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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虚构文学与虚构文学最大的差异在于其真实性，但是非虚构文学的真实不仅仅是对生活表象的呈现，还需要深度的灵魂介入和温暖的人性烛照，也不仅仅是对现实问题的单纯干预，更需要波兰诗人扎加耶夫斯基那种“尝试赞美残缺的世界”（《尝试赞美残缺的世界》）的胸怀与勇气，也即要在作品中埋下面向未来的向上向善的种子，捕捉住滚滚红尘中提升灵魂的人性光芒。
文德芳的非虚构作品集《现代人心灵影像》共由若干篇组成，每篇各自独立且有不同的主题，且多属乡土题材，其中主要包括吸毒与戒毒、离乡与返乡、拐卖与逃离、留守儿童与老人、智障老人与癌症患者、爱情的忠贞与出轨、善良与欺骗等诸多社会问题。和多数非虚构作家一样，文德芳关注的仍是底层或边缘人物不得不直面的日常生活琐事。作者在追求真实性、时代性的同时，倾注了更多的同情关爱与忧患意识，使作品既富有人性的温度也具有意蕴的深度。正如作者所言：“我并非对他们的故事或事故感兴趣，而是更想写他们在困境中上升的精神，写他们悲凉中的温度、温暖，希望能为他们发声。”所以这部作品在揭示社会问题的同时，还抒写了人们抗争苦难命运的无畏精神和在窘困或几近绝望的情境中仍怀抱梦想的坚韧品质。这样的精神或品质恰恰是刘大先曾在《当代经验、民族志转向与非虚构写作》一文中指出的“一种摆脱孤独、脆弱和恐惧而闪现出来的人性觉醒之光”，这也是非虚构作品所应该具有的伦理品质或精神向度。
一、生存困境的真实呈现
《现代人心灵影像》所关注的是山西阳泉地区的某些普通小人物，他们的命运各异，但都有着较为心酸甚至惨痛的命运遭际，都面临着错综复杂的生存困境。比如《毒品，离我们有多远》中作者所采访的那几位强制戒毒所学员，他们便经历过痛不欲生、生不如死的吸毒戒毒经历，品尝到了生命的惨痛和心灵的绝望。作者在客观叙事的同时重视对人物内心世界的挖掘，以揭示他们的悔恨、痛苦，遭遇的歧视以及面临的绝望与希望。毒品强大的破坏性、毁灭性于普通人而言更多只是一个模糊的概念而已，但文德芳却以访谈与实录的方式把吸毒者扭曲、病态和绝望的心理以及嗜血消骨的肉体痛苦血淋淋地展现在我们眼前，从而给读者以触目惊心的警示。
《被拐卖女子的逃离》写一位四川女子李英被拐骗卖到了山西阳泉偏僻山村后被迫生儿育女，十四年后她在丈夫表姐夫帮助下回到四川看望父亲，但与父亲见面一小时后又匆匆逃离了故乡。处于乡土社会底层的李英一生都试图逃离自己悲苦的命运，在四川老家时，因前任丈夫经常打她，她被迫抛下两个儿子逃离家庭，但却受骗被拐卖；被拐卖后，试图逃离异地回归故乡，但最终没能实现；十四年后回到故乡却又因害怕被前夫发现而遭扣留，又匆匆逃离故乡，回到山西家中。实际上李英的故事已经不是一个简单的拐卖故事，它涉及离乡与返乡、回归与逃离、别离与团圆、善良与伤害、诚信与欺骗等充满张力的现代人所面临的心灵困境问题。
《母亲走失的506天》采用了跟踪报道和背景交代相结合的叙事方式，讲述的是韩军霞及家人在500多天中如何寻找失联智障母亲的故事。作品重点叙事了军霞与母亲失之交臂的几次经历，将失联者家人的揪心焦灼与陌生人的麻木冷漠进行对照性叙写，既赋予了作品较强的叙事张力，也营造出一种扣人心弦的紧张氛围。军霞每次错过母亲后便喟然长叹：只要那些见到母亲的陌生人稍微多一点爱心或关心，母亲就不至于至今找不到。但现实却很残酷，人们对流浪老人多抱着事不关己高高挂起的冷漠心态，甚至连民政部门与救助站也互相推诿。军霞最终也没有找到自己失联的母亲，这与其说是军霞家庭的悲剧，不如说是整个社会的悲剧。作者让笔触跟随寻亲这条线索伸向广阔的现实生活空间，巧妙地勾勒出现代人心灵普遍患有的冷漠病症，从而成为一个时代群体性病症的真实镜像。
《何以进不了祖坟？》一文讲述了平定县汪亮的故事。汪亮與琴两情相悦，但琴后来患上类风湿性关节炎，汪亮不顾家人反对毅然和琴结婚，一边工作一边照顾琴，但生活不堪重负，结婚三年后与琴离了婚，琴不久便死去。汪亮背负着忏悔又再婚，婚后日子平稳幸福，后来他为了帮朋友，介绍朋友向自己的亲戚借了10万元，但朋友生意亏损后跑掉，亲戚转而逼他还钱，严重影响家庭生活。有情有义的汪亮为了让妻儿过上平静的日子，决定和妻子离婚，独自承担责任。但离婚后的汪亮始终没能从被欺骗的心理阴影中摆脱出来，他深切地体会到了人性的自私与残酷，他在绝望中沉沦，在沉沦中堕落，最终染上性病，因身体溃烂而死。实际上是现实中的欺骗与冷漠直接杀死了汪亮。作者充满了对乡土好人的同情与缅怀，深入挖掘人物内心世界，写出了汪亮的幸福———悔恨———哀怨———痛苦———绝望等心理变化过程，表达了作者对乡土道德伦理秩序遭遇严重破坏后的深沉忧虑。
《苏老师的爱情》主要讲述了夫妻间因误会带来的悲剧故事。苏老师结了三次婚，第一次是包办婚姻，仅因为对方有狐臭，苏老师在结婚的当天便决定离婚；第二次婚姻是自由恋爱，但苏老师误会妻子与他人有染，便贸然与第二任妻子离婚；第三次婚姻中妻子因煤气中毒而瘫痪，苏老师不离不弃伺候妻子直至其离世。作者善于在叙事中制造波澜，使苏老师的爱情变得一波三折，从而达到引人入胜的叙事效果。作者还在苏老师的爱情故事中融入了自己对爱情的形而上思考，展示了因命运的乖张所带来的无法弥补的人生遗憾。同样是这个故事，如果从苏老师前两任妻子的视角展开分析，便能深切地感受到即使是现代女性，她们仍然处于生存的弱势地位，她们仍难摆脱男权文化的束缚与困扰。因而《苏老师的爱情》给读者留下了更大的反思空间。
非虚构作品不能仅仅做表象的揭示，正如刘大先所言，“如果只是停留在现象描述与原因归纳之中，显然并不能真正理解和解决非虚构的中国问题”。文德芳在《现代人心灵影像》中多采用先结局后溯源的叙事策略，这不仅能更好地展现乡土社会存在的某些问题或现象，还能更深入地追溯形成这类现象或问题的历史文化根源，从而更加深刻地认识社会发展的本质以及在其影响下起伏律动的人性现状。就人性而言，《现代人心灵影像》较为集中地展示了现代人心灵遭遇的信任危机。除了前面提及的《苏老师的爱情》《何以进不了祖坟？》《被拐卖女子的逃离》等作品外，《咋死在了娘子关》也揭示的是信任危机问题。《咋死在了娘子关》讲述了一个非常悲凄的故事。石林本来有一个幸福的家庭，其妻子不仅长相端庄，而且也很贤惠，一天妻子突然失踪，石林狂找三个多月无果。后来发现妻子与一陌生男子因车祸一起死在了娘子关。石林和妻子感情一向很好，且十分信任妻子，但妻子暗地与男网友跑到娘子关约会且为此丧命，是他万万没有想到的。石林面对事实惨遭打击，他既有失妻之痛，也陷入受骗之惑，因而备受煎熬而身心憔悴。石林的悲剧揭示出现实社会中人们正遭遇的信任危机问题。作者对信任危机所带来的悲剧性甚至灾难性后果充满忧虑与警觉。 《现代人心灵影像》更多是去倾听普通人的心声，去关注他们的生存状态和精神生活。作者对有的人物跟踪了十年八年，目的是要走近他们的内心，去挖掘那些为时代表象遮蔽了的底层人的生存本相。作者在客观叙事中融入了大量的主观抒情，以抑恶扬善和仁慈关爱的创作姿态赋予了作品以人性的温度与道义的光芒。
二、照耀乡土的人性光芒
《现代人的心灵影像》更难能可贵的是在展示现代人心灵危机的同时，还对现代乡土社会仍然保留的传统美德和人性之光进行了发掘与抒写，即努力去赞美残缺的乡土世界，努力去肯定与激发那些向上向善的力量，从而赋予非虚构作品应有的精神向度。
《毒品，离我们有多远》通过大量的走访去了解吸毒强戒所学员的内心，并从中捕捉戒毒人员心中还未曾泯灭的人性光芒。这些微弱的人性光芒来自政府的关心、社会的帮助以及家庭的温情，这些人间亲情与关爱照亮并温暖了戒毒人员寒冷、晦暗与绝望的心灵，赋予了他们与毒瘾搏斗的勇气与毅力，从而在绝望中生长出了希望。他们身上的人性之光尽管微弱，但却是身处人性毁灭或人心死亡边缘的生命之光。正是这些在扭曲人性与嗜血的毒瘾之中生长出的人性的光芒，才赋予了人们面对现实生活的勇气、信心、希望与力量。
《被拐卖女子的逃离》中的李英整个人生都处于被动的弱者地位，她被排挤到现代文明的边缘地带，她于命运顺从多于反抗。她试图逃离现实的困境，但最终都失败了，为了生活她不得不屈从命运的安排。当她被拐卖而无法逃离时，她重拾生活的勇气，以四川女子特有的勤劳和隐忍对抗生活的艰苦和平淡，努力做一个贤妻良母式的普通妇女。李英是一位被欺辱受损害的弱女子，是一位心灵被撕裂的女性，但她懂得用自己勤劳的双手和行动去弥合心灵的创伤。她不执着于苦痛，懂得原谅自己和别人的过去，勇敢地面对生活的艰辛，承担起家庭的责任，坚定地向前走。李英身上展示了底层妇女所具有的坚韧、顽强与宽容等品质，也体现出一种民间朴素的隐忍智慧。可以说，正是无数李英般普通的女子，才承载起一个个普通家庭的希望，从而也承载起一个民族的希望。
《母亲走失的506天》一文中，作者在批评现实生活中的麻木与冷漠的同时，也叙写了很多帮助军霞寻母的好人。特别是写到军霞及其家人在寻找自己母亲的同时，也对路遇的流浪者进行拍照，并发到微信群里以求转发扩散，或者帮助流浪老人打报警电话，希望帮助他们找到自己的家人。军霞等人在自身面临困境之际，仍然不忘救危济困。这种朴素善良的品质正是作者试图在作品中彰显的人性之光，这光芒让人们在物欲喧嚣的现实生活中看到了自我救赎的希望。
《咋死在了娘子关》中的石林虽然因失去妻子而惨遭打击，但他没有放弃生活的信念。作者特别描写了妻亡两年后的石林：“两年多不见，我在他过早地爬上抬头皱纹的脸上，细细揣测那失妻之痛，人生忧患的残痕，风霜雨雪对他心灵的剥蚀，我难能描写。”但是石林没有被这种人生残酷的打击所击倒，他肩负着家庭的责任坚韧地走向未来，他驾着摩的，“从早到晚，从春到冬，从这条街道穿行到那条街道，从这个楼穿行到那个村镇。……响个不停的摩的声载着他的希望，他的寄托，他的梦想。”石林作为底层人，很卑微很渺小，但即使遭到命运的惨痛打击，仍顽强而坚韧地为自己的梦想穿行在命运为其布下的网络中。这正是一个普通的底层人的坚韧，这是大地之子最为本色的生命抒写。
《母亲托梦，让我离开北京回老家》讲述了阳泉女子从北京回阳泉老家后，尽管生活并不如愿，但她在这片土地上坦然而平静地面对一切，即使遭遇了丈夫出轨和离婚，她仍然善待自己的孩子和公婆，善待自己，并没有消沉和抱怨，这位女子身上所体现出来的宽容、善良、从容与坚韧等品质，正是优秀的民族文化传统在女性身上的集中体现。作者采用雅致的语言和抒情的笔触让屡遭波折的俗世生活增添了幾分诗性的色彩，让一位极为平凡的女子在喧闹的红尘中守护着宁静之美，守护着梦想与希望。因而可以毫不夸张地说，这是一篇极富生活气息和人性温度的非虚构作品。
《父爱深几许》讲述的是父子亲情。冯铁母亲早逝，父亲把兄妹仨带大，冯铁总感觉父亲偏心哥哥，对此很不理解。后来他参加了2008年的汶川震后救灾，在救灾过程中深刻地理解了生命的意义和无私奉献的人间大爱，因而也理解了父亲对子女的深爱。这篇作品之后还另外附有与父爱相关的两则日记。其中一篇日记讲述的是贫困家庭出生的女孩贾玉，其父不幸患癌，离世之前决定请女儿吃一次肯德基，这是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这个故事既浸透了心酸，也充盈着深沉博大的父爱。也正是这位父亲，在和癌症病魔搏斗的过程中还专门约作者交谈，呼吁人们多多关爱癌症病人。这位父亲的爱已经超越自我，升华成一种人间大爱。因此无论是贾玉的父亲还是冯铁本人，都把对自我与家人的爱提升到了关爱他人的新境界，正是这种倡导无私奉献、惠及他人的人间大爱才有可能化解冷漠与隔阂，重新激发人们对生活的热情，并重建乡土社会中的伦理秩序。
文德芳生活在城乡接合部，这里往来穿梭着大量的流动人口，他们多属于这个时代的边缘人，他们还不曾完全为城市所接纳，也很难重返乡村，他们在现代化的道路上执着地寻找着属于自己的生存空间和生活道路，他们非常容易在凡尘琐事中被生活的尘埃所淹没，他们的故事抑或他们的情感、思想或精神也将随着时间的流逝而销声匿迹。但文德芳却努力尝试着用文字去记录和赞美这个残缺的世界，始终擎着善良仁爱的心灵烛台，去照亮并温暖那些卑微如尘的生命，使他们不再孤独、寂寞和恐惧，同时也赋予处于困厄之中的现代人以自信的力量和希望的光芒。心灵的温度和人性的光芒正是文德芳在《现代人心灵影像》中始终坚守的精神向度。
三、现代乡愁中的忧患意识
非虚构文学与虚构文学最大的差异在于其真实性，但非虚构的真实不仅仅是对生活表象的呈现，还应该具有多层次的发现性和可能性，也即非虚构所呈现的真实虽然来自个人的视角，但从其所呈现的真实中却可窥见社会的基本面貌，正如刘大先所言，“它所透露出的信息有着丰富的阐释空间，从而使得读者可以窥见社会总体性的面相”。《现代人心灵影像》中所讲述的故事是千千万万普通人的故事，透过这些故事，我们便能窥探到现代乡土社会中所遭遇的诸多问题。无论是阳泉还是其他地方，都没能逃离现代化（当前主要是城镇化）对乡土社会的冲击，这种冲击不仅仅是乡村社会的人口流失、房屋破败或者土地荒芜，更可怕是现代乡土社会中心灵的变异或荒芜。面对乡土社会的衰败，文德芳满含忧患，这种忧患属于现代人所特有的现代乡愁。现代乡愁不仅仅是传统社会因远离家乡而产生的思乡、念乡之愁，更多是传统被割裂而产生的精神乡愁，特别是乡土社会遭遇物质主义和技术主义冲击后，乡土伦理秩序和乡土空间遭遇巨大破坏而引发的文化乡愁，这种乡愁对乡土社会遭遇的现代性具有较强的反思意味。 《母亲托梦，让我离开北京回老家》中的阳泉女子到北京经过一番打拼，有了稳定的工作，也有了男朋友，但仅因做梦梦到了逝去的母亲，便毅然放弃工作和男朋友返回故乡。正是有关故乡的梦彻底击中了她柔软的内心，唤醒了她长期被悬置的乡愁，成为她难以遏抑的回乡冲动。作者巧妙地把女子的梦境穿插于叙事之中，有意凸显其奇特之处：“我独自走着，前后周围没有一个人，桃河岸边是望不到头的河滩，没有人烟，没有树木，没有房屋。风嗖嗖地吹来，吹起细细的黄沙。我身上发冷，不知身在何处，也不知去向，迷路了。我的周围是满目黄沙，没有路，我心里开始恐惧”。这个梦境无疑是对传统乡村遭遇现代性冲击的象征性抒写，梦中的迷失与恐惧正是现代人失却精神原乡而带来的迷茫与恐惧。在看似不经意的梦境叙写中恰恰寄托着作者对现代乡土社会的深切忧患。在《被拐卖女子的逃离》中，四川女子李英被拐卖山西后日思夜想重返家乡，但当自己真正置身家乡之际，一种陌生感与恐惧感紧紧地攫住了她的内心，她又不得不逃离故乡。李英的出走与逃离便成为现代人精神无所皈依的象征性抒写，这也是作者对传统乡土文明遭遇現代文明侵蚀的深度反思。
《承不起你的一炷香？》高艾清的故事映照出传统乡土伦理秩序和文化生态的严重失衡。高艾清因救人而离世，但被救者及其家人却没有为死者敬上一炷香，也无一句感恩的话。作者对高艾清的故事采用回溯叙事与当下直述相结合的方式，把高艾清生前助人为乐的热情、他死后家人的悲痛以及被救者家人的冷漠进行交错叙事，极富层次地展示了现实生活与人性的丰富复杂。虽然高艾清的妻女受到了政府、亲朋与邻里的帮助与关照，但救人方与被救方之间的道德与价值取向的失衡，严重地影响和冲击着高艾清所在乡村固有的伦理秩序，少数人的失信无义与冷漠自私成为盘旋在乡土世界中的可怖的幽灵，威胁着乡土社会伦理秩序的修复与重建。也正因为此，作者才有意识地赋予整个故事阴冷悲戚的情感基调，这种压抑悲戚的情感基调中饱含着作者浓郁的现代乡愁。
在《现代人心灵影像》中，常常把作者讲述与人物自述结合起来，这种叙事方式赋予了作品鲜明的复调色彩，作者的声音与人物的声音相互穿插，交错进行，二者形成了平等对话的关系，同时又统一于作者整体构思之中。正是这种平等对话的叙事方式和写作姿态，在一般非虚构作品中所盘踞着的“幽灵般的‘看’的意识形态”，在《现代人心灵影像》中便不复存在了。无论是在人物走访中还是在故事的叙写中，作者始终怀着悲悯（她曾多年主持《阳泉日报》的《倾诉》专版，以倾听的方式为普通大众解开心结）的情怀去倾听和体悟人物的命运，而不仅仅是旁观或审视，而作者在整个作品中所贯穿的悲悯情怀，同样也形成了一道照耀现代人心灵的人性之光，这也是非虚构写作必不可少的价值追求和精神向度。
责任编辑高璟
文德芳的非虚构作品集《现代人心灵影像》共由若干篇组成，每篇各自独立且有不同的主题，且多属乡土题材，其中主要包括吸毒与戒毒、离乡与返乡、拐卖与逃离、留守儿童与老人、智障老人与癌症患者、爱情的忠贞与出轨、善良与欺骗等诸多社会问题。和多数非虚构作家一样，文德芳关注的仍是底层或边缘人物不得不直面的日常生活琐事。作者在追求真实性、时代性的同时，倾注了更多的同情关爱与忧患意识，使作品既富有人性的温度也具有意蕴的深度。正如作者所言：“我并非对他们的故事或事故感兴趣，而是更想写他们在困境中上升的精神，写他们悲凉中的温度、温暖，希望能为他们发声。”所以这部作品在揭示社会问题的同时，还抒写了人们抗争苦难命运的无畏精神和在窘困或几近绝望的情境中仍怀抱梦想的坚韧品质。这样的精神或品质恰恰是刘大先曾在《当代经验、民族志转向与非虚构写作》一文中指出的“一种摆脱孤独、脆弱和恐惧而闪现出来的人性觉醒之光”，这也是非虚构作品所应该具有的伦理品质或精神向度。
一、生存困境的真实呈现
《现代人心灵影像》所关注的是山西阳泉地区的某些普通小人物，他们的命运各异，但都有着较为心酸甚至惨痛的命运遭际，都面临着错综复杂的生存困境。比如《毒品，离我们有多远》中作者所采访的那几位强制戒毒所学员，他们便经历过痛不欲生、生不如死的吸毒戒毒经历，品尝到了生命的惨痛和心灵的绝望。作者在客观叙事的同时重视对人物内心世界的挖掘，以揭示他们的悔恨、痛苦，遭遇的歧视以及面临的绝望与希望。毒品强大的破坏性、毁灭性于普通人而言更多只是一个模糊的概念而已，但文德芳却以访谈与实录的方式把吸毒者扭曲、病态和绝望的心理以及嗜血消骨的肉体痛苦血淋淋地展现在我们眼前，从而给读者以触目惊心的警示。
《被拐卖女子的逃离》写一位四川女子李英被拐骗卖到了山西阳泉偏僻山村后被迫生儿育女，十四年后她在丈夫表姐夫帮助下回到四川看望父亲，但与父亲见面一小时后又匆匆逃离了故乡。处于乡土社会底层的李英一生都试图逃离自己悲苦的命运，在四川老家时，因前任丈夫经常打她，她被迫抛下两个儿子逃离家庭，但却受骗被拐卖；被拐卖后，试图逃离异地回归故乡，但最终没能实现；十四年后回到故乡却又因害怕被前夫发现而遭扣留，又匆匆逃离故乡，回到山西家中。实际上李英的故事已经不是一个简单的拐卖故事，它涉及离乡与返乡、回归与逃离、别离与团圆、善良与伤害、诚信与欺骗等充满张力的现代人所面临的心灵困境问题。
《母亲走失的506天》采用了跟踪报道和背景交代相结合的叙事方式，讲述的是韩军霞及家人在500多天中如何寻找失联智障母亲的故事。作品重点叙事了军霞与母亲失之交臂的几次经历，将失联者家人的揪心焦灼与陌生人的麻木冷漠进行对照性叙写，既赋予了作品较强的叙事张力，也营造出一种扣人心弦的紧张氛围。军霞每次错过母亲后便喟然长叹：只要那些见到母亲的陌生人稍微多一点爱心或关心，母亲就不至于至今找不到。但现实却很残酷，人们对流浪老人多抱着事不关己高高挂起的冷漠心态，甚至连民政部门与救助站也互相推诿。军霞最终也没有找到自己失联的母亲，这与其说是军霞家庭的悲剧，不如说是整个社会的悲剧。作者让笔触跟随寻亲这条线索伸向广阔的现实生活空间，巧妙地勾勒出现代人心灵普遍患有的冷漠病症，从而成为一个时代群体性病症的真实镜像。
《何以进不了祖坟？》一文讲述了平定县汪亮的故事。汪亮與琴两情相悦，但琴后来患上类风湿性关节炎，汪亮不顾家人反对毅然和琴结婚，一边工作一边照顾琴，但生活不堪重负，结婚三年后与琴离了婚，琴不久便死去。汪亮背负着忏悔又再婚，婚后日子平稳幸福，后来他为了帮朋友，介绍朋友向自己的亲戚借了10万元，但朋友生意亏损后跑掉，亲戚转而逼他还钱，严重影响家庭生活。有情有义的汪亮为了让妻儿过上平静的日子，决定和妻子离婚，独自承担责任。但离婚后的汪亮始终没能从被欺骗的心理阴影中摆脱出来，他深切地体会到了人性的自私与残酷，他在绝望中沉沦，在沉沦中堕落，最终染上性病，因身体溃烂而死。实际上是现实中的欺骗与冷漠直接杀死了汪亮。作者充满了对乡土好人的同情与缅怀，深入挖掘人物内心世界，写出了汪亮的幸福———悔恨———哀怨———痛苦———绝望等心理变化过程，表达了作者对乡土道德伦理秩序遭遇严重破坏后的深沉忧虑。
《苏老师的爱情》主要讲述了夫妻间因误会带来的悲剧故事。苏老师结了三次婚，第一次是包办婚姻，仅因为对方有狐臭，苏老师在结婚的当天便决定离婚；第二次婚姻是自由恋爱，但苏老师误会妻子与他人有染，便贸然与第二任妻子离婚；第三次婚姻中妻子因煤气中毒而瘫痪，苏老师不离不弃伺候妻子直至其离世。作者善于在叙事中制造波澜，使苏老师的爱情变得一波三折，从而达到引人入胜的叙事效果。作者还在苏老师的爱情故事中融入了自己对爱情的形而上思考，展示了因命运的乖张所带来的无法弥补的人生遗憾。同样是这个故事，如果从苏老师前两任妻子的视角展开分析，便能深切地感受到即使是现代女性，她们仍然处于生存的弱势地位，她们仍难摆脱男权文化的束缚与困扰。因而《苏老师的爱情》给读者留下了更大的反思空间。
非虚构作品不能仅仅做表象的揭示，正如刘大先所言，“如果只是停留在现象描述与原因归纳之中，显然并不能真正理解和解决非虚构的中国问题”。文德芳在《现代人心灵影像》中多采用先结局后溯源的叙事策略，这不仅能更好地展现乡土社会存在的某些问题或现象，还能更深入地追溯形成这类现象或问题的历史文化根源，从而更加深刻地认识社会发展的本质以及在其影响下起伏律动的人性现状。就人性而言，《现代人心灵影像》较为集中地展示了现代人心灵遭遇的信任危机。除了前面提及的《苏老师的爱情》《何以进不了祖坟？》《被拐卖女子的逃离》等作品外，《咋死在了娘子关》也揭示的是信任危机问题。《咋死在了娘子关》讲述了一个非常悲凄的故事。石林本来有一个幸福的家庭，其妻子不仅长相端庄，而且也很贤惠，一天妻子突然失踪，石林狂找三个多月无果。后来发现妻子与一陌生男子因车祸一起死在了娘子关。石林和妻子感情一向很好，且十分信任妻子，但妻子暗地与男网友跑到娘子关约会且为此丧命，是他万万没有想到的。石林面对事实惨遭打击，他既有失妻之痛，也陷入受骗之惑，因而备受煎熬而身心憔悴。石林的悲剧揭示出现实社会中人们正遭遇的信任危机问题。作者对信任危机所带来的悲剧性甚至灾难性后果充满忧虑与警觉。 《现代人心灵影像》更多是去倾听普通人的心声，去关注他们的生存状态和精神生活。作者对有的人物跟踪了十年八年，目的是要走近他们的内心，去挖掘那些为时代表象遮蔽了的底层人的生存本相。作者在客观叙事中融入了大量的主观抒情，以抑恶扬善和仁慈关爱的创作姿态赋予了作品以人性的温度与道义的光芒。
二、照耀乡土的人性光芒
《现代人的心灵影像》更难能可贵的是在展示现代人心灵危机的同时，还对现代乡土社会仍然保留的传统美德和人性之光进行了发掘与抒写，即努力去赞美残缺的乡土世界，努力去肯定与激发那些向上向善的力量，从而赋予非虚构作品应有的精神向度。
《毒品，离我们有多远》通过大量的走访去了解吸毒强戒所学员的内心，并从中捕捉戒毒人员心中还未曾泯灭的人性光芒。这些微弱的人性光芒来自政府的关心、社会的帮助以及家庭的温情，这些人间亲情与关爱照亮并温暖了戒毒人员寒冷、晦暗与绝望的心灵，赋予了他们与毒瘾搏斗的勇气与毅力，从而在绝望中生长出了希望。他们身上的人性之光尽管微弱，但却是身处人性毁灭或人心死亡边缘的生命之光。正是这些在扭曲人性与嗜血的毒瘾之中生长出的人性的光芒，才赋予了人们面对现实生活的勇气、信心、希望与力量。
《被拐卖女子的逃离》中的李英整个人生都处于被动的弱者地位，她被排挤到现代文明的边缘地带，她于命运顺从多于反抗。她试图逃离现实的困境，但最终都失败了，为了生活她不得不屈从命运的安排。当她被拐卖而无法逃离时，她重拾生活的勇气，以四川女子特有的勤劳和隐忍对抗生活的艰苦和平淡，努力做一个贤妻良母式的普通妇女。李英是一位被欺辱受损害的弱女子，是一位心灵被撕裂的女性，但她懂得用自己勤劳的双手和行动去弥合心灵的创伤。她不执着于苦痛，懂得原谅自己和别人的过去，勇敢地面对生活的艰辛，承担起家庭的责任，坚定地向前走。李英身上展示了底层妇女所具有的坚韧、顽强与宽容等品质，也体现出一种民间朴素的隐忍智慧。可以说，正是无数李英般普通的女子，才承载起一个个普通家庭的希望，从而也承载起一个民族的希望。
《母亲走失的506天》一文中，作者在批评现实生活中的麻木与冷漠的同时，也叙写了很多帮助军霞寻母的好人。特别是写到军霞及其家人在寻找自己母亲的同时，也对路遇的流浪者进行拍照，并发到微信群里以求转发扩散，或者帮助流浪老人打报警电话，希望帮助他们找到自己的家人。军霞等人在自身面临困境之际，仍然不忘救危济困。这种朴素善良的品质正是作者试图在作品中彰显的人性之光，这光芒让人们在物欲喧嚣的现实生活中看到了自我救赎的希望。
《咋死在了娘子关》中的石林虽然因失去妻子而惨遭打击，但他没有放弃生活的信念。作者特别描写了妻亡两年后的石林：“两年多不见，我在他过早地爬上抬头皱纹的脸上，细细揣测那失妻之痛，人生忧患的残痕，风霜雨雪对他心灵的剥蚀，我难能描写。”但是石林没有被这种人生残酷的打击所击倒，他肩负着家庭的责任坚韧地走向未来，他驾着摩的，“从早到晚，从春到冬，从这条街道穿行到那条街道，从这个楼穿行到那个村镇。……响个不停的摩的声载着他的希望，他的寄托，他的梦想。”石林作为底层人，很卑微很渺小，但即使遭到命运的惨痛打击，仍顽强而坚韧地为自己的梦想穿行在命运为其布下的网络中。这正是一个普通的底层人的坚韧，这是大地之子最为本色的生命抒写。
《母亲托梦，让我离开北京回老家》讲述了阳泉女子从北京回阳泉老家后，尽管生活并不如愿，但她在这片土地上坦然而平静地面对一切，即使遭遇了丈夫出轨和离婚，她仍然善待自己的孩子和公婆，善待自己，并没有消沉和抱怨，这位女子身上所体现出来的宽容、善良、从容与坚韧等品质，正是优秀的民族文化传统在女性身上的集中体现。作者采用雅致的语言和抒情的笔触让屡遭波折的俗世生活增添了幾分诗性的色彩，让一位极为平凡的女子在喧闹的红尘中守护着宁静之美，守护着梦想与希望。因而可以毫不夸张地说，这是一篇极富生活气息和人性温度的非虚构作品。
《父爱深几许》讲述的是父子亲情。冯铁母亲早逝，父亲把兄妹仨带大，冯铁总感觉父亲偏心哥哥，对此很不理解。后来他参加了2008年的汶川震后救灾，在救灾过程中深刻地理解了生命的意义和无私奉献的人间大爱，因而也理解了父亲对子女的深爱。这篇作品之后还另外附有与父爱相关的两则日记。其中一篇日记讲述的是贫困家庭出生的女孩贾玉，其父不幸患癌，离世之前决定请女儿吃一次肯德基，这是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这个故事既浸透了心酸，也充盈着深沉博大的父爱。也正是这位父亲，在和癌症病魔搏斗的过程中还专门约作者交谈，呼吁人们多多关爱癌症病人。这位父亲的爱已经超越自我，升华成一种人间大爱。因此无论是贾玉的父亲还是冯铁本人，都把对自我与家人的爱提升到了关爱他人的新境界，正是这种倡导无私奉献、惠及他人的人间大爱才有可能化解冷漠与隔阂，重新激发人们对生活的热情，并重建乡土社会中的伦理秩序。
文德芳生活在城乡接合部，这里往来穿梭着大量的流动人口，他们多属于这个时代的边缘人，他们还不曾完全为城市所接纳，也很难重返乡村，他们在现代化的道路上执着地寻找着属于自己的生存空间和生活道路，他们非常容易在凡尘琐事中被生活的尘埃所淹没，他们的故事抑或他们的情感、思想或精神也将随着时间的流逝而销声匿迹。但文德芳却努力尝试着用文字去记录和赞美这个残缺的世界，始终擎着善良仁爱的心灵烛台，去照亮并温暖那些卑微如尘的生命，使他们不再孤独、寂寞和恐惧，同时也赋予处于困厄之中的现代人以自信的力量和希望的光芒。心灵的温度和人性的光芒正是文德芳在《现代人心灵影像》中始终坚守的精神向度。
三、现代乡愁中的忧患意识
非虚构文学与虚构文学最大的差异在于其真实性，但非虚构的真实不仅仅是对生活表象的呈现，还应该具有多层次的发现性和可能性，也即非虚构所呈现的真实虽然来自个人的视角，但从其所呈现的真实中却可窥见社会的基本面貌，正如刘大先所言，“它所透露出的信息有着丰富的阐释空间，从而使得读者可以窥见社会总体性的面相”。《现代人心灵影像》中所讲述的故事是千千万万普通人的故事，透过这些故事，我们便能窥探到现代乡土社会中所遭遇的诸多问题。无论是阳泉还是其他地方，都没能逃离现代化（当前主要是城镇化）对乡土社会的冲击，这种冲击不仅仅是乡村社会的人口流失、房屋破败或者土地荒芜，更可怕是现代乡土社会中心灵的变异或荒芜。面对乡土社会的衰败，文德芳满含忧患，这种忧患属于现代人所特有的现代乡愁。现代乡愁不仅仅是传统社会因远离家乡而产生的思乡、念乡之愁，更多是传统被割裂而产生的精神乡愁，特别是乡土社会遭遇物质主义和技术主义冲击后，乡土伦理秩序和乡土空间遭遇巨大破坏而引发的文化乡愁，这种乡愁对乡土社会遭遇的现代性具有较强的反思意味。 《母亲托梦，让我离开北京回老家》中的阳泉女子到北京经过一番打拼，有了稳定的工作，也有了男朋友，但仅因做梦梦到了逝去的母亲，便毅然放弃工作和男朋友返回故乡。正是有关故乡的梦彻底击中了她柔软的内心，唤醒了她长期被悬置的乡愁，成为她难以遏抑的回乡冲动。作者巧妙地把女子的梦境穿插于叙事之中，有意凸显其奇特之处：“我独自走着，前后周围没有一个人，桃河岸边是望不到头的河滩，没有人烟，没有树木，没有房屋。风嗖嗖地吹来，吹起细细的黄沙。我身上发冷，不知身在何处，也不知去向，迷路了。我的周围是满目黄沙，没有路，我心里开始恐惧”。这个梦境无疑是对传统乡村遭遇现代性冲击的象征性抒写，梦中的迷失与恐惧正是现代人失却精神原乡而带来的迷茫与恐惧。在看似不经意的梦境叙写中恰恰寄托着作者对现代乡土社会的深切忧患。在《被拐卖女子的逃离》中，四川女子李英被拐卖山西后日思夜想重返家乡，但当自己真正置身家乡之际，一种陌生感与恐惧感紧紧地攫住了她的内心，她又不得不逃离故乡。李英的出走与逃离便成为现代人精神无所皈依的象征性抒写，这也是作者对传统乡土文明遭遇現代文明侵蚀的深度反思。
《承不起你的一炷香？》高艾清的故事映照出传统乡土伦理秩序和文化生态的严重失衡。高艾清因救人而离世，但被救者及其家人却没有为死者敬上一炷香，也无一句感恩的话。作者对高艾清的故事采用回溯叙事与当下直述相结合的方式，把高艾清生前助人为乐的热情、他死后家人的悲痛以及被救者家人的冷漠进行交错叙事，极富层次地展示了现实生活与人性的丰富复杂。虽然高艾清的妻女受到了政府、亲朋与邻里的帮助与关照，但救人方与被救方之间的道德与价值取向的失衡，严重地影响和冲击着高艾清所在乡村固有的伦理秩序，少数人的失信无义与冷漠自私成为盘旋在乡土世界中的可怖的幽灵，威胁着乡土社会伦理秩序的修复与重建。也正因为此，作者才有意识地赋予整个故事阴冷悲戚的情感基调，这种压抑悲戚的情感基调中饱含着作者浓郁的现代乡愁。
在《现代人心灵影像》中，常常把作者讲述与人物自述结合起来，这种叙事方式赋予了作品鲜明的复调色彩，作者的声音与人物的声音相互穿插，交错进行，二者形成了平等对话的关系，同时又统一于作者整体构思之中。正是这种平等对话的叙事方式和写作姿态，在一般非虚构作品中所盘踞着的“幽灵般的‘看’的意识形态”，在《现代人心灵影像》中便不复存在了。无论是在人物走访中还是在故事的叙写中，作者始终怀着悲悯（她曾多年主持《阳泉日报》的《倾诉》专版，以倾听的方式为普通大众解开心结）的情怀去倾听和体悟人物的命运，而不仅仅是旁观或审视，而作者在整个作品中所贯穿的悲悯情怀，同样也形成了一道照耀现代人心灵的人性之光，这也是非虚构写作必不可少的价值追求和精神向度。
责任编辑高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