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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元4世纪的洛阳是一个巨大的病房,张翰出院了(他也曾想远离故土去谋一份前程,可是走到帝国的中心,又转身离开了),陆机还在苦苦挣扎。
同为吴地大族,陆家和新王朝的纠葛要比张家深刻。张翰的父亲是孙吴外交官,曾奉命参加司马昭的葬礼,不仅完成使命,还在洛阳交到了几个朋友。而陆家是军事世家,陆逊、陆抗父子,一直负责防御北方的魏和后来的晋,陆抗死后,诸子分掌兵马,年长的两个儿子在晋灭吴的战役中死难,对晋朝来说,这一家子算是负隅顽抗到底了。
陆机是陆抗活下来的儿子,年轻轻就被家国巨变打乱了人生进程,一下子沉寂了十年。但是最终,陆机还是决意到敌国之都洛阳谋求发展,毕竟,不趁新王朝初建、权力格局尚不稳定之时去找机会,等阶层固化之后,陆家就要彻底边缘化了。
在这种家族背景的衬托下,陆机投入新王朝的姿态肯定不会太优美。他是当年力主伐吴的鹰派大臣张华的座上宾,是政声极差的外戚贾谧的小跟班,是为赵王伦准备篡位文件的嫌疑犯,是帮成都王颖夺权的急先锋。
不过客观地说,陆机确实是北漂吴人圈中发展得最好的,在那个政坛边缘群体里,也只有陆机可以算深度“掺和”了几下晋朝政治:比如他修国史,处理极其敏感的开国史书写问题;抛出《五等论》,在诸王混战的时代力挺宗王政治;作为三省代表官员之一,把晋惠帝“拥戴”进皇家监狱金墉城;甚至,他还以河北大都督的身份直接对阵过“被”御驾亲征的晋惠帝。他那一辈子在边境线上和晋军死磕的父亲肯定想不到,自己的儿子还能直接在司马氏核心圈子里翻波搅浪。
吴人在晋谋生都不太容易,非我族类兼以亡国之余的标签、远离乡土而孤立无援的环境,注定了他们得信任难、被牺牲易的命运。何况逢着时令不好,别说吴人,就是有根有底的北方豪門,一样是生如草头露。
陆机这一路走来,曾经的领导和恩主一个个死于非命;他也曾险遭不测,写过“京洛多风尘,素衣化为缁”这样弦外有音的句子。可是走马灯一样的死亡,在他身上从没产生过像张翰那种效果。站在陆机的角度想想,或许也不难理解:他毕竟是带着沉重的家国负担来到洛阳的,断不能白沾这一水,否则,这辈子岂不成了个笑话。
可这一水终究还是白沾了,陆机不仅死了,还死进了《世说》的《尤悔》篇,“陆平原河桥败,为卢志所谗,被诛。临刑叹曰:‘欲闻华亭鹤唳,可复得乎?”’
在生命的最后一刻,陆机也长出了死亡之眼。《史记》上说,秦丞相李斯因遭奸人诬陷,要在咸阳市上腰斩,临刑时对儿子感叹:“吾欲与若复牵黄犬俱出上蔡东门逐狡兔,岂可得乎!”陆机的故事显然是李斯的翻版。人生真是残酷,按照一种价值尺度辛苦奋斗了一辈子,临死前尺度忽然变了,却来不及再活一次。
在长出死亡之眼之前,其实人人都是亡命徒。
顾荣是孙吴前丞相顾雍的孙子,他早年仕吴,赶上的皇帝孙皓也是不好伺候的主儿,所以来北方前就积攒了一些生存经验。入晋后的顾荣表演过这么一套技巧:处境凶险就抱起酒坛子,氛围松宽松了就放下。本以为能瞒天过海,不想这条醉酒曲线很快就被人看透——洛阳这地方毕竟历经两朝禅代、无数场夺权,活着的人都快成精了,还有什么看不透的?而且那会儿王戎都发明出不慎掉进厕所的保命术了,装醉汉这种套路实在有点落伍。顾荣眼见智慧储备就要透支,知道不能再坐困死地,终于寻了个机会南下,自此一去不返。
可是一回到南方,顾荣就判若两人了。当时在建邺(今南京市)的陈敏想割据江东,南人不服,顾荣与人定计除之,他手持羽扇,亲自上阵指挥,在朱雀桥一带的秦淮河南岸大败陈敏。陈敏的前鉴,也使踵继而来建邺的司马睿加强了团结意识,于是在体制内工作有年又代表着南方本土势力的顾荣,成为政府和江南地方的天然联结点,备受拉拢。因缘际会,顾荣就这样成了助司马睿开基立业的老臣。
此番胜利是顾荣功业的真正起点,可朱雀桥一战总使人想到陆机。当年,陆机顿军河桥,却打不进洛阳,因而被谗丧生。朱雀桥之于建康,正如河桥之于洛阳,从来是攻守双方拼死争夺的咽喉之地,也是很多历史名人的命运转折点。陆机的前程断送在河桥,顾荣的辉煌却始于朱雀桥,这简直就是一个历史寓言——南人的主场,终归还是在建康。可命运的讽刺性就在于,南人在老家躺着就能等来的主场作战,陆机却见不到了。
当初张翰离开洛阳,向顾荣辞行,顾荣握着他的手,怆然发愿:“吾亦与子采南山蕨,饮三江水尔!”这番话后来没兑现,张翰却也无所谓,还在顾荣的葬礼上送了一份大礼。“顾彦先颇复赏此不?”像极了陆机的那句“欲闻华亭鹤唳,可复得乎?”陆机惋惜自己,张翰惋惜顾荣,在他心中,顾荣的生命本该是用来抚琴的,他替他弹奏几曲,就是要把死去的顾荣拉进自己的队列,现在,他们真正是同采南山蕨、共饮三江水了。
常人是社会调教出来的,名士是死神调教出来的。当张翰决意南下,当陆机临刑一叹,当顾荣躺在琴声里,他们才开启了各自的名士之旅。所谓魏晋风流,其实是笼罩在巨大死亡阴影下的风流,说白了,那就是活死人的行为艺术。批量产名士的时代,一定是恐怖的时代,《世说新语》好书风姿绮态,容易让人错爱中朝江左,殊不知魏晋不仅有竹林七贤,它还会把竹林七贤扔进厕所里。
编辑/子玉
同为吴地大族,陆家和新王朝的纠葛要比张家深刻。张翰的父亲是孙吴外交官,曾奉命参加司马昭的葬礼,不仅完成使命,还在洛阳交到了几个朋友。而陆家是军事世家,陆逊、陆抗父子,一直负责防御北方的魏和后来的晋,陆抗死后,诸子分掌兵马,年长的两个儿子在晋灭吴的战役中死难,对晋朝来说,这一家子算是负隅顽抗到底了。
陆机是陆抗活下来的儿子,年轻轻就被家国巨变打乱了人生进程,一下子沉寂了十年。但是最终,陆机还是决意到敌国之都洛阳谋求发展,毕竟,不趁新王朝初建、权力格局尚不稳定之时去找机会,等阶层固化之后,陆家就要彻底边缘化了。
在这种家族背景的衬托下,陆机投入新王朝的姿态肯定不会太优美。他是当年力主伐吴的鹰派大臣张华的座上宾,是政声极差的外戚贾谧的小跟班,是为赵王伦准备篡位文件的嫌疑犯,是帮成都王颖夺权的急先锋。
不过客观地说,陆机确实是北漂吴人圈中发展得最好的,在那个政坛边缘群体里,也只有陆机可以算深度“掺和”了几下晋朝政治:比如他修国史,处理极其敏感的开国史书写问题;抛出《五等论》,在诸王混战的时代力挺宗王政治;作为三省代表官员之一,把晋惠帝“拥戴”进皇家监狱金墉城;甚至,他还以河北大都督的身份直接对阵过“被”御驾亲征的晋惠帝。他那一辈子在边境线上和晋军死磕的父亲肯定想不到,自己的儿子还能直接在司马氏核心圈子里翻波搅浪。
吴人在晋谋生都不太容易,非我族类兼以亡国之余的标签、远离乡土而孤立无援的环境,注定了他们得信任难、被牺牲易的命运。何况逢着时令不好,别说吴人,就是有根有底的北方豪門,一样是生如草头露。
陆机这一路走来,曾经的领导和恩主一个个死于非命;他也曾险遭不测,写过“京洛多风尘,素衣化为缁”这样弦外有音的句子。可是走马灯一样的死亡,在他身上从没产生过像张翰那种效果。站在陆机的角度想想,或许也不难理解:他毕竟是带着沉重的家国负担来到洛阳的,断不能白沾这一水,否则,这辈子岂不成了个笑话。
可这一水终究还是白沾了,陆机不仅死了,还死进了《世说》的《尤悔》篇,“陆平原河桥败,为卢志所谗,被诛。临刑叹曰:‘欲闻华亭鹤唳,可复得乎?”’
在生命的最后一刻,陆机也长出了死亡之眼。《史记》上说,秦丞相李斯因遭奸人诬陷,要在咸阳市上腰斩,临刑时对儿子感叹:“吾欲与若复牵黄犬俱出上蔡东门逐狡兔,岂可得乎!”陆机的故事显然是李斯的翻版。人生真是残酷,按照一种价值尺度辛苦奋斗了一辈子,临死前尺度忽然变了,却来不及再活一次。
在长出死亡之眼之前,其实人人都是亡命徒。
顾荣是孙吴前丞相顾雍的孙子,他早年仕吴,赶上的皇帝孙皓也是不好伺候的主儿,所以来北方前就积攒了一些生存经验。入晋后的顾荣表演过这么一套技巧:处境凶险就抱起酒坛子,氛围松宽松了就放下。本以为能瞒天过海,不想这条醉酒曲线很快就被人看透——洛阳这地方毕竟历经两朝禅代、无数场夺权,活着的人都快成精了,还有什么看不透的?而且那会儿王戎都发明出不慎掉进厕所的保命术了,装醉汉这种套路实在有点落伍。顾荣眼见智慧储备就要透支,知道不能再坐困死地,终于寻了个机会南下,自此一去不返。
可是一回到南方,顾荣就判若两人了。当时在建邺(今南京市)的陈敏想割据江东,南人不服,顾荣与人定计除之,他手持羽扇,亲自上阵指挥,在朱雀桥一带的秦淮河南岸大败陈敏。陈敏的前鉴,也使踵继而来建邺的司马睿加强了团结意识,于是在体制内工作有年又代表着南方本土势力的顾荣,成为政府和江南地方的天然联结点,备受拉拢。因缘际会,顾荣就这样成了助司马睿开基立业的老臣。
此番胜利是顾荣功业的真正起点,可朱雀桥一战总使人想到陆机。当年,陆机顿军河桥,却打不进洛阳,因而被谗丧生。朱雀桥之于建康,正如河桥之于洛阳,从来是攻守双方拼死争夺的咽喉之地,也是很多历史名人的命运转折点。陆机的前程断送在河桥,顾荣的辉煌却始于朱雀桥,这简直就是一个历史寓言——南人的主场,终归还是在建康。可命运的讽刺性就在于,南人在老家躺着就能等来的主场作战,陆机却见不到了。
当初张翰离开洛阳,向顾荣辞行,顾荣握着他的手,怆然发愿:“吾亦与子采南山蕨,饮三江水尔!”这番话后来没兑现,张翰却也无所谓,还在顾荣的葬礼上送了一份大礼。“顾彦先颇复赏此不?”像极了陆机的那句“欲闻华亭鹤唳,可复得乎?”陆机惋惜自己,张翰惋惜顾荣,在他心中,顾荣的生命本该是用来抚琴的,他替他弹奏几曲,就是要把死去的顾荣拉进自己的队列,现在,他们真正是同采南山蕨、共饮三江水了。
常人是社会调教出来的,名士是死神调教出来的。当张翰决意南下,当陆机临刑一叹,当顾荣躺在琴声里,他们才开启了各自的名士之旅。所谓魏晋风流,其实是笼罩在巨大死亡阴影下的风流,说白了,那就是活死人的行为艺术。批量产名士的时代,一定是恐怖的时代,《世说新语》好书风姿绮态,容易让人错爱中朝江左,殊不知魏晋不仅有竹林七贤,它还会把竹林七贤扔进厕所里。
编辑/子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