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20世纪初的弗吉尼亚·伍尔芙开始，经由20世纪60年代西蒙娜·德·波伏娃的发展，到埃莱娜·西苏日臻完善。中国女作家在西方女性主义理论的印证下，开始了长达一个世纪的情欲革命。
　　《岗上的世纪》：
　　王安忆的“性”寻根
　　“对人的生存态势的关注”，是王安忆小说贯穿始终的母题。
　　上世纪八十年代，中国社会开始巨大转型，形成于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的西方第二次女性运动余波，通过西蒙娜·德·波伏娃的《第二性》、贝蒂·弗里丹的《女性的奥秘》等一批西方女性主义文论传入中国，“女人不是天生的，而是后天形成的”，或间接或直接地影响了中国女作家群体。
　　在女性主义本土化的过程中，王安忆便是其中的典型代表。
　　在“三恋”之一《小城之恋》中，作家描写了小城剧团里的一对青年男女，对情欲的向往、深陷、迷茫与逃离。在小说《岗上的世纪》中，女知青李小琴为了能调回城里，主动勾引了大杨庄的小队长杨绪国，并使他在引诱下体验了“性”的真正意义。
　　如果说1986年的《小城之恋》中所表现的性爱，是带着中国文化上的道德焦虑，而演绎出来的一场对“性”的寻根追逐战，那么到了1989年《岗上的世纪》，性爱则从传宗接代的例行公式中，转换成发掘“性”的本身。
　　纵然王安忆说，“我的女权意识大概还没有觉醒，至少说我不是女权主义作家”。可众多评论者，依旧将“三恋”和《岗上的世纪》作为这一阶段“性的权利要求”的最佳例子，进而把她标举成具有女性意识、女性主义倾向的女作家。
　　在同一时代，这样由“性”入手，寻找女性性别定位的作家并不少。张洁的《方舟》讲述了三位知识女性的人生困境，因不愿被丈夫视为保姆、花瓶、生育工具而离婚，组成了“寡妇俱乐部”，却遭遇挫折，因为她们没有学会在男性文化做主导的现实中，如何迎合男人，强烈地表现了“性”的差别。
　　《方舟》题记所说：“你将格外地不幸，因为你是女人”，也成为这个时代不少女性写作中所表达的观点。
　　丁玲、茹志鹃：
　　“穿着衣服”的女性觉醒
　　1928年，丁玲发表《莎菲女士的日记》。
　　此时五四运动已经结束近十年，其所倡导的民主与自由对于传统的两性关系模式造成了巨大冲击，女性意识的觉醒让男女平权成为这一时段的“主题词”。
　　《沙菲女士的日记》恰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横空出世。
　　主角莎菲倔强而反叛，她厌恶一切的旧道德、旧礼制，将自己放在了与男性平等的位置上，大胆追求凌吉士，并为灵与肉的分离而痛苦。
　　莎菲将中国女性的感性欲望第一次大白于天下，同样的，她也被当时礼教森严的社会摒弃。“在这个社会里面，是不会任我去取得我所要的来满足我的冲动，我的欲望”。所以她只能以放纵、堕落表现自己的失望，最终“悄悄地活下来，悄悄地死去”。
　　而在此后30年，王安忆的母亲茹志鹃以《百合花》踏上文坛。
　　出生于1925年的茹志鹃，正生活在20世纪初期的男女平权运动的发端和20世纪80年代《第二性》带来的女性主义觉醒之间的真空期。
　　此时妇女运动与抗日救亡运动、解放运动融为一体，爱情让位于伟大理想的去性别化时期。影响她的，是上世纪三十年代女性革命化写作传统，这在茹志鹃的作品中，表现分明。
　　《如愿》中旧社会妇女何大妈在解放后因为工作而产生自我价值，《静静的产院》则写活了谭婶婶学习医学知识的一段心理变化。茹志鹃的笔触常游弋在劳动女性的心灵世界，反映了对新型的女性的精神世界、发展前景的思考。
　　张抗抗们的情爱画廊
　　1995年，北京世界妇女大会的召开，将“身体写作”带入中国。
　　这是在西方后现代注意思潮和第三波女性主义浪潮的影响下，而形成的再一次变革。中国女作家开始注重女人的个体性。
　　第二年，张抗抗出版了《情爱画廊》。这部书以女性的审美价值观来写“性”，以久耽女色的人体画家周由为线索，勾勒出了美艳少妇水虹、水虹的丈夫呈奂雄、周由的旧情人舒丽等之间的故事，从而引发对于“有爱的性和有性的爱”的讨论，甫一面世，就轰动文坛，被称为中国首部性爱文学作品。
　　“身体写作”起始者陈然，其作品《私人生活》以主人公倪拗拗自身的女性经验和隐秘的内心生活为视角，无论是与她的老师T先生发生性关系，与男友恋爱时的虚荣心，还是其对着镜子自我欣赏而展露的自恋情节，无一不表达出对女性存在价值的追寻。
　　时至卫慧与棉棉，情欲变得赤裸裸。《上海宝贝》中，倪可纵然深爱性无能的男友天天，她依旧离不开德籍男友马克。棉棉的《糖》里女主人公吸毒、做爱、有同性恋行为，一边痛苦迷惘，不问明天，一边又无法拒绝来自身体感官的诱惑，纵情欢娱。大量性生活的渲染，使其成为下半身写作的代名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