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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新出版的小说《金石记》是一部意蕴深厚的文化小说。不仅以其独特的题材、新颖的视角、叙事手法的娴熟及叙事框架跌宕有致的二元对立的叙事模式创新了小说的艺术程序，而且通过对“文物人生”的刻画开创了一种新的小说类型——文物小说的先河，它标志着新世纪陕西小说创作的一个高潮，也是近十年来中国小说界的一次突破。
关键词 艺术程序 二元对立 文物人生
〔中图分类号〕I2076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447-662X(2008)02-0133-03
正如评论家张陵所言《金石记》是对评论家知识储备的挑战。的确，我们很难给它贴上现实主义、浪漫主义、现代主义这样的传统文学派别的标签，小说虚实结合，既有对现实的批判、又有神秘的浪漫而奇特的想象；既描绘民族的历史风俗和精神风貌，又着力刻画一系列人物形象；既写历史事实，又拷问着现代人灵魂向度。小说通过文物这一艺术场在这个“祛魅”年代里向我们充分展示着一种文化和精神的魔力，在文化和精神的“复魅”中渲染着自我个性，构建了这部小说的特殊的艺术程序。
首先，小说的题材选得好，和我们当下的普通日常生活相比，文物收藏是一个比较新的活动领域，什克洛夫斯基说文学是“把某个对象的习惯认识转移到一个新的感知领域的活动”。
（注：胡经之：《西方文艺理论教程》，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7月，第178—181页。）选材的新颖使小说文本饱含了深厚的文化意味，同时在时空上的自由跨越和穿插又使《金石记》比陆文夫的《美食家》、冯骥才的《三寸金莲》更恢宏、深邃；其迷人的地域文化特色和对于古城长安厚重的文化意蕴的挖掘，又远超《废都》，《废都》的“废”是对90年代知识分子精神状态的真实写照，但对长安文化的概括是不恰当的，《金石记》才真正写出了长安城流泻千年的精神。
一切文学都充满隐喻和象征，正如丹托《艺术的终结》中所言，艺术品通常有两重意义：所呈现的和所象征的——前者是作品内容，后者关涉作品背后的文化意义。（注：
周宪：《文化现代性与美学问题》，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年12月，第89页。）小说的题材内容反映的是长安城民间文物的收藏、流通和聚散，但作者不是为写死的文物，而是写文物收藏与鉴赏活动中折射的文化历史的光辉和现代人的灵魂生态，因为文物凝聚着历史，但不是“复制”历史，惟其如此，文物恰恰是最具建构意义的，它承载了人们的太多的猜想与审美。这样，文物和关于文物的审美想象就呈现为一种张力：文物本身是原始的、陈旧的，物化的存在，但它又凝结着现代人的追求，因而又是现代的、人文的；它原本可能是平民的、或普通民俗礼仪和世态风情的，但它又反映了收集者、研究者优雅的情调和高尚的的品格。于是，文物的属性构成了它内涵和外延的扩大。
其次，叙事手法上的变化和革新也是《金石记》的一大亮点。贝斯坦泽尔说现代小说贵在“对叙事技巧和程序的试验”。（注：柳鸣九：《从现代主义到后现代主义》，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4年。）虽然人类的一切思想、情感都是文学创作的原料，但对这些原料的加工方式的不同却产生不同的艺术效果，这里就涉及艺术程序问题，什克洛夫斯基为代表的形式主义者认为文学的强大推动力在于职业性的写作技巧创新。小说《金石记》在叙事模式、叙事视角、叙事方法上都有新的突破。
第一，它巧妙设置了二元对立的叙述模式：历史和现实、事实与虚构、真实与想象、世俗人生和文物人生、传统文化和现代文明、君子人格和小人品相等等，这样两两相对的设计往往使小说线索的发展带有强烈的紧张感和冲突性，增强了小说的表现力和可读性。二元对立的叙述模式加深了小说的批判性，它使对现实社会不合理因素的批判这一原料或素材，通过特殊的叙述模式根植于艺术要素中。小说对现实世界的剖析更多时候透着一种残酷，比如，小说中的长安城并非现实中的西安市，但又折射着现代都市西安的影子——借用刚进城的“稼娃”齐明刀的眼睛，我们看到了现实社会处处充满的危机和不安，如厕问路都要交钱，乘出租车伸头伸胳膊也要罚款，这样一个功利的社会环境必然造就了金炳印、宋元佑、蔡翠玲们这样物欲、情欲、权欲横流的现实人生、造就了冯空首这种投机者：把一切都敢售卖最后只剩下一副卖不出去的肮脏灵魂。同时二元对立的叙述模式也深化了小说的审美性，相对于现实生活场景，文物世界则是另一种规则和另一套审美尺度，比如，文物行里的一块钱就是俗世的一万块，所有器物服饰莫不古朴厚重、深蕴灵异，人物言谈举止文雅而得体，美好而洒脱。且不说郑四爷的核桃茶壶和来凤仪茶楼、金三爷的无聚楼和唐二爷的宝鼎楼种种神秘离奇，就说这半坡马厩，简直一个神仙洞府：山风林泉掩映着青石瓦房、木篱柴扉内外生长着奇花异草，置身其中，耳闻百鸟鸣叫、目逐彩蝶飞舞；而主人杜玉田和楚灵璧在此终日弹琴、饮酒、下棋、作诗、写字、研药、刺绣，分明是老庄又生、陶（潜）李（白）再降，好一副绝世的高远圣洁气派！杜玉田的结局也令人怅惘而又充满遐想，当他得知昭陵二骏石刻回国无望时，他既没疯（比唐二爷有更多理性），也没死（死亡太世俗、太丑、太实在了），而是离奇地消失了，宛如一阵清风、一缕烟霞。
第二，小说运用“民间”理论从两个不同的角度阐述了民间文化形态：一是民间艺术，即民间隐形结构，包括人物形象、语言、民俗美、乡情美；二是民间立场，包括作家及作品主要人物的立场态度，而这两个方面又相互交融、互为表里，比如，小说对杨老汉形象的刻画，对货郎苗的生活方式及其乡村爱情的描写都带有浓郁的民情乡俗之美，也正是这种民间的视角使小说多了一种经验上的神秘感和疏离感，读者借助这些审美感性材料获得了更多的审美体验。当然，小说情节的发展、叙事方式的创新的最终文本还是落在词语与经验的转变上，什克洛夫斯基在阐述陌生化理论时就曾论及文学语言和日常语言的联系与区别，他认为，在日常语言里，意义或内容是第一位的，其他均为服务于内容的手段；而在文学语言里，内容退居其次，形式成为目的，表达就是一切。（注：胡经之：《西方文艺理论教程》，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7月，第178—181页。）由于《金石记》的语言多用陕西关中方言和生偏冷僻的古汉语，打破了日常的观察和感知定势，故其造成了一种陌生化和反常感。语言上的陌生化加上小说叙述经验上的新颖性使读者对小说的理解有更多的可能，极大地丰富了小说的意蕴。另外，小说的叙述语言华丽而洁净，充实而富于灵性，写人写物虚实结合，折射出一种透彻的智性之美，对重要文物如昭陵六骏、小克鼎、琉璃鸱吻、八棱开光梅花瓶等所蕴含的文化精神，以及对主要人物如杜大爷、货郎苗、楚灵璧、陶问珠等人的言语外貌及生活环境的描写都意境深邃、令人神往。
第三，小说运用了单线串联框架程序和并联程序并用的手法，用齐明刀作为线索性人物关联全篇。小说整体写齐明刀这个有点文物灵性的“稼娃”带着一纸箱古钱币到长安城交易，在长安城的文物行里经历了世事沧桑，最终成长为一个真正的长安人的故事。小说正是以他的所知所见结构篇章，依次引出了郑四爷、金三爷、唐二爷、杜大爷、董五娘等长安城古玩文物道上的名流以及这些名流活动范围、生活经历和最终结局。小说线索呈环形单线形式延伸，又在环形线条的关节点上运用了“辞条注释法”，如杜大爷出场前关于昭陵六骏来龙去脉的介绍、竟拍小克鼎之前关于大克鼎历史的梳理，既避免了叙述的单调，又使历史和现实相互勾连，真实与虚构相互呼应，大大拓展了小说的容量。
当然，还要强调一点，一部有价值的文学作品，不仅仅是选取一个好的题材，运用高明的叙事策略，而关键还应该对文学类型的现状有一定的突破，我想《金石记》做到了这一点。小说文本虽然运用了非现实主义的艺术手法却营造出强烈的现实感，创建的是一个乌托邦维度，却更具有精神的批判性。围绕着“文物场”的冲突和斗争，将各种关系和各方控制力量作了形象刻画，其中在对现实庸俗人生作了全面叙述和批评的同时，张扬了一种理想的“文物人生”，从而构建了一种全新的小说形态和模式。这种小说形态与欧洲前浪漫主义时期的骑士文学和中国渊源流长的武侠小说堪与一比——同样非现实手法，同样的非日常生活场景、同样的理想光辉——但如果说中世纪欧洲骑士文学刻画的忠君、护教和对贵妇人忠贞不渝的爱情是“骑士精神”的内核；中国的武侠小说描写的嫉恶如仇、除暴安良、秉公仗义、一诺千金是别样的“侠士人生”；那末，《金石记》则勾勒出了特殊的“文物人生”：热爱祖国、敬惜传统文化、担当责任、轻财重义、真诚守信等精神特质——它糅合了中国传统文化中侠的精神、君子的气度、士人的追求——而这种超越性的精神特质恰恰是我们时代所缺失的。我们注意到，与这种“文物人生”相生的是一个奇特的“文物场”，而“文物场”不仅受政治权力、经济权力影响，同时也有其自身运行规律：文物场和人性、和人的精神情怀息息相关——齐明刀把耳朵贴在大地上能听见古钱币在地下滚动的声音、琉璃鸱吻回到长安和第七个小克鼎的面世使整个长安城为之生辉、甚至凤凰来贺；但当长安城文物界遭受了异质力量的重大伤害时，郑四爷的核桃壶也干涸了，最有象征意义的是董五娘一怒摔碎了青花瓷，一块瓷片竟扎进了她的脚面，与血肉紧紧长在一起，人物和文物是那样高度融合、灵性相通。不难看出这种“文物人生”寄托着民族精神的复兴和人生艺术化的崇高理想，小说也多次表达了“文物如人”、“人如文物”这样的思想，这也恰恰是马玉琛的《金石记》对当代中国文坛的贡献，换言之，他通过对文物人生的塑造尝试了一种新的小说类型，创造了一系列崭新的形象，也帮助我们找回了对中国传统文化的一些自信，更重要的是，他把小说的旨意指向了高远的理想天空，这对于我们业已习惯的功利主义的现实主义、过于贴己的写实主义、游戏和娱乐性的先锋和体验派是一种巨大的反拨。
不管这部小说的叙事怎样新颖奇特，意境多么高远浪漫，但最终还是落到了现实的土地上。那个精神超然的知识分子、传统文化锻造的高尚君子杜大爷在现实面前也有种种的困惑和无奈，为金炳印访美饯行，他几乎使用了最高的礼仪形式对一个无耻小人奉献了并不由衷的尊敬与赞美，在等待金炳印从美国回来的日子里他食不甘味、夜不安寝，深刻地表现了传统文化在现代社会遭遇的尴尬和苦痛。特别是悲剧的结尾更反映了人生真实状况：现实人生是有缺憾的，美好的理想和崇高的精神终于被邪恶的贪欲摧毁了——杜玉田消失了，唐麟趾为一尊小克鼎捐献了六尊小克鼎及宝鼎楼，楚灵璧为昭陵二骏的回归远赴美国，但失败与缺憾也恰恰使美好和崇高永生，齐明刀触摸到了长安城的灵魂，完成了精神的洗礼。
不过，小说的结尾给我们的是一个象征性的、虚假的安慰，“文物人生”的失落和失败、艺术化人生的理想的破灭说明中国传统文化的胜利也只能停留在精神层面上，而在现代文化背景下，追寻传统文化的荣耀和尊严也许只是一个梦想，几近完美的传统文化在现实的世俗社会只能如杜大爷一样姿态优美地逝去，难道这是历史的必然和人物恒定的宿命？悲剧性的结局为我们留下了太多的沉思空间，但也显示了小说作者思考的匆忙和人物塑造最后一笔的乏力。说到底，《金石记》的“文物人生”缺乏的正是一种现代精神和现实基础。
从《风来水来》到《金石记》，马玉琛小说的神秘意味也许并不能完全展开，我们对他的语境、精神图像、语言张力、内在意识等等也不可能全面论及，作为他的同事、朋友和读者，好在我们有的是时间和机会。我相信随着马玉琛艺术潜力的提升，读者一定会给他更多的关注和评价，特别是他已经打开的关于“文物人生”的写作之门，一定会带给读者更多的阅读欣喜，同时也许会给文学界带来“文物小说”这样一块新天地。
作者单位：西安财经学院 文法学院
责任编辑：杨立民
关键词 艺术程序 二元对立 文物人生
〔中图分类号〕I2076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447-662X(2008)02-0133-03
正如评论家张陵所言《金石记》是对评论家知识储备的挑战。的确，我们很难给它贴上现实主义、浪漫主义、现代主义这样的传统文学派别的标签，小说虚实结合，既有对现实的批判、又有神秘的浪漫而奇特的想象；既描绘民族的历史风俗和精神风貌，又着力刻画一系列人物形象；既写历史事实，又拷问着现代人灵魂向度。小说通过文物这一艺术场在这个“祛魅”年代里向我们充分展示着一种文化和精神的魔力，在文化和精神的“复魅”中渲染着自我个性，构建了这部小说的特殊的艺术程序。
首先，小说的题材选得好，和我们当下的普通日常生活相比，文物收藏是一个比较新的活动领域，什克洛夫斯基说文学是“把某个对象的习惯认识转移到一个新的感知领域的活动”。
（注：胡经之：《西方文艺理论教程》，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7月，第178—181页。）选材的新颖使小说文本饱含了深厚的文化意味，同时在时空上的自由跨越和穿插又使《金石记》比陆文夫的《美食家》、冯骥才的《三寸金莲》更恢宏、深邃；其迷人的地域文化特色和对于古城长安厚重的文化意蕴的挖掘，又远超《废都》，《废都》的“废”是对90年代知识分子精神状态的真实写照，但对长安文化的概括是不恰当的，《金石记》才真正写出了长安城流泻千年的精神。
一切文学都充满隐喻和象征，正如丹托《艺术的终结》中所言，艺术品通常有两重意义：所呈现的和所象征的——前者是作品内容，后者关涉作品背后的文化意义。（注：
周宪：《文化现代性与美学问题》，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年12月，第89页。）小说的题材内容反映的是长安城民间文物的收藏、流通和聚散，但作者不是为写死的文物，而是写文物收藏与鉴赏活动中折射的文化历史的光辉和现代人的灵魂生态，因为文物凝聚着历史，但不是“复制”历史，惟其如此，文物恰恰是最具建构意义的，它承载了人们的太多的猜想与审美。这样，文物和关于文物的审美想象就呈现为一种张力：文物本身是原始的、陈旧的，物化的存在，但它又凝结着现代人的追求，因而又是现代的、人文的；它原本可能是平民的、或普通民俗礼仪和世态风情的，但它又反映了收集者、研究者优雅的情调和高尚的的品格。于是，文物的属性构成了它内涵和外延的扩大。
其次，叙事手法上的变化和革新也是《金石记》的一大亮点。贝斯坦泽尔说现代小说贵在“对叙事技巧和程序的试验”。（注：柳鸣九：《从现代主义到后现代主义》，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4年。）虽然人类的一切思想、情感都是文学创作的原料，但对这些原料的加工方式的不同却产生不同的艺术效果，这里就涉及艺术程序问题，什克洛夫斯基为代表的形式主义者认为文学的强大推动力在于职业性的写作技巧创新。小说《金石记》在叙事模式、叙事视角、叙事方法上都有新的突破。
第一，它巧妙设置了二元对立的叙述模式：历史和现实、事实与虚构、真实与想象、世俗人生和文物人生、传统文化和现代文明、君子人格和小人品相等等，这样两两相对的设计往往使小说线索的发展带有强烈的紧张感和冲突性，增强了小说的表现力和可读性。二元对立的叙述模式加深了小说的批判性，它使对现实社会不合理因素的批判这一原料或素材，通过特殊的叙述模式根植于艺术要素中。小说对现实世界的剖析更多时候透着一种残酷，比如，小说中的长安城并非现实中的西安市，但又折射着现代都市西安的影子——借用刚进城的“稼娃”齐明刀的眼睛，我们看到了现实社会处处充满的危机和不安，如厕问路都要交钱，乘出租车伸头伸胳膊也要罚款，这样一个功利的社会环境必然造就了金炳印、宋元佑、蔡翠玲们这样物欲、情欲、权欲横流的现实人生、造就了冯空首这种投机者：把一切都敢售卖最后只剩下一副卖不出去的肮脏灵魂。同时二元对立的叙述模式也深化了小说的审美性，相对于现实生活场景，文物世界则是另一种规则和另一套审美尺度，比如，文物行里的一块钱就是俗世的一万块，所有器物服饰莫不古朴厚重、深蕴灵异，人物言谈举止文雅而得体，美好而洒脱。且不说郑四爷的核桃茶壶和来凤仪茶楼、金三爷的无聚楼和唐二爷的宝鼎楼种种神秘离奇，就说这半坡马厩，简直一个神仙洞府：山风林泉掩映着青石瓦房、木篱柴扉内外生长着奇花异草，置身其中，耳闻百鸟鸣叫、目逐彩蝶飞舞；而主人杜玉田和楚灵璧在此终日弹琴、饮酒、下棋、作诗、写字、研药、刺绣，分明是老庄又生、陶（潜）李（白）再降，好一副绝世的高远圣洁气派！杜玉田的结局也令人怅惘而又充满遐想，当他得知昭陵二骏石刻回国无望时，他既没疯（比唐二爷有更多理性），也没死（死亡太世俗、太丑、太实在了），而是离奇地消失了，宛如一阵清风、一缕烟霞。
第二，小说运用“民间”理论从两个不同的角度阐述了民间文化形态：一是民间艺术，即民间隐形结构，包括人物形象、语言、民俗美、乡情美；二是民间立场，包括作家及作品主要人物的立场态度，而这两个方面又相互交融、互为表里，比如，小说对杨老汉形象的刻画，对货郎苗的生活方式及其乡村爱情的描写都带有浓郁的民情乡俗之美，也正是这种民间的视角使小说多了一种经验上的神秘感和疏离感，读者借助这些审美感性材料获得了更多的审美体验。当然，小说情节的发展、叙事方式的创新的最终文本还是落在词语与经验的转变上，什克洛夫斯基在阐述陌生化理论时就曾论及文学语言和日常语言的联系与区别，他认为，在日常语言里，意义或内容是第一位的，其他均为服务于内容的手段；而在文学语言里，内容退居其次，形式成为目的，表达就是一切。（注：胡经之：《西方文艺理论教程》，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7月，第178—181页。）由于《金石记》的语言多用陕西关中方言和生偏冷僻的古汉语，打破了日常的观察和感知定势，故其造成了一种陌生化和反常感。语言上的陌生化加上小说叙述经验上的新颖性使读者对小说的理解有更多的可能，极大地丰富了小说的意蕴。另外，小说的叙述语言华丽而洁净，充实而富于灵性，写人写物虚实结合，折射出一种透彻的智性之美，对重要文物如昭陵六骏、小克鼎、琉璃鸱吻、八棱开光梅花瓶等所蕴含的文化精神，以及对主要人物如杜大爷、货郎苗、楚灵璧、陶问珠等人的言语外貌及生活环境的描写都意境深邃、令人神往。
第三，小说运用了单线串联框架程序和并联程序并用的手法，用齐明刀作为线索性人物关联全篇。小说整体写齐明刀这个有点文物灵性的“稼娃”带着一纸箱古钱币到长安城交易，在长安城的文物行里经历了世事沧桑，最终成长为一个真正的长安人的故事。小说正是以他的所知所见结构篇章，依次引出了郑四爷、金三爷、唐二爷、杜大爷、董五娘等长安城古玩文物道上的名流以及这些名流活动范围、生活经历和最终结局。小说线索呈环形单线形式延伸，又在环形线条的关节点上运用了“辞条注释法”，如杜大爷出场前关于昭陵六骏来龙去脉的介绍、竟拍小克鼎之前关于大克鼎历史的梳理，既避免了叙述的单调，又使历史和现实相互勾连，真实与虚构相互呼应，大大拓展了小说的容量。
当然，还要强调一点，一部有价值的文学作品，不仅仅是选取一个好的题材，运用高明的叙事策略，而关键还应该对文学类型的现状有一定的突破，我想《金石记》做到了这一点。小说文本虽然运用了非现实主义的艺术手法却营造出强烈的现实感，创建的是一个乌托邦维度，却更具有精神的批判性。围绕着“文物场”的冲突和斗争，将各种关系和各方控制力量作了形象刻画，其中在对现实庸俗人生作了全面叙述和批评的同时，张扬了一种理想的“文物人生”，从而构建了一种全新的小说形态和模式。这种小说形态与欧洲前浪漫主义时期的骑士文学和中国渊源流长的武侠小说堪与一比——同样非现实手法，同样的非日常生活场景、同样的理想光辉——但如果说中世纪欧洲骑士文学刻画的忠君、护教和对贵妇人忠贞不渝的爱情是“骑士精神”的内核；中国的武侠小说描写的嫉恶如仇、除暴安良、秉公仗义、一诺千金是别样的“侠士人生”；那末，《金石记》则勾勒出了特殊的“文物人生”：热爱祖国、敬惜传统文化、担当责任、轻财重义、真诚守信等精神特质——它糅合了中国传统文化中侠的精神、君子的气度、士人的追求——而这种超越性的精神特质恰恰是我们时代所缺失的。我们注意到，与这种“文物人生”相生的是一个奇特的“文物场”，而“文物场”不仅受政治权力、经济权力影响，同时也有其自身运行规律：文物场和人性、和人的精神情怀息息相关——齐明刀把耳朵贴在大地上能听见古钱币在地下滚动的声音、琉璃鸱吻回到长安和第七个小克鼎的面世使整个长安城为之生辉、甚至凤凰来贺；但当长安城文物界遭受了异质力量的重大伤害时，郑四爷的核桃壶也干涸了，最有象征意义的是董五娘一怒摔碎了青花瓷，一块瓷片竟扎进了她的脚面，与血肉紧紧长在一起，人物和文物是那样高度融合、灵性相通。不难看出这种“文物人生”寄托着民族精神的复兴和人生艺术化的崇高理想，小说也多次表达了“文物如人”、“人如文物”这样的思想，这也恰恰是马玉琛的《金石记》对当代中国文坛的贡献，换言之，他通过对文物人生的塑造尝试了一种新的小说类型，创造了一系列崭新的形象，也帮助我们找回了对中国传统文化的一些自信，更重要的是，他把小说的旨意指向了高远的理想天空，这对于我们业已习惯的功利主义的现实主义、过于贴己的写实主义、游戏和娱乐性的先锋和体验派是一种巨大的反拨。
不管这部小说的叙事怎样新颖奇特，意境多么高远浪漫，但最终还是落到了现实的土地上。那个精神超然的知识分子、传统文化锻造的高尚君子杜大爷在现实面前也有种种的困惑和无奈，为金炳印访美饯行，他几乎使用了最高的礼仪形式对一个无耻小人奉献了并不由衷的尊敬与赞美，在等待金炳印从美国回来的日子里他食不甘味、夜不安寝，深刻地表现了传统文化在现代社会遭遇的尴尬和苦痛。特别是悲剧的结尾更反映了人生真实状况：现实人生是有缺憾的，美好的理想和崇高的精神终于被邪恶的贪欲摧毁了——杜玉田消失了，唐麟趾为一尊小克鼎捐献了六尊小克鼎及宝鼎楼，楚灵璧为昭陵二骏的回归远赴美国，但失败与缺憾也恰恰使美好和崇高永生，齐明刀触摸到了长安城的灵魂，完成了精神的洗礼。
不过，小说的结尾给我们的是一个象征性的、虚假的安慰，“文物人生”的失落和失败、艺术化人生的理想的破灭说明中国传统文化的胜利也只能停留在精神层面上，而在现代文化背景下，追寻传统文化的荣耀和尊严也许只是一个梦想，几近完美的传统文化在现实的世俗社会只能如杜大爷一样姿态优美地逝去，难道这是历史的必然和人物恒定的宿命？悲剧性的结局为我们留下了太多的沉思空间，但也显示了小说作者思考的匆忙和人物塑造最后一笔的乏力。说到底，《金石记》的“文物人生”缺乏的正是一种现代精神和现实基础。
从《风来水来》到《金石记》，马玉琛小说的神秘意味也许并不能完全展开，我们对他的语境、精神图像、语言张力、内在意识等等也不可能全面论及，作为他的同事、朋友和读者，好在我们有的是时间和机会。我相信随着马玉琛艺术潜力的提升，读者一定会给他更多的关注和评价，特别是他已经打开的关于“文物人生”的写作之门，一定会带给读者更多的阅读欣喜，同时也许会给文学界带来“文物小说”这样一块新天地。
作者单位：西安财经学院 文法学院
责任编辑：杨立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