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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甘肃政法学院，甘肃 兰州 730000）
摘要：死刑制度是一个争议了两三百年的问题，直至今天，它依然是争议热点。本文将从成本效益的视角，应用成本效益的分析方法，根据死刑适用过程中的实体上、程序上的成本、收益的利益衡量，对死刑制度的适用进行分析论证，死刑适用的成本是高于其效益的。
关键词：死刑制度；成本效益；利益衡量
中图分类号：DF61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864X（2016）11-0075-01
在法学研究中，死刑的存与废一直是由来已久的争议问题。早在17、18世纪，就有龙布罗梭、加罗法洛、边沁、贝卡利亚等人的争议讨论。尤其是在最近炒得火热的贾敬龙案中，民众的呼声，学界的讨论，最高院对此案的态度，更是将此案中涉及的死刑问题再次变成一个不容忽视的，值得深入研究的问题。成本与效益的问题，其实也就是代价与收益的问题；存与废，其实也就是利益衡量的结果。
一、死刑制度的成本
第一，死刑的程序成本。为了避免死刑的误判，几乎所有保留死刑的国家都严控死刑的适用，在程序上对死刑案件设置了最为复杂的程序，从而导致死刑案件的程序成本居高不下。比如，死刑的最后核准需要最高院的批准，给被告人法律援助，案件审理同步录音录像。另外，如果是地域偏僻、交通不便的地方，所有的程序成将本成倍增加。
如果死刑审判要给予所有可能避免错误定罪的保障、要提供可能的最好的法律援助、要允许上诉等一系列冗长的救济、要把漫长的时间花在审判和羁押过程、在死刑案件的证据把关和证明标准上要比普通刑事案件更加严格、而最后只将已被定罪的人中的极少一部分执行死刑（因为在不少国家判处死刑并不必然意味着要执行死刑，还可通过赦免等程序活下来），该项制度的成本必然是高昂的。[1]罗吉尔.胡德《死刑的全球考察》，第341页。
第二，死刑的执行成本。我国的《刑事诉讼法》规定：死刑采用枪决或者注射等方法执行。国内外比较普遍的观点认为，注射相比起枪决而言，是一种更为人道、更为经济的死刑执行方法。更为人道，总的来说应该不成问题。但目前在中国，这种方法是否更为经济，则值得推敲。正如有的法官所指出，虽然每次执行注射死刑的药价仅几百元，但注射死刑的延伸成本却很高。因为根据最高人民法院有关规定，注射死刑的药物和一次性器材必须由最高人民法院统一发放。同时为确保药物安全，每一次执行注射死刑，地方法院必须单独向最高人民法院提出申请，还要地方法官坐飞机去北京领药。所以，延伸费用是一笔不小的开支。
第三，死刑的附随成本。一是死刑犯的身后事处理。我国刑事诉讼法第212条规定："执行死刑后，交付执行的人民法院应当通知罪犯家属。"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将此进一步具体化，它要求执行死刑后，负责执行的人民法院应当办理如下事项：1、对于死刑犯的遗书、遗言笔录，应当及时进行审查，涉及财产继承、债务清偿、家属嘱托等内容的，交给家属，同时复制在卷备查；涉及案件线索等问题的，应当抄送有关机关。2、通知罪犯家属在限期内领取罪犯尸体；有火化条件的，通知领取骨灰。过期不领取的，由人民法院通知有关单位处理。对于死刑犯的尸体或骨灰的处理情况，应当记录存卷。3、对外国籍的罪犯执行死刑后，通知外国驻华使、领馆，具体程序和时限依照有关规定办理。上述事项都将花费执行法院的一定人力和物力，特别在实践中，有的死刑犯无人来领取或者家属拒绝来领取其尸体，此时对尸体的处理则要耗费法院更多的精力。
二是因犯人被执行死刑而导致破案线索的中断，从而导致同案犯逃脱制裁所产生的机会成本。在一些团伙犯罪或社会关系复杂的案件中，如果将其中的关键作案人处死，就等于使其他尚未暴露的犯罪人少了一份危险。
三是死刑错案导致的国家赔偿。按照《国家赔偿法》第27条规定：刑事司法造成死亡的，应当支付死亡赔偿金、丧葬费，总额为国家上年度职工年平均工资的二十倍。对死者生前扶养的无劳动能力的人，还应当支付生活费。这在最近几年赵作海案、呼格案中体现的比较充分。
四是死刑引起的劳动力丧失。即使是犯罪分子，他仍然可以在监狱里从事一定的劳动，为社会创造一定的效益。
二、死刑制度的效益
第一，死刑具有最大的个别预防功能。即通过对犯罪人的生命的剥夺，从而彻底剥夺其再犯能力。“人死百事休”，因此，连死刑废除论者也承认死刑在剥夺罪犯受刑后再犯罪的能力方面，所起到的作用是其他任何刑罚都无可比拟的。
第二，安抚功能。这主要是针对被害人及其近亲属而言的。“对犯罪人的报复的强度往往与受犯罪之害的强度成正比，即犯罪人对被害人的损害越大，被害人及其亲属对犯罪人的报复愿望便越强烈，而且所要求的的报复便越严厉。”[2]所以，在对于被害人及其近亲属的安抚方面，对特别严重的侵犯了被害人利益，特别严重地侵害了其近亲属利益的犯罪分子，处以极刑的意义无疑是巨大的。
第三，威慑功能。在我们绝大多数人的理解中，人人是都是害怕死刑的，所以我们认为死刑是一种具有威慑功能的制度设计。然而，死刑的威慑功能又是一个难以实证的问題。“ 死刑究竟阻止了多少人犯罪，或者说，究竟有多少人没有犯罪，是因为畏惧死刑，是难以测量的。正是由于其难以测量，死刑具有威慑作用，便因缺乏相应的定量分析结论支持而形成一个空泛的命题，有关死刑的威慑争议便在所难免。”[3]
三、死刑制度的成本收益分析
上文分析可以看出，从成本效益分析的角度研究，适用死刑，其成本是高于其效益的。由于个人所处的位置不同，每个人对死刑制度考量的因素也是不一致的。笔者认为，所有的价值不仅仅只包括那些可以用货币来计量的，还包括一些无法用货币来计量，却又实实在在存在的东西。从这个意义上来讲，因为生命是无价的，实实在在存在的，不可以用货币来衡量的，所以死刑的成本是远远大于其效益的。而且，成本是永远大于效益的。所以，从成本收益的角度来分析死刑制度，死刑制度的适用是不符合成本收益理论的。
参考文献：
[1]罗吉尔·胡德.死刑的全球考察[M].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
[2]胡云腾.张金龙.邱兴隆.“死刑问题三人谈”之二——在功利的天平上-上-死刑效益谈[J].中国律师[J]，1998.
[3]胡云腾.张金龙.邱兴隆.“死刑问题三人谈”之二——在功利的天平上-上-死刑效益谈[J].中国律师[J]，1998.
作者简介：王紫锦（1992.2—），男，甘肃省永昌县人，甘肃政法学院在读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理论法学。
摘要：死刑制度是一个争议了两三百年的问题，直至今天，它依然是争议热点。本文将从成本效益的视角，应用成本效益的分析方法，根据死刑适用过程中的实体上、程序上的成本、收益的利益衡量，对死刑制度的适用进行分析论证，死刑适用的成本是高于其效益的。
关键词：死刑制度；成本效益；利益衡量
中图分类号：DF61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864X（2016）11-0075-01
在法学研究中，死刑的存与废一直是由来已久的争议问题。早在17、18世纪，就有龙布罗梭、加罗法洛、边沁、贝卡利亚等人的争议讨论。尤其是在最近炒得火热的贾敬龙案中，民众的呼声，学界的讨论，最高院对此案的态度，更是将此案中涉及的死刑问题再次变成一个不容忽视的，值得深入研究的问题。成本与效益的问题，其实也就是代价与收益的问题；存与废，其实也就是利益衡量的结果。
一、死刑制度的成本
第一，死刑的程序成本。为了避免死刑的误判，几乎所有保留死刑的国家都严控死刑的适用，在程序上对死刑案件设置了最为复杂的程序，从而导致死刑案件的程序成本居高不下。比如，死刑的最后核准需要最高院的批准，给被告人法律援助，案件审理同步录音录像。另外，如果是地域偏僻、交通不便的地方，所有的程序成将本成倍增加。
如果死刑审判要给予所有可能避免错误定罪的保障、要提供可能的最好的法律援助、要允许上诉等一系列冗长的救济、要把漫长的时间花在审判和羁押过程、在死刑案件的证据把关和证明标准上要比普通刑事案件更加严格、而最后只将已被定罪的人中的极少一部分执行死刑（因为在不少国家判处死刑并不必然意味着要执行死刑，还可通过赦免等程序活下来），该项制度的成本必然是高昂的。[1]罗吉尔.胡德《死刑的全球考察》，第341页。
第二，死刑的执行成本。我国的《刑事诉讼法》规定：死刑采用枪决或者注射等方法执行。国内外比较普遍的观点认为，注射相比起枪决而言，是一种更为人道、更为经济的死刑执行方法。更为人道，总的来说应该不成问题。但目前在中国，这种方法是否更为经济，则值得推敲。正如有的法官所指出，虽然每次执行注射死刑的药价仅几百元，但注射死刑的延伸成本却很高。因为根据最高人民法院有关规定，注射死刑的药物和一次性器材必须由最高人民法院统一发放。同时为确保药物安全，每一次执行注射死刑，地方法院必须单独向最高人民法院提出申请，还要地方法官坐飞机去北京领药。所以，延伸费用是一笔不小的开支。
第三，死刑的附随成本。一是死刑犯的身后事处理。我国刑事诉讼法第212条规定："执行死刑后，交付执行的人民法院应当通知罪犯家属。"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将此进一步具体化，它要求执行死刑后，负责执行的人民法院应当办理如下事项：1、对于死刑犯的遗书、遗言笔录，应当及时进行审查，涉及财产继承、债务清偿、家属嘱托等内容的，交给家属，同时复制在卷备查；涉及案件线索等问题的，应当抄送有关机关。2、通知罪犯家属在限期内领取罪犯尸体；有火化条件的，通知领取骨灰。过期不领取的，由人民法院通知有关单位处理。对于死刑犯的尸体或骨灰的处理情况，应当记录存卷。3、对外国籍的罪犯执行死刑后，通知外国驻华使、领馆，具体程序和时限依照有关规定办理。上述事项都将花费执行法院的一定人力和物力，特别在实践中，有的死刑犯无人来领取或者家属拒绝来领取其尸体，此时对尸体的处理则要耗费法院更多的精力。
二是因犯人被执行死刑而导致破案线索的中断，从而导致同案犯逃脱制裁所产生的机会成本。在一些团伙犯罪或社会关系复杂的案件中，如果将其中的关键作案人处死，就等于使其他尚未暴露的犯罪人少了一份危险。
三是死刑错案导致的国家赔偿。按照《国家赔偿法》第27条规定：刑事司法造成死亡的，应当支付死亡赔偿金、丧葬费，总额为国家上年度职工年平均工资的二十倍。对死者生前扶养的无劳动能力的人，还应当支付生活费。这在最近几年赵作海案、呼格案中体现的比较充分。
四是死刑引起的劳动力丧失。即使是犯罪分子，他仍然可以在监狱里从事一定的劳动，为社会创造一定的效益。
二、死刑制度的效益
第一，死刑具有最大的个别预防功能。即通过对犯罪人的生命的剥夺，从而彻底剥夺其再犯能力。“人死百事休”，因此，连死刑废除论者也承认死刑在剥夺罪犯受刑后再犯罪的能力方面，所起到的作用是其他任何刑罚都无可比拟的。
第二，安抚功能。这主要是针对被害人及其近亲属而言的。“对犯罪人的报复的强度往往与受犯罪之害的强度成正比，即犯罪人对被害人的损害越大，被害人及其亲属对犯罪人的报复愿望便越强烈，而且所要求的的报复便越严厉。”[2]所以，在对于被害人及其近亲属的安抚方面，对特别严重的侵犯了被害人利益，特别严重地侵害了其近亲属利益的犯罪分子，处以极刑的意义无疑是巨大的。
第三，威慑功能。在我们绝大多数人的理解中，人人是都是害怕死刑的，所以我们认为死刑是一种具有威慑功能的制度设计。然而，死刑的威慑功能又是一个难以实证的问題。“ 死刑究竟阻止了多少人犯罪，或者说，究竟有多少人没有犯罪，是因为畏惧死刑，是难以测量的。正是由于其难以测量，死刑具有威慑作用，便因缺乏相应的定量分析结论支持而形成一个空泛的命题，有关死刑的威慑争议便在所难免。”[3]
三、死刑制度的成本收益分析
上文分析可以看出，从成本效益分析的角度研究，适用死刑，其成本是高于其效益的。由于个人所处的位置不同，每个人对死刑制度考量的因素也是不一致的。笔者认为，所有的价值不仅仅只包括那些可以用货币来计量的，还包括一些无法用货币来计量，却又实实在在存在的东西。从这个意义上来讲，因为生命是无价的，实实在在存在的，不可以用货币来衡量的，所以死刑的成本是远远大于其效益的。而且，成本是永远大于效益的。所以，从成本收益的角度来分析死刑制度，死刑制度的适用是不符合成本收益理论的。
参考文献：
[1]罗吉尔·胡德.死刑的全球考察[M].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
[2]胡云腾.张金龙.邱兴隆.“死刑问题三人谈”之二——在功利的天平上-上-死刑效益谈[J].中国律师[J]，1998.
[3]胡云腾.张金龙.邱兴隆.“死刑问题三人谈”之二——在功利的天平上-上-死刑效益谈[J].中国律师[J]，1998.
作者简介：王紫锦（1992.2—），男，甘肃省永昌县人，甘肃政法学院在读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理论法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