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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元4世纪的洛阳是一个巨大的病房，张翰出院了（他也曾想远离故土去谋一份前程，可是走到帝国的中心，又转身离开了），陆机还在苦苦挣扎。
同为吴地大族，陆家和新王朝的纠葛要比张家深刻。张翰的父亲是孙吴外交官，曾奉命参加司马昭的葬礼，不仅完成使命，还在洛阳交到了几个朋友。而陆家是军事世家，陆逊、陆抗父子，一直负责防御北方的魏和后来的晋，陆抗死后，诸子分掌兵马，年长的两个儿子在晋灭吴的战役中死难，对晋朝来说，这一家子算是负隅顽抗到底了。
陆机是陆抗活下来的儿子，年轻轻就被家国巨变打乱了人生进程，一下子沉寂了十年。但是最终，陆机还是决意到敌国之都洛阳谋求发展，毕竟，不趁新王朝初建、权力格局尚不稳定之时去找机会，等阶层固化之后，陆家就要彻底边缘化了。
在这种家族背景的衬托下，陆机投入新王朝的姿态肯定不会太优美。他是当年力主伐吴的鹰派大臣张华的座上宾，是政声极差的外戚贾谧的小跟班，是为赵王伦准备篡位文件的嫌疑犯，是帮成都王颖夺权的急先锋。
不过客观地说，陆机确实是北漂吴人圈中发展得最好的，在那个政坛边缘群体里，也只有陆机可以算深度“掺和”了几下晋朝政治：比如他修国史，处理极其敏感的开国史书写问题；抛出《五等论》，在诸王混战的时代力挺宗王政治；作为三省代表官员之一，把晋惠帝“拥戴”进皇家监狱金墉城；甚至，他还以河北大都督的身份直接对阵过“被”御驾亲征的晋惠帝。他那一辈子在边境线上和晋军死磕的父亲肯定想不到，自己的儿子还能直接在司马氏核心圈子里翻波搅浪。
吴人在晋谋生都不太容易，非我族类兼以亡国之余的标签、远离乡土而孤立无援的环境，注定了他们得信任难、被牺牲易的命运。何况逢着时令不好，别说吴人，就是有根有底的北方豪門，一样是生如草头露。
陆机这一路走来，曾经的领导和恩主一个个死于非命；他也曾险遭不测，写过“京洛多风尘，素衣化为缁”这样弦外有音的句子。可是走马灯一样的死亡，在他身上从没产生过像张翰那种效果。站在陆机的角度想想，或许也不难理解：他毕竟是带着沉重的家国负担来到洛阳的，断不能白沾这一水，否则，这辈子岂不成了个笑话。
可这一水终究还是白沾了，陆机不仅死了，还死进了《世说》的《尤悔》篇，“陆平原河桥败，为卢志所谗，被诛。临刑叹曰：‘欲闻华亭鹤唳，可复得乎？”’
在生命的最后一刻，陆机也长出了死亡之眼。《史记》上说，秦丞相李斯因遭奸人诬陷，要在咸阳市上腰斩，临刑时对儿子感叹：“吾欲与若复牵黄犬俱出上蔡东门逐狡兔，岂可得乎！”陆机的故事显然是李斯的翻版。人生真是残酷，按照一种价值尺度辛苦奋斗了一辈子，临死前尺度忽然变了，却来不及再活一次。
在长出死亡之眼之前，其实人人都是亡命徒。
顾荣是孙吴前丞相顾雍的孙子，他早年仕吴，赶上的皇帝孙皓也是不好伺候的主儿，所以来北方前就积攒了一些生存经验。入晋后的顾荣表演过这么一套技巧：处境凶险就抱起酒坛子，氛围松宽松了就放下。本以为能瞒天过海，不想这条醉酒曲线很快就被人看透——洛阳这地方毕竟历经两朝禅代、无数场夺权，活着的人都快成精了，还有什么看不透的？而且那会儿王戎都发明出不慎掉进厕所的保命术了，装醉汉这种套路实在有点落伍。顾荣眼见智慧储备就要透支，知道不能再坐困死地，终于寻了个机会南下，自此一去不返。
可是一回到南方，顾荣就判若两人了。当时在建邺（今南京市）的陈敏想割据江东，南人不服，顾荣与人定计除之，他手持羽扇，亲自上阵指挥，在朱雀桥一带的秦淮河南岸大败陈敏。陈敏的前鉴，也使踵继而来建邺的司马睿加强了团结意识，于是在体制内工作有年又代表着南方本土势力的顾荣，成为政府和江南地方的天然联结点，备受拉拢。因缘际会，顾荣就这样成了助司马睿开基立业的老臣。
此番胜利是顾荣功业的真正起点，可朱雀桥一战总使人想到陆机。当年，陆机顿军河桥，却打不进洛阳，因而被谗丧生。朱雀桥之于建康，正如河桥之于洛阳，从来是攻守双方拼死争夺的咽喉之地，也是很多历史名人的命运转折点。陆机的前程断送在河桥，顾荣的辉煌却始于朱雀桥，这简直就是一个历史寓言——南人的主场，终归还是在建康。可命运的讽刺性就在于，南人在老家躺着就能等来的主场作战，陆机却见不到了。
当初张翰离开洛阳，向顾荣辞行，顾荣握着他的手，怆然发愿：“吾亦与子采南山蕨，饮三江水尔！”这番话后来没兑现，张翰却也无所谓，还在顾荣的葬礼上送了一份大礼。“顾彦先颇复赏此不？”像极了陆机的那句“欲闻华亭鹤唳，可复得乎？”陆机惋惜自己，张翰惋惜顾荣，在他心中，顾荣的生命本该是用来抚琴的，他替他弹奏几曲，就是要把死去的顾荣拉进自己的队列，现在，他们真正是同采南山蕨、共饮三江水了。
常人是社会调教出来的，名士是死神调教出来的。当张翰决意南下，当陆机临刑一叹，当顾荣躺在琴声里，他们才开启了各自的名士之旅。所谓魏晋风流，其实是笼罩在巨大死亡阴影下的风流，说白了，那就是活死人的行为艺术。批量产名士的时代，一定是恐怖的时代，《世说新语》好书风姿绮态，容易让人错爱中朝江左，殊不知魏晋不仅有竹林七贤，它还会把竹林七贤扔进厕所里。
编辑/子玉
同为吴地大族，陆家和新王朝的纠葛要比张家深刻。张翰的父亲是孙吴外交官，曾奉命参加司马昭的葬礼，不仅完成使命，还在洛阳交到了几个朋友。而陆家是军事世家，陆逊、陆抗父子，一直负责防御北方的魏和后来的晋，陆抗死后，诸子分掌兵马，年长的两个儿子在晋灭吴的战役中死难，对晋朝来说，这一家子算是负隅顽抗到底了。
陆机是陆抗活下来的儿子，年轻轻就被家国巨变打乱了人生进程，一下子沉寂了十年。但是最终，陆机还是决意到敌国之都洛阳谋求发展，毕竟，不趁新王朝初建、权力格局尚不稳定之时去找机会，等阶层固化之后，陆家就要彻底边缘化了。
在这种家族背景的衬托下，陆机投入新王朝的姿态肯定不会太优美。他是当年力主伐吴的鹰派大臣张华的座上宾，是政声极差的外戚贾谧的小跟班，是为赵王伦准备篡位文件的嫌疑犯，是帮成都王颖夺权的急先锋。
不过客观地说，陆机确实是北漂吴人圈中发展得最好的，在那个政坛边缘群体里，也只有陆机可以算深度“掺和”了几下晋朝政治：比如他修国史，处理极其敏感的开国史书写问题；抛出《五等论》，在诸王混战的时代力挺宗王政治；作为三省代表官员之一，把晋惠帝“拥戴”进皇家监狱金墉城；甚至，他还以河北大都督的身份直接对阵过“被”御驾亲征的晋惠帝。他那一辈子在边境线上和晋军死磕的父亲肯定想不到，自己的儿子还能直接在司马氏核心圈子里翻波搅浪。
吴人在晋谋生都不太容易，非我族类兼以亡国之余的标签、远离乡土而孤立无援的环境，注定了他们得信任难、被牺牲易的命运。何况逢着时令不好，别说吴人，就是有根有底的北方豪門，一样是生如草头露。
陆机这一路走来，曾经的领导和恩主一个个死于非命；他也曾险遭不测，写过“京洛多风尘，素衣化为缁”这样弦外有音的句子。可是走马灯一样的死亡，在他身上从没产生过像张翰那种效果。站在陆机的角度想想，或许也不难理解：他毕竟是带着沉重的家国负担来到洛阳的，断不能白沾这一水，否则，这辈子岂不成了个笑话。
可这一水终究还是白沾了，陆机不仅死了，还死进了《世说》的《尤悔》篇，“陆平原河桥败，为卢志所谗，被诛。临刑叹曰：‘欲闻华亭鹤唳，可复得乎？”’
在生命的最后一刻，陆机也长出了死亡之眼。《史记》上说，秦丞相李斯因遭奸人诬陷，要在咸阳市上腰斩，临刑时对儿子感叹：“吾欲与若复牵黄犬俱出上蔡东门逐狡兔，岂可得乎！”陆机的故事显然是李斯的翻版。人生真是残酷，按照一种价值尺度辛苦奋斗了一辈子，临死前尺度忽然变了，却来不及再活一次。
在长出死亡之眼之前，其实人人都是亡命徒。
顾荣是孙吴前丞相顾雍的孙子，他早年仕吴，赶上的皇帝孙皓也是不好伺候的主儿，所以来北方前就积攒了一些生存经验。入晋后的顾荣表演过这么一套技巧：处境凶险就抱起酒坛子，氛围松宽松了就放下。本以为能瞒天过海，不想这条醉酒曲线很快就被人看透——洛阳这地方毕竟历经两朝禅代、无数场夺权，活着的人都快成精了，还有什么看不透的？而且那会儿王戎都发明出不慎掉进厕所的保命术了，装醉汉这种套路实在有点落伍。顾荣眼见智慧储备就要透支，知道不能再坐困死地，终于寻了个机会南下，自此一去不返。
可是一回到南方，顾荣就判若两人了。当时在建邺（今南京市）的陈敏想割据江东，南人不服，顾荣与人定计除之，他手持羽扇，亲自上阵指挥，在朱雀桥一带的秦淮河南岸大败陈敏。陈敏的前鉴，也使踵继而来建邺的司马睿加强了团结意识，于是在体制内工作有年又代表着南方本土势力的顾荣，成为政府和江南地方的天然联结点，备受拉拢。因缘际会，顾荣就这样成了助司马睿开基立业的老臣。
此番胜利是顾荣功业的真正起点，可朱雀桥一战总使人想到陆机。当年，陆机顿军河桥，却打不进洛阳，因而被谗丧生。朱雀桥之于建康，正如河桥之于洛阳，从来是攻守双方拼死争夺的咽喉之地，也是很多历史名人的命运转折点。陆机的前程断送在河桥，顾荣的辉煌却始于朱雀桥，这简直就是一个历史寓言——南人的主场，终归还是在建康。可命运的讽刺性就在于，南人在老家躺着就能等来的主场作战，陆机却见不到了。
当初张翰离开洛阳，向顾荣辞行，顾荣握着他的手，怆然发愿：“吾亦与子采南山蕨，饮三江水尔！”这番话后来没兑现，张翰却也无所谓，还在顾荣的葬礼上送了一份大礼。“顾彦先颇复赏此不？”像极了陆机的那句“欲闻华亭鹤唳，可复得乎？”陆机惋惜自己，张翰惋惜顾荣，在他心中，顾荣的生命本该是用来抚琴的，他替他弹奏几曲，就是要把死去的顾荣拉进自己的队列，现在，他们真正是同采南山蕨、共饮三江水了。
常人是社会调教出来的，名士是死神调教出来的。当张翰决意南下，当陆机临刑一叹，当顾荣躺在琴声里，他们才开启了各自的名士之旅。所谓魏晋风流，其实是笼罩在巨大死亡阴影下的风流，说白了，那就是活死人的行为艺术。批量产名士的时代，一定是恐怖的时代，《世说新语》好书风姿绮态，容易让人错爱中朝江左，殊不知魏晋不仅有竹林七贤，它还会把竹林七贤扔进厕所里。
编辑/子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