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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人类历史的演化过程中，瘟疫时时与人相随。欧洲历史上更是暴发过多次，14世纪发生的“黑死病”更是让人难忘。由此缘故，西方作家写瘟疫的，当然不止加缪的《鼠疫》一本。比如“黑死病”猖獗的时代，便有意大利作家乔万尼·薄伽丘的《十日谈》，为西方文学史上的名著。此书的写作背景，至少按照作者交代，正是“黑死病”发生的那个世纪。薄伽丘讲的是七女三男为了避疫，躲进了一座山庄。为了消磨时光，各人讲故事度过了十天，于是取其为书名。
瘟疫降临，逃向一处“人造的”世外桃源
与《鼠疫》不同的是，《十日谈》中的内容，除了在起始的部分交代此书的写作缘由之后，几乎没有怎么涉及瘟疫如何影响人类的行为。薄伽丘似乎只是以瘟疫的发生作为契机，像阿拉伯文学名著《一千零一夜》和蒲松龄写作《聊斋志异》那样，其收入的故事嬉笑怒骂、应有尽有，似乎以猎奇、新颖为主要目的。其笔调亦轻松戏谑，并不着意探讨瘟疫下的艰难人生及其痛苦的应对。我读了几篇之后，便将之放下了。
2月开始，病毒已经走出中国、亚洲，在世界各地大规模流行。3月之后，我所在的美国东部更迅速成为疫情的中心，感染、死亡人数急剧增加，至今尚未看到好转的拐点。学校、图书馆关门，我闭门不出，时时通过各种渠道了解疫情和人们的应对，时而伤感、时而悲愤、时而又欢喜振奋，情感上的波动可谓五味杂陈，感触良多。带着这样复杂的心情，重新展读《十日谈》，对薄伽丘的处理方式，忽然有了一种别样的感受。
首先，薄伽丘的写作突出了瘟疫降临之出乎意料，如何让人措手不及。此次新冠病毒的来袭，亦是如此。欧美各国对于疫情在当地的传播之快，均缺乏心理准备。薄伽丘在书的起始写道：“在硕果累累的一千三百四十八年，意大利最美丽的城市，出类拔萃的佛罗伦萨，竟发生了要命的瘟疫。不知是由于天体星辰的影响，还是因为我们多行不义，天主大发雷霆，降罚于世人。”
在科学发达的21世纪，大多数人自然不会视病毒为天主的惩罚，但对这次病毒的根源，医学界仍然莫衷一是。而如果我们遵中国的传统思维，将“天”视为自然界的代表，那么我们还是可以基本认定，人类的自以为是，对自然界和其他生物所持之颐指气使、任意对待的态度和行为，应该是这次病毒暴发的最终原因。
薄伽丘对瘟疫传播的描述，读来也让人感慨唏嘘，不得不叹其逼真和形象。他说“那场瘟疫来势特别凶猛，健康人只要一接触病人就会传染上”。他接着形容道：“更严重的是，且不说健康人与病人交谈或者接触会染上疫病、多半死亡，甚至只要碰到病人穿过的衣服或者用过的物品也会罹病”。此次新冠肺炎的传播，又何其相似！
瘟疫对人类社会的突然袭击，我们应该如何应对？加缪虽是小说家，但选择“记事”式的方式来描绘其危害。而薄伽丘则别具一格。他在交代了瘟疫的猖獗之后，笔锋一转，向读者描绘了一个“人造的”世外桃源：俊男美女选择了一处风景秀丽的场所，衣食无忧、嬉戏玩耍，讲故事取乐，而他们所讲的故事，则主要以各式各样的爱情、情爱为主题，似乎与当时人们所经历的那场灾难，毫不相干。
只有遇到巨大灾难，才有对爱情的痴迷
《十日谈》一书共有十章，以十位男女在山庄避难的十天为框架，每天一章，记录他们所讲的故事。除了第一章之外，几乎都以男女之间的情爱为主。这些情爱的故事，有着喜怒哀乐的各种不同结局，反映了男女情人为了博取、获得爱情（包括满足私欲）而做的种种努力，其中也有让人觉得有损道德的行为。前人的研究已经指出，薄伽丘此书曾一度被认为伤风败俗而列为“禁书”，而其价值正是在于他作为文艺复兴时期的重要作家，通过此书写出了人生百态、人性之复杂——人之为人既有高尚、勇敢的品格，又有怯懦、自私等种种缺点，展现了那时开始兴起的个人主义思潮。
中国有句老话：大悲若喜，与大智若愚相仿。鄙以为薄伽丘在瘟疫盛行的时刻，以情爱为主题写作，歌颂爱情，写出了人们为爱所做出的努力和获得的欢喜，正是这一成语背后之深切含义的写照。他在书中描绘的情爱故事，往往超越了常理，跨越了阶级，虽然有些结局不够理想，甚至滑稽，但大多成皆大欢喜之结果。比如薄伽丘借人之口说道：“爱情的力量不是我们所能抗拒的。”在另一处，他又描述了一个妇人为了心爱之人，不顾自己地位的高贵，执意相爱。她的弟弟们嘲笑她，她的回答则是：“我的好兄弟，你们说的情况我很清楚，不过我嫁的是人，我宁愿要一个没有财富的男子汉而不要没有男子汉的财富。”
薄伽丘笔下这种对爱情的痴迷，或许只有在人类遇到巨大灾难的时候才能体会。这次新冠肺炎病毒的袭击，人们看到许多生离死别。但这些大悲，又显现出大爱。有多少人在看到电视上对李文亮父母的采访、读常凯给家人的遗书和看着护士长蔡丽萍追着其夫刘智明院长的灵车奔跑的场景落泪，对其中表现出的大爱所深深感动。
笔者所谓的“大爱”，指的是在生离死别的时候，那种穿越了过去、原谅了一切，唯有让爱凌驾一切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我们都知道，家人、亲人和爱人在日常生活中，并不一直和谐无间，而是常常有争吵、矛盾的时候。但在疫情袭击之下，当所爱之人猝然离世、告别亲人的时候，对于生者来说，似乎最重要的就是要向其表示自己尚未说出的深爱。笔者以为，薄伽丘在面对瘟疫流行的时候，选择以爱情为书的主题，足以表现了他对人生的深刻感悟。
揭露和讽刺教会的虚伪与丑陋
今天阅读《十日谈》之价值，除了看到瘟疫中人类所表现出的爱，还应该看到书中所表达的憎。那就是薄伽丘对说谎、欺骗、虚伪等丑行的讽刺和揭露，而書中犯有这些行为的人，几乎都是有头有脸的上层掌权人士，如教父、法官和修士。他们道貌岸然，表面上光鲜无比、高高在上、发号施令，充当普通人的救主，但其实男盗女娼、无恶不作，以欺骗、说谎为能事，根本不顾大众的利益。
在他的笔下，那些加入教会的人中，不少人本来就是无耻之徒，只是为了私利、私欲而成为了教士，但本性不改。比如一个故事讲到，一个荒淫之徒披上了法袍，但仍然垂涎一个妇人，而当她拒绝他的时候，他居然大言不惭地说道：“夫人，假如我脱掉这身法袍——这是再容易不过的事了，我就不是教士，而和任何男人一样了。”
而书中最有讽刺意味的一个故事是，巴黎有一个虔诚的天主教商人，与一个犹太商人亚伯拉罕是莫逆之交，十分希望后者能放弃犹太教而皈依天主教。在他的竭力劝说下，亚伯拉罕说他要眼见为实，去一次罗马观摩一下天主教的内幕。这反而让他的朋友觉得为难，因为他知道如果亚伯拉罕去了那里，深入了解了天主教会的腐败丑行，一定不会皈依了。亚伯拉罕去了罗马，看到了教皇、红衣主教和其他神职人员的行为之后，对他的朋友说：“我在那里根本没有看到什么圣洁、虔诚、慈善、模范的生活，或者称得上教士的人。我在各处看到的仿佛只有淫乱、贪婪、饕餮、欺诈、妒忌、傲慢……以致我觉得不是一个神圣的温床，而是罪恶的策源地。”但亚伯拉罕的最后决定却让其朋友大出意外，因为他居然放弃了犹太教，加入了天主教，并在“后来成了一个德高望重的好人”。
薄伽丘在《十日谈》中的这些描写，深入骨髓，明白无误地表达了他的爱憎。而他在瘟疫猖獗的时刻对这些上层人士的丑行加以如此揭露和鞭挞，堪称一绝。因为在病毒肆虐全球的时刻，我们不但目睹了人间的挚爱深情，也看到不少谎言、自大、欺诈、轻狂和虚假的行为。后者助纣为虐，为全人类的抗疫造成了阻碍。笔者由此觉得薄伽丘此书，在这个非常时期，非常值得一读。
（作者为北京大学历史系长江讲座教授、美国罗文大学历史系教授，4月5日写于为疫情所困之美国新泽西州）
责编：王晓静
瘟疫降临，逃向一处“人造的”世外桃源
与《鼠疫》不同的是，《十日谈》中的内容，除了在起始的部分交代此书的写作缘由之后，几乎没有怎么涉及瘟疫如何影响人类的行为。薄伽丘似乎只是以瘟疫的发生作为契机，像阿拉伯文学名著《一千零一夜》和蒲松龄写作《聊斋志异》那样，其收入的故事嬉笑怒骂、应有尽有，似乎以猎奇、新颖为主要目的。其笔调亦轻松戏谑，并不着意探讨瘟疫下的艰难人生及其痛苦的应对。我读了几篇之后，便将之放下了。
2月开始，病毒已经走出中国、亚洲，在世界各地大规模流行。3月之后，我所在的美国东部更迅速成为疫情的中心，感染、死亡人数急剧增加，至今尚未看到好转的拐点。学校、图书馆关门，我闭门不出，时时通过各种渠道了解疫情和人们的应对，时而伤感、时而悲愤、时而又欢喜振奋，情感上的波动可谓五味杂陈，感触良多。带着这样复杂的心情，重新展读《十日谈》，对薄伽丘的处理方式，忽然有了一种别样的感受。
首先，薄伽丘的写作突出了瘟疫降临之出乎意料，如何让人措手不及。此次新冠病毒的来袭，亦是如此。欧美各国对于疫情在当地的传播之快，均缺乏心理准备。薄伽丘在书的起始写道：“在硕果累累的一千三百四十八年，意大利最美丽的城市，出类拔萃的佛罗伦萨，竟发生了要命的瘟疫。不知是由于天体星辰的影响，还是因为我们多行不义，天主大发雷霆，降罚于世人。”
在科学发达的21世纪，大多数人自然不会视病毒为天主的惩罚，但对这次病毒的根源，医学界仍然莫衷一是。而如果我们遵中国的传统思维，将“天”视为自然界的代表，那么我们还是可以基本认定，人类的自以为是，对自然界和其他生物所持之颐指气使、任意对待的态度和行为，应该是这次病毒暴发的最终原因。
薄伽丘对瘟疫传播的描述，读来也让人感慨唏嘘，不得不叹其逼真和形象。他说“那场瘟疫来势特别凶猛，健康人只要一接触病人就会传染上”。他接着形容道：“更严重的是，且不说健康人与病人交谈或者接触会染上疫病、多半死亡，甚至只要碰到病人穿过的衣服或者用过的物品也会罹病”。此次新冠肺炎的传播，又何其相似！
瘟疫对人类社会的突然袭击，我们应该如何应对？加缪虽是小说家，但选择“记事”式的方式来描绘其危害。而薄伽丘则别具一格。他在交代了瘟疫的猖獗之后，笔锋一转，向读者描绘了一个“人造的”世外桃源：俊男美女选择了一处风景秀丽的场所，衣食无忧、嬉戏玩耍，讲故事取乐，而他们所讲的故事，则主要以各式各样的爱情、情爱为主题，似乎与当时人们所经历的那场灾难，毫不相干。
只有遇到巨大灾难，才有对爱情的痴迷
《十日谈》一书共有十章，以十位男女在山庄避难的十天为框架，每天一章，记录他们所讲的故事。除了第一章之外，几乎都以男女之间的情爱为主。这些情爱的故事，有着喜怒哀乐的各种不同结局，反映了男女情人为了博取、获得爱情（包括满足私欲）而做的种种努力，其中也有让人觉得有损道德的行为。前人的研究已经指出，薄伽丘此书曾一度被认为伤风败俗而列为“禁书”，而其价值正是在于他作为文艺复兴时期的重要作家，通过此书写出了人生百态、人性之复杂——人之为人既有高尚、勇敢的品格，又有怯懦、自私等种种缺点，展现了那时开始兴起的个人主义思潮。
中国有句老话：大悲若喜，与大智若愚相仿。鄙以为薄伽丘在瘟疫盛行的时刻，以情爱为主题写作，歌颂爱情，写出了人们为爱所做出的努力和获得的欢喜，正是这一成语背后之深切含义的写照。他在书中描绘的情爱故事，往往超越了常理，跨越了阶级，虽然有些结局不够理想，甚至滑稽，但大多成皆大欢喜之结果。比如薄伽丘借人之口说道：“爱情的力量不是我们所能抗拒的。”在另一处，他又描述了一个妇人为了心爱之人，不顾自己地位的高贵，执意相爱。她的弟弟们嘲笑她，她的回答则是：“我的好兄弟，你们说的情况我很清楚，不过我嫁的是人，我宁愿要一个没有财富的男子汉而不要没有男子汉的财富。”
薄伽丘笔下这种对爱情的痴迷，或许只有在人类遇到巨大灾难的时候才能体会。这次新冠肺炎病毒的袭击，人们看到许多生离死别。但这些大悲，又显现出大爱。有多少人在看到电视上对李文亮父母的采访、读常凯给家人的遗书和看着护士长蔡丽萍追着其夫刘智明院长的灵车奔跑的场景落泪，对其中表现出的大爱所深深感动。
笔者所谓的“大爱”，指的是在生离死别的时候，那种穿越了过去、原谅了一切，唯有让爱凌驾一切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我们都知道，家人、亲人和爱人在日常生活中，并不一直和谐无间，而是常常有争吵、矛盾的时候。但在疫情袭击之下，当所爱之人猝然离世、告别亲人的时候，对于生者来说，似乎最重要的就是要向其表示自己尚未说出的深爱。笔者以为，薄伽丘在面对瘟疫流行的时候，选择以爱情为书的主题，足以表现了他对人生的深刻感悟。
揭露和讽刺教会的虚伪与丑陋
今天阅读《十日谈》之价值，除了看到瘟疫中人类所表现出的爱，还应该看到书中所表达的憎。那就是薄伽丘对说谎、欺骗、虚伪等丑行的讽刺和揭露，而書中犯有这些行为的人，几乎都是有头有脸的上层掌权人士，如教父、法官和修士。他们道貌岸然，表面上光鲜无比、高高在上、发号施令，充当普通人的救主，但其实男盗女娼、无恶不作，以欺骗、说谎为能事，根本不顾大众的利益。
在他的笔下，那些加入教会的人中，不少人本来就是无耻之徒，只是为了私利、私欲而成为了教士，但本性不改。比如一个故事讲到，一个荒淫之徒披上了法袍，但仍然垂涎一个妇人，而当她拒绝他的时候，他居然大言不惭地说道：“夫人，假如我脱掉这身法袍——这是再容易不过的事了，我就不是教士，而和任何男人一样了。”
而书中最有讽刺意味的一个故事是，巴黎有一个虔诚的天主教商人，与一个犹太商人亚伯拉罕是莫逆之交，十分希望后者能放弃犹太教而皈依天主教。在他的竭力劝说下，亚伯拉罕说他要眼见为实，去一次罗马观摩一下天主教的内幕。这反而让他的朋友觉得为难，因为他知道如果亚伯拉罕去了那里，深入了解了天主教会的腐败丑行，一定不会皈依了。亚伯拉罕去了罗马，看到了教皇、红衣主教和其他神职人员的行为之后，对他的朋友说：“我在那里根本没有看到什么圣洁、虔诚、慈善、模范的生活，或者称得上教士的人。我在各处看到的仿佛只有淫乱、贪婪、饕餮、欺诈、妒忌、傲慢……以致我觉得不是一个神圣的温床，而是罪恶的策源地。”但亚伯拉罕的最后决定却让其朋友大出意外，因为他居然放弃了犹太教，加入了天主教，并在“后来成了一个德高望重的好人”。
薄伽丘在《十日谈》中的这些描写，深入骨髓，明白无误地表达了他的爱憎。而他在瘟疫猖獗的时刻对这些上层人士的丑行加以如此揭露和鞭挞，堪称一绝。因为在病毒肆虐全球的时刻，我们不但目睹了人间的挚爱深情，也看到不少谎言、自大、欺诈、轻狂和虚假的行为。后者助纣为虐，为全人类的抗疫造成了阻碍。笔者由此觉得薄伽丘此书，在这个非常时期，非常值得一读。
（作者为北京大学历史系长江讲座教授、美国罗文大学历史系教授，4月5日写于为疫情所困之美国新泽西州）
责编：王晓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