哈佛大学著名教授斯蒂芬·沃尔特（Stephen M. Walt）不久前在一次研讨会上，提及了中美在对抗新冠疫情及相关议题上互相竞争的几个阶段，沃尔特认为接下来中美将进入疫苗比拼的阶段。从他当时的判断来看，美国可能会因为其科技实力、价值观、盟友积累等因素更有优势。
　　沃尔特认为，拜登政府不仅会将应对疫情当作当前美国的重中之重，还会积极推动“疫苗外交”，通过向其他国家，尤其是美国盟友，或者在战略上对美国十分重要的国家提供疫苗支持，让美国重返“世界领导人”的角色。他认为，“疫苗外交”将是拜登政府改变特朗普时期美国不受世界各国尊重的状态、重新找回四年里失去的软实力的重要手段。
　　针对沃尔特教授的这一判断，就当前中美两国在应对疫情以及为他国提供疫苗支持的情况来看，笔者有几点不同看法。

之一：美国的传统盟友能完全依赖价值和感情与美国合作吗？

　　在拜登还没正式上台之前，包括准国务卿布林肯和准国安顾问沙利文在内的多名智囊，就多次表示拜登上任后，要重塑美国在国际舞台的领导地位，并期待与盟友们紧密合作，主动制定国际规则、规范与制度;拜登也称，如果当选，将举办“民主国家峰会”，作为任期第一年的重要外交目标。可见，通过价值与政治制度拉拢美国的传统盟友并扩建新的同盟，是拜登政府外交工作的重中之重。
　　但拜登政府想要通过“疫苗外交”拉近与盟友的关系，这一想法过于单纯。事实上，拜登政府想要在上台后加深关系的一些盟友已经在疫苗供给上与美国产生了竞争关系。比如，德国卫生部长就表示对美国与辉瑞/BioNTech的合作表示不满。新冠疫苗是由美国辉瑞与德国BioNTech合作开发的，但相关药企给美国提供疫苗时有具体的交付日期，而给德国的却只是很含糊地说“在2021年提供”。要知道，BioNTech可是拿了很多德国教育研究部的资金来研发疫苗的，而眼下许多欧洲国家却都出现了疫苗短缺。在利益甚至国家安全与盟友感情之间做选择时，主权国家们恐怕并不一定会选择后者。
　　这样的情况也不仅仅出现在疫苗供给上。在经贸上，沙利文曾在2020年12月22日在推特发文，让欧盟各国不要太快地推进中欧投资协定谈判，并表示拜登政府希望在上台后和欧盟伙伴们商讨如何共同应对中国的方案。但欧洲国家希望与中国市场对接的愿望十分强烈，最终，欧洲反倒加速推进了协定的落地。从欧洲视角来看，中美签订第一阶段贸易协议也没征求他们的意见，现在欧盟想要与中国签订投资协定，也未必要征求美国的意见。因此，在美国与盟友们的利益与目标并不完全吻合的时候，相关国家之间不仅不能形成合力，反倒可能变成竞争关系。

之二：重返国际组织就等于重返“世界领导人”角色吗？

　　拜登上台第一天就宣布美国将重回世界卫生组织，并试图通过加入世卫组织的COVAX计划（新冠肺炎疫苗实施计划）让美国重返“世界领导人”角色。布林肯还多次在讲话中表示，特朗普政府启动退出世卫组织的流程，造成了世卫组织内部的权力真空，而中国很快就将这个真空填上了，美国需要通过重返世卫组织将领导权夺回来。
　　在这一点上，布林肯及其美国政府过于自信了。虽然美国重返世卫组织表达了拜登政府不认同特朗普时期的单边主义政策，世卫组织的COVAX计划也在某种程度上体现了参与国对不同国家弱势群体的关怀和对多边合作机制的认可，但这些都并不足以让美国迅速重返“世界领导人”的角色。从事相关议题研究的乔治城大学教授劳伦斯·哥斯汀（Lawrence Gostin）就表示：“拜登政府想迅速和盟友在应对疫情上合作很难实现，因为很多国家已经有了‘我们不能靠美国’的想法。即使一些国家短期内暂时信任美国，也会疑虑美国在四年后会不会又因为自身内部政治环境的变化而变卦。”哥斯汀教授还特别表示，美国现在在世卫组织的话语权很弱，要推动其想要的改革很难迅速实现。

之三：科技实力是提供疫苗支持能力的唯一衡量标准吗？

　　美国雄厚的科技实力，尤其是在医药领域的领先地位毋庸置疑。不过，从目前的进展来看，与美国政府紧密合作的相关公司，其研发疫苗的首要目的是疫苗本身的效益，而对于开展“疫苗外交”的美国而言，疫苗投放的基础设施要求、社会效益以及本国应对疫情的状况都是需要考虑的因素。
　　疫苗投放的基础设施要求。比如，辉瑞（Pfizer）和莫德纳（Moderna）研发的疫苗分别需要在零下70摄氏度和零下20摄氏度的条件保存，这对于绝大多数不具备完善冷链、相关基础设施薄弱的发展中国家来说是巨大的挑战。就连美国自己在配发的过程中，也因为相关温度的要求遇到了极大的阻碍。而中国国药生产的疫苗只需要普通冰箱的2～8摄氏度即可保存，显然要灵活得多。拜登政府要在没有相关基础设施的国家开展“疫苗外交”首先在硬件上就有很多困难。
　　社会收益因素。疫苗生产企业在多大程度上愿意将社会收益纳入其成本效益之中，也是美国“疫苗外交”能否成功的重要考量因素。与美国政府合作的都是私企，政府不一定能高效指挥、协调其相关工作，甚至有的时候私企还会想占美国政府的便宜。比如，辉瑞的新冠疫苗虽然设计是每小瓶五剂，但在实际接种过程中却被发现往往可以采集到六剂。在了解到这个情况之后，辉瑞已经成功游说了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对此前的疫苗提供协议进行了修改，将减少对美国疫苗提供的瓶数。
　　美国自身应对疫情的状况。著名的美国战略咨询公司亚欧集团在一份最新的报告中指出，因为中国已经非常好地应对了国内的疫情，所以有精力和资源向有关国家提供新冠疫苗及相关支持，疫苗出口时面对的国内压力和限制也会小得多。而相比之下，美国的疫情依旧没能得到有效的控制，甚至不同的群体还在对究竟是否要戴口罩进行争论。特朗普时期美国联邦政府做足了表面文章，却没有给基层政府落实疫苗接种以实际支持，很多地方收到疫苗的数量一直不稳定，这给地方上协调接种疫苗带来了很大的挑战及不确定性。而拜登上台之后，美国民间对疫苗接种依旧持怀疑态度。就在几天前，在洛杉矶的一个大型疫苗接种地，反疫苗及极右翼的抗议者一度中断了当地的疫苗接种。
　　美国这个人口只占世界4.25%的国家，当前新冠肺炎确诊人数已经达到世界的25.5%，且全球因为新冠肺炎死亡的每五个人中就有一名美国人。在这样疫情依旧失控的情况下，拜登政府目前还无法满足美国自身疫苗的需求缺口，又如何能拿出疫苗来对外开展“疫苗外交”呢？
　　中国多年与发展中国家打交道的积累则让中国明白，除了每一支疫苗本身的效益之外，疫苗最终能实际产生多大的影响力是需要被兼顾的。中国在控制好本国疫情的前提下，可以务实地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向一些东南亚国家、拉美国家以及撒哈拉以南非洲国家提供疫苗，并与这些国家建立更为紧密的合作。再比如欧洲的塞尔维亚，因为有了中国国药生产的疫苗，现在接种的速度已经在欧洲排到了第二位。日前，匈牙利也学习了塞尔维亚的成功经验，与中方签订了协议。而因为中国供应链的优势、疫苗存储温度的灵活性以及中国国内相对小的后顾之忧，一些曾经在中美之间观望的国家也开始放弃从美国获得大力支持的幻想，转而选择与中国合作。

之四：中美在疫情应对上一定是“零和”吗？

　　事实上，在面对大流行病这种全球性重大挑战时，如果中美两国能够联手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为有需要的国家提供支持和帮助，不仅有助于全球渡过难关，也可能在中美关系下滑的大背景下，为中美之间发展新型大国关系提供契机，为中美竞合关系中的合作助力。
　　拜登胜选后，习主席在给他的贺信中就提到，希望中美两国“聚焦合作、管控分歧”。而拜登上台前也曾在《外交政策》上发文，详细阐述了他对中美关系未来的看法，尤其强调他在全球议题上会倾向于与中国有更多的合作。即便在中美关系处于低谷的美国政权交替阶段，拜登在过渡政府文件报告中依旧提到了希望尽快重建美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在北京的办事处，以加强中美在抗疫议题上的合作。这些都释放出中美未来可能在抗击新冠疫情方面展开合作的积极信号。
　　（作者为美国克里斯多夫纽波特大学助理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