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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 本文从农产品贸易规模、地理结构、商品结构等三个角度分析了中国与金砖国家农产品贸易的特征，并在对传统引力模型进行改进的基础上，对中国与金砖国家农产品贸易的影响因素进行了检验。研究表明，近年来，金砖国家在中国农产品对外贸易中的地位稳中有升，但是中国在对其他金砖国家的农产品贸易中长期处于不利地位，贸易逆差呈扩大趋势；中国对金砖国家农产品贸易在地理结构和商品结构上均存在着较强的集中度。实证结果显示，经济规模、人口的增加有助于扩大中国对金砖国家农产品的出口，而经济距离、人民币汇率升值、人均收入水平差异的扩大阻碍了双边农产品贸易的发展，中国对金砖国家的农产品贸易还存在一定程度的“政热经冷”现象。最后，文章就促进中国与金砖国家农产品贸易提出了政策建议。
关键词 中国 金砖国家 农产品贸易 引力模型
〔中图分类号〕F75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447-662X（2016）01-0043-09
一、问题的提出
2015年7月21日，金砖国家银行正式在上海成立，这一举措不仅是金砖国家在合作领域的进一步深化，更标志着以金砖国家为代表的新兴经济体在积极参与国际金融体系建设、尝试构建全球政治经济新秩序的道路上迈出了重要的一步，同时也引发了人们对于这一人口约占全球40%、国土面积占全球30%以上的新兴经济体典型代表的新一轮讨论。事实上，作为横跨亚洲、欧洲、南美洲和非洲且包含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的合作组织，自诞生以来，金砖国家就引发了国内外学者的广泛关注和积极回应。
虽然金砖国家在经济体制改革和发展战略、经济增长方式、政治制度、历史文化等方面存在较大差异，①但作为新兴经济体的典型代表，其在参与全球政治体系上的愿景是一致的，在全球分工体系重构的背景下面临着相似的发展困境，②外界普遍担心的政治经济差异实际上并没有阻碍金砖国家的进一步合作，③而这也是金砖国家极为重要的合作基础。毫无疑问，以金砖国家为代表的新兴力量的不断发展壮大将促进全球政治格局多极化，而这必然给美国所主导的全球政治经济体系带来一定的冲击，Brawley M.R.，“ Building Blocks or a BRIC Wall？ Fitting U.S. Foreign Policy to the Shifting Distribution of Power，”Asian Perspective， vol. 31， no.4， 2007， pp.151～175.如何继续保持其在全球范围内的影响力将成为美国在新世纪面临的巨大挑战。随着金砖国家在全球经济增长中的作用不断凸显，关于其经济增长的预期及影响因素一直是学术界关注的焦点，而以中国为代表的金砖国家在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爆发后在经济增长上的逐渐反弹更是坚定了相关学者对金砖国家经济发展的乐观预期。马岩：《金砖国家经济发展及合作前景》，《国际经济合作》2011年第6期；蔡春林、刘畅、黄学军：《金砖国家在世界经济中的地位和作用》，《经济社会体制比较》2013年第1期。尽管在研究方法上存在些许差异，但相关研究将影响上述国家经济增长的因素更多地归结为宏观经济环境的稳定、投资和贸易条件便利化的加强以及FDI的带动。张聪明：《金砖四国：国家竞争力比较》，《俄罗斯中亚东欧市场》2009年第10期；韩家彬、张振、李豫新：《进出口贸易、FDI对金砖5国经济增长影响的比较研究》，《国际贸易问题》2012年第11期。当然，处于工业化初期的发展中国家在其经济高速增长的进程中必然伴随着能源消费强度增大、环境污染凸显等问题，曹广喜：《“金砖四国”的碳排放，能源消费和经济增长》，《亚太经济》2012年第6期。如何有效处理能源消耗与经济增长的关系成为金砖国家实现可持续发展必须直面的挑战，而这也将是金砖国家合作领域的又一次延伸。刘文革、王磊：《金砖国家能源合作机理及政策路径分析》，《经济社会体制比较》2013年第1期。尽管金砖国家当前普遍面临经济结构转型、全球经济不景气等不利因素，但其在积极参与全球金融体系建设、实现外贸的“共享式发展”等方面仍然大有可为。黄凌云、黄秀霞：《“金砖五国”金融合作对五国及全球经济的影响研究——基于 GTAP 模型的实证模拟》，《经济学家》2012年第4期；欧阳晓、张亚斌、易先忠：《中国与金砖国家外贸的“共享式”增长》，《中国社会科学》2012年第1期。
众所周知，作为世界上的人口大国和农业大国，金砖国家拥有全世界30%以上的耕地，“金砖农业”的稳定发展对全球粮食安全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农业合作也一直是金砖国家重要的合作领域，自2010年起召开的历届金砖国家农业部长会议更是将金砖国家的农业合作推向了一个新的高度。但笔者通过文献检索发现：现有研究对此关注不多，国外学者研究主要以南非加入之前的“金砖四国”为主要研究对象，而对“金砖五国”的系统性研究乏善其陈；国内学者在这方面的研究则以农业互补性及竞争力为着墨点，汤碧：《中国与金砖国家农产品贸易：比较优势与合作潜力》，《农业经济问题》2012年第10期。缺少对农产品贸易特征及贸易流量影响因素的系统分析。中国与金砖国家的农产品贸易的发展现状怎样？影响中国与金砖国家之间农产品贸易的因素有哪些？后续合作趋势如何？本文中作为中国农产品贸易对象国的“金砖国家”特指金砖成员国中除中国以外的其他四个国家：巴西、印度、俄罗斯和南非，下同。这一系列问题引人深思。有鉴于此，笔者尝试在分析中国与金砖国家农产品贸易特征的基础上，应用一个拓展的引力模型对中国与金砖国家农产品贸易的影响因素进行分析，探究双边农产品贸易的发展之策。根据FAO（国际粮农组织）对农产品的定义以及中国与金砖国家农产品贸易的实际，本文中所分析的农产品是指SITC（国际贸易标准分类法）REV.3（第三次修订本）商品分类法下的0类（食品及活动物）、1类（饮料及烟草类）、4类（动植物油、脂及蜡燃料）的全部以及2类中除第27、28章后的全部（除燃料外的非食用原料），下同。 其中，Ttij是指在t期中国i对金砖国家j的农产品出口额；Yti*Ytj为t期中国i与金砖国家j的名义GDP的乘积，反映了出口国i的出口供给能力和进口国j的进口需求，预期符号为正；POPti*POPtj是t期中国i与金砖国家j的人口乘积，表示出口国的农业生产能力和进口国农产品消费需求，预期符号为正；DStij用来表示t期中国i与金砖国家j的经济距离，用中国上海港到上述国家主要港口的距离表示，并用同期国际原油价格对数据进行加权，反映农产品贸易的运输成本，是贸易的阻力因素，预期符号为负；PGDPtij表示t期中国i与金砖国家j的实际人均GDP之差的绝对值，反映两国需求结构的差异，差值越小，需求结构越是相似，双边贸易额越大，系数预期符号为负；EXtij是t期间接标价法下中国i对金砖国家j的名义汇率，人民币汇率升值，中国对金砖国家农产品贸易发展受损，系数预期符号为负；BRICS为虚拟变量，表示金砖国家农业部长会议，若t期中国i与金砖国家j同时参加，则取1，否则取0，一般而言，政治互信的增加以及双边贸易磋商有利于双边贸易的开展，系数预期符号为正。
2.样本选取与数据来源
本文所设定的模型（3）是基于2000～2013年中国与金砖国家农产品贸易的相关面板数据进行估计的，实际观测样本容量为56个。在资料来源上，双边贸易国的GDP、人口、汇率等数据是笔者根据联合国贸发会议数据库（unctadstat.unctad.org）有关数据整理计算得来，中国与金砖国家的农产品贸易额依据联合国商品贸易数据库（comtrade.un.org）整理计算而得，中国与金砖国家主要港口的距离根据距离网站（www.indo.com）的距离计算器计算得来，国际原油价格数据来自美国国家能源署网站（www.eia.gov）。金砖国家农业部长会议召开的情况根据中国农业部网站（www.moa.gov.cn）新闻报道整理。
3.实证结果分析
为了防止面板数据模型出现“伪回归”（spurious regression）的现象，并保证估计结果的有效性，本文首先对模型中有关变量的序列通过LLC检验、ADF-Fisher检验、IPS检验、Breitung检验、PP-Fisher检验、Hadri检验等方法进行单位根检验，LLC检验、Breitung检验及Hadri检验是相同根的检验方法，ADF-Fisher检验、IPS检验及PP-Fisher检验是不同根的检验方法；Hadri检验的原假设为“该序列不存在单位根”，其余五种检验方法的原假设为“该序列存在单位根”。综合分析这六种检验方法的结果后发现：
由模型的回归结果可知，变量BRICS在拓展后得到的回归方程（4）中不显著，因而将其剔除，即回归方程（3）为本次回归得到的较为理想的模型：其调整后的判定系数为0.97，表明本文构造的拓展的引力模型对样本数据的拟合效果较好，模型中各个解释变量的解释力度可信；该模型F值为263.2342，其相伴概率为0.000，在1%的显著性水平下拒绝了各个变量系数都为零的原假设，表明模型的线性关系十分显著。
通过对模型回归结果的仔细分析，可以进一步得出以下结论：
第一，经济规模的回归系数显著为正，在1%的显著性水平下通过检验，说明进口国和出口国经济规模的增加有助于中国与金砖国家农产品贸易的增长，这与本文的理论预期相一致。本文在模型中采用出口国和进口国GDP的乘积表示两国经济规模，出口国（中国）和进口国（金砖国家）经济规模的增大是出口国出口供给能力和进口国农产品进口需求增长的反映，这有助于中国对金砖国家农产品贸易的出口，与现实情况符合。而依据IMF（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发布的《2015年全球经济展望报告》，金砖五国虽然面临经济下滑的压力，但在未来一段时间内，仍有机会实现经济进一步增长，因此，随着双边贸易国经济规模的扩大，中国与金砖国家农产品贸易额有望实现进一步的增长。
第二，双边贸易国的人口的回归系数显著为正，且在1%的显著性水平下通过检验，变量系数较大，与本文的理论假设契合。一般而言，出口国人口的增加不仅代表该国农产品生产能力增大，也预示着本国国内将产生更多的农产品消费需求，可能导致该国出口供给能力的下降；而进口国人口的增加，有可能增加该国农产品消费需求，也可能带动该国农产品生产能力的增强从而提高农产品自给，减少进口依赖。由本文的模型回归结果可知，在中国与金砖国家的农产品贸易中，人口增长带来的出口国的“出口供给效应”比进口国的“进口需求效应”更加明显。
第三，中国与金砖国家之间的经济距离阻碍了双边农产品贸易的开展，距离变量在1%的显著性水平下通过检验，这表明笔者先前假设是正确的。距离变量是经典引力模型中的基础变量，空间距离的远近代表着运输成本的高低，是农产品贸易的阻碍因素，虽然中国与金砖国家在空间分布上比较分散，且中国与俄罗斯和印度接壤，但仍然满足这一经典假设。此外，本文中的距离变量由中国上海港与金砖国家的主要港口之间的距离通过同期国际原油价格加权得到，2000年至2013年，国际原油价格虽然在个别年份有所下降，但就总体上而言其上升趋势明显，而当前国际原油的定价权仍然掌握在少量OPEC（石油输出组织）成员国手中，当前国际原油价格波动较大，这给中国与金砖国家的农产品贸易带来了一定的不确定因素。
第四，中国对金砖国家汇率的系数显著为负，在1%的显著性水平下通过检验，这说明人民币汇率的升值不利于中国对金砖国家的农产品出口，符合本文的理论预期。自2000年以来，人民币汇率不断升值，屡创新高，2005年汇率改革后其升值幅度更是显著增加，使中国在国际农产品市场上处于十分不利的局面，中国农产品的国际价格优势逐渐丧失，阻碍了中国对金砖国家农产品出口的扩大。一直以来，西方国家就人民币汇率问题上不断向中国发难，认为人民币汇率被严重低估，并将其作为政治议题频频向中国施压，2015年人民币汇率的阶段性下降更是引起了国际社会的广泛关注，今后一段时间内，人民币汇率问题将是中国发展与金砖国家农产品贸易必须直面的现实问题。 第五，双边贸易国人均GDP差异的回归系数显著为负，在5%的显著性水平下通过检验，说明双方人均GDP差异的扩大不利于中国对金砖国家的农产品贸易出口，这与本文的理论假设相符。依据林德尔（Linder）的偏好相似理论，贸易国的人均收入水平差异越大，两国的需求层次差异越大，越不利于双边贸易的开展。本文的模型回归结果表明，中国与金砖国家的农产品贸易符合林德尔定理，中国与金砖国家在人均收入水平上差异的扩大说明两国重叠需求的减少，双边农产品贸易自然下降。
此外，本文所构造的引力模型的回归结果基本上支持了笔者的理论预期，但出乎意料的是，BRICS这一变量不显著，表明金砖国家农业部长会议的召开与举办未能有效促进中国与金砖国家农产品贸易的扩大。在仔细比较了中国与金砖国家农产品的显示性比较优势和贸易互补性指数后，笔者对这一问题有了答案。近年来，与其他金砖国家相比，中国四大类农产品显示性比较优势并不强，且总体上呈一定下降趋势，中国农产品国际竞争力未有显著提升；此外，在金砖国家各成员国中，中国与印度的贸易结合度指数在近几年呈现下降趋势，且中俄之间的农产品贸易结合度指数小于1，农产品贸易关系并不十分紧密，尽管近几年中国与金砖国家之间的政治互信不断加强，但中国与金砖国家农产品贸易的国际竞争力以及农产品贸易紧密程度并不会因此而发生太大改变；另外，在历届金砖国家农业部长会议召开时，与会国就粮食安全、农业技术合作、农产品贸易与投资等领域的共识需要后续的农业合作协议及配套政策进行落实，但作为发展中国家，农业对于金砖五国而言都是一个相对敏感的产业，因而相关协议的推进近年来进展相对缓慢，这也从侧面说明中国与金砖国家在农产品贸易上存在一定程度的“政热经冷”的现象。
四、主要结论与政策启示
经过对中国与金砖国家农产品贸易的特征及其影响要素的分析，本文主要得到如下结论和政策启示：
第一，近年来，中国与金砖国家农产品贸易的规模明显扩大，金砖国家在中国农产品对外贸易中的地位稳中有升，应当将金砖国家作为中国实现农产品贸易市场多元化战略的重点伙伴。此外，中国在对金砖国家的农产品贸易中长期处于不利地位，贸易逆差呈扩大趋势，中国应大力推动农业科技创新，推进人才队伍建设，优化农业集约化生产路径，进而转化成中国的农产品国际竞争力，在加强农业合作谈判和贸易政策协调的基础上推动中国与金砖国家的农产品贸易往来，这也应该成为后续金砖国家农业部长论坛的重要磋商内容。
第二，中国对金砖国家农产品贸易在地理结构和商品结构上存在着较强的集中度，要深化与巴西及俄罗斯的农产品贸易，重视开拓与印度及南非的农业合作潜力。2类产品是中国对金砖国家农产品贸易中主要的出口产品和进口产品，这说明中国与金砖国家的农产品产业内贸易趋势加强。巴西和俄罗斯分别是中国在金砖国家中最大的农产品进口来源国和出口对象国，考虑到农业合作的稳定性和农产品贸易的风险规避，中国应该在重视与俄罗斯和巴西的农产品贸易往来的基础上挖掘中国与印度及南非之间的农业合作潜力，既要利用双边产业内贸易的互补性巩固现有农产品的出口优势，更要通过农产品深加工延长产业链以及进一步细分市场等手段，以产品、季节及地区的差异化战略探寻新的贸易增长点。
第三，GDP和人口的增加有助于扩大中国对金砖国家农产品出口，人民币汇率升值阻碍了双边农产品贸易的发展。一方面，虽然金砖国家经济增长速度在近两年有所放缓，但新兴经济体仍然是世界经济增长的重要引擎，其经济总量仍在扩张，随着双边贸易国经济规模的不断扩大，中国与金砖国家农产品贸易规模将有望实现进一步增长，有鉴于此，中国应当重新审视与金砖国家的双边农产品贸易关系，将金砖国家作为中国实施“农业走出去”战略的重要合作伙伴；另一方面，人民币汇率的不断升值使得中国农产品国际竞争力面临巨大挑战，阻碍了中国对金砖国家农产品贸易的出口，因此，中国必须直面汇率改革过程中来自国际社会的外部压力，充分保证汇率改革的自主性和稳健性，防止汇率的大幅波动对中国农产品对外贸易造成的冲击。
第四，距离变量仍然是阻碍中国与金砖国家农产品贸易的重要因素，国际原油价格的波动对农产品双边贸易的发展增添了很大的不确定性。对此，中国应该充分利用与俄罗斯的沿边优势，抓住中俄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的有利局势，加快发展跨境交通基础设施，优化中方货物经俄铁路网络、远东港口及北方航道过境运输条件，扩大双方的互联互通尤其是铁路运输的便利性，要稳步推进北京至莫斯科的欧亚高速运输走廊的建设步伐，削减经济距离对双边农产品贸易的阻碍作用；同时，要通过中印高层对话等进一步维护中印陆路边境唯一的边贸口岸——亚东口岸开放的稳定性和通关便捷度，有效发挥其在中印农产品贸易便利化中的作用；中国应该通过提高原油进口的多元化程度等手段进一步保障原油储备战略的有效实施，提高中国应对国际原油价格波动的能力。
第五，双边贸易国的人均收入差异是阻碍中国与金砖国家农产品贸易的重要因素，缩小居民收入差距势在必行。2014年中国的GDP总额已经突破60万亿大关，达到了636463亿元。但中国的人均GDP仅为4.66万元/人，远低于全球平均水平，中国贫富差距仍然较大。金砖国家中，中国与印度的人均GDP水平最接近，根据林德尔定理，中国应进一步加强与印度关于农产品贸易政策和质量标准、检疫等方面的协商，巩固和发展中印双边农产品贸易，增强中国与金砖国家农产品贸易的发展后劲。此外，当前正值十八届五中全会召开后中国经济社会改革的关键时期，应通过全面深化改革开放，加快城乡一体化进程的推进，进一步增强中国区域发展的协调性，真正做到让所有城乡居民共享改革发展成果，逐渐缩小居民收入差距，这将有利于巩固和拓展中国与金砖国家之间的贸易关系。
第六，中国对金砖国家的农产品贸易呈现一定程度的“政热经冷”的局面，要进一步深化合作将金砖国家之间的“政治红利”转化成现实的“经济优势”。随着金砖合作机制的不断优化，中国与金砖国家的政治互信将进一步加深，应该充分利用金砖国家首脑峰会、金砖国家农业部长论坛等平台加强金砖国家之间的政策协调，尤其是在农产品检验检疫、产品质量认证、出口报关等领域深化合作，切实保障上述高层对话机制下形成的共识的落实与推进；此外，要通过举办金砖国家农业博览会、农业食品加工企业推介暨贸易洽谈会、农业高新科技成果博览会等形式为金砖国家农业产业合作提供更多的交流途径，积极实施中国“农业走出去”战略，为中国农业产业化、农业龙头企业走出国门创造更为有利的投资环境，以对外投资带动农产品贸易发展。
作者单位：中国人民大学农业与农村发展学院
责任编辑：牛泽东
关键词 中国 金砖国家 农产品贸易 引力模型
〔中图分类号〕F75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447-662X（2016）01-0043-09
一、问题的提出
2015年7月21日，金砖国家银行正式在上海成立，这一举措不仅是金砖国家在合作领域的进一步深化，更标志着以金砖国家为代表的新兴经济体在积极参与国际金融体系建设、尝试构建全球政治经济新秩序的道路上迈出了重要的一步，同时也引发了人们对于这一人口约占全球40%、国土面积占全球30%以上的新兴经济体典型代表的新一轮讨论。事实上，作为横跨亚洲、欧洲、南美洲和非洲且包含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的合作组织，自诞生以来，金砖国家就引发了国内外学者的广泛关注和积极回应。
虽然金砖国家在经济体制改革和发展战略、经济增长方式、政治制度、历史文化等方面存在较大差异，①但作为新兴经济体的典型代表，其在参与全球政治体系上的愿景是一致的，在全球分工体系重构的背景下面临着相似的发展困境，②外界普遍担心的政治经济差异实际上并没有阻碍金砖国家的进一步合作，③而这也是金砖国家极为重要的合作基础。毫无疑问，以金砖国家为代表的新兴力量的不断发展壮大将促进全球政治格局多极化，而这必然给美国所主导的全球政治经济体系带来一定的冲击，Brawley M.R.，“ Building Blocks or a BRIC Wall？ Fitting U.S. Foreign Policy to the Shifting Distribution of Power，”Asian Perspective， vol. 31， no.4， 2007， pp.151～175.如何继续保持其在全球范围内的影响力将成为美国在新世纪面临的巨大挑战。随着金砖国家在全球经济增长中的作用不断凸显，关于其经济增长的预期及影响因素一直是学术界关注的焦点，而以中国为代表的金砖国家在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爆发后在经济增长上的逐渐反弹更是坚定了相关学者对金砖国家经济发展的乐观预期。马岩：《金砖国家经济发展及合作前景》，《国际经济合作》2011年第6期；蔡春林、刘畅、黄学军：《金砖国家在世界经济中的地位和作用》，《经济社会体制比较》2013年第1期。尽管在研究方法上存在些许差异，但相关研究将影响上述国家经济增长的因素更多地归结为宏观经济环境的稳定、投资和贸易条件便利化的加强以及FDI的带动。张聪明：《金砖四国：国家竞争力比较》，《俄罗斯中亚东欧市场》2009年第10期；韩家彬、张振、李豫新：《进出口贸易、FDI对金砖5国经济增长影响的比较研究》，《国际贸易问题》2012年第11期。当然，处于工业化初期的发展中国家在其经济高速增长的进程中必然伴随着能源消费强度增大、环境污染凸显等问题，曹广喜：《“金砖四国”的碳排放，能源消费和经济增长》，《亚太经济》2012年第6期。如何有效处理能源消耗与经济增长的关系成为金砖国家实现可持续发展必须直面的挑战，而这也将是金砖国家合作领域的又一次延伸。刘文革、王磊：《金砖国家能源合作机理及政策路径分析》，《经济社会体制比较》2013年第1期。尽管金砖国家当前普遍面临经济结构转型、全球经济不景气等不利因素，但其在积极参与全球金融体系建设、实现外贸的“共享式发展”等方面仍然大有可为。黄凌云、黄秀霞：《“金砖五国”金融合作对五国及全球经济的影响研究——基于 GTAP 模型的实证模拟》，《经济学家》2012年第4期；欧阳晓、张亚斌、易先忠：《中国与金砖国家外贸的“共享式”增长》，《中国社会科学》2012年第1期。
众所周知，作为世界上的人口大国和农业大国，金砖国家拥有全世界30%以上的耕地，“金砖农业”的稳定发展对全球粮食安全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农业合作也一直是金砖国家重要的合作领域，自2010年起召开的历届金砖国家农业部长会议更是将金砖国家的农业合作推向了一个新的高度。但笔者通过文献检索发现：现有研究对此关注不多，国外学者研究主要以南非加入之前的“金砖四国”为主要研究对象，而对“金砖五国”的系统性研究乏善其陈；国内学者在这方面的研究则以农业互补性及竞争力为着墨点，汤碧：《中国与金砖国家农产品贸易：比较优势与合作潜力》，《农业经济问题》2012年第10期。缺少对农产品贸易特征及贸易流量影响因素的系统分析。中国与金砖国家的农产品贸易的发展现状怎样？影响中国与金砖国家之间农产品贸易的因素有哪些？后续合作趋势如何？本文中作为中国农产品贸易对象国的“金砖国家”特指金砖成员国中除中国以外的其他四个国家：巴西、印度、俄罗斯和南非，下同。这一系列问题引人深思。有鉴于此，笔者尝试在分析中国与金砖国家农产品贸易特征的基础上，应用一个拓展的引力模型对中国与金砖国家农产品贸易的影响因素进行分析，探究双边农产品贸易的发展之策。根据FAO（国际粮农组织）对农产品的定义以及中国与金砖国家农产品贸易的实际，本文中所分析的农产品是指SITC（国际贸易标准分类法）REV.3（第三次修订本）商品分类法下的0类（食品及活动物）、1类（饮料及烟草类）、4类（动植物油、脂及蜡燃料）的全部以及2类中除第27、28章后的全部（除燃料外的非食用原料），下同。 其中，Ttij是指在t期中国i对金砖国家j的农产品出口额；Yti*Ytj为t期中国i与金砖国家j的名义GDP的乘积，反映了出口国i的出口供给能力和进口国j的进口需求，预期符号为正；POPti*POPtj是t期中国i与金砖国家j的人口乘积，表示出口国的农业生产能力和进口国农产品消费需求，预期符号为正；DStij用来表示t期中国i与金砖国家j的经济距离，用中国上海港到上述国家主要港口的距离表示，并用同期国际原油价格对数据进行加权，反映农产品贸易的运输成本，是贸易的阻力因素，预期符号为负；PGDPtij表示t期中国i与金砖国家j的实际人均GDP之差的绝对值，反映两国需求结构的差异，差值越小，需求结构越是相似，双边贸易额越大，系数预期符号为负；EXtij是t期间接标价法下中国i对金砖国家j的名义汇率，人民币汇率升值，中国对金砖国家农产品贸易发展受损，系数预期符号为负；BRICS为虚拟变量，表示金砖国家农业部长会议，若t期中国i与金砖国家j同时参加，则取1，否则取0，一般而言，政治互信的增加以及双边贸易磋商有利于双边贸易的开展，系数预期符号为正。
2.样本选取与数据来源
本文所设定的模型（3）是基于2000～2013年中国与金砖国家农产品贸易的相关面板数据进行估计的，实际观测样本容量为56个。在资料来源上，双边贸易国的GDP、人口、汇率等数据是笔者根据联合国贸发会议数据库（unctadstat.unctad.org）有关数据整理计算得来，中国与金砖国家的农产品贸易额依据联合国商品贸易数据库（comtrade.un.org）整理计算而得，中国与金砖国家主要港口的距离根据距离网站（www.indo.com）的距离计算器计算得来，国际原油价格数据来自美国国家能源署网站（www.eia.gov）。金砖国家农业部长会议召开的情况根据中国农业部网站（www.moa.gov.cn）新闻报道整理。
3.实证结果分析
为了防止面板数据模型出现“伪回归”（spurious regression）的现象，并保证估计结果的有效性，本文首先对模型中有关变量的序列通过LLC检验、ADF-Fisher检验、IPS检验、Breitung检验、PP-Fisher检验、Hadri检验等方法进行单位根检验，LLC检验、Breitung检验及Hadri检验是相同根的检验方法，ADF-Fisher检验、IPS检验及PP-Fisher检验是不同根的检验方法；Hadri检验的原假设为“该序列不存在单位根”，其余五种检验方法的原假设为“该序列存在单位根”。综合分析这六种检验方法的结果后发现：
由模型的回归结果可知，变量BRICS在拓展后得到的回归方程（4）中不显著，因而将其剔除，即回归方程（3）为本次回归得到的较为理想的模型：其调整后的判定系数为0.97，表明本文构造的拓展的引力模型对样本数据的拟合效果较好，模型中各个解释变量的解释力度可信；该模型F值为263.2342，其相伴概率为0.000，在1%的显著性水平下拒绝了各个变量系数都为零的原假设，表明模型的线性关系十分显著。
通过对模型回归结果的仔细分析，可以进一步得出以下结论：
第一，经济规模的回归系数显著为正，在1%的显著性水平下通过检验，说明进口国和出口国经济规模的增加有助于中国与金砖国家农产品贸易的增长，这与本文的理论预期相一致。本文在模型中采用出口国和进口国GDP的乘积表示两国经济规模，出口国（中国）和进口国（金砖国家）经济规模的增大是出口国出口供给能力和进口国农产品进口需求增长的反映，这有助于中国对金砖国家农产品贸易的出口，与现实情况符合。而依据IMF（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发布的《2015年全球经济展望报告》，金砖五国虽然面临经济下滑的压力，但在未来一段时间内，仍有机会实现经济进一步增长，因此，随着双边贸易国经济规模的扩大，中国与金砖国家农产品贸易额有望实现进一步的增长。
第二，双边贸易国的人口的回归系数显著为正，且在1%的显著性水平下通过检验，变量系数较大，与本文的理论假设契合。一般而言，出口国人口的增加不仅代表该国农产品生产能力增大，也预示着本国国内将产生更多的农产品消费需求，可能导致该国出口供给能力的下降；而进口国人口的增加，有可能增加该国农产品消费需求，也可能带动该国农产品生产能力的增强从而提高农产品自给，减少进口依赖。由本文的模型回归结果可知，在中国与金砖国家的农产品贸易中，人口增长带来的出口国的“出口供给效应”比进口国的“进口需求效应”更加明显。
第三，中国与金砖国家之间的经济距离阻碍了双边农产品贸易的开展，距离变量在1%的显著性水平下通过检验，这表明笔者先前假设是正确的。距离变量是经典引力模型中的基础变量，空间距离的远近代表着运输成本的高低，是农产品贸易的阻碍因素，虽然中国与金砖国家在空间分布上比较分散，且中国与俄罗斯和印度接壤，但仍然满足这一经典假设。此外，本文中的距离变量由中国上海港与金砖国家的主要港口之间的距离通过同期国际原油价格加权得到，2000年至2013年，国际原油价格虽然在个别年份有所下降，但就总体上而言其上升趋势明显，而当前国际原油的定价权仍然掌握在少量OPEC（石油输出组织）成员国手中，当前国际原油价格波动较大，这给中国与金砖国家的农产品贸易带来了一定的不确定因素。
第四，中国对金砖国家汇率的系数显著为负，在1%的显著性水平下通过检验，这说明人民币汇率的升值不利于中国对金砖国家的农产品出口，符合本文的理论预期。自2000年以来，人民币汇率不断升值，屡创新高，2005年汇率改革后其升值幅度更是显著增加，使中国在国际农产品市场上处于十分不利的局面，中国农产品的国际价格优势逐渐丧失，阻碍了中国对金砖国家农产品出口的扩大。一直以来，西方国家就人民币汇率问题上不断向中国发难，认为人民币汇率被严重低估，并将其作为政治议题频频向中国施压，2015年人民币汇率的阶段性下降更是引起了国际社会的广泛关注，今后一段时间内，人民币汇率问题将是中国发展与金砖国家农产品贸易必须直面的现实问题。 第五，双边贸易国人均GDP差异的回归系数显著为负，在5%的显著性水平下通过检验，说明双方人均GDP差异的扩大不利于中国对金砖国家的农产品贸易出口，这与本文的理论假设相符。依据林德尔（Linder）的偏好相似理论，贸易国的人均收入水平差异越大，两国的需求层次差异越大，越不利于双边贸易的开展。本文的模型回归结果表明，中国与金砖国家的农产品贸易符合林德尔定理，中国与金砖国家在人均收入水平上差异的扩大说明两国重叠需求的减少，双边农产品贸易自然下降。
此外，本文所构造的引力模型的回归结果基本上支持了笔者的理论预期，但出乎意料的是，BRICS这一变量不显著，表明金砖国家农业部长会议的召开与举办未能有效促进中国与金砖国家农产品贸易的扩大。在仔细比较了中国与金砖国家农产品的显示性比较优势和贸易互补性指数后，笔者对这一问题有了答案。近年来，与其他金砖国家相比，中国四大类农产品显示性比较优势并不强，且总体上呈一定下降趋势，中国农产品国际竞争力未有显著提升；此外，在金砖国家各成员国中，中国与印度的贸易结合度指数在近几年呈现下降趋势，且中俄之间的农产品贸易结合度指数小于1，农产品贸易关系并不十分紧密，尽管近几年中国与金砖国家之间的政治互信不断加强，但中国与金砖国家农产品贸易的国际竞争力以及农产品贸易紧密程度并不会因此而发生太大改变；另外，在历届金砖国家农业部长会议召开时，与会国就粮食安全、农业技术合作、农产品贸易与投资等领域的共识需要后续的农业合作协议及配套政策进行落实，但作为发展中国家，农业对于金砖五国而言都是一个相对敏感的产业，因而相关协议的推进近年来进展相对缓慢，这也从侧面说明中国与金砖国家在农产品贸易上存在一定程度的“政热经冷”的现象。
四、主要结论与政策启示
经过对中国与金砖国家农产品贸易的特征及其影响要素的分析，本文主要得到如下结论和政策启示：
第一，近年来，中国与金砖国家农产品贸易的规模明显扩大，金砖国家在中国农产品对外贸易中的地位稳中有升，应当将金砖国家作为中国实现农产品贸易市场多元化战略的重点伙伴。此外，中国在对金砖国家的农产品贸易中长期处于不利地位，贸易逆差呈扩大趋势，中国应大力推动农业科技创新，推进人才队伍建设，优化农业集约化生产路径，进而转化成中国的农产品国际竞争力，在加强农业合作谈判和贸易政策协调的基础上推动中国与金砖国家的农产品贸易往来，这也应该成为后续金砖国家农业部长论坛的重要磋商内容。
第二，中国对金砖国家农产品贸易在地理结构和商品结构上存在着较强的集中度，要深化与巴西及俄罗斯的农产品贸易，重视开拓与印度及南非的农业合作潜力。2类产品是中国对金砖国家农产品贸易中主要的出口产品和进口产品，这说明中国与金砖国家的农产品产业内贸易趋势加强。巴西和俄罗斯分别是中国在金砖国家中最大的农产品进口来源国和出口对象国，考虑到农业合作的稳定性和农产品贸易的风险规避，中国应该在重视与俄罗斯和巴西的农产品贸易往来的基础上挖掘中国与印度及南非之间的农业合作潜力，既要利用双边产业内贸易的互补性巩固现有农产品的出口优势，更要通过农产品深加工延长产业链以及进一步细分市场等手段，以产品、季节及地区的差异化战略探寻新的贸易增长点。
第三，GDP和人口的增加有助于扩大中国对金砖国家农产品出口，人民币汇率升值阻碍了双边农产品贸易的发展。一方面，虽然金砖国家经济增长速度在近两年有所放缓，但新兴经济体仍然是世界经济增长的重要引擎，其经济总量仍在扩张，随着双边贸易国经济规模的不断扩大，中国与金砖国家农产品贸易规模将有望实现进一步增长，有鉴于此，中国应当重新审视与金砖国家的双边农产品贸易关系，将金砖国家作为中国实施“农业走出去”战略的重要合作伙伴；另一方面，人民币汇率的不断升值使得中国农产品国际竞争力面临巨大挑战，阻碍了中国对金砖国家农产品贸易的出口，因此，中国必须直面汇率改革过程中来自国际社会的外部压力，充分保证汇率改革的自主性和稳健性，防止汇率的大幅波动对中国农产品对外贸易造成的冲击。
第四，距离变量仍然是阻碍中国与金砖国家农产品贸易的重要因素，国际原油价格的波动对农产品双边贸易的发展增添了很大的不确定性。对此，中国应该充分利用与俄罗斯的沿边优势，抓住中俄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的有利局势，加快发展跨境交通基础设施，优化中方货物经俄铁路网络、远东港口及北方航道过境运输条件，扩大双方的互联互通尤其是铁路运输的便利性，要稳步推进北京至莫斯科的欧亚高速运输走廊的建设步伐，削减经济距离对双边农产品贸易的阻碍作用；同时，要通过中印高层对话等进一步维护中印陆路边境唯一的边贸口岸——亚东口岸开放的稳定性和通关便捷度，有效发挥其在中印农产品贸易便利化中的作用；中国应该通过提高原油进口的多元化程度等手段进一步保障原油储备战略的有效实施，提高中国应对国际原油价格波动的能力。
第五，双边贸易国的人均收入差异是阻碍中国与金砖国家农产品贸易的重要因素，缩小居民收入差距势在必行。2014年中国的GDP总额已经突破60万亿大关，达到了636463亿元。但中国的人均GDP仅为4.66万元/人，远低于全球平均水平，中国贫富差距仍然较大。金砖国家中，中国与印度的人均GDP水平最接近，根据林德尔定理，中国应进一步加强与印度关于农产品贸易政策和质量标准、检疫等方面的协商，巩固和发展中印双边农产品贸易，增强中国与金砖国家农产品贸易的发展后劲。此外，当前正值十八届五中全会召开后中国经济社会改革的关键时期，应通过全面深化改革开放，加快城乡一体化进程的推进，进一步增强中国区域发展的协调性，真正做到让所有城乡居民共享改革发展成果，逐渐缩小居民收入差距，这将有利于巩固和拓展中国与金砖国家之间的贸易关系。
第六，中国对金砖国家的农产品贸易呈现一定程度的“政热经冷”的局面，要进一步深化合作将金砖国家之间的“政治红利”转化成现实的“经济优势”。随着金砖合作机制的不断优化，中国与金砖国家的政治互信将进一步加深，应该充分利用金砖国家首脑峰会、金砖国家农业部长论坛等平台加强金砖国家之间的政策协调，尤其是在农产品检验检疫、产品质量认证、出口报关等领域深化合作，切实保障上述高层对话机制下形成的共识的落实与推进；此外，要通过举办金砖国家农业博览会、农业食品加工企业推介暨贸易洽谈会、农业高新科技成果博览会等形式为金砖国家农业产业合作提供更多的交流途径，积极实施中国“农业走出去”战略，为中国农业产业化、农业龙头企业走出国门创造更为有利的投资环境，以对外投资带动农产品贸易发展。
作者单位：中国人民大学农业与农村发展学院
责任编辑：牛泽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