他才渐次靠近过来的。……在黝黑波浪的彼方，在冥冥暗夜中膨胀开来的光润的海水堆积物里，自己的荣耀宛若夜光虫一般正在密集闪烁。他们正是为了光鲜地映照出自己耸立在人类世界绝壁顶峰的英姿，才悄然迎面涌来。”到了热恋之中，龙二对房子的留恋逐步高涨时，就算他已经认为“在远航的前方根本就没有什么大义”，但对于“大义”具体的含义，他仍旧认为“尚且无人通晓”，“或许那只是热带太阳的别名”。即使在小说末尾，他开始为放弃海洋而感到后悔时，所谓荣耀也依然是“未知的”，“那个被他放弃了的”东西，“应该在黑暗的大洋上不断呼唤他”。
虽然在龙二心中，“荣耀=大义”的具体概念始终没有定论，但与之相关的一些要素及其间的具体关联是明确的。正如小说结尾处龙二自身的回顾一样，“在梦幻里，荣耀、死亡和女人总是三位一体”。荣耀来自“来自黑暗的大洋上”；自己与“至高无上的理想女人之间” ，又“必定会有死亡介入”，而船在洋面上的暴风骤雨里又隐含着死亡；同时，对于他们这些“被关在铁船上的人来说，周围的大海酷似于女人”——龙二理想中由荣耀、死亡和女人构成的三位一体，正是由大海这一核心要素连接起来的。也就是说，对于龙二，就像自己本来应该属于海洋一侧一样，“女人”也应该站在自己的“荣耀=大义”一侧。
然而，当“女人”正式出现在龙二的生活中时，事实逐渐偏离了他的预设。在恋爱初期，龙二曾多次试图向房子阐述自己关于荣耀、死亡、大海等一系列的甘美观念与庞大梦想，但每一次都以说出了毫不相干的另一番话告终。于是房子不仅对龙二内心深处对于承载着荣耀与死亡的大海有着怎样的憧憬与厌倦全都一无所知，甚至對龙二有着与他本人的理想完全相反的期待：“房子喜欢龙二所拥有的安全特性——他那质朴的心灵不为梦境和幻想所左右。如同构造结实的旧家具，耐久力大于想象力。”
房子自身作为女人的向往，和龙二作为男人的向往背道而驰。后者憧憬海洋的晃动与未知，而前者则寻求陆地的稳定与安全。而她眼中的龙二，显然也与那个本质上渴望着荣耀、死亡与女人的三位一体的真实的龙二截然不同。同时，龙二一次又一次的言不由衷又使房子一步步更加相信其对大海的倦怠，从未想过其心中还潜藏着完全相反的愿望。也就是说，龙二并未能通过语言和行为来将天然地站在自身对立面——陆地一侧的房子，真正吸引到自己从根本上认同的海洋这一边来；或者说，他并未像自己曾经希望的那样，将房子纳入自己的“大义”之中。于是房子既不能像丽子那样对所爱之人的“大义”心中有数，也不能像菊一样仅凭一番好意便能对主人的“大义”发挥一些多少带有正面意义的作用——她不仅存在于“大义”之外，更是自始至终都站在“大义”的对立面，所以对其发挥的作用只能是阻碍。也正是这种阻碍，被同样憧憬大海的旁观者登看作是龙二一个人的罪过，所以他选择与伙伴们一同杀掉龙二，使其“再度成为英雄”。即使登的眼中并未直接映出母亲房子的阻碍，她在其中的存在感与影响力仍然是不可忽视的。
四、女性之于“大义”——作用与地位
通过以上对《忧国》《十日菊》以及《午后曳航》的分析，其中女性形象与“大义”之间的关系可梳理如下：《忧国》中，丽子作为“大义”的内容之一，最终在知晓“大义”的前提下，从内部对“大义”的实现起到了助推作用；《十日菊》中，菊从外部依附于“大义”的主体——重臣，虽然并不理解“大义”的内涵，但依然对“大义”产生了一定程度上的积极作用；而《午后曳航》中的房子则在对“大义”一无所知的情况下，作为“大义”的对立面，阻碍了“大义”的实现。
而三人之间的区别并非仅限于此。在作品所展现的一系列行动中，丽子自新婚初始就出处以丈夫“言传身教”的“大义”为重，菊在“十·一三事件”中也完全以重臣的安危为先。与二者相对，房子在与龙二结识、相爱以及准备结婚的整个过程中，其种种做法和决定都以自己的需要为最优先考量：在恋爱初期，确认“龙二至少不是那种会在经济上给她增添麻烦的男人”；在龙二远航出海的一段时间内“比以前更加热衷于网球和罗纱刺绣”；以及在答应龙二的求婚之后，找了侦探社调查其背景，以证明自己的决定并非轻率之举——虽然一切都与恋情相关，但房子始终以自己的角度思考、审视着龙二其人和自己的情感，与此同时，也保持了个人生活的独立性。在二人决定结婚之后，房子甚至通过自己推荐的“无聊的文学书籍和美术全集”，以及自己讲解的“有关店铺经营的课程”，还有自己“从店里订购的大批‘品位高雅’的英国服装”，一步一步将龙二改变为符合自己期待的“陆地上的”形象——这种影响力的强大当然与龙二正值对大海的厌倦期有关，但房子本人的主观意识在其中的作用同样十分关键。即便房子对龙二内心的“荣耀=大义”闻所未闻，全程被排除在外，她也因此得到了与丽子和菊截然不同的结果——既不从属于“大义”的内容，也不依附于“大义”的主体，而是与“大义”站在同一高度，对等地向“大义”的主体——龙二施加影响。
诚然，女性在不同作品中的地位差异与作者设定的时代社会背景密不可分。《忧国》和《十日菊》都以“二·二六事件”为背景，而事件发生的1936年正值日本军国主义不断发展壮大的加速时代，在这样的前提下，要求身为军人妻子的丽子和在高官家中做仆人的菊能和在战后经济复苏期做进口奢侈品生意的商店老板房子有同等程度的自主性与独立性，显然是失之偏颇的。因而比起基于既定时代背景的女性独立性的差异，更值得注意的是这种差异与“大义”的实现与否有着怎样的关系。从上文的分析可知，女性作为内容之一、在内部从属于“大义”时，男性可以通过对其进行“言传身教”而使其协助“大义”的实现；当女性从外部依附于“大义”的主体——男性时，虽然与理想状态有所出入，但结果仍可算是差强人意；但女性作为来自外部且完全独立于男性的存在时，本来想将其牵引至自身的“大义”一侧的男性却因种种因素未能达成目的，于是，原本合理生活着的女性就在结果上成为“大义”的阻碍。尽管在只论及三部作品的情况下，并不能以此来对作家的女性观点做出任何结论性的推测，但仍然可以说，这种“大义”与女性的独立自主并不相容的状况正是作家塑造女性形象的过程中，一种不容忽视的倾向的体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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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李佳呟.三島文学における老いと女性——「十日の菊」論[J].日本研究，2020（巻33）.
作 者： 曹天赐，中国海洋大学在读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日本文学。
编 辑：水涓 E-mail：shuijuan3936@163.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