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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有文化差异，可是，我们都不应忽视儿童的权利。
我平生第一次坐轮椅，是在医院里坐的。不过我到医院去的原因并不是自己身体出了什么问题，而是因为小儿子三猪做了一个牙科手术。可是，为什么我会坐轮椅呢？
说来话长。
美国的牙医通常建议在孩子出牙后就要进行半年一次的例行牙医检查，基本上一岁就得开始。三猪三岁时第一次领他去看牙医，医生说有点晚了，他已有龋齿，必须修补，可因为他太小了，所以只能找专门的儿科牙医到医院里，在全身麻醉的情况下进行补牙。
我一听要给孩子全身麻醉，就有点犯怵，这么小的孩子，为补个牙而全身麻醉，会不会伤害孩子的大脑功能呢？之所以有这个想法，源于小时候听到的一个故事，说刘伯承将军在做眼球摘除手术时，坚持不用麻醉，怕大脑功能受到影响……这个故事让我对麻醉的副作用有了根深蒂固的恶劣印象。
当时想反正都是乳牙，早晚得换掉，孩子不疼不痒的，何必去全身麻醉呢？
后来再领三猪去洗牙，牙医会很严肃地问：为什么还不进行手术？我解释说怕他太小，手术有风险。医生很不苟同，对我非常不满。我顶不住牙医的逼问，干脆就抱着侥幸心态，不领三猪去做牙齿的定期清洗检查了。牙医的太太负责打点诊所的运营，每次我洗完牙，她都会让我把我们全家人下一次的洗牙时间约好，但是她后来根本就不提三猪了，似与我心有灵犀，知道我不肯为三猪治牙，所以她就当我家没有三猪这个人。
随着年龄的增长，三猪的牙坏得越来越厉害，换牙的速度远赶不上坏牙的速度。前一阵儿开始牙疼起来，我们在离家一个半小时之外的大城市找到一个中国牙医，希望她能给三猪在不进行全身麻醉的情况下把牙补好。结果这个牙医给三猪检查完后，说太晚了，早些时候来治的话补补就行，现在有的牙牙根已经坏了，只能拔掉了。孩子不会配合的，不管补牙还是拔牙都得到医院去在全身麻醉的情况下进行治疗。
我一听还是要全麻，就又犹豫起来，医生给我讲了个故事。
她有个小病号，和我家三猪的情形完全一样，在三、四岁的时候看牙医，医生发现有龋齿，建议全身麻醉进行补牙。这家也是中国人，父母也和我一样的观念，觉得全麻对孩子不好，再说孩子不痛不痒的就送进医院手术，心理上也接受不了，就坚持不去。那个美国医生在劝说无效的情况下，一封信将这对父母告到了“儿童保护组织”，说他们忽视孩子的健康，不为孩子做必需的医疗救护。在美国，“儿童保护组织”的权利可大了，他们一经查实父母有严重不称职之处，比如打孩子了、性侵犯嫌疑了，他们可以通知警察把孩子强行带走，交给寄养家庭，并且会一纸诉状将父母告上法庭。那些真有恶行的父母，从此再也见不到自己的孩子。
我们州的《儿童保护法》规定：医生、护士、教师、托儿所人员都有责任将可疑的儿童被虐待的情况报告有关部门，知情不报者还会被处罚。所以这个医生的做法似乎无可厚非，不过那对父母觉得是那个医生因为失去了挣钱的机会而恼羞成怒，挟私报复。在接到“儿童保护组织”勒令他们必须在规定日期内为孩子修牙，否则结果自负的通知后，他们的气愤心情可想而知，根本不可能回到告状的医生那儿去为孩子治牙，所以找到了这个中国牙医。
中国牙医尽快安排为孩子做了补牙手术，全麻。随后，写了一份报告给“儿童保护组织”，证明这一对有虐待孩子嫌疑的父母已经为孩子做了该做的诊治。
“儿童保护组织”还不算完，还派人到孩子的幼儿园取证，看父母平时接送孩子时对孩子态度如何；到孩子的家庭医生那里取证，看父母是否定期带孩子去体检了、是否给孩子打预防针了……总之，检查他们是否有任何渎职之蛛丝马迹。
在没有发现任何问题的情况下，他们又派人到家里观察孩子们的日常生活情况。被派去检查的人来跟中国牙医核实情况时，牙医跟她解释了一番中国父母对于孩子健康关注的重点在头脑，对于牙齿不那么重视，说这里面存在着一些文化差异。
那人说：“我一进他家那个住宅区就觉得这件事不对劲，那儿每栋房子都是百万豪宅。进了他家，一个孩子在跟老师学钢琴，一个孩子在跟教练学打网球，这种家庭怎么可能不管孩子的健康问题呢。”随后就把案子撤了。
听了这个故事后，我暗自庆幸我们的牙医对我网开一面，他们虽然对我不给三猪治牙有意见却并没有上报、陷我于不义。
当即痛下决心为三猪做手术，全麻就全麻吧，好过自己被人当做虐待孩子的嫌疑犯审查。
就这样，我们把三猪送上了医院的手术台。
两个多小时的手术后，三猪回观察室观察。我看到他小脸蜡黄，一侧脸已经肿了。他一边打着点滴一边看电视里的卡通片，精神尚可。护士给他测血压、心跳他都很配合，后来给他拔针他也默默地看着，不哭不闹。护士直夸他乖，说有的小孩哭闹不休。我心里犯嘀咕是不是麻药打多了所以他感觉不到疼？这个麻药情结就是有点过不去。
终于，护士说我们可以走了，我扶三猪下了床，看他有点摇晃，就抱起他想抱着他出去。护士马上阻止我说：我们要用轮椅把他推出去。然后她指点我老公去开车，让他把车开到医院的大门口等着。
另一个护士推来了一个轮椅，手一指，对我说：“你坐上去。”我看着她，心想她一定搞错了，以为我是患者。就跟她解释说：“不是我，是我儿子做了手术。”她点点头：“我知道”，还是坚持着，“你坐上来。”我不明白，所以还是不动弹。她向我解释：“你先坐下，然后让孩子坐到你的腿上，你抱着他，这样比较好。”
原来，让我坐轮椅是起一个垫子的作用。
没病却让人推着走，这事多少有点怪异。于是我对护士说孩子已经够大了，应该可以自己坐。转头让三猪自己坐上去。轮椅方方正正的，孩子坐进去显得人小小的，而且不稳当，看得我心里不忍，蹲下来问他：“你是想跟妈妈一起坐，还是想自己坐？”
他回答说想跟妈妈一起坐。
听孩子这么说，我就克服心理障碍坐上了轮椅，再把三猪抱到腿上。护士说：“还是这样坐着对，不仅安全，还会让孩子有安全感。”她喊来了一个年轻力壮的小伙子，把我们娘俩推出了手术区，穿过大厅和长长的走廊，向大门外慢慢走去。
我坐在轮椅上，看着比平时高出一截的周围景色，心里感叹这个医院对待孩子的问题考虑得真是周到。用轮椅送上车不说，连孩子坐轮椅怎么坐有安全感这种细节都想到了，让人叹服啊！
我平生第一次坐轮椅，是在医院里坐的。不过我到医院去的原因并不是自己身体出了什么问题，而是因为小儿子三猪做了一个牙科手术。可是，为什么我会坐轮椅呢？
说来话长。
美国的牙医通常建议在孩子出牙后就要进行半年一次的例行牙医检查，基本上一岁就得开始。三猪三岁时第一次领他去看牙医，医生说有点晚了，他已有龋齿，必须修补，可因为他太小了，所以只能找专门的儿科牙医到医院里，在全身麻醉的情况下进行补牙。
我一听要给孩子全身麻醉，就有点犯怵，这么小的孩子，为补个牙而全身麻醉，会不会伤害孩子的大脑功能呢？之所以有这个想法，源于小时候听到的一个故事，说刘伯承将军在做眼球摘除手术时，坚持不用麻醉，怕大脑功能受到影响……这个故事让我对麻醉的副作用有了根深蒂固的恶劣印象。
当时想反正都是乳牙，早晚得换掉，孩子不疼不痒的，何必去全身麻醉呢？
后来再领三猪去洗牙，牙医会很严肃地问：为什么还不进行手术？我解释说怕他太小，手术有风险。医生很不苟同，对我非常不满。我顶不住牙医的逼问，干脆就抱着侥幸心态，不领三猪去做牙齿的定期清洗检查了。牙医的太太负责打点诊所的运营，每次我洗完牙，她都会让我把我们全家人下一次的洗牙时间约好，但是她后来根本就不提三猪了，似与我心有灵犀，知道我不肯为三猪治牙，所以她就当我家没有三猪这个人。
随着年龄的增长，三猪的牙坏得越来越厉害，换牙的速度远赶不上坏牙的速度。前一阵儿开始牙疼起来，我们在离家一个半小时之外的大城市找到一个中国牙医，希望她能给三猪在不进行全身麻醉的情况下把牙补好。结果这个牙医给三猪检查完后，说太晚了，早些时候来治的话补补就行，现在有的牙牙根已经坏了，只能拔掉了。孩子不会配合的，不管补牙还是拔牙都得到医院去在全身麻醉的情况下进行治疗。
我一听还是要全麻，就又犹豫起来，医生给我讲了个故事。
她有个小病号，和我家三猪的情形完全一样，在三、四岁的时候看牙医，医生发现有龋齿，建议全身麻醉进行补牙。这家也是中国人，父母也和我一样的观念，觉得全麻对孩子不好，再说孩子不痛不痒的就送进医院手术，心理上也接受不了，就坚持不去。那个美国医生在劝说无效的情况下，一封信将这对父母告到了“儿童保护组织”，说他们忽视孩子的健康，不为孩子做必需的医疗救护。在美国，“儿童保护组织”的权利可大了，他们一经查实父母有严重不称职之处，比如打孩子了、性侵犯嫌疑了，他们可以通知警察把孩子强行带走，交给寄养家庭，并且会一纸诉状将父母告上法庭。那些真有恶行的父母，从此再也见不到自己的孩子。
我们州的《儿童保护法》规定：医生、护士、教师、托儿所人员都有责任将可疑的儿童被虐待的情况报告有关部门，知情不报者还会被处罚。所以这个医生的做法似乎无可厚非，不过那对父母觉得是那个医生因为失去了挣钱的机会而恼羞成怒，挟私报复。在接到“儿童保护组织”勒令他们必须在规定日期内为孩子修牙，否则结果自负的通知后，他们的气愤心情可想而知，根本不可能回到告状的医生那儿去为孩子治牙，所以找到了这个中国牙医。
中国牙医尽快安排为孩子做了补牙手术，全麻。随后，写了一份报告给“儿童保护组织”，证明这一对有虐待孩子嫌疑的父母已经为孩子做了该做的诊治。
“儿童保护组织”还不算完，还派人到孩子的幼儿园取证，看父母平时接送孩子时对孩子态度如何；到孩子的家庭医生那里取证，看父母是否定期带孩子去体检了、是否给孩子打预防针了……总之，检查他们是否有任何渎职之蛛丝马迹。
在没有发现任何问题的情况下，他们又派人到家里观察孩子们的日常生活情况。被派去检查的人来跟中国牙医核实情况时，牙医跟她解释了一番中国父母对于孩子健康关注的重点在头脑，对于牙齿不那么重视，说这里面存在着一些文化差异。
那人说：“我一进他家那个住宅区就觉得这件事不对劲，那儿每栋房子都是百万豪宅。进了他家，一个孩子在跟老师学钢琴，一个孩子在跟教练学打网球，这种家庭怎么可能不管孩子的健康问题呢。”随后就把案子撤了。
听了这个故事后，我暗自庆幸我们的牙医对我网开一面，他们虽然对我不给三猪治牙有意见却并没有上报、陷我于不义。
当即痛下决心为三猪做手术，全麻就全麻吧，好过自己被人当做虐待孩子的嫌疑犯审查。
就这样，我们把三猪送上了医院的手术台。
两个多小时的手术后，三猪回观察室观察。我看到他小脸蜡黄，一侧脸已经肿了。他一边打着点滴一边看电视里的卡通片，精神尚可。护士给他测血压、心跳他都很配合，后来给他拔针他也默默地看着，不哭不闹。护士直夸他乖，说有的小孩哭闹不休。我心里犯嘀咕是不是麻药打多了所以他感觉不到疼？这个麻药情结就是有点过不去。
终于，护士说我们可以走了，我扶三猪下了床，看他有点摇晃，就抱起他想抱着他出去。护士马上阻止我说：我们要用轮椅把他推出去。然后她指点我老公去开车，让他把车开到医院的大门口等着。
另一个护士推来了一个轮椅，手一指，对我说：“你坐上去。”我看着她，心想她一定搞错了，以为我是患者。就跟她解释说：“不是我，是我儿子做了手术。”她点点头：“我知道”，还是坚持着，“你坐上来。”我不明白，所以还是不动弹。她向我解释：“你先坐下，然后让孩子坐到你的腿上，你抱着他，这样比较好。”
原来，让我坐轮椅是起一个垫子的作用。
没病却让人推着走，这事多少有点怪异。于是我对护士说孩子已经够大了，应该可以自己坐。转头让三猪自己坐上去。轮椅方方正正的，孩子坐进去显得人小小的，而且不稳当，看得我心里不忍，蹲下来问他：“你是想跟妈妈一起坐，还是想自己坐？”
他回答说想跟妈妈一起坐。
听孩子这么说，我就克服心理障碍坐上了轮椅，再把三猪抱到腿上。护士说：“还是这样坐着对，不仅安全，还会让孩子有安全感。”她喊来了一个年轻力壮的小伙子，把我们娘俩推出了手术区，穿过大厅和长长的走廊，向大门外慢慢走去。
我坐在轮椅上，看着比平时高出一截的周围景色，心里感叹这个医院对待孩子的问题考虑得真是周到。用轮椅送上车不说，连孩子坐轮椅怎么坐有安全感这种细节都想到了，让人叹服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