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朝书法是中国书法艺术、文化的辉煌篇章，六朝时期纸质书法作品流传至今的非常之少，这就使得六朝书法的另外一个载体——碑刻成为一个尤为珍贵的载体，这一载体为我们再现了六朝书法艺术的熠熠光辉。历年来六朝碑刻的考古发现及传世品主要有东吴名碑《葛府君》《瘗鹤铭》《刘岱墓志》《天监砖文》《石井栏题字》等，其中《葛府君》《瘗鹤铭》《刘岱墓志》在中国书法艺术史上的地位尤为重要，这些碑刻作品多角度、多层次、较全面地反映了六朝时期的书法艺术特征，更为我们提供了具体全面的社会历史文化背景资料，使我们能深入、系统、准确地认识六朝书法及其社会历史文化，是研究六朝书法艺术的珍品。
　　1、《葛府君碑额》
　　《葛府君碑额》自发现以来，在文字、金石、书法界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它是我国至今发现时代最早的用楷书体书写的碑，有“楷书鼻祖”之美誉，具有极其重要的学术价值、艺术价值和历史价值，在中国文学史、书法史上占有重要地位。汉朝通行隶书体，东汉末年出现楷书体，但仍存有隶书的痕迹。三国时期，加快了隶书向楷书的演变，能证实此说的最有力的实物就是《葛府君碑额》。它的书法从隶书演变而来，虽略存隶书遗意，但已摆脱了“蚕头燕尾”等隶书特有笔画，已完全具备了楷书的各种主要特点。它笔画圆劲厚重，起收笔藏露有度，结体方正端整，意态朴实无华，如“衡”“故”“葛”“府”“阳”等字，右角微向上斜耸，重心落于左下，显得稳实。特别是“故”字，左右揖让和谐默契。我们可以从《葛府君碑额》之中寻觅到早期楷书的面貌特征和法度规范，因此，它为书家所贵。
　　《葛府君碑额》的存在，雄辩地证明了楷书的出现应是汉末，而不是南朝齐梁间，更不是隋唐了。现代已故著名书法家邓散木在他的《谈谈中国书法的演变》中说道：“正书，亦称真书，今称楷书，正楷。它起源于汉末，魏初（219-220）是以另一种姿态出现。正书的横直画不离隶、分，撇捺则将八分的波磔加以收敛，使形式上更为整齐、端方，因为它融合了隶、分两者之长，所以亦称‘今隶’。”商承祚在《论东晋的书法风格并（兰亭序）》一文里说：“从东汉起，隶书向两个方向发展，一是适应书写快速的需要，草化为章草；一是简化部件走向楷化。隶笔波挑的收敛就意味着楷化的开始，到了东晋则已成熟。”以上说法，从三国吴《葛府君碑额》中全得到印证。
　　2、《瘗鹤铭》
　　《瘗鹤铭》摩崖石刻被人尊为“大字之祖”，这不仅是因为人们能从此石刻中学习、把握到楷书创作的各种基本法则，而且能够使人们领略和感受到楷书艺术震撼人心的无限美的魅力。《瘗鹤铭》刻石书写时圆笔藏锋，行笔沉着、含蓄、稳健，笔意从篆、隶中演化而出，古意盎然，简淡有致，点画流动，潇洒自然，又透出行书意态。其结字更具独到之处：核心凝稳、体势开张，基本取宽绰态势。字的横画、撇画、捺画尽情地向四周外扩伸展，支撑起整个字的“躯体”，采用外廓满格，空白留内，即所谓“内紧外松”“扩四周而紧中宫”的艺术处理方法。如“洪流”“前固”“重”等字就是这样写法，给人一种高大不俗、宽博雄浑的气概。更可贵的是，《瘗鹤铭》的楷书结体在努力追求宽绰之姿态时能较好地把握分寸，处理好“宽”和“密”这对矛盾，做到宽绰而不疏散，宽绰中又见结密，结密而不局促。正如翁方纲所说：“《兰亭》似结密者，而其宽绰人所不知；此铭似宽绰者，而其结密自人所不知也。”同时，《瘗鹤铭》的结体从平稳中力求变化，从变化中达到新的、更高层次的平稳。以“髣 ”二字为例，此二字的结体特点当属于此。这两个字本为上下结构，而书法家在书写时把字的上半部分“髟”的左边“镸”，有意识地拉长，占字的左半边，上半部分右边的“乡”则略向上移并紧缩，而将原占下半部分的“方” “弗”，都移入字的右下方，紧挨“乡”的最后一笔起笔，这样，把一个上下结构的字，处理成了左右结构的字，既巧妙地避免了容易犯的“头重脚轻”的毛病，又从变化中增加了不少新意。为了在变化中达到新的、更高层次的平稳，书法家把字的左半边“镸”的起笔略低于右边，再用左下边的空白照应顾盼右边，这样从不平稳中达到新的平稳。“髣”与“髴”二字的结字原则基本一致，但又因字而异，略有不同。其中不同之处主要是“髣”左边空白留的比“髴”字稍大，“髴”字下边的“弗”字写得扁平，尽可能地向左右伸展出去，承受着字的上半部的主要重量，使字的重心仍然很稳定。《瘗鹤铭》在章法上的主要特点，简而言之，则是追求整体的平衡和对称。正因为《瘗鹤铭》摩崖石刻有着丰富、深刻的艺术内涵，所以清代著名的文艺评论家刘熙载说：“《瘗鹤铭》剥蚀已甚，然存字虽少，其举止历落，气势宏逸，令人味之不尽。”
　　镇江焦山的《瘗鹤铭》在书法界是特别的有名。随着时间的推移，瘗鹤铭那笔势开张、点画飞动、天然错落、潇洒纵横和同兼篆、隶、草三体书法之长的特点越来越引起重视，有“碑中之王”“大字无过《瘗鹤铭》”的美誉，在书法界的地位越来越高。历代临写《瘗鹤铭》者不乏其人，能够得其气势神韵的，有唐颜真卿和宋黄庭坚，颜真卿的《八关斋会报德记》及黄庭坚的《松风阁诗》全从此铭脱出。由此可见梁朝书法对后世的深远影响。
　　3、《刘岱墓志》
　　南齐墓志，历来发现很少，《刘岱墓志》的出土，应是目前发现的第一块完整的、文字清楚的南齐墓碑。《刘岱墓志》对研究南北朝时期书法发展史，提供了难得的资料。《刘岱墓志》的书体，一扫隶书笔意，已是成熟的楷体。过去总认为楷书是到陈、隋时才形成的，《刘岱墓志》的出土，连同以前出土的吕超墓志的书体，可以证明我国的楷书，在南齐时已经发展到成熟的阶段，楷书最迟在齐的永明年间，已经以崭新的面貌登上历史舞台。东晋和刘宋时期出土的碑志等，还有隶书笔意，尽管是“楷三隶七，楷四隶六，楷隶对半，甚或楷六隶四”。楷隶笔意的递减，说明了楷书的发展过程，也就是量变的过程，到南齐时已由量变发展为质变，实现了飞跃。南北朝时碑刻文字异体字特别多，反映了这个时期的文字在变革，在文字结构上由繁变简，如《刘岱墓志》上出现“继”“懿”等简笔字，在书体上由隶变楷，在书法中由慢变快，这是隶变楷的发展过程中不可避免的现象，这也证明了书体的发展和其他事物发展一样，是众人集体创造的结果。
　　《刘岱墓志》虽具有浑厚丰茂“北派”书作的面貌，但它实是“南派”书作之典范，字里行间时时透露出“二王”书迹的韵味。就以笔画横细竖粗而言，清代书法家冯铨在《快雪堂法帖》跋中曾说：“观水师‘铁门限’，横画必细，直画必肥。”至于《刘岱墓志》中字的结体，源出于钟繇、王羲之，端和茂密，气息流通，植根钟繇、王羲之书法，雍容大度，亦颇具魏、晋风范。
　　《刘岱墓志》的书体是书作之典范，用笔沉静肃穆，厚重朴实。笔画清劲，瘦而腴，刚而柔，行笔不紧不慢，有提有顿，娴静道丽，字里行间透露出“二王”书迹的遗味，融合南北碑帖的艺术特点。《刘岱墓志》的书法价值还在于揭示了这样一个事实：“界格方严，法书深刻”并非“北派”书法的“专利”，而“南派”书法也不仅仅局限于“意态潇洒”。江南出土的《刘岱墓志》的妙处正是在于它们兼祧南北、融合碑帖的艺术特点塑造自己的艺术个性。
　　镇江六朝碑刻书法之所以取得这么高的成就和地位，与六朝时期镇江在全国的政治、经济、文化的重要性密切相关，从政治、经济上，在镇江设置侨郡、北人南迁等，使得镇江聚积了一大批书法家；另外六朝几代皇帝与镇江有很深的渊源；再者思想空前的解放，文学、书法艺术（包括理论）有较大发展。
　　总之，六朝镇江的历史背景、政治经济地位、文化氛围等因素融合在一起，孕育、成就了六朝碑刻书法的特征，在中国书法史上具有一定的里程碑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