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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主题学产生自19世纪末，凭借其强大的生命力成为了比较文学学科重要的分支。研究主题学，旨在求同存异，一方面在同一性中发掘人类共同情感和文学普遍规律，另一方面在差异性当中认可主体的独特性，从而促进不同文学和学科间的平等对话。
关键词：比较文学；主题学；求同存异；差异性
主题学研究，至今为止已经有数百年的历史。然目前学界关于比较文学主题学研究这一课题仍然聚讼风云、莫衷一是。国内对于主题学的定义为：“主题学是比较文学的分支领域，研究的是同一主题、母题、题材、情景、意向等在不同国家、文化间的流变，并努力通过异同研究揭示出个人、民族背后的心理特征和审美追求。”那么对于秦、陆二位学者的《阿Q和堂吉诃德形象的比较研究》的主要内容，也从母题、题材和主题三个方面来讲述：
诚然，我们必须得承认阿Q与堂吉诃德的人生道路、价值观念以及体现的民族意识都相隔千里。但论者也说：“在他们各具特性的血肉之躯中却包裹着一个具有普遍性意义的灵魂。”文学即人学，不同的文学作品往往呈现出共通的生命体验，从而蕴含起共同的主题。当然，主题学视野之下的同一主题并不仅限于罗列研究对象的相同点，我们仍要把关注点放在同一主题的不同之处。
首先来看堂吉诃德和阿Q在母题上的比较。简单来说，母题是主题的“子集”。以“精神胜利法”为例——阿Q“擎起右手，用力在自己脸上连着打了两个嘴巴”使自己“转败为胜”。堂吉诃德在一群商人面前口出狂言，结果被“打得像碾过的麦子一样”。结果竟然还“私自庆幸，觉得这种灾殃是游侠骑士分内应有的”。所以此二人可以说是十足的“精神胜利法”信仰者。
但是，堂吉诃德使用精神胜利法是为了使自己不至于被一时的失败泯灭了行侠仗义的抱负，他的精神胜利法是主观能动的。而中国的农民阿Q则是内心退缩型的，即便被逼到绝路，也不是进行反抗而是“自己打自己”，在虚妄的幻想中自欺欺人，麻木自己那颗痛苦的心。同样惹人发笑、令人同情的“精神胜利法”在堂吉诃德和阿Q身上，有着不同的内在含义，这是因为不同作者站在不同的时代浪潮上，他们在人物身上所寄予的精神必然是有差异的。
引用论者的话说：“在阿Q和堂吉诃德身上，显著的差异是和惊人的相似密切结合在一起的，它们都统一在一个严整而复杂矛盾的性格之中。比较文学研究的任务就在于既从类似之中发现差异，从而肯定它们各自的独创性贡献；又要从差异之中发现类似，以便发现它们的特点、原因和类型。”
第二，有关堂吉诃德与阿Q的形象在题材研究中的比较。我们可以把堂吉诃德和阿Q两种看似不同的题材归为一类，那就是人的毁灭。他们的荒谬可笑，是因为把幻想看作现实，把失败作为胜利，以为自己是了不起的英雄。但实际上他们是最软弱无能，最被现实玩弄的人。喜剧的背后往往蕴含着更深层次的悲剧——阿Q的愚昧顽固不是天性，而是当时黑暗现实的迫使他养成了这样悲剧的性格；而堂吉诃德，他为维护骑士制度作出的种种努力，是那样的虔诚、真挚，没有丝毫的矫饰。因此，作为具有喜剧性格的阿Q和堂吉诃德，仍然给人以强烈的悲剧印象。最后他们都不可避免的走向了毁灭——阿Q被无情地枪毙；堂吉诃德回乡大病一场，邻幡悔悟，却与世长辞。悲剧与喜剧的双重性在他们二者身上完美统一，让人们在讥讽中叹息，在同情中感到可笑。但，堂吉诃德的理想，是崇高的。因此，人们可以从他的失败中肯定其对理想的忠诚和执着。而阿Q 那朦胧的阶级意识，从未促进他对社会有新的见解。他不像堂吉诃德，最终让我们在为之惋惜的同时得到教益和启迪。所以尽管阿Q和堂吉诃德的故事都是一部辛辣讽刺最后走向毁灭的悲喜剧，但作者塑造人物之后的所指是分道扬镳的。
最后，让我们来比较一下堂吉诃德与阿Q的主题上异同。阿Q和堂吉诃德人物形象具有相似性，是和西班牙与中国当时的时代背景分不开的。16世纪末的西班牙和五四时期的中国都处于新旧冲突的动荡时代。欧洲文艺复兴运动揭去了蒙昧的面纱，肯定生命、个性和理性。塞万提斯者借堂吉诃德之口表达了自己人文主义的进步思想。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中国，礼制余毒残害全国。阿Q是鲁迅创造的被中国封建意识毒害的牺牲品，是国民劣根性的集大成者，鲁迅讽刺阿Q，也就是揭露社会的黑暗和罪恶，批判封建专制和礼教。所以两部作品的主题都的是通过讽刺主人公的愚昧无知来达到讽刺的目的。但和而不同的是塞万提斯把自己的爱憎与希望寄托在主人公身上，他的创作是为了否定骑士小说的荒诞不经。而鲁迅同样用否定的笔法，批判国民劣根性，疗救社会病苦。
这两部作品流传至今，如同他们的作者一度颠沛流离。但从浩繁的卷帙中将他们细细拾出，其荒诞不经的笔法和深刻的内容依然经久不衰。如今将他们并肩其列，在发现世界文学的芬芳繁盛之时，更是探索民族精神的本质特征。主题学研究，就是在求同存异当中一边发掘出人类共同情感和文学的普遍规律，一边又辨认出其差异性和独特性。这样文学的研究发展才能够全面客观，使不同国家不同时代的文学作品在主题学的关照之下生成一种新的意义。
参考文献：
[1]秦家琪，陆协新.阿Q和堂吉诃德形象的比较研究[J].文学评论，1982（04）.
[2]高勇.母题理论探析——在比较文学主题学视域中[D].天津师范大学，2007.
[3]王立.关于文学主题学研究的一些思考[J].中国比较文学，1999（04）.
[4]王立.主题学的理论方法及其研究实践[J].学术交流，2013（01）.
[5]张德超.堂吉诃德与阿Q之比较——两个滑稽、荒唐的精神胜利者[J].江苏社会科学，2007（S2）.
关键词：比较文学；主题学；求同存异；差异性
主题学研究，至今为止已经有数百年的历史。然目前学界关于比较文学主题学研究这一课题仍然聚讼风云、莫衷一是。国内对于主题学的定义为：“主题学是比较文学的分支领域，研究的是同一主题、母题、题材、情景、意向等在不同国家、文化间的流变，并努力通过异同研究揭示出个人、民族背后的心理特征和审美追求。”那么对于秦、陆二位学者的《阿Q和堂吉诃德形象的比较研究》的主要内容，也从母题、题材和主题三个方面来讲述：
诚然，我们必须得承认阿Q与堂吉诃德的人生道路、价值观念以及体现的民族意识都相隔千里。但论者也说：“在他们各具特性的血肉之躯中却包裹着一个具有普遍性意义的灵魂。”文学即人学，不同的文学作品往往呈现出共通的生命体验，从而蕴含起共同的主题。当然，主题学视野之下的同一主题并不仅限于罗列研究对象的相同点，我们仍要把关注点放在同一主题的不同之处。
首先来看堂吉诃德和阿Q在母题上的比较。简单来说，母题是主题的“子集”。以“精神胜利法”为例——阿Q“擎起右手，用力在自己脸上连着打了两个嘴巴”使自己“转败为胜”。堂吉诃德在一群商人面前口出狂言，结果被“打得像碾过的麦子一样”。结果竟然还“私自庆幸，觉得这种灾殃是游侠骑士分内应有的”。所以此二人可以说是十足的“精神胜利法”信仰者。
但是，堂吉诃德使用精神胜利法是为了使自己不至于被一时的失败泯灭了行侠仗义的抱负，他的精神胜利法是主观能动的。而中国的农民阿Q则是内心退缩型的，即便被逼到绝路，也不是进行反抗而是“自己打自己”，在虚妄的幻想中自欺欺人，麻木自己那颗痛苦的心。同样惹人发笑、令人同情的“精神胜利法”在堂吉诃德和阿Q身上，有着不同的内在含义，这是因为不同作者站在不同的时代浪潮上，他们在人物身上所寄予的精神必然是有差异的。
引用论者的话说：“在阿Q和堂吉诃德身上，显著的差异是和惊人的相似密切结合在一起的，它们都统一在一个严整而复杂矛盾的性格之中。比较文学研究的任务就在于既从类似之中发现差异，从而肯定它们各自的独创性贡献；又要从差异之中发现类似，以便发现它们的特点、原因和类型。”
第二，有关堂吉诃德与阿Q的形象在题材研究中的比较。我们可以把堂吉诃德和阿Q两种看似不同的题材归为一类，那就是人的毁灭。他们的荒谬可笑，是因为把幻想看作现实，把失败作为胜利，以为自己是了不起的英雄。但实际上他们是最软弱无能，最被现实玩弄的人。喜剧的背后往往蕴含着更深层次的悲剧——阿Q的愚昧顽固不是天性，而是当时黑暗现实的迫使他养成了这样悲剧的性格；而堂吉诃德，他为维护骑士制度作出的种种努力，是那样的虔诚、真挚，没有丝毫的矫饰。因此，作为具有喜剧性格的阿Q和堂吉诃德，仍然给人以强烈的悲剧印象。最后他们都不可避免的走向了毁灭——阿Q被无情地枪毙；堂吉诃德回乡大病一场，邻幡悔悟，却与世长辞。悲剧与喜剧的双重性在他们二者身上完美统一，让人们在讥讽中叹息，在同情中感到可笑。但，堂吉诃德的理想，是崇高的。因此，人们可以从他的失败中肯定其对理想的忠诚和执着。而阿Q 那朦胧的阶级意识，从未促进他对社会有新的见解。他不像堂吉诃德，最终让我们在为之惋惜的同时得到教益和启迪。所以尽管阿Q和堂吉诃德的故事都是一部辛辣讽刺最后走向毁灭的悲喜剧，但作者塑造人物之后的所指是分道扬镳的。
最后，让我们来比较一下堂吉诃德与阿Q的主题上异同。阿Q和堂吉诃德人物形象具有相似性，是和西班牙与中国当时的时代背景分不开的。16世纪末的西班牙和五四时期的中国都处于新旧冲突的动荡时代。欧洲文艺复兴运动揭去了蒙昧的面纱，肯定生命、个性和理性。塞万提斯者借堂吉诃德之口表达了自己人文主义的进步思想。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中国，礼制余毒残害全国。阿Q是鲁迅创造的被中国封建意识毒害的牺牲品，是国民劣根性的集大成者，鲁迅讽刺阿Q，也就是揭露社会的黑暗和罪恶，批判封建专制和礼教。所以两部作品的主题都的是通过讽刺主人公的愚昧无知来达到讽刺的目的。但和而不同的是塞万提斯把自己的爱憎与希望寄托在主人公身上，他的创作是为了否定骑士小说的荒诞不经。而鲁迅同样用否定的笔法，批判国民劣根性，疗救社会病苦。
这两部作品流传至今，如同他们的作者一度颠沛流离。但从浩繁的卷帙中将他们细细拾出，其荒诞不经的笔法和深刻的内容依然经久不衰。如今将他们并肩其列，在发现世界文学的芬芳繁盛之时，更是探索民族精神的本质特征。主题学研究，就是在求同存异当中一边发掘出人类共同情感和文学的普遍规律，一边又辨认出其差异性和独特性。这样文学的研究发展才能够全面客观，使不同国家不同时代的文学作品在主题学的关照之下生成一种新的意义。
参考文献：
[1]秦家琪，陆协新.阿Q和堂吉诃德形象的比较研究[J].文学评论，1982（04）.
[2]高勇.母题理论探析——在比较文学主题学视域中[D].天津师范大学，2007.
[3]王立.关于文学主题学研究的一些思考[J].中国比较文学，1999（04）.
[4]王立.主题学的理论方法及其研究实践[J].学术交流，2013（01）.
[5]张德超.堂吉诃德与阿Q之比较——两个滑稽、荒唐的精神胜利者[J].江苏社会科学，2007（S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