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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观各国的历史和现实，贪污，作为一种社会现象，始终伴随着历史进程而延续至今，在今后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恐怕也难以消除。只是，在某个阶段或某一国家因受到强力控制而有所收敛，而在另一时期或另一国度则可能因控制约束不足而滋生蔓延开来。对于社会肌体上的这一痈疽，人们的普遍看法是：严重的贪污腐败破坏了国家的整合与稳定，它腐蚀了国家机器正常运转的机制，造成权利和利益分配的不平等，使政权丧失公众的信任。它也损坏了无私和利他的道德原则，成为一种社会公害。鉴于此，世界各国都在刑法上将贪污这种以“利用职务便利非法取得财物”为本质特征的行为规定为犯罪，加以惩罚。
由此看来，贪污腐败乃是不同社会制度下各国面临的共同课题，它不是特定社会制度和不同民族观念的产物。那么，产生贪污的具有普遍意义的社会环境和道德因素何在呢？本人不揣简陋，对该问题谈几点浅见陋识。
一、贪污的收益、成本与社会的监督、制约机制
贪污腐败是人们的一种理性行为，是权衡利弊后的自由意志选择。贪污的本质是权力的滥用，失去制约的权力总要被滥用，总要脱离轨道，被用于个人不断膨胀的私欲。至于个人为何选择这样的行为，从人的行为具有趋利性的角度分析，这取决于贪污行为的收益和成本及两者的比较。所谓贪污的收益，即腐败者以权谋私，进行权钱交易获得的经济上的利益或心理上的满足。贪污的成本，就是贪污行为一旦败露，行为人所要付出的代价，它与受到的惩罚和谴责有关，也就是与反贪污、反腐败活动的规模和效率，以及推动社会运转的主导价值体系有关，而反贪的成效则取决于社会的监督、制约机制是否健全和有效。
我们可以推断，当通过贪污获取的收益大于这样做的成本时，贪污就会发生；净收益越大，就越容易发生，其程度也越严重。反之亦然。因为促使人们选择行为的，无非两种因素：利弊得失和道德判断（道德因素将在下文论及）。当行为不为人知晓时，没有因果观念的束缚和缺乏道德自律的人，自会将内心的道德焦虑消解，利弊就成为其唯一选项。因此，社会监督制约机制的强弱，是与贪污的成本大小成正比，而与其净收益多寡成反比的。如果政纪法制健全而有力，正当的舆论监督得以维护和加强，专门机关的查处公正而坚决，使人们相信现有社会制度及与之相适应的一套制度规则是正义而有效的，并自觉加以遵守和维护，贪污行为将受到严厉的惩处，其成本就很大，甚至如建国之初刘青山和张子善那样把老本赔光，贪污行为就会受到抑制而相对较少发生。相反，如果政纪法制不健全，正当舆论监督得不到保障，执法的公正性由于经验现实的矛盾加剧而动摇，对贪污腐化行为比较宽厚，反贪活动缺乏效率，比如，只以下不为例、异地当官、党内处分等责之，贪污的成本就很小，甚至为零，简直是一本万利或无本万利，那么贪污腐败的泛滥就不可避免。
贪污的规模和程度就取决于贪污、腐败与反贪污、反腐败两种力量的比较，归根结底就取决于这种活动的成本和收益的比较。举例而言，东南亚小国新加坡的公务员队伍之廉洁高效是举世闻名的，这归因于该国政府最高领导层坚决的反贪意志和自觉的表率作用；同时，彰明的公务员制度、财产申报制度、官员轮换制度和公积金制度等等一系列章制和严密的《反贪污法令》也为廉政提供了外部保障。其政府官员受极其严格的监督，违法贪污一旦败露，除受法律制裁外，还要被终生取消公务员资格和全部公积金，不论其职位多高，贡献多大。新加坡共和国的缔造者之一，与李光耀有深厚私交的国家发展部部长郑章远受贿50万元，慑于法律而自杀的案例，即是明证。在这里，贪污成本可谓大矣，惟其如此，才有利于执行政府的政策，维护法令和社会安定。
二、魔鬼的财富来得快——关于贪污的社会道德因素
道德，其现代内涵是依靠社会舆论、传统习惯和内心信念的力量来调整人们相互关系的行为准则和规范，它是人性所固有的普遍原则，善恶评价是它的标准。在中国古代，“道”的原初含义，是指天地运行的自然法则；“德”则是依从“道”而行。遵循道德，就是遵循自然规律，遵循万事万物运行的亘古不变的法则。如此，就不难理解人类社会遵循道德原则的意义；同时，也就不难理解所谓善恶的道德基本标准应当是：顺应规律的，是善；违背规律的，是恶。顺应规律则昌，违逆规律则亡。理应如此。但是，我们在现实中看到的人们的普遍行为与其实际效果又怎样呢？
关于道德与财富的关系，古希腊有一则寓言很说明问题：当财神普鲁塔斯为天帝朱庇特所派遣的时候，他就步履蹒跚，行动迟缓；但是当阎罗王普卢陶驱遣他的时候，他就跑得飞快。这则寓言的意思是：用善良的方式和正当的工作得来的财富是来得很慢的（而且未必能满足人的意愿），但是当财富是从魔鬼那里得来的时候（如以诈骗、压迫或其他不正当手段而得来），它们是来得快的。由此，不难理解，以权力占有或以权力交换方法获得的财富也来得快来得多，这是贪污行为的直接诱因之一。在臭名昭著的北京市长城机电科技产业公司沈太福特大贪污案和行贿案中，《科技日报》社孙树兴和《长城内外》杂志社蔡原江两名记者，在“沈总裁”的“重磅金弹”的轰击下，把职业道德抛于脑后，妙笔生花，夸大事实，隐恶彰善，蒙骗视听，为沈太福效尽犬马之力。他们将记者的身份看作速取金钱的工具，完全背弃“社会良心”、“道义代言人”的使命。但是，如犹太王所罗门所言，欲急速取得财物者，在社会道德天平上，终不免站在“恶”的一端，它带来财富转移的不平等，与私有制下以身份为特征的财富归属的不平等不同，它所参照的，是公职的道德与义务，因而此时不仅利益受损者，就是利益获得者也内心承认他们的行为——利用职权谋私利——是非法的。
上文提及，促使人们选择行为的一个因素是对利益得失的分析，下面讨论另一因素——道德判断是如何使人选择贪污这种行为的。可以说，贪污腐败现象的根源在于人的道德素质。社会通行观念认定私欲是人类生存的根基，是社会进步的原动力，对名利的贪恋是人的天性。但是，古今中外的众多圣贤对此并不认同，太多的史实也证明并非如此。对此问题的讨论不在本文范畴内，但有一观念是人类社会的共识：欲念应该受到约束。欲念的泛滥迟早祸及他人和自己，道德规范的作用之一就是约束和调整欲念，使个人利益的实现以不侵害其他利益主体为限（更高的道德准则则欲实现个体与整体的融合，因为这与宇宙万物本质上的一体性契合）。当一个人活动过程中利己与利他两种动机冲突时，道德冲突就产生了，此时，个人内心不同的道德信念和行为动机交互冲突，为克服冲突带来的焦虑，要求人作出以道德选择为目的的道德判断。以贪污为例，当实现个人私欲的动机和接受道德约束的动机冲突，而私欲的“非道德”的意识占优时，贪污就发生了。许多贪污者在表述自己行为时所说的“一念之差”，就是这一选择错误的过程。由此可以看出，为避免贪污腐败的发生，对公职人员进行全面深入的道德教育（不是片面的、走过场式的和对人不对己的），使人从“道”和“德”的原初意义的角度认识事物，将眼光放长远，看清事物的利弊转化（贪污腐败最终对己不利，科学家证实贪官的身体和精神状态普遍差于常人，即为其中一例，实质就是因果律起作用），以加强公职人员的道德自律意识和能力，强化正确的道德信念，其作用无疑不应低估。 处在变革大潮中的社会，现代化过程扩大了人们的生存空间，开创了新的财源和权力渠道；改革启动了利益机制，使社会利益呈现多元化，政府、地方、企业、组织和个人都有自己独立的利益诉求，追求自身利益的动机和激励空前增强，利益矛盾和争夺大大加剧，所有新的机会被尽力利用。在这种情况下，旧的道德体系被逐步瓦解，新的道德系统尚未建立，社会道德失范，几成道德真空，人们道德价值观的空虚被“拜金主义”、“享乐主义”所填补，“什么是多数人自然想去干的，那什么就是正当的”之类自然主义的谬误横行，私欲泛滥，成为贪污腐败滋生蔓延的温床。新的道德价值的树立绝非一朝一夕，且需要有超越利益价值的智慧，因此，我们首先亟须的，是充分回归传统，从传统文明中汲取营养，寻找智慧，点亮心灯，才能看清未来的路。
三、腐败环境对个人道德良知的侵蚀作用及道德反作用
人们常把一个原本纯洁善良而逐渐走上邪路的人，比喻为一张白纸染上了黑墨，这里，黑墨就暗喻了不良的环境或坏人的影响。社会环境是可以改变一个人的，我们说这种改变是一种道德蜕变的结果。“人之初，性本善”，品性质朴，思想纯良本是自婴幼儿身上即可发现的优长，在教育和道德发展的过程中，人们亦接受了要依靠诚实劳动获取报酬，不拿不义之财等等观念，并都能在一定阶段和相当程度上依照社会公共行为准则行事；但事物总是在发生着变化，人的道德品行也是如此，在私利撩拨下，在坏人引诱下，在黑白不分的潜规则泛滥中，并眼见老饕餮横行不法而不受惩处依然逍遥时，道德的维系就需要较为强大的内在力量了，意志薄弱者难免同流合污。心中的道德律崩塌了，手中又把持着权力这个利益之门的钥匙，自然就直取所需了。现实生活中贪污“串案”、“窝案”和“群蛀案”多发，主要是因为这种“恶德”传染的缘故。在腐败严重的地区和单位里，贪污行为甚至已经相习成风，恬不为怪了。有很多传统习俗和流行风尚，都是靠从众心理维持和推动的；同理，恶劣品行的沿习成灾，道德良知的诱蚀泯灭，所遵循的，也正是这样一个互相影响的心理路径。小洞不补成大洞，小疮不治烂断腿，这类人人都懂的道理，在错综复杂的社会运转中，有时却被有意无意置入盲区。我们往往以“局部的”、“少数的”之类措辞表述贪腐现象，却有意无意忽略一个事实：即便是地区性、局部性的贪污腐败现象，也可以汇聚成冲决我们社会制度和数千年积淀的民族优秀传统的洪水；少数人道德癌症的扩散转移，社会就会患上绝症。历朝历代自新国乍开依靠严刑峻法和广行德政维持着清廉风气，最终王朝却毁于逐渐成风的骄奢淫佚和贪污腐败，历史的车轮总是在道德的盛衰中反复轮回，令人唏嘘。由历史的教训，我们可以明瞭个人周围的恶劣环境对其道德的败坏，以及由于作为社会存在的个人的堕落对社会的反动。这就产生了所谓滚雪球效应。雪球是由上往下滚动形成的，社会性腐败的根源，也必向上找寻，“鱼从头臭起”，上层的思想行为对于道德风气，是起着导引作用的。这样，我们就找到了治理社会痼疾的要点。当然，我们不能否认，从个体的角度看，其无论受到社会怎样的影响，终究还是其个人的自由意志选择了他的思想和行为，也选择了他最终的人生结局。
近百余年西风东渐，国人渐渐接受了民主、法治等政治价值，但囿于我们的视野、认识和思维的局限，在高扬民主法治的大旗时，往往疏忽其精神内核和支撑，很多学者把目光投向西方，认为只要把维护公平正义的民主制度搬到中国，就可以解决中国的问题。但是由于疏忽了西方政治制度产生的文化背景，不可避免地出现了“异体移植”的弊端。西方以维护公平正义为核心的政治制度是在宗教文化的传统中产生的。换言之，西方的政治制度维护公平正义，而仁慈博爱的道德情感是通过教会培养的。所以，事实上，西方人维护社会秩序是依靠“两手抓”：一手抓公平正义的政治制度，一手抓仁慈博爱的道德教育。但是我们在向西方学习的时候，却仅仅看到了其重视公平正义的政治制度建设的一面，而在很大程度上忽视了这种政治制度所得以建立的根，即一定程度的公民道德素质。所以即使把西方某些先进的制度搬到中国来，却并没有解决实际问题。例如：在西方通行的“无偿退款制度”，即顾客对产品不满意，可以持空盒要求公司全额退款。该制度在任何西方发达国家奉行时，都没有问题，但是当有公司将其移植到中国时，却出现了可想而知的结果。这是在长期的宗教教育下，以诚信为基本道德品质的西方国家所从未遇到过的。
西方著名伦理学家麦金泰尔在他的著作《美德的追寻》中说：“无论美德与法律之间在其他方面有着怎样的紧密联系，对于法律的应用而言，它仅仅对那些拥有正义的美德的人才有可能发挥作用。”我想，用西方人的话语，对于我们沉浸在西方迷梦中的人们来说，应该更有警醒作用吧，是到了应该重建社会道德价值和恢复崇尚社会道德价值的时候了。
由此看来，贪污腐败乃是不同社会制度下各国面临的共同课题，它不是特定社会制度和不同民族观念的产物。那么，产生贪污的具有普遍意义的社会环境和道德因素何在呢？本人不揣简陋，对该问题谈几点浅见陋识。
一、贪污的收益、成本与社会的监督、制约机制
贪污腐败是人们的一种理性行为，是权衡利弊后的自由意志选择。贪污的本质是权力的滥用，失去制约的权力总要被滥用，总要脱离轨道，被用于个人不断膨胀的私欲。至于个人为何选择这样的行为，从人的行为具有趋利性的角度分析，这取决于贪污行为的收益和成本及两者的比较。所谓贪污的收益，即腐败者以权谋私，进行权钱交易获得的经济上的利益或心理上的满足。贪污的成本，就是贪污行为一旦败露，行为人所要付出的代价，它与受到的惩罚和谴责有关，也就是与反贪污、反腐败活动的规模和效率，以及推动社会运转的主导价值体系有关，而反贪的成效则取决于社会的监督、制约机制是否健全和有效。
我们可以推断，当通过贪污获取的收益大于这样做的成本时，贪污就会发生；净收益越大，就越容易发生，其程度也越严重。反之亦然。因为促使人们选择行为的，无非两种因素：利弊得失和道德判断（道德因素将在下文论及）。当行为不为人知晓时，没有因果观念的束缚和缺乏道德自律的人，自会将内心的道德焦虑消解，利弊就成为其唯一选项。因此，社会监督制约机制的强弱，是与贪污的成本大小成正比，而与其净收益多寡成反比的。如果政纪法制健全而有力，正当的舆论监督得以维护和加强，专门机关的查处公正而坚决，使人们相信现有社会制度及与之相适应的一套制度规则是正义而有效的，并自觉加以遵守和维护，贪污行为将受到严厉的惩处，其成本就很大，甚至如建国之初刘青山和张子善那样把老本赔光，贪污行为就会受到抑制而相对较少发生。相反，如果政纪法制不健全，正当舆论监督得不到保障，执法的公正性由于经验现实的矛盾加剧而动摇，对贪污腐化行为比较宽厚，反贪活动缺乏效率，比如，只以下不为例、异地当官、党内处分等责之，贪污的成本就很小，甚至为零，简直是一本万利或无本万利，那么贪污腐败的泛滥就不可避免。
贪污的规模和程度就取决于贪污、腐败与反贪污、反腐败两种力量的比较，归根结底就取决于这种活动的成本和收益的比较。举例而言，东南亚小国新加坡的公务员队伍之廉洁高效是举世闻名的，这归因于该国政府最高领导层坚决的反贪意志和自觉的表率作用；同时，彰明的公务员制度、财产申报制度、官员轮换制度和公积金制度等等一系列章制和严密的《反贪污法令》也为廉政提供了外部保障。其政府官员受极其严格的监督，违法贪污一旦败露，除受法律制裁外，还要被终生取消公务员资格和全部公积金，不论其职位多高，贡献多大。新加坡共和国的缔造者之一，与李光耀有深厚私交的国家发展部部长郑章远受贿50万元，慑于法律而自杀的案例，即是明证。在这里，贪污成本可谓大矣，惟其如此，才有利于执行政府的政策，维护法令和社会安定。
二、魔鬼的财富来得快——关于贪污的社会道德因素
道德，其现代内涵是依靠社会舆论、传统习惯和内心信念的力量来调整人们相互关系的行为准则和规范，它是人性所固有的普遍原则，善恶评价是它的标准。在中国古代，“道”的原初含义，是指天地运行的自然法则；“德”则是依从“道”而行。遵循道德，就是遵循自然规律，遵循万事万物运行的亘古不变的法则。如此，就不难理解人类社会遵循道德原则的意义；同时，也就不难理解所谓善恶的道德基本标准应当是：顺应规律的，是善；违背规律的，是恶。顺应规律则昌，违逆规律则亡。理应如此。但是，我们在现实中看到的人们的普遍行为与其实际效果又怎样呢？
关于道德与财富的关系，古希腊有一则寓言很说明问题：当财神普鲁塔斯为天帝朱庇特所派遣的时候，他就步履蹒跚，行动迟缓；但是当阎罗王普卢陶驱遣他的时候，他就跑得飞快。这则寓言的意思是：用善良的方式和正当的工作得来的财富是来得很慢的（而且未必能满足人的意愿），但是当财富是从魔鬼那里得来的时候（如以诈骗、压迫或其他不正当手段而得来），它们是来得快的。由此，不难理解，以权力占有或以权力交换方法获得的财富也来得快来得多，这是贪污行为的直接诱因之一。在臭名昭著的北京市长城机电科技产业公司沈太福特大贪污案和行贿案中，《科技日报》社孙树兴和《长城内外》杂志社蔡原江两名记者，在“沈总裁”的“重磅金弹”的轰击下，把职业道德抛于脑后，妙笔生花，夸大事实，隐恶彰善，蒙骗视听，为沈太福效尽犬马之力。他们将记者的身份看作速取金钱的工具，完全背弃“社会良心”、“道义代言人”的使命。但是，如犹太王所罗门所言，欲急速取得财物者，在社会道德天平上，终不免站在“恶”的一端，它带来财富转移的不平等，与私有制下以身份为特征的财富归属的不平等不同，它所参照的，是公职的道德与义务，因而此时不仅利益受损者，就是利益获得者也内心承认他们的行为——利用职权谋私利——是非法的。
上文提及，促使人们选择行为的一个因素是对利益得失的分析，下面讨论另一因素——道德判断是如何使人选择贪污这种行为的。可以说，贪污腐败现象的根源在于人的道德素质。社会通行观念认定私欲是人类生存的根基，是社会进步的原动力，对名利的贪恋是人的天性。但是，古今中外的众多圣贤对此并不认同，太多的史实也证明并非如此。对此问题的讨论不在本文范畴内，但有一观念是人类社会的共识：欲念应该受到约束。欲念的泛滥迟早祸及他人和自己，道德规范的作用之一就是约束和调整欲念，使个人利益的实现以不侵害其他利益主体为限（更高的道德准则则欲实现个体与整体的融合，因为这与宇宙万物本质上的一体性契合）。当一个人活动过程中利己与利他两种动机冲突时，道德冲突就产生了，此时，个人内心不同的道德信念和行为动机交互冲突，为克服冲突带来的焦虑，要求人作出以道德选择为目的的道德判断。以贪污为例，当实现个人私欲的动机和接受道德约束的动机冲突，而私欲的“非道德”的意识占优时，贪污就发生了。许多贪污者在表述自己行为时所说的“一念之差”，就是这一选择错误的过程。由此可以看出，为避免贪污腐败的发生，对公职人员进行全面深入的道德教育（不是片面的、走过场式的和对人不对己的），使人从“道”和“德”的原初意义的角度认识事物，将眼光放长远，看清事物的利弊转化（贪污腐败最终对己不利，科学家证实贪官的身体和精神状态普遍差于常人，即为其中一例，实质就是因果律起作用），以加强公职人员的道德自律意识和能力，强化正确的道德信念，其作用无疑不应低估。 处在变革大潮中的社会，现代化过程扩大了人们的生存空间，开创了新的财源和权力渠道；改革启动了利益机制，使社会利益呈现多元化，政府、地方、企业、组织和个人都有自己独立的利益诉求，追求自身利益的动机和激励空前增强，利益矛盾和争夺大大加剧，所有新的机会被尽力利用。在这种情况下，旧的道德体系被逐步瓦解，新的道德系统尚未建立，社会道德失范，几成道德真空，人们道德价值观的空虚被“拜金主义”、“享乐主义”所填补，“什么是多数人自然想去干的，那什么就是正当的”之类自然主义的谬误横行，私欲泛滥，成为贪污腐败滋生蔓延的温床。新的道德价值的树立绝非一朝一夕，且需要有超越利益价值的智慧，因此，我们首先亟须的，是充分回归传统，从传统文明中汲取营养，寻找智慧，点亮心灯，才能看清未来的路。
三、腐败环境对个人道德良知的侵蚀作用及道德反作用
人们常把一个原本纯洁善良而逐渐走上邪路的人，比喻为一张白纸染上了黑墨，这里，黑墨就暗喻了不良的环境或坏人的影响。社会环境是可以改变一个人的，我们说这种改变是一种道德蜕变的结果。“人之初，性本善”，品性质朴，思想纯良本是自婴幼儿身上即可发现的优长，在教育和道德发展的过程中，人们亦接受了要依靠诚实劳动获取报酬，不拿不义之财等等观念，并都能在一定阶段和相当程度上依照社会公共行为准则行事；但事物总是在发生着变化，人的道德品行也是如此，在私利撩拨下，在坏人引诱下，在黑白不分的潜规则泛滥中，并眼见老饕餮横行不法而不受惩处依然逍遥时，道德的维系就需要较为强大的内在力量了，意志薄弱者难免同流合污。心中的道德律崩塌了，手中又把持着权力这个利益之门的钥匙，自然就直取所需了。现实生活中贪污“串案”、“窝案”和“群蛀案”多发，主要是因为这种“恶德”传染的缘故。在腐败严重的地区和单位里，贪污行为甚至已经相习成风，恬不为怪了。有很多传统习俗和流行风尚，都是靠从众心理维持和推动的；同理，恶劣品行的沿习成灾，道德良知的诱蚀泯灭，所遵循的，也正是这样一个互相影响的心理路径。小洞不补成大洞，小疮不治烂断腿，这类人人都懂的道理，在错综复杂的社会运转中，有时却被有意无意置入盲区。我们往往以“局部的”、“少数的”之类措辞表述贪腐现象，却有意无意忽略一个事实：即便是地区性、局部性的贪污腐败现象，也可以汇聚成冲决我们社会制度和数千年积淀的民族优秀传统的洪水；少数人道德癌症的扩散转移，社会就会患上绝症。历朝历代自新国乍开依靠严刑峻法和广行德政维持着清廉风气，最终王朝却毁于逐渐成风的骄奢淫佚和贪污腐败，历史的车轮总是在道德的盛衰中反复轮回，令人唏嘘。由历史的教训，我们可以明瞭个人周围的恶劣环境对其道德的败坏，以及由于作为社会存在的个人的堕落对社会的反动。这就产生了所谓滚雪球效应。雪球是由上往下滚动形成的，社会性腐败的根源，也必向上找寻，“鱼从头臭起”，上层的思想行为对于道德风气，是起着导引作用的。这样，我们就找到了治理社会痼疾的要点。当然，我们不能否认，从个体的角度看，其无论受到社会怎样的影响，终究还是其个人的自由意志选择了他的思想和行为，也选择了他最终的人生结局。
近百余年西风东渐，国人渐渐接受了民主、法治等政治价值，但囿于我们的视野、认识和思维的局限，在高扬民主法治的大旗时，往往疏忽其精神内核和支撑，很多学者把目光投向西方，认为只要把维护公平正义的民主制度搬到中国，就可以解决中国的问题。但是由于疏忽了西方政治制度产生的文化背景，不可避免地出现了“异体移植”的弊端。西方以维护公平正义为核心的政治制度是在宗教文化的传统中产生的。换言之，西方的政治制度维护公平正义，而仁慈博爱的道德情感是通过教会培养的。所以，事实上，西方人维护社会秩序是依靠“两手抓”：一手抓公平正义的政治制度，一手抓仁慈博爱的道德教育。但是我们在向西方学习的时候，却仅仅看到了其重视公平正义的政治制度建设的一面，而在很大程度上忽视了这种政治制度所得以建立的根，即一定程度的公民道德素质。所以即使把西方某些先进的制度搬到中国来，却并没有解决实际问题。例如：在西方通行的“无偿退款制度”，即顾客对产品不满意，可以持空盒要求公司全额退款。该制度在任何西方发达国家奉行时，都没有问题，但是当有公司将其移植到中国时，却出现了可想而知的结果。这是在长期的宗教教育下，以诚信为基本道德品质的西方国家所从未遇到过的。
西方著名伦理学家麦金泰尔在他的著作《美德的追寻》中说：“无论美德与法律之间在其他方面有着怎样的紧密联系，对于法律的应用而言，它仅仅对那些拥有正义的美德的人才有可能发挥作用。”我想，用西方人的话语，对于我们沉浸在西方迷梦中的人们来说，应该更有警醒作用吧，是到了应该重建社会道德价值和恢复崇尚社会道德价值的时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