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的纠葛，地理的近便，使日本成为我们最感兴趣的民族。对于日本人，譬如其暧昧、排外，出生拜神社、结婚上教堂、死了请和尚念经云云，我们未必真知道是怎么回事，但说到他们时就会把这些挂到嘴上。
　　 日本人爱问自己从哪里来，总琢磨自己是怎么回事，所以日本人论、日本文化论向来是出版的热点。或诚如主张日本脱亚入洋（大洋洲）的剧作家、评论家山崎正和所言：日本人没有绝对的存在（上帝）为背景，靠他人视线证明自己的存在。日本论就是他人的视线吧。
　　 据说“二战”后60多年，此类书出版千余种，多数是普通读物，不乏通俗有趣的，也时有名著或畅销书。日本论的基本路数是找日本特殊性，乃至孤芳自赏，得出结论说日本是外国人不能解读的。
　　 1945年战败后，日本论之始是美国文化人类学家鲁思·本尼迪克特的《菊与刀》，将日本文化定型为耻，与西方的罪文化相对。就是说西方人总记着老祖宗得罪过上帝，而日本人只在乎世人的眼光。上世纪60年代丸山真男的《日本的思想》、川岛武宜的《日本人的法意识》等著作，基本上强调日本被否定的方面。但到70年代，日本崛起，一跃为世界第二，自画自赞的日本论勃兴。
　　 而“痴”与“罪”之说肇始了用一字（词）论定日本的论法，如土居健郎“撒娇构造”的“娇”，韩国人李御宁“缩小取向”的“缩”，以及侍（武士）、纵（纵向社会）等。
　　 上世纪80年代出现对日本论的批判，尖锐的有别府春海的《意识形态的日本文化论》、道格拉斯·拉米斯的《内在的外国——〈菊与刀〉再考》等。浅见定雄的《冒牌犹太人与日本人》，批判山本七平的《日本人与犹太人》，说该书关于犹太人是胡说；太田雄三的《拉夫卡迪奥·赫恩的虚像与真像》批判过度美化日本文化的小泉八云。
　　 不与他国严加比较就不能说某国文化在某一点上是独特的。破解各种日本论最简单的法子，就是指证日本这个长处那个短处，外国也有。譬如山崎正和所说的日本人靠他人视线证明自己的存在，这话拿来说中国人也恰到好处，或许正是儒教的教化所在。
　　 近来日本论之类书籍的翻译尤见其多。且每一种上市都有人起而驳之，不过，我们的译者把译序冠在人家的书前，却不大提这种事，颇有为作者讳的君子之风。于是有一本书很值得一读，小谷野敦的《日本文化论作假》。这位烟鬼评论家一气敲打了《菊与刀》《“撒娇”的构造》《阴翳礼赞》《纵社会的人际关系——单一社会的理论》《共同幻想论》等百余种关于日本文化、日本人的著作，似有点东一榔头西一棒子，但提供了这些书在本国被阅读、被批评的轨迹，足使我们警觉，免得把摆上桌面的菜肴都当做美味，庶几能看透日本的虚像或假像。
　　 譬如《“撒娇”的构造》基于语言相对论，认为只日本有撒娇一词，而西方语言里没有，便显示了日本文化的特性。韩国学者李御宁指出，韩语中也有相当于撒娇的词语，道破了“娇”字论的前提，对此，土居也虚心接受。李御宁提出的“缩”字论，也难免以偏概全。日本也有大的，如奈良大佛，中国也有小的，如三寸金莲。至于新渡户稻造的《武士道》，其中所写并非真实的武士，而是明治年间武士已失去真相后编造的理想形象，此后，关于武士道的书五花八门，基本是沿着他的路子造假。
　　日本论最大的缺陷是无视亚洲。自明治维新以来，日本论基本拿西方做对比，他们据为独特的文化，骨子里却往往是汉文化圈文化。打败我大清前后也重视过中国文化，但那是为走出中国文化阴影，脱亚入欧，却又走进了欧美文化的阴影，仿佛日本只能活在别种文化的阴影里。日本论者也对中国人和中国文化加以分析，不无卓见，却也尽贬低之能事，甚至影响了鲁迅那一代人的看法。
　　 旅居国外或研究外国，不得不面对母国，于是乎人分两类，或是崇拜另一国文化，以致忘记了作为母国人的宿命，或是陷入母国文化民族主义。留学海外，变成激烈民族主义者的，学文学的有江藤淳，学数学的有藤原正彦。原因未必在文化的差异，有不少原因来自语言隔阂、社交闭塞所造成的孤独，引发乡愁。越是知识人越偏激，似又有自尊心遭受了打击的缘故。
　　作者为旅日学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