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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国际精神分析杂志》第7卷第2期(Inteational Psychoanalysis,volume 7 issue 2)，由阿根廷的特蕾莎*袁(Teresa Yuan)所报道的工作涉及到中国精神分析的情况。根据我自己的经历，我想对她的内容作进一步的补充，以示对那些目前正献身于精神分析的中国同行的支持。 我对中国的印象要追溯到1983年及1985年，当时，我与来自法兰克福的特洛依先生(Troyer)受广东省精神病院的邀请前去作学术讲演并开展了讨论，内容涉及到神经症的精神分析理论、动力性心理治疗及心身医学等问题。虽然文化大革命只不过结束数年，中国正处于市场经济改革的政治分娩期，我仍为学员们对精神分析表现出来的兴趣及如饥似渴地吸收所讨论的精神分析内容的现象印象深刻。然而，尽管知识分子们对精神分析深感兴趣，但将之运用于治疗或用其思路反思其文化的可能性或愿望几乎为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