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短篇小说在40年来的际遇可以说经历了重大的变化。
在现代中国，短篇小说一直是一种重要的文学体裁。中国新文学的开山人物鲁迅，就是以短篇小说名世的，他的短篇小说堪称中国现代文化最珍贵的财富和最重要的精神资源。短篇小说一直是中国新文学重要的、无可争议的关键性的类型。如当年旨在建构经典的“新文学大系”的出版就是以短篇小说作为重要资源的。此后直到改革开放后的新时期，短篇小说也依然是最重要的文学体裁。开始于1978年的文学评奖就是从短篇小说奖开始的。在整个20世纪80年代，短篇小说一直是文学最引人注目的体裁。短篇小说和比它稍长的中篇小说，当时一直是中国文学的中心。这种状况直到20世纪90年代之后才开始发生改变。
短篇小说的重要价值取决于多种因素的相互交织和联系：
一是现代中国文学的发展和文学期刊有极为密切的联系，文学期刊一直主导着文学出版和阅读的过程，形成非常广泛的影响，也影响着作者和读者的选择。在文学期刊上，尤其是中等规模的文学期刊上，短篇小说是支撑的关键。每期4到5篇短篇小说常常是刊物最吸引人的部分。短篇小说一直是文学期刊生存发展中不可缺少的部分。尤其是在大型文学期刊并不发达的时期更是如此。现代中国普遍的经济困窘使得一般知识人和文学爱好者能够用来购置书籍的资金很少，因此他们也倾向于阅读文学期刊。文学期刊是文学出版的关键支柱。而20世纪80年代之后的中篇小说的流行，和当时出现的大型文学期刊的流行有密切的关系。正是这种大型文学期刊支撑了中篇小说的繁荣，也影响了作者和读者的选择。作家通过期刊被读者所了解，而短篇小说正是这种了解的关键，而后才会有出版小说集等机会。很少有像《青春之歌》《红岩》《林海雪原》这样，通过长篇小说被读者广泛了解的——自然，那是个长篇小说影响较大的时期，也是文学出版机制相对稳定的时期。在20世纪50年代后期到60年代中期一度出现了以“三红一创”等作品为代表的长篇小说兴盛的时期。但短篇小说的中心地位还是一直没有动摇。这种出版的倾向对于小说体裁选择的影响相当巨大。作家的地位和影响力也相当依赖短篇小说。对一位作家来说，短篇小说不仅仅是长篇的先导，而且还是作家一生的追求。在新时期，像汪曾祺、林斤澜这样一生以短篇名世的作家在当时也是具有极高地位的。
二是现代中国的紧迫的社会问题和剧烈变化的社会现实，也使得文学的选择一直倾向于以更短小的方式来反映社会现实和投射社会的变化，作者往往处于生活的剧烈变动之中，难以用连续的方式反映社会的现实。读者也需要用迅捷的方式更好地从小说中汲取所需要的东西。而历史的不断变化使得完成长篇小说面临相当的困难。现代中国的很多重要的长篇小说都处于未完成的状态。如柳青的《创业史》、李劼人的《大波》、姚雪垠的《李自成》，等等。这和作者有关，但更和历史的变化和读者的选择紧密相关，历史的变化和读者的选择让长篇小说作者的构想往往难以持续，中国社会变化的高度不确定性让阅读和写作也具有高度的不确定性。《创业史》和《李自成》面临的困难其实是历史的变化造成的。在一个时期成为公认的主导观念的社会意识，在后一个阶段出现了巨大的转变，使作者也面临许多写作方面的困难，王蒙《组织部新来的年轻人》在特定时期被高度关注，但他早已写就的长篇小说《青春万岁》却由于社会的变化错失出版机会，直到新时期之后才出版，他的《这边风景》是一部20世纪六七十年代的作品，却是21世纪之后才得到出版。而短篇小说与现实的关系紧密，迅速写成后就能很快面世，具有相对的确定性。这一体裁的特点对其发展的影响其实是很大的。
三是和“新文学”的定位有关系。众所周知，新文学是和当年的晚清到民国的通俗文学，所谓“鸳鸯蝴蝶派”小说相对立出现的。新文学对鸳鸯蝴蝶派的否定相当激烈。当时通俗的阅读相当程度上是以长篇小说为中心的。鸳鸯蝴蝶派的重要的作品都是长篇小说，而通俗的类型小说也是市民所广泛阅读的，其出版形态和新文学完全不同。鸳鸯蝴蝶派虽然也有期刊，但其白话长篇小说的形式和传统白话小说有深刻联系，因此，这些通俗文学作品往往是长篇小说，而和传统通俗文学传统决裂的新文学则有完全不同的形态。短篇小说的主导地位其实是新文学的重要方面。而20世纪50年代后，纯文学与通俗文学不分家的状况，也让通俗长篇小说在整体的文学中得到传播，如《林海雪原》或《烈火金刚》这样具有通俗文学气质的长篇小说也成为文学中的重要作品，当然短篇小说的重要位置并未动摇。
20世纪90年代之后，这种情况随着市场化和全球化出现了转折，长篇小说变成了主导文学的中心体裁。这和出版业发生的变化密切相关。一个新兴的、以中等收入者为中心的阅读群体开始稳定化。这种稳定化带来了出版业机制的变化。一个通俗文学与纯文学分化的时期开始了。这个时期文学期刊开始衰落，文学生活开始以长篇小说的稳定出版机制为中心。短篇小说逐渐趋于边缘化，作家的地位和影響力主要由长篇小说获得。最典型的如莫言、王安忆等作家，80年代写过不少短篇小说，但90年代之后都是以长篇小说为中心来写作的。纯文学写作和通俗文学写作都以长篇小说为中心。短篇小说往往变成了作家在写作间歇的实验等偶发性写作。不少文学新人起步就选择长篇小说。长篇小说成为文学体裁的中心。而网络文学的兴起，使得一种以网络为中心的“巨型”长篇小说成为相当重要的形式。同时也出现了和网络相关的更为短小的短篇小说，如张嘉佳等人的短篇小说。在这一时期，长篇小说确立了文学中心的位置，无论在纯文学、通俗文学和网络文学领域都居于主导地位。
由此看来，最近的30年其实是一个长篇小说主导文学体裁的时期。这种变化其实是和全球文学的状况相一致的。这也说明中国文学已经是全球文学的一部分，它自身发展的独特性，如网络文学的异军突起，并未改变长篇小说主导的形态。短篇小说现在已经成为了一种相对边缘的文学体裁，这种体裁的状况是相对稳定的，也不再可能成为文学的中心。这一变化既是时代的变化，也是文学体裁的演化的结果。短篇小说依然会有自己的天地，但这一天地已经不再是文学的中心。短篇小说一面有纯文学的各种可能性的实验，另一面也会有更多的通俗的形态出现，如感伤小说或小小说等在网络中或纸质文学中发展。这种稳定的格局会一直延续下去。
在现代中国，短篇小说一直是一种重要的文学体裁。中国新文学的开山人物鲁迅，就是以短篇小说名世的，他的短篇小说堪称中国现代文化最珍贵的财富和最重要的精神资源。短篇小说一直是中国新文学重要的、无可争议的关键性的类型。如当年旨在建构经典的“新文学大系”的出版就是以短篇小说作为重要资源的。此后直到改革开放后的新时期，短篇小说也依然是最重要的文学体裁。开始于1978年的文学评奖就是从短篇小说奖开始的。在整个20世纪80年代，短篇小说一直是文学最引人注目的体裁。短篇小说和比它稍长的中篇小说，当时一直是中国文学的中心。这种状况直到20世纪90年代之后才开始发生改变。
短篇小说的重要价值取决于多种因素的相互交织和联系：
一是现代中国文学的发展和文学期刊有极为密切的联系，文学期刊一直主导着文学出版和阅读的过程，形成非常广泛的影响，也影响着作者和读者的选择。在文学期刊上，尤其是中等规模的文学期刊上，短篇小说是支撑的关键。每期4到5篇短篇小说常常是刊物最吸引人的部分。短篇小说一直是文学期刊生存发展中不可缺少的部分。尤其是在大型文学期刊并不发达的时期更是如此。现代中国普遍的经济困窘使得一般知识人和文学爱好者能够用来购置书籍的资金很少，因此他们也倾向于阅读文学期刊。文学期刊是文学出版的关键支柱。而20世纪80年代之后的中篇小说的流行，和当时出现的大型文学期刊的流行有密切的关系。正是这种大型文学期刊支撑了中篇小说的繁荣，也影响了作者和读者的选择。作家通过期刊被读者所了解，而短篇小说正是这种了解的关键，而后才会有出版小说集等机会。很少有像《青春之歌》《红岩》《林海雪原》这样，通过长篇小说被读者广泛了解的——自然，那是个长篇小说影响较大的时期，也是文学出版机制相对稳定的时期。在20世纪50年代后期到60年代中期一度出现了以“三红一创”等作品为代表的长篇小说兴盛的时期。但短篇小说的中心地位还是一直没有动摇。这种出版的倾向对于小说体裁选择的影响相当巨大。作家的地位和影响力也相当依赖短篇小说。对一位作家来说，短篇小说不仅仅是长篇的先导，而且还是作家一生的追求。在新时期，像汪曾祺、林斤澜这样一生以短篇名世的作家在当时也是具有极高地位的。
二是现代中国的紧迫的社会问题和剧烈变化的社会现实，也使得文学的选择一直倾向于以更短小的方式来反映社会现实和投射社会的变化，作者往往处于生活的剧烈变动之中，难以用连续的方式反映社会的现实。读者也需要用迅捷的方式更好地从小说中汲取所需要的东西。而历史的不断变化使得完成长篇小说面临相当的困难。现代中国的很多重要的长篇小说都处于未完成的状态。如柳青的《创业史》、李劼人的《大波》、姚雪垠的《李自成》，等等。这和作者有关，但更和历史的变化和读者的选择紧密相关，历史的变化和读者的选择让长篇小说作者的构想往往难以持续，中国社会变化的高度不确定性让阅读和写作也具有高度的不确定性。《创业史》和《李自成》面临的困难其实是历史的变化造成的。在一个时期成为公认的主导观念的社会意识，在后一个阶段出现了巨大的转变，使作者也面临许多写作方面的困难，王蒙《组织部新来的年轻人》在特定时期被高度关注，但他早已写就的长篇小说《青春万岁》却由于社会的变化错失出版机会，直到新时期之后才出版，他的《这边风景》是一部20世纪六七十年代的作品，却是21世纪之后才得到出版。而短篇小说与现实的关系紧密，迅速写成后就能很快面世，具有相对的确定性。这一体裁的特点对其发展的影响其实是很大的。
三是和“新文学”的定位有关系。众所周知，新文学是和当年的晚清到民国的通俗文学，所谓“鸳鸯蝴蝶派”小说相对立出现的。新文学对鸳鸯蝴蝶派的否定相当激烈。当时通俗的阅读相当程度上是以长篇小说为中心的。鸳鸯蝴蝶派的重要的作品都是长篇小说，而通俗的类型小说也是市民所广泛阅读的，其出版形态和新文学完全不同。鸳鸯蝴蝶派虽然也有期刊，但其白话长篇小说的形式和传统白话小说有深刻联系，因此，这些通俗文学作品往往是长篇小说，而和传统通俗文学传统决裂的新文学则有完全不同的形态。短篇小说的主导地位其实是新文学的重要方面。而20世纪50年代后，纯文学与通俗文学不分家的状况，也让通俗长篇小说在整体的文学中得到传播，如《林海雪原》或《烈火金刚》这样具有通俗文学气质的长篇小说也成为文学中的重要作品，当然短篇小说的重要位置并未动摇。
20世纪90年代之后，这种情况随着市场化和全球化出现了转折，长篇小说变成了主导文学的中心体裁。这和出版业发生的变化密切相关。一个新兴的、以中等收入者为中心的阅读群体开始稳定化。这种稳定化带来了出版业机制的变化。一个通俗文学与纯文学分化的时期开始了。这个时期文学期刊开始衰落，文学生活开始以长篇小说的稳定出版机制为中心。短篇小说逐渐趋于边缘化，作家的地位和影響力主要由长篇小说获得。最典型的如莫言、王安忆等作家，80年代写过不少短篇小说，但90年代之后都是以长篇小说为中心来写作的。纯文学写作和通俗文学写作都以长篇小说为中心。短篇小说往往变成了作家在写作间歇的实验等偶发性写作。不少文学新人起步就选择长篇小说。长篇小说成为文学体裁的中心。而网络文学的兴起，使得一种以网络为中心的“巨型”长篇小说成为相当重要的形式。同时也出现了和网络相关的更为短小的短篇小说，如张嘉佳等人的短篇小说。在这一时期，长篇小说确立了文学中心的位置，无论在纯文学、通俗文学和网络文学领域都居于主导地位。
由此看来，最近的30年其实是一个长篇小说主导文学体裁的时期。这种变化其实是和全球文学的状况相一致的。这也说明中国文学已经是全球文学的一部分，它自身发展的独特性，如网络文学的异军突起，并未改变长篇小说主导的形态。短篇小说现在已经成为了一种相对边缘的文学体裁，这种体裁的状况是相对稳定的，也不再可能成为文学的中心。这一变化既是时代的变化，也是文学体裁的演化的结果。短篇小说依然会有自己的天地，但这一天地已经不再是文学的中心。短篇小说一面有纯文学的各种可能性的实验，另一面也会有更多的通俗的形态出现，如感伤小说或小小说等在网络中或纸质文学中发展。这种稳定的格局会一直延续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