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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犹太人问题是针对犹太人特殊的生存环境而产生的，施特劳斯的政治哲学与现代性批判皆滥觞于对犹太人问题的思索，因而犹太人问题是理解施特劳斯学问的重要起点与环节。系统梳理了施特劳斯关于犹太人问题的见解，并将之与施特劳斯的政治哲学与现代性批判联系在一起。施特劳斯对犹太人问题的研究不仅有助于理解西方传统，同时有助于我们重新审视中国传统文化。
关键词：现代性；犹太人问题；施特劳斯
中图分类号：B505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2589（2014）03-0046-03
一、犹太人在历史上的困境，以及何谓犹太人问题
列奥·施特劳斯是美国政治哲学家，其人本为德国犹太人，20世纪30年代流亡美国。施特劳斯的学问肇始于犹太人问题，亦终结于犹太人问题。
犹太人问题就是因为犹太人这一族群的特殊性而在不同国家不同地区导致的共同的问题，即犹太人的生存困境，以及为当地政治经济文化各个方面带来的困扰。莎蒂亚·B·加鲁里这样概括犹太人问题：“这个问题……是人类总是成群结党，群体之间则互相憎恨与敌对。”犹太人作为一个民族层面上的类概念，被其他民族敌视、排挤、迫害，就是犹太人问题的表现。犹太人问题具有神学与政治两个层面，第一层为犹太教与基督教甚或其他宗教的冲突。这是一个神学层面的问题；其二是犹太人受到的现实层面上的利益的损害，包括歧视，驱逐，屠杀等。这些现象很大程度是宗教冲突导致的，但亦有着其他复杂的原因，这是政治层面的问题。第二个方面相较于第一个不是根本性的，但却是显白而凸显出问题的。
目前，犹太人散居在世界各地，以色列建国之间，犹太人很长时间以来并没有自己的国家。这一状况始自公元1世纪耶路撒冷受到的攻占。
两千年的散居足以改变很多共同的生活方式，但犹太人的最重要民族特征即是对于犹太教的信仰，而犹太教亦没有发展成为如世界三大宗教一般的普世性宗教。这样，即使犹太人分布于世界各地，仍然能够根据共同的信仰辨认出来。然而，犹太教与基督教信仰的对立始终是犹太人受到迫害的主要原因，在这里，神学依据主宰了世俗事物，使得犹太人作为天主教世界的敌人而被敌视。
犹太教与基督教之间的对立程度的加深过程，同时也是基督教作为犹太教教派从母教中逐渐分离的过程。犹太教作为民族宗教，区别于其他宗教的显著特征在于，犹太教相信，犹太人是上帝的选民，对上帝的信仰以及对弥赛亚的渴盼是这一宗教核心的教义。基督教与犹太教的主要不同即在于相信耶稣基督是弥赛亚。新约圣经是基督教相对于犹太教的特色，在这里耶稣基督作为弥赛亚施行神迹，传播福音。而这一点是不被犹太教所承认的。这是犹太教与基督教一切分歧的来源。
虽然不被犹太教所认可，但基督教反而凭借对犹太教的反动，上升为西方最典型和影响力最大的宗教，因而散居在基督教国家中的犹太人就遭到基督徒的排挤攻击。
以施特劳斯所在的德国为例，公元13世纪至15世纪，受德国经济发展影响，当地日耳曼资本家对犹太商人的排挤到达到比较严重的程度，这一时期，大量犹太人遭到驱赶，迁居东欧等地，这种现象并非仅仅是经济原因导致的，深层次的宗教因素亦是不可忽视的因素。而在19世纪以来，犹太人更是成为日耳曼民族的对立面，在无形中成了日耳曼民族主义的助推剂，最终在20世纪发生了惨绝人寰的大屠杀。以上所述即犹太人问题的两个层面，以及在现实层面上的具体表现。
二、施特劳斯的犹太人问题研究的肇始：神学——政治危机
施特劳斯的思想，其核心在于对于犹太人问题的解决。①施特劳斯将这一问题的解决放置在他的政治哲学理论中，这种政治哲学不仅能够解决犹太人与犹太教的问题，甚至还能够追根究底的解决现代性的问题。
犹太人问题，在施特劳斯看来，是当代神学政治危机，抑或现代性危机的一部分。在施特劳斯的中青年时期，政治领域的两场巨变陆续发生了，那就是德国法西斯主义的崛起与俄国红色政权的建立，我们知道，德国纳粹政权残忍迫害了600万犹太人，几乎将当时世界上的一半犹太人屠杀殆尽。施特劳斯没有叙述过共产主义苏联对于犹太人的政策，但在他的青年时期，沙皇俄国对犹太人的迫害也加深了他对犹太人生存处境的认识。如果说，带有原罪的犹太人被迫在世界上流亡还可以套用犹太教或者基督宗教的神学架构来解释，那么犹太人在20世纪被如此大规模的屠杀迫害显然应该在当代自由民主政体中寻求原因。
然而，自由民主政治出现了什么问题？施特劳斯相信，不管这种问题是什么，导致它的终极原因都、必须前往形而上的哲学园地中去找寻。施特劳斯是德国犹太人，在他的青年时期，他受教于德国著名哲学家卡西尔，卡西尔56岁时，在达沃斯，德国哲学界有过一场著名的论辩，这场论辩即是围绕卡西尔与当时德国哲学界冉冉升起的新星——马丁·海德格尔展开的。
海德格尔是20世纪存在主义哲学的鼻祖，而卡西尔提倡的是一种语言哲学与审美主义。罗森这样说道：“海德格尔哲学的彻底历史主义致力于反思整个西方的理性主义哲学传统。”而“卡西尔苍白无力的审美主义，尚且是站在理性主义立场上对海德格尔的最佳反驳”[1]。这场论辩，海德格尔赢得了胜利，从而改变了现代哲学的进路。
这次论辩对施特劳斯产生了重大的影响，他将海德格尔作为自己思想中最重要的对手之一。施特劳斯认为，20世纪中叶处在现代哲学史的“第三次浪潮”中，这次浪潮是由19世纪的尼采发动，而由自己同时的海德格尔推进的。我们知道，海德格尔在德国纳粹主义上台后曾经有过一段不光彩的历史，在纳粹政权将尼采的“强力意志”与超人哲学塑造成反人类罪行的形而上基础时，海德格尔对这一进程作出了辩护[2]。从而，施特劳斯认为，尼采与海德格尔需要在哲学层面上间接地为犹太人的屠杀承担承担责任，因为海德格尔的反理性主义的哲学立场强有力地摧毁了立足于传统理性主义之上的价值体系：对永恒真理的认同，对于道德的虔敬，对人性的敬畏。更为严重的是，它使人们失去了对于极权政治的判断力，从而导致了犹太人悲剧的发生。 不过，施特劳斯对海德格尔的评价是相当高的，他在与洛维特的通信中说“海德格尔是当今在世的最有实力的人物”但同时施特劳斯认为，尼采与海德格尔在哲学领域釜底抽薪的工作即使不是纳粹主义得势与犹太悲剧的主因，也是深层的不可忽视的原因。因而他又写道：“卑劣的意志糟蹋哲学推理。”对海德格尔提出严厉的批评。
总之，这种哲学导致了政治危机，然而神学危机远为复杂，神学与哲学的关系并非如哲学与政治的关系一般，很大程度上是哲学思想统摄政治实践的单向进程，区别在于：信仰与哲学的双向互动更加频繁。
对施特劳斯来说，西方文明的两条脉络，一条是古代希腊——罗马的哲学传统，一条是滥觞于希伯来《圣经》的基督教神学。①前者的正统继承人自然是19世纪的德国哲学，它达到了几乎与古希腊罗马哲学同样绚烂的程度，并且将理性主义哲学推进到新境界。而《圣经》追溯到最早应该是犹太教的经典，而非基督宗教的。这样，作为德裔犹太人，施特劳斯不可避免的陷入这两种文明传统的纠结中去，事实上，他毕生都在这两种传统间左右摇摆。哲学与宗教同时存在着共通与冲突。梅耶斯这样说：“关于什么是对人来说最高和最必需的东西，希腊哲学与圣经提出了根本不同的主张。”两者的分歧在于：“对希腊哲学来说，智慧就是思辨，……它可能达到的顶峰是作为“思想的思想”的非人格神概念……”而“《圣经》的智慧概念乃对一全能的、人格的却又不可知的上帝虔诚、谦卑的爱。”[3]施特劳斯认为，犹太教通过建立犹太人对于上帝虔诚的信仰与爱，来塑造一种坚实的道德内核，而自古希腊以来，哲学一直试图通过理性的论证剥夺信仰的合理性与合法性。在他看来，这种努力不可能成功。因为哲学对于信仰的拒斥总是不可避免的着眼于信仰自身，而信仰的对象只有进入信仰才可能呈现出来。
但在尼采与海德格尔那里，哲学的这种努力变得与以往不同了。因为尼采与海德格尔本身即为传统理性主义哲学的反叛者，他们的历史主义与虚无主义的哲学进路，不仅使理性主义哲学大大受挫，而且影响了犹太传统的基石——对上帝的信仰。施特劳斯认为，如果现代哲学放弃了那种传统哲学对于神学的强大攻势，那么犹太教的严肃回应或许显得不必要了。
然而，既然哲学与宗教是双向互动的关系，两千年来，犹太教就不可能不做出对于哲学攻击的回应，事实上，无论基督教或犹太教，早已将自己的基底建立在古希腊哲学的理性基础上，这样看来，理性的崩塌并不意味着宗教单方面地取得了对于哲学的优势，相反，理性主义受到的强烈质疑不仅仅带来哲学的贫困，也带来了对宗教信仰的进一步摇撼。施特劳斯总结道：“现代犹太思想（与现代理性主义哲学）面临着同样的危机，即他们都按照尼采与海德格尔所阐述的“新思维”来论证自身的正当性，并解释自身。”[4]38而施特劳斯，恰恰强调的是犹太教的“天真”状态，而非对现代性的一味追随。
总而言之，在施特劳斯看来，20世纪的犹太人，在身体上遭受了毁灭，这种毁灭来自于政治危机与反理性主义的哲学。在犹太教信仰与道德方面，亦被强烈的动摇，这就是神学危机。这种动摇来自于传统理性主义哲学的传统攻击，与现代哲学的现代攻击，这是犹太人群体悲剧的两个方面，两个维度。
三、施特劳斯提出的解决犹太人问题的路径：犹太复国主义与反对同化
那么，施特劳斯是如何开出具体的应对这种危机的药方的呢？让我们先来看看施特劳斯对于政治危机的应对。如上所述，犹太人两千年来从未拥有自己的国家，而是散居在世界各地，无论在西班牙，俄国，德国，甚至美国，犹太人群体都被当作当地社会的他者而被排除在政治与基督教信仰之外。在这种情况下犹太人有两条路可走，一条路是顺应现代性，努力融入各个现代国家之中，成为抹除民族性的现代公民，这就是”同化”；另一条道路是传统的，即拒斥现代性，重新建立一个以犹太教信仰与道德为基础的犹太国，在这里，犹太人能够作为一个坚实可信的类概念而得到认同。青年时代的施特劳斯一度是犹太复国主义的支持者，他对于犹太人在德国的不幸深有所感，而对同化的实现充满怀疑，事实上，施特劳斯从未相信过同化是犹太人得到救赎的必由之路。出于对同化进路的怀疑，青年施特劳斯转向犹太复国主义。犹太复国主义致力于寻求将犹太人聚集在同一个国家之中，以保全犹太人的民族身份，青年施特劳斯认可这种思潮，他这样写道：“政治犹太复国主义的目的是争取民族尊严。”然而施特劳斯在经过一番思索后，发现了犹太复国主义的问题，即”犹太复国主义用政治活动的方式，以人为的救赎取代了神意的救赎。”[4]45
对于犹太人来说，最重要的财富莫过于对上帝的坚定信仰。犹太人最宝贵的东西都来源于犹太教。然而，使施特劳斯与正统犹太教徒不同的一点在于，施特劳斯对于旧约圣经的解读将犹太人引向尴尬的境地。施特劳斯认为，犹太人是上帝的选民，犹太人注定将作为无可救赎的族群而存留在世间，因为这是上帝亲自言明的。因而，犹太人保存民族性的最佳方式并非是在物质层面上建立一个自己的国家，而是努力保存犹太教信仰中的弥赛亚情节，在时间的流逝中等待救世主的降临。施特劳斯这样说：“出身或曰血统的共同体必须同时是一种精神共同体，一种民族心智的共同体……”，显然，这种民族精神来源于犹太教。
施特劳斯的这个理论似乎为犹太人提供了一个在神学政治危机中保存自身的良方。施特劳斯认为，如果犹太人能够保存住自己最传统、最宝贵的特征，即使在现代国家中分居亦不会陷入比之前更为尴尬的境地，因为事实上，犹太人之前一直在追逐现代性，渴望能够真正融入这些国家之中，同化不可能也不应该：“对施特劳斯而言，犹太人的身份恰恰在于要不同于其他民族”。施特劳斯论证犹太人出路的核心在于对犹太教的信仰，因而，施特劳斯实际上已经偏离了在具体政治层面上如何为犹太人提供出路的问题。
但是，施特劳斯对于犹太复国主义的情感是暧昧的。施特劳斯承认：“政治犹太复国主义的首要关注是清除犹太人长达千年的贬损状态（degradation），恢复犹太人的尊严、荣誉或自豪感。”[5]那么，无论这种政治设想能否成功，在精神层面上，犹太复国主义的美好愿望是值得肯定的。而应对哲学与现代性对犹太教的冲击，施特劳斯给出了独特而饱受争议的答案。这就是施特劳斯著名的政治哲学转向。 在施特劳斯看来，古代哲学对于宗教的传统批判已经做出，现代哲学的反理性倾向产生的毒素也已经弥散开来，因此，就不能奢望宗教或犹太教还能够回到那个完全无可置疑的“天真”时代，现在的关键问题的确是重塑犹太教信仰，但是想要人们遗忘信仰的弱点，遗忘理性的不可靠，这是更不可能的。因此必须实行人与人之间的区分，必须进行隐微写作。施特劳斯认为，隐微是古人拥有的写作技法，他着重研究了中世纪犹太教哲人迈蒙尼德。在施特劳斯看来，迈蒙尼德的著作《迷途指津》深藏微言大义[6]。迈蒙尼德用巧妙地手法，掩饰自己对于宗教信仰的怀疑，而这种怀疑，只能够被极为细心的读者发现，寻常角度完全无法发现这部著作的深层含义。施特劳斯进而认为，应该允许那些少数人，哲学家，拥有自由思考理性、信仰的权利，然而，哲学家必须拥有高尚的道德，出于对社会的责任感深藏起这些思索，在显白层面上为捍卫信仰做出努力。格林这样叙述道：“在追求知识的过程中，哲人必须怀疑一切道德和宗教传统中最基本的信仰，以及他们拼命维护的观点。但是，并非所有人都能够理解这种怀疑的意义”，因而“哲学思考只能限制在一群精英当中”[7]。如此一来，犹太教信仰能够得到保存，启示与信仰也能够达成最终的妥协。神学危机将会被化解。
施特劳斯对现代性危机与神学政治危机开出的药方，也就是对犹太人问题的答案。犹太复国主义有着不可克服的缺陷，但在施特劳斯看来，它有一定的现实意义。而同化是不可能实现的幻想。犹太人唯一保有民族性的方式是信仰犹太教，相信犹太人是上帝的选民，在犹太人与其他民族之间的张力中体悟犹太人存在的意义。而保有这种信仰，需要提倡显白与隐微的二分。施特劳斯的方案是保守的，但他的分析是独到的。
四、余论
施特劳斯是认识到现代性弊端的犹太哲学家。施特劳斯的学问虽然立足于西方，但却主张退回传统与民族之中，“抛弃了马克思关于建立一个普遍共同体的梦想”，反对寻求普遍政治共同体，并且对西方文明进行彻底的反思。在西方自由民主普世价值饱受质疑的今天，施特劳斯对古典学问与犹太遗产的强调能否给我们以启示？这种思潮能否为我们带来中国传统文化的复兴？这一切，都需要从施特劳斯对现代性的质疑入手。换言之，从犹太人问题切入，能够使我们看到抵抗现代性的积极意义，使我们将目光投向自身与自身所处的时代境遇。
参考文献：
[1]列奥·施特劳斯.施特劳斯与古典政治哲学[M].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02：39，52.
[2]列奥·施特劳斯.犹太哲人与启蒙——施特劳斯讲演与论文集：卷一[M].北京：华夏出版社，2012：387.
[3]梅耶斯.施特劳斯与海德格尔[M]//刘小枫，施特劳斯与现代性危机.上海：华夏出版社，2012：227.
[4]莎蒂亚·B·德鲁里.列奥·施特劳斯与美国右派[M].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
[5]列奥·施特劳斯.斯宾诺莎的宗教批判[M].北京：华夏出版社，2013：7.
[6]列奥·施特劳斯.阿布拉瓦内的哲学倾向与政治教诲[C]//刘小枫，犹太哲人与启蒙——施特劳斯讲演与论文集：卷一.北京：华夏出版社，2010.
[7]刘小枫.施特劳斯与现代性危机[M].北京：华夏出版社，2010：358.
（责任编辑：李鹏飞）
关键词：现代性；犹太人问题；施特劳斯
中图分类号：B505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2589（2014）03-0046-03
一、犹太人在历史上的困境，以及何谓犹太人问题
列奥·施特劳斯是美国政治哲学家，其人本为德国犹太人，20世纪30年代流亡美国。施特劳斯的学问肇始于犹太人问题，亦终结于犹太人问题。
犹太人问题就是因为犹太人这一族群的特殊性而在不同国家不同地区导致的共同的问题，即犹太人的生存困境，以及为当地政治经济文化各个方面带来的困扰。莎蒂亚·B·加鲁里这样概括犹太人问题：“这个问题……是人类总是成群结党，群体之间则互相憎恨与敌对。”犹太人作为一个民族层面上的类概念，被其他民族敌视、排挤、迫害，就是犹太人问题的表现。犹太人问题具有神学与政治两个层面，第一层为犹太教与基督教甚或其他宗教的冲突。这是一个神学层面的问题；其二是犹太人受到的现实层面上的利益的损害，包括歧视，驱逐，屠杀等。这些现象很大程度是宗教冲突导致的，但亦有着其他复杂的原因，这是政治层面的问题。第二个方面相较于第一个不是根本性的，但却是显白而凸显出问题的。
目前，犹太人散居在世界各地，以色列建国之间，犹太人很长时间以来并没有自己的国家。这一状况始自公元1世纪耶路撒冷受到的攻占。
两千年的散居足以改变很多共同的生活方式，但犹太人的最重要民族特征即是对于犹太教的信仰，而犹太教亦没有发展成为如世界三大宗教一般的普世性宗教。这样，即使犹太人分布于世界各地，仍然能够根据共同的信仰辨认出来。然而，犹太教与基督教信仰的对立始终是犹太人受到迫害的主要原因，在这里，神学依据主宰了世俗事物，使得犹太人作为天主教世界的敌人而被敌视。
犹太教与基督教之间的对立程度的加深过程，同时也是基督教作为犹太教教派从母教中逐渐分离的过程。犹太教作为民族宗教，区别于其他宗教的显著特征在于，犹太教相信，犹太人是上帝的选民，对上帝的信仰以及对弥赛亚的渴盼是这一宗教核心的教义。基督教与犹太教的主要不同即在于相信耶稣基督是弥赛亚。新约圣经是基督教相对于犹太教的特色，在这里耶稣基督作为弥赛亚施行神迹，传播福音。而这一点是不被犹太教所承认的。这是犹太教与基督教一切分歧的来源。
虽然不被犹太教所认可，但基督教反而凭借对犹太教的反动，上升为西方最典型和影响力最大的宗教，因而散居在基督教国家中的犹太人就遭到基督徒的排挤攻击。
以施特劳斯所在的德国为例，公元13世纪至15世纪，受德国经济发展影响，当地日耳曼资本家对犹太商人的排挤到达到比较严重的程度，这一时期，大量犹太人遭到驱赶，迁居东欧等地，这种现象并非仅仅是经济原因导致的，深层次的宗教因素亦是不可忽视的因素。而在19世纪以来，犹太人更是成为日耳曼民族的对立面，在无形中成了日耳曼民族主义的助推剂，最终在20世纪发生了惨绝人寰的大屠杀。以上所述即犹太人问题的两个层面，以及在现实层面上的具体表现。
二、施特劳斯的犹太人问题研究的肇始：神学——政治危机
施特劳斯的思想，其核心在于对于犹太人问题的解决。①施特劳斯将这一问题的解决放置在他的政治哲学理论中，这种政治哲学不仅能够解决犹太人与犹太教的问题，甚至还能够追根究底的解决现代性的问题。
犹太人问题，在施特劳斯看来，是当代神学政治危机，抑或现代性危机的一部分。在施特劳斯的中青年时期，政治领域的两场巨变陆续发生了，那就是德国法西斯主义的崛起与俄国红色政权的建立，我们知道，德国纳粹政权残忍迫害了600万犹太人，几乎将当时世界上的一半犹太人屠杀殆尽。施特劳斯没有叙述过共产主义苏联对于犹太人的政策，但在他的青年时期，沙皇俄国对犹太人的迫害也加深了他对犹太人生存处境的认识。如果说，带有原罪的犹太人被迫在世界上流亡还可以套用犹太教或者基督宗教的神学架构来解释，那么犹太人在20世纪被如此大规模的屠杀迫害显然应该在当代自由民主政体中寻求原因。
然而，自由民主政治出现了什么问题？施特劳斯相信，不管这种问题是什么，导致它的终极原因都、必须前往形而上的哲学园地中去找寻。施特劳斯是德国犹太人，在他的青年时期，他受教于德国著名哲学家卡西尔，卡西尔56岁时，在达沃斯，德国哲学界有过一场著名的论辩，这场论辩即是围绕卡西尔与当时德国哲学界冉冉升起的新星——马丁·海德格尔展开的。
海德格尔是20世纪存在主义哲学的鼻祖，而卡西尔提倡的是一种语言哲学与审美主义。罗森这样说道：“海德格尔哲学的彻底历史主义致力于反思整个西方的理性主义哲学传统。”而“卡西尔苍白无力的审美主义，尚且是站在理性主义立场上对海德格尔的最佳反驳”[1]。这场论辩，海德格尔赢得了胜利，从而改变了现代哲学的进路。
这次论辩对施特劳斯产生了重大的影响，他将海德格尔作为自己思想中最重要的对手之一。施特劳斯认为，20世纪中叶处在现代哲学史的“第三次浪潮”中，这次浪潮是由19世纪的尼采发动，而由自己同时的海德格尔推进的。我们知道，海德格尔在德国纳粹主义上台后曾经有过一段不光彩的历史，在纳粹政权将尼采的“强力意志”与超人哲学塑造成反人类罪行的形而上基础时，海德格尔对这一进程作出了辩护[2]。从而，施特劳斯认为，尼采与海德格尔需要在哲学层面上间接地为犹太人的屠杀承担承担责任，因为海德格尔的反理性主义的哲学立场强有力地摧毁了立足于传统理性主义之上的价值体系：对永恒真理的认同，对于道德的虔敬，对人性的敬畏。更为严重的是，它使人们失去了对于极权政治的判断力，从而导致了犹太人悲剧的发生。 不过，施特劳斯对海德格尔的评价是相当高的，他在与洛维特的通信中说“海德格尔是当今在世的最有实力的人物”但同时施特劳斯认为，尼采与海德格尔在哲学领域釜底抽薪的工作即使不是纳粹主义得势与犹太悲剧的主因，也是深层的不可忽视的原因。因而他又写道：“卑劣的意志糟蹋哲学推理。”对海德格尔提出严厉的批评。
总之，这种哲学导致了政治危机，然而神学危机远为复杂，神学与哲学的关系并非如哲学与政治的关系一般，很大程度上是哲学思想统摄政治实践的单向进程，区别在于：信仰与哲学的双向互动更加频繁。
对施特劳斯来说，西方文明的两条脉络，一条是古代希腊——罗马的哲学传统，一条是滥觞于希伯来《圣经》的基督教神学。①前者的正统继承人自然是19世纪的德国哲学，它达到了几乎与古希腊罗马哲学同样绚烂的程度，并且将理性主义哲学推进到新境界。而《圣经》追溯到最早应该是犹太教的经典，而非基督宗教的。这样，作为德裔犹太人，施特劳斯不可避免的陷入这两种文明传统的纠结中去，事实上，他毕生都在这两种传统间左右摇摆。哲学与宗教同时存在着共通与冲突。梅耶斯这样说：“关于什么是对人来说最高和最必需的东西，希腊哲学与圣经提出了根本不同的主张。”两者的分歧在于：“对希腊哲学来说，智慧就是思辨，……它可能达到的顶峰是作为“思想的思想”的非人格神概念……”而“《圣经》的智慧概念乃对一全能的、人格的却又不可知的上帝虔诚、谦卑的爱。”[3]施特劳斯认为，犹太教通过建立犹太人对于上帝虔诚的信仰与爱，来塑造一种坚实的道德内核，而自古希腊以来，哲学一直试图通过理性的论证剥夺信仰的合理性与合法性。在他看来，这种努力不可能成功。因为哲学对于信仰的拒斥总是不可避免的着眼于信仰自身，而信仰的对象只有进入信仰才可能呈现出来。
但在尼采与海德格尔那里，哲学的这种努力变得与以往不同了。因为尼采与海德格尔本身即为传统理性主义哲学的反叛者，他们的历史主义与虚无主义的哲学进路，不仅使理性主义哲学大大受挫，而且影响了犹太传统的基石——对上帝的信仰。施特劳斯认为，如果现代哲学放弃了那种传统哲学对于神学的强大攻势，那么犹太教的严肃回应或许显得不必要了。
然而，既然哲学与宗教是双向互动的关系，两千年来，犹太教就不可能不做出对于哲学攻击的回应，事实上，无论基督教或犹太教，早已将自己的基底建立在古希腊哲学的理性基础上，这样看来，理性的崩塌并不意味着宗教单方面地取得了对于哲学的优势，相反，理性主义受到的强烈质疑不仅仅带来哲学的贫困，也带来了对宗教信仰的进一步摇撼。施特劳斯总结道：“现代犹太思想（与现代理性主义哲学）面临着同样的危机，即他们都按照尼采与海德格尔所阐述的“新思维”来论证自身的正当性，并解释自身。”[4]38而施特劳斯，恰恰强调的是犹太教的“天真”状态，而非对现代性的一味追随。
总而言之，在施特劳斯看来，20世纪的犹太人，在身体上遭受了毁灭，这种毁灭来自于政治危机与反理性主义的哲学。在犹太教信仰与道德方面，亦被强烈的动摇，这就是神学危机。这种动摇来自于传统理性主义哲学的传统攻击，与现代哲学的现代攻击，这是犹太人群体悲剧的两个方面，两个维度。
三、施特劳斯提出的解决犹太人问题的路径：犹太复国主义与反对同化
那么，施特劳斯是如何开出具体的应对这种危机的药方的呢？让我们先来看看施特劳斯对于政治危机的应对。如上所述，犹太人两千年来从未拥有自己的国家，而是散居在世界各地，无论在西班牙，俄国，德国，甚至美国，犹太人群体都被当作当地社会的他者而被排除在政治与基督教信仰之外。在这种情况下犹太人有两条路可走，一条路是顺应现代性，努力融入各个现代国家之中，成为抹除民族性的现代公民，这就是”同化”；另一条道路是传统的，即拒斥现代性，重新建立一个以犹太教信仰与道德为基础的犹太国，在这里，犹太人能够作为一个坚实可信的类概念而得到认同。青年时代的施特劳斯一度是犹太复国主义的支持者，他对于犹太人在德国的不幸深有所感，而对同化的实现充满怀疑，事实上，施特劳斯从未相信过同化是犹太人得到救赎的必由之路。出于对同化进路的怀疑，青年施特劳斯转向犹太复国主义。犹太复国主义致力于寻求将犹太人聚集在同一个国家之中，以保全犹太人的民族身份，青年施特劳斯认可这种思潮，他这样写道：“政治犹太复国主义的目的是争取民族尊严。”然而施特劳斯在经过一番思索后，发现了犹太复国主义的问题，即”犹太复国主义用政治活动的方式，以人为的救赎取代了神意的救赎。”[4]45
对于犹太人来说，最重要的财富莫过于对上帝的坚定信仰。犹太人最宝贵的东西都来源于犹太教。然而，使施特劳斯与正统犹太教徒不同的一点在于，施特劳斯对于旧约圣经的解读将犹太人引向尴尬的境地。施特劳斯认为，犹太人是上帝的选民，犹太人注定将作为无可救赎的族群而存留在世间，因为这是上帝亲自言明的。因而，犹太人保存民族性的最佳方式并非是在物质层面上建立一个自己的国家，而是努力保存犹太教信仰中的弥赛亚情节，在时间的流逝中等待救世主的降临。施特劳斯这样说：“出身或曰血统的共同体必须同时是一种精神共同体，一种民族心智的共同体……”，显然，这种民族精神来源于犹太教。
施特劳斯的这个理论似乎为犹太人提供了一个在神学政治危机中保存自身的良方。施特劳斯认为，如果犹太人能够保存住自己最传统、最宝贵的特征，即使在现代国家中分居亦不会陷入比之前更为尴尬的境地，因为事实上，犹太人之前一直在追逐现代性，渴望能够真正融入这些国家之中，同化不可能也不应该：“对施特劳斯而言，犹太人的身份恰恰在于要不同于其他民族”。施特劳斯论证犹太人出路的核心在于对犹太教的信仰，因而，施特劳斯实际上已经偏离了在具体政治层面上如何为犹太人提供出路的问题。
但是，施特劳斯对于犹太复国主义的情感是暧昧的。施特劳斯承认：“政治犹太复国主义的首要关注是清除犹太人长达千年的贬损状态（degradation），恢复犹太人的尊严、荣誉或自豪感。”[5]那么，无论这种政治设想能否成功，在精神层面上，犹太复国主义的美好愿望是值得肯定的。而应对哲学与现代性对犹太教的冲击，施特劳斯给出了独特而饱受争议的答案。这就是施特劳斯著名的政治哲学转向。 在施特劳斯看来，古代哲学对于宗教的传统批判已经做出，现代哲学的反理性倾向产生的毒素也已经弥散开来，因此，就不能奢望宗教或犹太教还能够回到那个完全无可置疑的“天真”时代，现在的关键问题的确是重塑犹太教信仰，但是想要人们遗忘信仰的弱点，遗忘理性的不可靠，这是更不可能的。因此必须实行人与人之间的区分，必须进行隐微写作。施特劳斯认为，隐微是古人拥有的写作技法，他着重研究了中世纪犹太教哲人迈蒙尼德。在施特劳斯看来，迈蒙尼德的著作《迷途指津》深藏微言大义[6]。迈蒙尼德用巧妙地手法，掩饰自己对于宗教信仰的怀疑，而这种怀疑，只能够被极为细心的读者发现，寻常角度完全无法发现这部著作的深层含义。施特劳斯进而认为，应该允许那些少数人，哲学家，拥有自由思考理性、信仰的权利，然而，哲学家必须拥有高尚的道德，出于对社会的责任感深藏起这些思索，在显白层面上为捍卫信仰做出努力。格林这样叙述道：“在追求知识的过程中，哲人必须怀疑一切道德和宗教传统中最基本的信仰，以及他们拼命维护的观点。但是，并非所有人都能够理解这种怀疑的意义”，因而“哲学思考只能限制在一群精英当中”[7]。如此一来，犹太教信仰能够得到保存，启示与信仰也能够达成最终的妥协。神学危机将会被化解。
施特劳斯对现代性危机与神学政治危机开出的药方，也就是对犹太人问题的答案。犹太复国主义有着不可克服的缺陷，但在施特劳斯看来，它有一定的现实意义。而同化是不可能实现的幻想。犹太人唯一保有民族性的方式是信仰犹太教，相信犹太人是上帝的选民，在犹太人与其他民族之间的张力中体悟犹太人存在的意义。而保有这种信仰，需要提倡显白与隐微的二分。施特劳斯的方案是保守的，但他的分析是独到的。
四、余论
施特劳斯是认识到现代性弊端的犹太哲学家。施特劳斯的学问虽然立足于西方，但却主张退回传统与民族之中，“抛弃了马克思关于建立一个普遍共同体的梦想”，反对寻求普遍政治共同体，并且对西方文明进行彻底的反思。在西方自由民主普世价值饱受质疑的今天，施特劳斯对古典学问与犹太遗产的强调能否给我们以启示？这种思潮能否为我们带来中国传统文化的复兴？这一切，都需要从施特劳斯对现代性的质疑入手。换言之，从犹太人问题切入，能够使我们看到抵抗现代性的积极意义，使我们将目光投向自身与自身所处的时代境遇。
参考文献：
[1]列奥·施特劳斯.施特劳斯与古典政治哲学[M].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02：39，52.
[2]列奥·施特劳斯.犹太哲人与启蒙——施特劳斯讲演与论文集：卷一[M].北京：华夏出版社，2012：387.
[3]梅耶斯.施特劳斯与海德格尔[M]//刘小枫，施特劳斯与现代性危机.上海：华夏出版社，2012：227.
[4]莎蒂亚·B·德鲁里.列奥·施特劳斯与美国右派[M].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
[5]列奥·施特劳斯.斯宾诺莎的宗教批判[M].北京：华夏出版社，2013：7.
[6]列奥·施特劳斯.阿布拉瓦内的哲学倾向与政治教诲[C]//刘小枫，犹太哲人与启蒙——施特劳斯讲演与论文集：卷一.北京：华夏出版社，2010.
[7]刘小枫.施特劳斯与现代性危机[M].北京：华夏出版社，2010：358.
（责任编辑：李鹏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