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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自台湾问题出现以来，美国涉台思维尽管有“弃台论”、“盟友论”、“维持现状论”之别，但都没有溢出理想主义与现实主义的范畴。2012年奥巴马连任之后，正式提出亚太战略“再平衡”，台湾在美国亚太布局中的地位似乎再度提升，为“防范”“引导”中国，美国涉台关系中的理想主义与现实主义进一步交汇。按理想主义（意识形态）思维，美国需要台湾发挥所谓“民主灯塔”效应，“以小搏大”影响中国大陆。从现实主义（战略利益）逻辑出发，美国需要台湾帮助其实现与巩固其亚太及全球利益。
关键词 弃台论 意识形态 现实主义 两岸关系
1949年蒋介石政权退居台湾，中华人民共和国和“中华民国”两个同属“一个中国内部的两个政权”并立成为海峡两岸政治关系的客观表述，这也是“台湾问题”出现并见诸报端的逻辑起点。2008年以来，尽管两岸关系改善使台湾问题在中美关系中的紧迫性和危险性有所下降，但台湾问题的重要性和敏感性并没有本质的改变，中美之间围绕台湾问题的博弈还远远没有结束。
李鹏：《海峡两岸关系析论》，厦门：鹭江出版社，2009年，第132页。美国一方面声称“中美关系是21世纪最重要的双边关系”，在“克里米亚问题”、“伊朗问题、”“朝核问题”、“东海与南海问题”等地区争端中需要加强与中国的合作；另一方面针对中国，高调宣布“美国要积极干预亚洲事务”，
“China Calls U.S. Warning on Diaoyutais‘Betrayal’，” Taipei Times， （2013-01-20）[2015-03-12].http：//www.taipeitimes.com/News/front/archives/2013/01/20/2003552952.尤其在中美关系最为敏感的台湾问题上，奥巴马政府致力于强化美台关系，持续对台军售，增加了台海危机爆发的可能性。正如美国在台协会前任主席卜睿哲（Richard C. Bush III）所说：“美国必须高度关注和重视亚太地区，亚洲事务就是国际事务，而台湾正是可以引爆中美冲突及影响亚太局势的敏感议题，美国对台政策必须谨慎，必须符合美国利益。”
Richard C. Bush III.The Response of China’s Neighbors to the U.S. ‘Pivot’ toAsia.Brookings，（2012-01-31）[2015-03-17].http：//www.brookings.edu/research/speeches/2012/01/31-us-pivot-bush.换句话说，美国涉台政策必须为“主导亚太，遏制中国，重振美国”这一目标服务。具体而言，中国崛起已经逐步打破美国的全球战略布局，在很难通过接触、引导成为“盟友”的前提下，防范、威慑甚至遏制中国非常必要；此外，意识形态的差异使美国从未放弃“改造中国”的幻想，“让世界看到美国巨大的影响力”
沈惠平：《试析美国在台湾问题上的“双轨政策”》，载《台湾研究集刊》2010年第4期，第20页。，和平演变中国更符合美国的长远利益。
一、 争论中的美国对台政策
如果说2011年保罗·凯恩（Paul Kane）在《纽约时报》发表专栏文章《拯救我们的经济，放弃台湾》吹响了“弃台论”的号角，那么2014年2月25日现实主义大师约翰·米尔斯海默（John Mearsheimer）在《国家利益》（National Interest）网站上发表的长文《向台湾说再见》（Say Goodbye to Taiwan）则把“弃台论”推向学界的风口浪尖。米尔斯海默在文中指出：“如果中国（大陆）继续其引人注目的崛起，台湾似乎注定成为中国的一部分，美国终究只好‘告别台湾’。”
John Mearsheimer， “Say Goodbye to Taiwan，” National Interest，（2014-02-25） [2015-04-15].
http：//nationalinterest.org/article/say-goodbye-taiwan-9931.该文从古老的政治思想到国际政治现实，从美国建国历史到冷战之后国际竞争格局，从民族主义兴起到国家战略安全等方面探讨了“美国应该放弃台湾”。
约翰·米尔斯海默：《大国政治的悲剧》，唐小松、王义桅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年，第244页。约瑟夫·奈（Joseph S. Nye）在《华盛顿邮报》也撰文指出：“如果我们停留在这些含糊不清的地方，我们可能会引发灾难……”
Joseph Nye Jr.， “A Taiwan Deal，” Washington Post，（1998-03-08）[2015-04-17]. http：//www.washingtonpost.com/regional/.批评美国政府“在台湾问题上与中国大陆玩暧昧”。艾弗里·戈尔兹坦（Avery Goldstein）在《国家安全》杂志上发文强调：“台湾并不关切美国切身利益，任何支持台湾‘独立’的企图和行动都将导致与一个核大国的战争。”
Avery Goldstein， “Great Expectations： Interpreting Chinas Arrival，” 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22，No.3 （ Winter 1997-98） ，p.52.以此呼吁美國政府调整对台政策。查尔斯·格拉斯（Charles Glaser）以《中国崛起会引发战争吗？》为题呼应“和台湾说再见”的“弃台”思潮，认为“台湾已经成为美国外交政策制定的战略负担，如果美国取消对台湾的承诺，中美两国的利益是吻合的”。
Charles Glaser， “Will Chinas Rise Lead to War？ Why Realism Does Not Mean Pessimism，” Foreign Affairs，Vol. 90， No.2（ March /April 2011 ） ，p.80-91.前美国驻中国大使洪博培（Jon Huntsman）和小布什时期的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哈德利（Stephen John Hadley）也几乎在同一时间就台湾问题发表相似的见解，认为“美台关系从属于中美关系，台湾对美国已经不再重要”。 与“弃台论”的现实主义考量不同，“盟友论”或“维持现状论”对“弃台论”的反击则有浓厚的理想主义色彩。坦莉雅·林（Thalia Lin）针对米尔斯海默的“弃台论”发文反驳，称“两岸统一并不会来得这么简单，台湾不会简单接受北京的解决方案，美国理应专注于帮助双方在自由、民主、人权等核心价值上的发展。”
Thalia Lin， “Dont Say Goodbye to Taiwan，” National Interest， （2014-02-27）[2015-04-17].http：//nationalinterest.org/commentary/dont-say-goodbye-taiwan-9966.随后美国参议院52名参议员致信奥巴马，呼吁奥巴马政府强化同台北的对话，他们认为尽管海峡两岸关系发展顺畅，但是美国应继续把台湾问题作为向中国施压的工具。如果说米尔斯海默、约瑟夫·奈等认为“弃台论”是中美关系和亚太权力结构变化使然，那么美国2016年民主党总统候选人、前国务卿希拉里（Hillary Rodham Clinton）2012年的“夏威夷讲话”则是对“弃台论”的直接回击：“美国和台湾有着牢固的关系，台湾是美国重要的安全和经济伙伴。”
Hillary Rodham Clinton， “Americas Pacific Century，” EastWest Center， Honolulu， HI， Nov.， 10， 2011.时任助理国务卿的坎贝尔（Campbell）也强调，“与台湾建立一个更加多样和强劲的关系已经成为美国亚太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这将推动美国在亚太地区的众多经济和安全利益。”
《专论：美国对台又有新伎俩中国应反制》，凤凰新闻网，2014-07-31[2015-04-16]. http：//news.ifeng.com/taiwan/4/detail_2012_07/31/16431714_0.shtml.在台协会主席薄瑞光（Raymond F.Burghardt）指出：“美国协助台湾是体现美国对台湾的重视，也是对亚太其他国家的一种承诺。”其在出席CSIS举办的“《与台湾关系法》三十五周年”座谈会时表示，“美国对自己的军事力量有全然的信心，台湾与美国合作会强化台湾的‘不对称的战力’以威吓敌人，同时美国也不会离开亚太”。这是美国政府首次以官方形式对“弃台论”进行回应。美国前防务官员贝德（Jeffrey A. Bader）甚至称“‘弃台论’者只是一群在地上玩耍的孩童，水平根本不如在学校学习的学生。”
Shi Hsiuchuan， “Abandoning Taiwan Is ‘Unthinkable’， ExObama Administration Official Says，” Taipei Times， Mar 28， 2012， P 3.
台湾问题攸关中国核心利益，美国对台政策直接影响“中美台”与“红蓝绿”大小三边的互动。在“中美”互动中，台湾成为美国牵制中国的筹码和工具，中美关系影响和制约两岸关系；在“美台”互动中，台湾处于受美国支配的地位，美国对台政策关系到台湾执政当局的大陆政策。从某种程度上说，美国因素之所以特别重要，根本原因在于两岸双方没能建立最基本的政治共识，缺少制度规范的两岸关系存在极大的“外部性”，双方无法降低成本进行有效的谈判“交易”。
刘国深：《两岸互动中的美国因素》，载《台湾研究集刊》2002年第3期，第42页。换句话说，美国“战略模糊”与“双轨并行”的对台政策看似难以为继，但却为美国赢得最大的国家利益。因此，美国坚持“两岸关系发展及台湾问题解决以和平为最高准则”
林冈：《台海问题中的美国因素》，载《国际问题研究》2009年第1期，第31页。的立场并不会随中国实力的提升而有实质性的改变，理想主义与现实主义的交汇成为美国涉台思维的重要特征。从意识形态层面来说，如果美国对“中国的特殊使命和共产主义中国的认知”没有本质的改变，那么台湾将是美国“以台变华”的重要工具。从现实主义国际关系实践来看，中国快速崛起已经威胁到美国的全球霸权，如果美国“始终难以把中国当做可以合作的伙伴”，那么台湾将成为美国“战略东移、遏制中国”的前沿碉堡。也就是说，台湾对美国而言，战略地位将更加重要。
二、 理想主义与美国涉台思维
美国现实主义大师乔治·凯南（George Kennan）、威廉·威廉斯（William Williams）尽管对意识形态深恶痛绝，认为意识形态歪曲了世界的本来面貌，但是他们自始至终也没有精确地描述“意识形态”，相反不遗余力地倡导现实主义本身就是一种意识形态的自觉行为。
迈克尔·H.亨特：《意识形态与美国外交政策》，褚律元译，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1999年，第8页。美国由于特殊的地理环境和历史发展轨迹，没有经受过社会革命的震动，也未受过外国的入侵或占领，使意识形态成为美国政治文化中最为稳定的元素，这本身就增加了美国外交政策的见解和层次。
伊莱恩·泰勒·梅：《意识形态和对外政策》第18卷，第1期（1994年冬季号），第77-78页。因此，美国把可以用明确的、正式的、甚至公式化的名詞来表达的意识形态诸如法西斯主义、共产主义等视为反常状态，而对因为有着共识的基础的非正式化的意识形态缺少明确的认知，表现在外交政策领域就是对意识形态的存在缺乏自觉。正是这种“想当然”的“不自觉”行为成为了美国意识形态最重要的特点。美国意识形态有三个基本要素：第一，一个伟大的国家应该追求什么，这种崇尚“国家强大”的逻辑又和传播福音、输出民主密切相关。第二，以种族为核心的民族主义，这种按照种族等级行事的逻辑决定了美国对其他国家的态度。第三，革命尽管可能是向善的力量，但却很容易发展到危险的程度，这种“美国特殊论”的逻辑又影响着美国对其他国家政治和社会变革的接受程度。因此，就不难理解美国为什么对“门户开放”、市场经济、民主自由等议题如传教士般坚持，甚至不惜以武力保护“信仰”。这也可以解释为什么蒋介石政权在国共内战中一败涂地，美国还坚持认为“美国需要耐心，在中国失去影响只是暂时的，待‘尘埃落定’之后，美国的影响力早晚得以重返中国，美国人有朝一日将在中国重新担负起原先的使命。” 王缉思：《1945-1955年美国对华政策及其后果》，载袁明、哈利·哈丁主编：《中美关系史上沉重的一页》，北京大学出版社，1989年，第461页。美国第二十五任总统麦金莱（William Mckinley）甚至高调宣称：“美国有责任建立殖民地，按照上帝的旨意跟着我们的旗帜前行去帮助‘受压迫的人民’，向全世界各地普遍增加美国的力量和影响，美国人将由此受益，全人类也将因此受益。”
Robert C. Hilderbrand， Power and the People： Executive Management of Public Opinion in Foreign Affairs， 1897-1921， Chapel Hill， 1981， p. 40.简言之，根植于美国基因中的“国家强大”、“美国优越”与“自由民主”等具有强烈意识形态的自觉行为，在美国涉台思维中扮演着举足轻重的角色。
首先，“自由民主化”的台湾符合美国“国家强大”的逻辑。美国立国之初在如何使“国家强大”这一点上就有激烈争论。托马斯·杰斐逊（Thomas Jefferson）认为美国对外事务应“少管闲事”，致力于美国自身的发展才能保证“美国既有的自由”。亚历山大·汉密尔顿（Alexander Hamilton）则认为“美国远非‘至善至美’的快乐帝国，在国际事务中力量、自我利益与情感表达非常重要”。詹姆斯·麦迪逊（James Madison）与詹姆斯·门罗（James Monroe）在激烈争论中把“自由观念和扩张性外交政策联系在一起，在如何使“国家强大”这一命题上达成了共识”。反映在美国涉台思维上，美国“国家强大”的逻辑不仅是利用台湾谋求在东亚乃至亚洲的主导地位，也是以台湾为“实验样本”传播福音、输出美式民主。具体而言，一方面“美国人确信自己已经是自由的乐土，需要世界各地怀着敬畏之心注视自己，按照自己的模式去塑造别人”，
迈克尔·H.亨特：《意识形态与美国外交政策》，褚律元译，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1999年，第47页。而台湾作为美国在东亚乃至整个亚洲树立的“民主样板”具有重大的象征意义：台湾的“民主试验”在美国看来证明了美式民主制度、价值观念能够与东方儒家文化相容。另一方面美国认为“自由民主化”的台湾在一定程度上可纳入美国“可控”的范围，从而保证了台湾海峡60多年的和平。这使美国越加相信“台湾经验”不仅是美国全球民主输出的道德要求，也是重塑东亚甚至整个亚洲民主秩序的重要一环。
自1996年开启所谓“总统直选”以来，台湾地区2000年、2008年两次实现“政权”的和平轮替，这在一定程度上符合“民主巩固”的直观标准，美国国内（尤其是国会“友台小组”、自由派媒体、游说团体、军工利益集团等）因此出现一股强大的力量，要求美国政府正视台湾所谓“在保障人权、推进自由民主等方面的重要作用”。美国政府又利用这种“国内舆论”与台湾上世纪80年代以来的“民主化成果”和中国大陆在台海问题上“叫价”，大力推进“战略模糊”与“双轨政策”。这使美国政府既能够以“保护政治自由”为名回应国内压力，又能够在“台海问题”上占据战略主动，从中国大陆与台湾谋得最大利益。也就是说，“自由民主化”的台湾一方面满足美国在东亚儒家文化圈推进“美式自由民主”的尝试，另一方面又增强美国在东亚太平洋地区的实质影响力。换句话说，“自由民主化”的台湾使美国扩张性的台海政策披上神圣的外衣，让美国创造有利条件在国外土地上传播“自由”的努力成为现实。
迈克尔·H.亨特：《意识形态与美国外交政策》，褚律元译，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1999年，第47页。
其次，“自由民主化”的台湾符合美国“民族主义”的逻辑。民族主义之所以在美国外交政策中具有吸引力，是因为它提供了美国看待其他国家、驾驭世界的一种最现成、最有用的方法。民族主义这种稳定、牢固的刻板印象式的描述最容易被国内民众接受，也容易被政策精英熟练运用。在“扩张性外交政策”与民族主义的旗帜下，美国塑造了截然不同的中国人形象：一种是肯定的，适合美国心怀慈悲地去慷慨施恩；一种是否定的，适合美国恶语相加从道义上去批判，美国早期的地理教科书甚至把中国形容为“信奉异教仪式、愚昧无知、腐化堕落”的国度。
迈克尔·H.亨特：《意识形态与美国外交政策》，褚律元译，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1999年，第71页。美国根深蒂固的民族主义倾向使美国无法正视中国大陆谋求“国家完全统一”的努力，也无法客观公正地看待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中国在儒家文化的发展与建设方面取得的成就。1949国民党败退台湾，海峡两岸分治。此后几十年的历史强化了美国对社会主义中国的偏见：台湾在美国的指导下走出了“劣性民族”的桎梏，而中国大陆则在共产主义的影响下越发偏离“自由民主”的轨道。
海峡两岸的局势似乎按照美国设计的剧本发展：就台湾方面来说，“两蒋”威权统治在美国的压力与岛内的反抗下逐步走向瓦解，以民进党为首的反对力量经历从“中央”到地方的选举洗礼，“自由化”与“民主化”在台湾快速扩散，“政党政治”成为台湾政治生活的常态。美国相信，台湾是一个充满希望的地方，美国有特殊的责任继续指导台湾走向符合美国期望的、完全的“自由民主”，同时美国也有义务对行为不端的人（中国大陆）进行惩罚。从中国大陆方面来说，1949年后执行的“一边倒”外交政策使美国试图接触中国大陆的努力失败，这在一定程度上加深了美国对中国大陆“否定”的看法。在“十年文革”中，中国大陆政府和民众所表现出的“民粹主义”与“民族主义”使美国越加相信“另一个中国”不会接受美国一以贯之的“门户开放”政策。1979年中国大陆改革开放以来，美国固然对于中国大陆经济上开放、逐步向市场经济靠拢的政策表示欢迎，但是在美国民族主义更为关注的“自由、民主、人权”等价值层面，美国认为中国大陆远远没有达到自己的期望。所以，“自由民主化”的台湾一方面印证了美国民族主义所鼓吹的“指导中国”的论述，另一方面也从价值观念层面对社会主义中国施加壓力。 最后，台湾的“自由民主化”符合美国“改造中国”的使命。意识形态的巨大差异使美国难以在短时间内看到中美“亲密接触”的可能性。朝鲜战争的爆发，加剧了美国对“共产主义中国”的疑虑和敌意，于是“欲改造中国，必先改变台湾”的设想被提上议事日程。1954年美台《共同防御条约》的签署既标志着“美国接触‘有别于苏联’的共产主义中国”的尝试的失败，也是美国调整对台政策，确立“以台制华”、遏制中国的分水岭。20世纪60年代，国际形势发生深刻变化，苏联实力剧增，美国由于陷入越战泥淖而丧失对苏联的战略主动。基辛格与尼克松先后访华，美国对台政策的“有限保留”引发第二波“弃台论”。但是透过现象进行分析，我们就会发现美国“有限‘弃台’”的本质是由“支持国民党武力对抗大陆”向“支持国民党当局利用资本主义的自由化和多元化影响和牵制大陆”的转变。也就是说，美国认为“民主与中华文化可以相容，透过台湾‘民主橱窗’的辐射作用，能够和平演变中国”。
Robert W. Stevens， Vain Hopes， Grim Realities： The Economic Consequences of the Vietnam War， New York： New Viewpoints， 1976， preface and chapter 14. 苏联解体、冷战结束为美国全面推进“以台变华”、“改造中国”提供了难得的历史机遇，美国和平演变苏联的成功案例增加了美国“指导中国、使每一个大国都成为民主国家”的信心。在美国看来，“台湾在美国的指导下经济获得巨大成功与民主化转型顺利着陆”将对“改革开放”的中国产生强大的吸引力，“台湾模式”极有可能对中国大陆产生重大影响。
美国相信，中国作为亚洲的枢纽有着巨大的潜力，因此美国必须把中国置于其影响之下。尽管中国共产党的胜利打破了美国长久以来期望建立符合自己利益的“强大中国”的梦想，也标志着美国企图“指导”中国的努力失败，然而美国并不甘心这种“划时代、历史性的失败”。长期观察中国政治发展的学者戴维·麦克林（David Mclean）说：“中国新政权对美国的冒犯要比它虐待美国人员、在宣传上攻击美国等还来得深刻，中共忠诚于一种非美国的意识形态和作为美国主要的对手，背叛美国要在亚洲实现自己全球使命的目标。”
David Mclean， “American Nationalism， the China Myth， and the Truman Doctrine： The Question of Accommodation with Peking， 1949-1950，” Diplomatic History， Vol.10， No.1， 1986， p.42.美国希望和中国建立正常关系，并在此基础上“指导中国”的发展。美国与中国保持某种联系的出发点就是为了保留在中国的影响力，影响中国的未来发展。就此而言，台湾对美国实现上述目标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这也是为什么各个流派激烈争论“Say Goodbye to Taiwan”时，美国主流学者、重要智库、媒体与官方等集体表态——“台湾是美国重要的经济和安全伙伴，美国不会放弃台湾”——的内在逻辑。
三、 现实主义与美国涉台思维
意识形态对美国外交政策持久而深刻的影响已不需要赘言，但是仅仅从价值观念或宗教信仰等角度辨析美国外交政策，则很难解释“美国与索摩查家族有长达50年的蜜月期，也无法解释与巴蒂斯、朴正熙、马科斯、吴庭艳、伊朗国王巴列维等独裁者的合作，更不能解释“一种献身于自由的外交政策可能在国内产生一些恰恰有害于自由原则的结果”。
迈克尔·H.亨特：《意识形态与美国外交政策》，褚律元译，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1999年，第192页。换句话说，美国的外交政策尽管“充满理想、富有使命”，在全球范围内不遗余力推广美国的价值观念和政治制度，但美国同时也会根据国际政治的发展变化而做出调整，以实现所谓让“一个更加强大的美国承担起更多的领导世界的责任和使命”。早在20世纪初查尔斯·休斯（Charles Hughes）就宣称：“外交政策不仅建立在抽象的概念上，它还与国家利益这一实际概念密切相关。”
查尔斯·H.比尔德：《国家利益观：美国对外政策的分析研究》，纽约：麦克米兰出版公司，1934年，第1页。美国的“理想”与美国以外交手段追求国家利益的动机并不冲突，意识形态（理想主义）与现实主义在很多时候是融合的，只是侧重点不同，不存在取舍的问题。从某种程度上说，以“民主”和“人权”为主的价值观念越来越多地被认为是美国国家利益的重要组成部分。
李鹏：《美国台海安全战略中的理想主义与现实主义》，载《台湾研究》2005年第3期，第47页。在美国从“地区强国”到“世界大国”的外交实践中，一大批现实主义学者脱颖而出，如“遏制论”之父乔治·凯南、汉斯·摩根索（Hans Morgenthau）、谢林（Friedrich Schelling）、沃尔兹（Kenneth Waltz）等，他们为美国的兴盛做出了思想贡献。美国这种连接“国家强大”与“国家利益”的对外政策也同样反映在美国对台政策中。美国对台政策的所谓“平衡论”与“信心论”本质上是美国对台政策“战略模糊”的内化。
李翌鹏：《大陆对处理两岸问题更具信心》，中国评论新闻，换句话说，一个稳定、可控的美台关系符合美国的国家利益。因此，在可预期的未来，台湾对美国依旧是重要的战略资产而不是战略负担。
首先，美国“放弃台湾”并不会根本上改变中美关系的定位。汉斯·摩根索在《维护国家利益：美国对外政策的批评性考察》一文中明确指出：“一项从国家利益出发的外交政策要比一项按照普遍道德原则制定的外交政策在道德上更加完美”。
汉斯·摩根索：《维护国家利益：对美国外交政策的批评性考察》，纽约：克诺夫出版社，1951年版，第34页。换句话说，美国对台政策的逻辑起点和终点都是基于“国家强大”和“国家利益”。美国在台海地区的利益可以分为全球和亚太战略利益、中美关系互动的整体利益、美国在台湾的利益三个层次。就全球和亚太利益而言，美国把中国当作潜在的竞争对手，在“中美冲突不可避免”的“现实主义悲观论”基础上美国首要的战略手段是遏制中国，毕竟美国对“共产主义中国”能否融入“基督教文明”始终保持强烈的警惕。尽管有些学者认为美国“重返亚洲”并非是为了围堵中国，只是为了在亚太地区积极寻求中国的合作，以共同维护亚洲的和平與繁荣， Kenneth Lieberthal， “The American Pivot to Asi，” The Foreign Policy， Nov.， 2011.p.54.但事实上，美国挑动中日在钓鱼岛问题上剑拔弩张，唆使越南与菲律宾等国在南海问题上频频向中国发难。美国前国防部长哈格尔（Chuck Hagel）在新加坡举行的“香格里拉对话”上更直言不讳地批评中国。所以，不管是在冷战时期，还是在冷战结束之后，台湾都扮演着美国遏制中国大陆的关键角色。就中美关系互动的整体利益而言，美国需要中国大陆在全球事务中予以合作，而且随着双方相互依赖程度加深，“任何一方经济下滑都会拖垮对方”的格局成为客观现实，美国“放弃台湾”的边际效益越来越低。
与密苏里州立大学教授丹尼斯·希基（Dennis Hickey）座谈整理，2014年6月12日，上海。此外，美国涉台关系是否从属于中美关系也是美国学界争论非常激烈的议题。何里汉（Harry Harding）认为“中国同许多与美国有直接利害关系的重大问题分不开”
哈利·哈丁：《美中关系的前景和现状》，柯雄等译，北京：新华出版社，1993年版，第24页。，而博克斯（Bockus）则把中美关系和美台关系进行分离：“中美关系固然重要，台湾作为美国重要的经济与安全伙伴也非常重要。”
Will Inboden， “Taiwan Still Matters，” The Foreign Policy， April1， 2011.p.24. 换句话说，美国既不希望中美两国因台湾问题走向直接对抗，更不希望两岸走得太近而“失去台湾这个全天候的朋友”。
美国在台湾的利益包括政治利益、经济利益、战略利益等多个方面。美国在台海地区追求全球及亚太利益、中美互动整体利益的同时并没有放弃在台湾的利益。从经济层面来说，亚太地区是世界经济最富活力和最具发展前景的地区，经济增速大大超过世界平均水平，是全球经济增长的新引擎。亚太地区对于美国经济亦具有重要意义，是美国主要的出口市场。亚太地区吸纳了美国 60%的工业制成品，72%的农产品及39%的服务贸易。
舒建中：《美国与“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贸易权力的重构》，载《世界经济与政治论坛》2014年第6期，第38页。转引Ashley J. Tellis， “Balancing without Containment： A U.S. Strategy for Confronting China’s Rise，” The Washington Quarterly， Vol.36， No.4， 2013， p.115.1994年美国国会“美台政策协商工作组”在报告中指出：“台湾是一笔战略资产，它守护着太平洋和印度洋之间的许多贸易交往和石油运输的通道；台湾还可以用来证明美国扩大民主的决心；台湾是促进美国的自由贸易和取消贸易壁垒等经济政策的坚定盟友；台湾是美国宝贵的贸易伙伴，美国是台湾产品最大的进口国之一。”随着中国大陆经济的快速增长，中美经贸关系的重要性远远超过美国与台湾的经贸联系。在台湾对美国的经济吸引力下滑的背景下，美国对台军售才是美国最为关切的经济利益。美国是目前世界上最大的军火供应商，其军火出口量约占世界军火出口总量的50%，而台湾地区一直是美国的重要买主。
其次，美国认为，“放弃台湾”将威胁美国及盟友安全。台湾位于东海和南海之间，西靠亚洲大陆，东临太平洋，处于北起千岛群岛、日本列岛、琉球群岛、菲律宾至南部澳大利亚、新西兰这一环形防线的中间环节。在美国看来，大陆和台湾统一必将使这条防线受到严重冲击，还会危及美国在东亚地区的制海权以及在西太平洋的航线，从冲绳到菲律宾的美军军事基地也将受到冲击和威胁。尽管中国快速崛起并没有走向挑战美国霸权的道路，而是“强调平等、共赢、多元，建設和谐世界”，但是美国部分学者和决策者仍抱着冷战思维看待中国的崛起，他们认为“美国放弃台湾可能无法改变中美博弈的结果，只可能大大提升中国在亚洲的优势局面和战略地位。”
“一个被中国大陆‘吞并’的台湾无疑将成为‘军事化的台湾’，成为中国海空力量的基地。在东亚发生冲突的情况下，这艘‘不沉的航空母舰’将为中国大陆提供战略纵深，控制通过台湾海峡的外来船只，轻易威胁日本的南部侧翼……如果中国大陆以台湾和东海为依托，对日本进行军事威胁，日本及其盟友美国将更难对抗”。习惯于“寻找对手和敌人”的美国外交政策使美国对中国崛起的和平性质缺乏客观认识，而把台湾看作是其“永不沉没的航空母舰”的思维却根深蒂固。“美国政治领袖很少用现实主义的语言促使其外交政策正当化，但事实上，美国对新兴国家的遏制就是基于一系列现实主义的政治观念之上。”
王晓德：《美国文化与外交》，天津教育出版社，2008年版，第110页。因此，美国重返亚洲，作为“第一岛链”关节点的台湾对美国至关重要，美国为确保自身及盟友的安全不会“放弃台湾”，更不会主动以“放弃台湾”作为寻求和中国合作的筹码。美国企业研究所资深研究员卜大年（Dan Blumenthal）指出：“台湾若落入大陆控制，势必强化台湾作为重要战略要地的作用，从而增加引起中美冲突的可能性”。因而“美国亚太战略无需调整，台湾更不能抛弃，否则不利于亚太地缘政治的稳定，甚至给美国带来自珍珠港事件后的首次威胁。”
Daniel Blumenthal， “Rethinking U.S. Foreign Policy toward Taiwan，” The Foreign Policy， March 2，p.201.简言之，“美国对台湾的长期支持对于美台关系非常重要，‘弃台论’更不是美国政府考虑的议题，华盛顿应该与台北加强双边关系。”
Nancy Tucker， Bonnie Glaser， “Should the United States Abandon Taiwan？” Washington Quarterly， Fall 2011.p.22. 最后，美国认为“放弃台湾”将会影响美国在盟友中的声誉。美国马歇尔基金会高级研究员丹尼尔·特文宁（Daniel Trene）认为，美国现在“放弃台湾”至少会产生三方面影响：第一，美国的传统盟友，如韩国和澳大利亚，将有充足的理由怀疑美国对他们的安保承诺是否会像对台湾那样“摇摆不定”，从而危及美国在亚洲的声誉。第二，美国新的合作伙伴，如印度和越南等，已经开始致力于加强与美国的关系以牵制中国，弱化美台关系将使他们失去对美国的信任。最后，也是最重要的，它会复活慕尼黑和雅尔塔的幽灵，这种为满足大国掠夺欲望而牺牲“小国”利益的行为将给人类带来不可估量的伤害。
Daniel Twining， “Why should America Abandon Taiwan？” The Foreign Policy， January 10， 2012.p.36.美国亚太战略“再平衡”独木难以成林，需要日本、韩国、菲律宾、澳大利亚等传统盟友的支持，也需要印度、越南等“新伙伴”的通力配合。在实现其名为“维护亚太和平与稳定”实为“防范中国崛起”的战略目标方面，台湾就是检验美国“战略东移诚意的试金石”。在部分美国学者看来，如果美国迫于“战争压力”而在台湾问题上选择和中国大陆妥协，那么对中日关系充满悲观情绪的日本将合理怀疑美国是否也会在“核战争”的压力下放弃对日本的安全承诺。日本、韩国等会不会因此走向“发展核武器以求自保”的军备竞赛之路，也让美国忧心不已。美国抛出G2“胡萝卜”没有得到中国积极的响应，使美国相信中国既是美国主导世界秩序的重要一员，更是挑战美国主导世界秩序的重要力量。基于以上看法，美国学界对能否和“崛起大国”妥善解决国际纠纷缺少信心。伊斯坎德尔（IskanderRehman）在《台湾为何重要》（Why Taiwan Matters）一文中用悲观的语调描绘了中美关系：“中国作为新兴大国，渴望在国际秩序中寻求更多的话语权，美国在台湾问题上的让步并不会使中国在其他问题上的要求有所降低，反而会刺激中国提出更多的要求。”
IskanderRehman， “Why Taiwan Matters，” National Interest，（2014-02-28）[2015-04-17]. http：//nationalinterest.org/commentary/why-taiwan-matters-9971.如果美國对“中国的领土要求无所作为”而选择放弃台湾，那么台湾必将被推向大陆，美国在台海地区甚至亚太地区的发言权将被边缘化。
戴维来：《美国“弃台论”发展演变分析》，载《台湾研究》2012年第6期，第40页。根据现实主义思维，美国不仅不会放弃台湾，反而会强化对台湾的支持，持续加大对台军售，增强台湾牵制大陆的能力，从而为盟友树立起美国“负责、可信”的形象，达到进一步巩固以美国为中心的亚太战略布局，保证美国的重要军事基地及传统盟友和新战略伙伴的军事安全和非传统安全的目的。
四、 结 语
美国涉台思维已争论了60余年，但只要美国没有放弃“以台制华、改造中国”的所谓“使命”，只要两岸没有实现“完全统一”，甚至只要两岸在“主权”与“安全”层面没有取得实质性共识，美国涉台思维的争论还将继续下去。但是，无论从理想主义的意识形态出发，还是从现实主义的战略利益出发，美国涉台思维都将围绕着“接触中国”“引导中国”“改造中国”和“防范中国”的逻辑展开，以“国家强大”与“国家利益”为准则，在动态变化中演绎着“弃台思潮”、批判“弃台思潮”、最终回归“战略模糊”与“双轨政策”的辩证运动。
（责任编辑：崔建树）
关键词 弃台论 意识形态 现实主义 两岸关系
1949年蒋介石政权退居台湾，中华人民共和国和“中华民国”两个同属“一个中国内部的两个政权”并立成为海峡两岸政治关系的客观表述，这也是“台湾问题”出现并见诸报端的逻辑起点。2008年以来，尽管两岸关系改善使台湾问题在中美关系中的紧迫性和危险性有所下降，但台湾问题的重要性和敏感性并没有本质的改变，中美之间围绕台湾问题的博弈还远远没有结束。
李鹏：《海峡两岸关系析论》，厦门：鹭江出版社，2009年，第132页。美国一方面声称“中美关系是21世纪最重要的双边关系”，在“克里米亚问题”、“伊朗问题、”“朝核问题”、“东海与南海问题”等地区争端中需要加强与中国的合作；另一方面针对中国，高调宣布“美国要积极干预亚洲事务”，
“China Calls U.S. Warning on Diaoyutais‘Betrayal’，” Taipei Times， （2013-01-20）[2015-03-12].http：//www.taipeitimes.com/News/front/archives/2013/01/20/2003552952.尤其在中美关系最为敏感的台湾问题上，奥巴马政府致力于强化美台关系，持续对台军售，增加了台海危机爆发的可能性。正如美国在台协会前任主席卜睿哲（Richard C. Bush III）所说：“美国必须高度关注和重视亚太地区，亚洲事务就是国际事务，而台湾正是可以引爆中美冲突及影响亚太局势的敏感议题，美国对台政策必须谨慎，必须符合美国利益。”
Richard C. Bush III.The Response of China’s Neighbors to the U.S. ‘Pivot’ toAsia.Brookings，（2012-01-31）[2015-03-17].http：//www.brookings.edu/research/speeches/2012/01/31-us-pivot-bush.换句话说，美国涉台政策必须为“主导亚太，遏制中国，重振美国”这一目标服务。具体而言，中国崛起已经逐步打破美国的全球战略布局，在很难通过接触、引导成为“盟友”的前提下，防范、威慑甚至遏制中国非常必要；此外，意识形态的差异使美国从未放弃“改造中国”的幻想，“让世界看到美国巨大的影响力”
沈惠平：《试析美国在台湾问题上的“双轨政策”》，载《台湾研究集刊》2010年第4期，第20页。，和平演变中国更符合美国的长远利益。
一、 争论中的美国对台政策
如果说2011年保罗·凯恩（Paul Kane）在《纽约时报》发表专栏文章《拯救我们的经济，放弃台湾》吹响了“弃台论”的号角，那么2014年2月25日现实主义大师约翰·米尔斯海默（John Mearsheimer）在《国家利益》（National Interest）网站上发表的长文《向台湾说再见》（Say Goodbye to Taiwan）则把“弃台论”推向学界的风口浪尖。米尔斯海默在文中指出：“如果中国（大陆）继续其引人注目的崛起，台湾似乎注定成为中国的一部分，美国终究只好‘告别台湾’。”
John Mearsheimer， “Say Goodbye to Taiwan，” National Interest，（2014-02-25） [2015-04-15].
http：//nationalinterest.org/article/say-goodbye-taiwan-9931.该文从古老的政治思想到国际政治现实，从美国建国历史到冷战之后国际竞争格局，从民族主义兴起到国家战略安全等方面探讨了“美国应该放弃台湾”。
约翰·米尔斯海默：《大国政治的悲剧》，唐小松、王义桅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年，第244页。约瑟夫·奈（Joseph S. Nye）在《华盛顿邮报》也撰文指出：“如果我们停留在这些含糊不清的地方，我们可能会引发灾难……”
Joseph Nye Jr.， “A Taiwan Deal，” Washington Post，（1998-03-08）[2015-04-17]. http：//www.washingtonpost.com/regional/.批评美国政府“在台湾问题上与中国大陆玩暧昧”。艾弗里·戈尔兹坦（Avery Goldstein）在《国家安全》杂志上发文强调：“台湾并不关切美国切身利益，任何支持台湾‘独立’的企图和行动都将导致与一个核大国的战争。”
Avery Goldstein， “Great Expectations： Interpreting Chinas Arrival，” 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22，No.3 （ Winter 1997-98） ，p.52.以此呼吁美國政府调整对台政策。查尔斯·格拉斯（Charles Glaser）以《中国崛起会引发战争吗？》为题呼应“和台湾说再见”的“弃台”思潮，认为“台湾已经成为美国外交政策制定的战略负担，如果美国取消对台湾的承诺，中美两国的利益是吻合的”。
Charles Glaser， “Will Chinas Rise Lead to War？ Why Realism Does Not Mean Pessimism，” Foreign Affairs，Vol. 90， No.2（ March /April 2011 ） ，p.80-91.前美国驻中国大使洪博培（Jon Huntsman）和小布什时期的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哈德利（Stephen John Hadley）也几乎在同一时间就台湾问题发表相似的见解，认为“美台关系从属于中美关系，台湾对美国已经不再重要”。 与“弃台论”的现实主义考量不同，“盟友论”或“维持现状论”对“弃台论”的反击则有浓厚的理想主义色彩。坦莉雅·林（Thalia Lin）针对米尔斯海默的“弃台论”发文反驳，称“两岸统一并不会来得这么简单，台湾不会简单接受北京的解决方案，美国理应专注于帮助双方在自由、民主、人权等核心价值上的发展。”
Thalia Lin， “Dont Say Goodbye to Taiwan，” National Interest， （2014-02-27）[2015-04-17].http：//nationalinterest.org/commentary/dont-say-goodbye-taiwan-9966.随后美国参议院52名参议员致信奥巴马，呼吁奥巴马政府强化同台北的对话，他们认为尽管海峡两岸关系发展顺畅，但是美国应继续把台湾问题作为向中国施压的工具。如果说米尔斯海默、约瑟夫·奈等认为“弃台论”是中美关系和亚太权力结构变化使然，那么美国2016年民主党总统候选人、前国务卿希拉里（Hillary Rodham Clinton）2012年的“夏威夷讲话”则是对“弃台论”的直接回击：“美国和台湾有着牢固的关系，台湾是美国重要的安全和经济伙伴。”
Hillary Rodham Clinton， “Americas Pacific Century，” EastWest Center， Honolulu， HI， Nov.， 10， 2011.时任助理国务卿的坎贝尔（Campbell）也强调，“与台湾建立一个更加多样和强劲的关系已经成为美国亚太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这将推动美国在亚太地区的众多经济和安全利益。”
《专论：美国对台又有新伎俩中国应反制》，凤凰新闻网，2014-07-31[2015-04-16]. http：//news.ifeng.com/taiwan/4/detail_2012_07/31/16431714_0.shtml.在台协会主席薄瑞光（Raymond F.Burghardt）指出：“美国协助台湾是体现美国对台湾的重视，也是对亚太其他国家的一种承诺。”其在出席CSIS举办的“《与台湾关系法》三十五周年”座谈会时表示，“美国对自己的军事力量有全然的信心，台湾与美国合作会强化台湾的‘不对称的战力’以威吓敌人，同时美国也不会离开亚太”。这是美国政府首次以官方形式对“弃台论”进行回应。美国前防务官员贝德（Jeffrey A. Bader）甚至称“‘弃台论’者只是一群在地上玩耍的孩童，水平根本不如在学校学习的学生。”
Shi Hsiuchuan， “Abandoning Taiwan Is ‘Unthinkable’， ExObama Administration Official Says，” Taipei Times， Mar 28， 2012， P 3.
台湾问题攸关中国核心利益，美国对台政策直接影响“中美台”与“红蓝绿”大小三边的互动。在“中美”互动中，台湾成为美国牵制中国的筹码和工具，中美关系影响和制约两岸关系；在“美台”互动中，台湾处于受美国支配的地位，美国对台政策关系到台湾执政当局的大陆政策。从某种程度上说，美国因素之所以特别重要，根本原因在于两岸双方没能建立最基本的政治共识，缺少制度规范的两岸关系存在极大的“外部性”，双方无法降低成本进行有效的谈判“交易”。
刘国深：《两岸互动中的美国因素》，载《台湾研究集刊》2002年第3期，第42页。换句话说，美国“战略模糊”与“双轨并行”的对台政策看似难以为继，但却为美国赢得最大的国家利益。因此，美国坚持“两岸关系发展及台湾问题解决以和平为最高准则”
林冈：《台海问题中的美国因素》，载《国际问题研究》2009年第1期，第31页。的立场并不会随中国实力的提升而有实质性的改变，理想主义与现实主义的交汇成为美国涉台思维的重要特征。从意识形态层面来说，如果美国对“中国的特殊使命和共产主义中国的认知”没有本质的改变，那么台湾将是美国“以台变华”的重要工具。从现实主义国际关系实践来看，中国快速崛起已经威胁到美国的全球霸权，如果美国“始终难以把中国当做可以合作的伙伴”，那么台湾将成为美国“战略东移、遏制中国”的前沿碉堡。也就是说，台湾对美国而言，战略地位将更加重要。
二、 理想主义与美国涉台思维
美国现实主义大师乔治·凯南（George Kennan）、威廉·威廉斯（William Williams）尽管对意识形态深恶痛绝，认为意识形态歪曲了世界的本来面貌，但是他们自始至终也没有精确地描述“意识形态”，相反不遗余力地倡导现实主义本身就是一种意识形态的自觉行为。
迈克尔·H.亨特：《意识形态与美国外交政策》，褚律元译，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1999年，第8页。美国由于特殊的地理环境和历史发展轨迹，没有经受过社会革命的震动，也未受过外国的入侵或占领，使意识形态成为美国政治文化中最为稳定的元素，这本身就增加了美国外交政策的见解和层次。
伊莱恩·泰勒·梅：《意识形态和对外政策》第18卷，第1期（1994年冬季号），第77-78页。因此，美国把可以用明确的、正式的、甚至公式化的名詞来表达的意识形态诸如法西斯主义、共产主义等视为反常状态，而对因为有着共识的基础的非正式化的意识形态缺少明确的认知，表现在外交政策领域就是对意识形态的存在缺乏自觉。正是这种“想当然”的“不自觉”行为成为了美国意识形态最重要的特点。美国意识形态有三个基本要素：第一，一个伟大的国家应该追求什么，这种崇尚“国家强大”的逻辑又和传播福音、输出民主密切相关。第二，以种族为核心的民族主义，这种按照种族等级行事的逻辑决定了美国对其他国家的态度。第三，革命尽管可能是向善的力量，但却很容易发展到危险的程度，这种“美国特殊论”的逻辑又影响着美国对其他国家政治和社会变革的接受程度。因此，就不难理解美国为什么对“门户开放”、市场经济、民主自由等议题如传教士般坚持，甚至不惜以武力保护“信仰”。这也可以解释为什么蒋介石政权在国共内战中一败涂地，美国还坚持认为“美国需要耐心，在中国失去影响只是暂时的，待‘尘埃落定’之后，美国的影响力早晚得以重返中国，美国人有朝一日将在中国重新担负起原先的使命。” 王缉思：《1945-1955年美国对华政策及其后果》，载袁明、哈利·哈丁主编：《中美关系史上沉重的一页》，北京大学出版社，1989年，第461页。美国第二十五任总统麦金莱（William Mckinley）甚至高调宣称：“美国有责任建立殖民地，按照上帝的旨意跟着我们的旗帜前行去帮助‘受压迫的人民’，向全世界各地普遍增加美国的力量和影响，美国人将由此受益，全人类也将因此受益。”
Robert C. Hilderbrand， Power and the People： Executive Management of Public Opinion in Foreign Affairs， 1897-1921， Chapel Hill， 1981， p. 40.简言之，根植于美国基因中的“国家强大”、“美国优越”与“自由民主”等具有强烈意识形态的自觉行为，在美国涉台思维中扮演着举足轻重的角色。
首先，“自由民主化”的台湾符合美国“国家强大”的逻辑。美国立国之初在如何使“国家强大”这一点上就有激烈争论。托马斯·杰斐逊（Thomas Jefferson）认为美国对外事务应“少管闲事”，致力于美国自身的发展才能保证“美国既有的自由”。亚历山大·汉密尔顿（Alexander Hamilton）则认为“美国远非‘至善至美’的快乐帝国，在国际事务中力量、自我利益与情感表达非常重要”。詹姆斯·麦迪逊（James Madison）与詹姆斯·门罗（James Monroe）在激烈争论中把“自由观念和扩张性外交政策联系在一起，在如何使“国家强大”这一命题上达成了共识”。反映在美国涉台思维上，美国“国家强大”的逻辑不仅是利用台湾谋求在东亚乃至亚洲的主导地位，也是以台湾为“实验样本”传播福音、输出美式民主。具体而言，一方面“美国人确信自己已经是自由的乐土，需要世界各地怀着敬畏之心注视自己，按照自己的模式去塑造别人”，
迈克尔·H.亨特：《意识形态与美国外交政策》，褚律元译，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1999年，第47页。而台湾作为美国在东亚乃至整个亚洲树立的“民主样板”具有重大的象征意义：台湾的“民主试验”在美国看来证明了美式民主制度、价值观念能够与东方儒家文化相容。另一方面美国认为“自由民主化”的台湾在一定程度上可纳入美国“可控”的范围，从而保证了台湾海峡60多年的和平。这使美国越加相信“台湾经验”不仅是美国全球民主输出的道德要求，也是重塑东亚甚至整个亚洲民主秩序的重要一环。
自1996年开启所谓“总统直选”以来，台湾地区2000年、2008年两次实现“政权”的和平轮替，这在一定程度上符合“民主巩固”的直观标准，美国国内（尤其是国会“友台小组”、自由派媒体、游说团体、军工利益集团等）因此出现一股强大的力量，要求美国政府正视台湾所谓“在保障人权、推进自由民主等方面的重要作用”。美国政府又利用这种“国内舆论”与台湾上世纪80年代以来的“民主化成果”和中国大陆在台海问题上“叫价”，大力推进“战略模糊”与“双轨政策”。这使美国政府既能够以“保护政治自由”为名回应国内压力，又能够在“台海问题”上占据战略主动，从中国大陆与台湾谋得最大利益。也就是说，“自由民主化”的台湾一方面满足美国在东亚儒家文化圈推进“美式自由民主”的尝试，另一方面又增强美国在东亚太平洋地区的实质影响力。换句话说，“自由民主化”的台湾使美国扩张性的台海政策披上神圣的外衣，让美国创造有利条件在国外土地上传播“自由”的努力成为现实。
迈克尔·H.亨特：《意识形态与美国外交政策》，褚律元译，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1999年，第47页。
其次，“自由民主化”的台湾符合美国“民族主义”的逻辑。民族主义之所以在美国外交政策中具有吸引力，是因为它提供了美国看待其他国家、驾驭世界的一种最现成、最有用的方法。民族主义这种稳定、牢固的刻板印象式的描述最容易被国内民众接受，也容易被政策精英熟练运用。在“扩张性外交政策”与民族主义的旗帜下，美国塑造了截然不同的中国人形象：一种是肯定的，适合美国心怀慈悲地去慷慨施恩；一种是否定的，适合美国恶语相加从道义上去批判，美国早期的地理教科书甚至把中国形容为“信奉异教仪式、愚昧无知、腐化堕落”的国度。
迈克尔·H.亨特：《意识形态与美国外交政策》，褚律元译，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1999年，第71页。美国根深蒂固的民族主义倾向使美国无法正视中国大陆谋求“国家完全统一”的努力，也无法客观公正地看待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中国在儒家文化的发展与建设方面取得的成就。1949国民党败退台湾，海峡两岸分治。此后几十年的历史强化了美国对社会主义中国的偏见：台湾在美国的指导下走出了“劣性民族”的桎梏，而中国大陆则在共产主义的影响下越发偏离“自由民主”的轨道。
海峡两岸的局势似乎按照美国设计的剧本发展：就台湾方面来说，“两蒋”威权统治在美国的压力与岛内的反抗下逐步走向瓦解，以民进党为首的反对力量经历从“中央”到地方的选举洗礼，“自由化”与“民主化”在台湾快速扩散，“政党政治”成为台湾政治生活的常态。美国相信，台湾是一个充满希望的地方，美国有特殊的责任继续指导台湾走向符合美国期望的、完全的“自由民主”，同时美国也有义务对行为不端的人（中国大陆）进行惩罚。从中国大陆方面来说，1949年后执行的“一边倒”外交政策使美国试图接触中国大陆的努力失败，这在一定程度上加深了美国对中国大陆“否定”的看法。在“十年文革”中，中国大陆政府和民众所表现出的“民粹主义”与“民族主义”使美国越加相信“另一个中国”不会接受美国一以贯之的“门户开放”政策。1979年中国大陆改革开放以来，美国固然对于中国大陆经济上开放、逐步向市场经济靠拢的政策表示欢迎，但是在美国民族主义更为关注的“自由、民主、人权”等价值层面，美国认为中国大陆远远没有达到自己的期望。所以，“自由民主化”的台湾一方面印证了美国民族主义所鼓吹的“指导中国”的论述，另一方面也从价值观念层面对社会主义中国施加壓力。 最后，台湾的“自由民主化”符合美国“改造中国”的使命。意识形态的巨大差异使美国难以在短时间内看到中美“亲密接触”的可能性。朝鲜战争的爆发，加剧了美国对“共产主义中国”的疑虑和敌意，于是“欲改造中国，必先改变台湾”的设想被提上议事日程。1954年美台《共同防御条约》的签署既标志着“美国接触‘有别于苏联’的共产主义中国”的尝试的失败，也是美国调整对台政策，确立“以台制华”、遏制中国的分水岭。20世纪60年代，国际形势发生深刻变化，苏联实力剧增，美国由于陷入越战泥淖而丧失对苏联的战略主动。基辛格与尼克松先后访华，美国对台政策的“有限保留”引发第二波“弃台论”。但是透过现象进行分析，我们就会发现美国“有限‘弃台’”的本质是由“支持国民党武力对抗大陆”向“支持国民党当局利用资本主义的自由化和多元化影响和牵制大陆”的转变。也就是说，美国认为“民主与中华文化可以相容，透过台湾‘民主橱窗’的辐射作用，能够和平演变中国”。
Robert W. Stevens， Vain Hopes， Grim Realities： The Economic Consequences of the Vietnam War， New York： New Viewpoints， 1976， preface and chapter 14. 苏联解体、冷战结束为美国全面推进“以台变华”、“改造中国”提供了难得的历史机遇，美国和平演变苏联的成功案例增加了美国“指导中国、使每一个大国都成为民主国家”的信心。在美国看来，“台湾在美国的指导下经济获得巨大成功与民主化转型顺利着陆”将对“改革开放”的中国产生强大的吸引力，“台湾模式”极有可能对中国大陆产生重大影响。
美国相信，中国作为亚洲的枢纽有着巨大的潜力，因此美国必须把中国置于其影响之下。尽管中国共产党的胜利打破了美国长久以来期望建立符合自己利益的“强大中国”的梦想，也标志着美国企图“指导”中国的努力失败，然而美国并不甘心这种“划时代、历史性的失败”。长期观察中国政治发展的学者戴维·麦克林（David Mclean）说：“中国新政权对美国的冒犯要比它虐待美国人员、在宣传上攻击美国等还来得深刻，中共忠诚于一种非美国的意识形态和作为美国主要的对手，背叛美国要在亚洲实现自己全球使命的目标。”
David Mclean， “American Nationalism， the China Myth， and the Truman Doctrine： The Question of Accommodation with Peking， 1949-1950，” Diplomatic History， Vol.10， No.1， 1986， p.42.美国希望和中国建立正常关系，并在此基础上“指导中国”的发展。美国与中国保持某种联系的出发点就是为了保留在中国的影响力，影响中国的未来发展。就此而言，台湾对美国实现上述目标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这也是为什么各个流派激烈争论“Say Goodbye to Taiwan”时，美国主流学者、重要智库、媒体与官方等集体表态——“台湾是美国重要的经济和安全伙伴，美国不会放弃台湾”——的内在逻辑。
三、 现实主义与美国涉台思维
意识形态对美国外交政策持久而深刻的影响已不需要赘言，但是仅仅从价值观念或宗教信仰等角度辨析美国外交政策，则很难解释“美国与索摩查家族有长达50年的蜜月期，也无法解释与巴蒂斯、朴正熙、马科斯、吴庭艳、伊朗国王巴列维等独裁者的合作，更不能解释“一种献身于自由的外交政策可能在国内产生一些恰恰有害于自由原则的结果”。
迈克尔·H.亨特：《意识形态与美国外交政策》，褚律元译，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1999年，第192页。换句话说，美国的外交政策尽管“充满理想、富有使命”，在全球范围内不遗余力推广美国的价值观念和政治制度，但美国同时也会根据国际政治的发展变化而做出调整，以实现所谓让“一个更加强大的美国承担起更多的领导世界的责任和使命”。早在20世纪初查尔斯·休斯（Charles Hughes）就宣称：“外交政策不仅建立在抽象的概念上，它还与国家利益这一实际概念密切相关。”
查尔斯·H.比尔德：《国家利益观：美国对外政策的分析研究》，纽约：麦克米兰出版公司，1934年，第1页。美国的“理想”与美国以外交手段追求国家利益的动机并不冲突，意识形态（理想主义）与现实主义在很多时候是融合的，只是侧重点不同，不存在取舍的问题。从某种程度上说，以“民主”和“人权”为主的价值观念越来越多地被认为是美国国家利益的重要组成部分。
李鹏：《美国台海安全战略中的理想主义与现实主义》，载《台湾研究》2005年第3期，第47页。在美国从“地区强国”到“世界大国”的外交实践中，一大批现实主义学者脱颖而出，如“遏制论”之父乔治·凯南、汉斯·摩根索（Hans Morgenthau）、谢林（Friedrich Schelling）、沃尔兹（Kenneth Waltz）等，他们为美国的兴盛做出了思想贡献。美国这种连接“国家强大”与“国家利益”的对外政策也同样反映在美国对台政策中。美国对台政策的所谓“平衡论”与“信心论”本质上是美国对台政策“战略模糊”的内化。
李翌鹏：《大陆对处理两岸问题更具信心》，中国评论新闻，换句话说，一个稳定、可控的美台关系符合美国的国家利益。因此，在可预期的未来，台湾对美国依旧是重要的战略资产而不是战略负担。
首先，美国“放弃台湾”并不会根本上改变中美关系的定位。汉斯·摩根索在《维护国家利益：美国对外政策的批评性考察》一文中明确指出：“一项从国家利益出发的外交政策要比一项按照普遍道德原则制定的外交政策在道德上更加完美”。
汉斯·摩根索：《维护国家利益：对美国外交政策的批评性考察》，纽约：克诺夫出版社，1951年版，第34页。换句话说，美国对台政策的逻辑起点和终点都是基于“国家强大”和“国家利益”。美国在台海地区的利益可以分为全球和亚太战略利益、中美关系互动的整体利益、美国在台湾的利益三个层次。就全球和亚太利益而言，美国把中国当作潜在的竞争对手，在“中美冲突不可避免”的“现实主义悲观论”基础上美国首要的战略手段是遏制中国，毕竟美国对“共产主义中国”能否融入“基督教文明”始终保持强烈的警惕。尽管有些学者认为美国“重返亚洲”并非是为了围堵中国，只是为了在亚太地区积极寻求中国的合作，以共同维护亚洲的和平與繁荣， Kenneth Lieberthal， “The American Pivot to Asi，” The Foreign Policy， Nov.， 2011.p.54.但事实上，美国挑动中日在钓鱼岛问题上剑拔弩张，唆使越南与菲律宾等国在南海问题上频频向中国发难。美国前国防部长哈格尔（Chuck Hagel）在新加坡举行的“香格里拉对话”上更直言不讳地批评中国。所以，不管是在冷战时期，还是在冷战结束之后，台湾都扮演着美国遏制中国大陆的关键角色。就中美关系互动的整体利益而言，美国需要中国大陆在全球事务中予以合作，而且随着双方相互依赖程度加深，“任何一方经济下滑都会拖垮对方”的格局成为客观现实，美国“放弃台湾”的边际效益越来越低。
与密苏里州立大学教授丹尼斯·希基（Dennis Hickey）座谈整理，2014年6月12日，上海。此外，美国涉台关系是否从属于中美关系也是美国学界争论非常激烈的议题。何里汉（Harry Harding）认为“中国同许多与美国有直接利害关系的重大问题分不开”
哈利·哈丁：《美中关系的前景和现状》，柯雄等译，北京：新华出版社，1993年版，第24页。，而博克斯（Bockus）则把中美关系和美台关系进行分离：“中美关系固然重要，台湾作为美国重要的经济与安全伙伴也非常重要。”
Will Inboden， “Taiwan Still Matters，” The Foreign Policy， April1， 2011.p.24. 换句话说，美国既不希望中美两国因台湾问题走向直接对抗，更不希望两岸走得太近而“失去台湾这个全天候的朋友”。
美国在台湾的利益包括政治利益、经济利益、战略利益等多个方面。美国在台海地区追求全球及亚太利益、中美互动整体利益的同时并没有放弃在台湾的利益。从经济层面来说，亚太地区是世界经济最富活力和最具发展前景的地区，经济增速大大超过世界平均水平，是全球经济增长的新引擎。亚太地区对于美国经济亦具有重要意义，是美国主要的出口市场。亚太地区吸纳了美国 60%的工业制成品，72%的农产品及39%的服务贸易。
舒建中：《美国与“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贸易权力的重构》，载《世界经济与政治论坛》2014年第6期，第38页。转引Ashley J. Tellis， “Balancing without Containment： A U.S. Strategy for Confronting China’s Rise，” The Washington Quarterly， Vol.36， No.4， 2013， p.115.1994年美国国会“美台政策协商工作组”在报告中指出：“台湾是一笔战略资产，它守护着太平洋和印度洋之间的许多贸易交往和石油运输的通道；台湾还可以用来证明美国扩大民主的决心；台湾是促进美国的自由贸易和取消贸易壁垒等经济政策的坚定盟友；台湾是美国宝贵的贸易伙伴，美国是台湾产品最大的进口国之一。”随着中国大陆经济的快速增长，中美经贸关系的重要性远远超过美国与台湾的经贸联系。在台湾对美国的经济吸引力下滑的背景下，美国对台军售才是美国最为关切的经济利益。美国是目前世界上最大的军火供应商，其军火出口量约占世界军火出口总量的50%，而台湾地区一直是美国的重要买主。
其次，美国认为，“放弃台湾”将威胁美国及盟友安全。台湾位于东海和南海之间，西靠亚洲大陆，东临太平洋，处于北起千岛群岛、日本列岛、琉球群岛、菲律宾至南部澳大利亚、新西兰这一环形防线的中间环节。在美国看来，大陆和台湾统一必将使这条防线受到严重冲击，还会危及美国在东亚地区的制海权以及在西太平洋的航线，从冲绳到菲律宾的美军军事基地也将受到冲击和威胁。尽管中国快速崛起并没有走向挑战美国霸权的道路，而是“强调平等、共赢、多元，建設和谐世界”，但是美国部分学者和决策者仍抱着冷战思维看待中国的崛起，他们认为“美国放弃台湾可能无法改变中美博弈的结果，只可能大大提升中国在亚洲的优势局面和战略地位。”
“一个被中国大陆‘吞并’的台湾无疑将成为‘军事化的台湾’，成为中国海空力量的基地。在东亚发生冲突的情况下，这艘‘不沉的航空母舰’将为中国大陆提供战略纵深，控制通过台湾海峡的外来船只，轻易威胁日本的南部侧翼……如果中国大陆以台湾和东海为依托，对日本进行军事威胁，日本及其盟友美国将更难对抗”。习惯于“寻找对手和敌人”的美国外交政策使美国对中国崛起的和平性质缺乏客观认识，而把台湾看作是其“永不沉没的航空母舰”的思维却根深蒂固。“美国政治领袖很少用现实主义的语言促使其外交政策正当化，但事实上，美国对新兴国家的遏制就是基于一系列现实主义的政治观念之上。”
王晓德：《美国文化与外交》，天津教育出版社，2008年版，第110页。因此，美国重返亚洲，作为“第一岛链”关节点的台湾对美国至关重要，美国为确保自身及盟友的安全不会“放弃台湾”，更不会主动以“放弃台湾”作为寻求和中国合作的筹码。美国企业研究所资深研究员卜大年（Dan Blumenthal）指出：“台湾若落入大陆控制，势必强化台湾作为重要战略要地的作用，从而增加引起中美冲突的可能性”。因而“美国亚太战略无需调整，台湾更不能抛弃，否则不利于亚太地缘政治的稳定，甚至给美国带来自珍珠港事件后的首次威胁。”
Daniel Blumenthal， “Rethinking U.S. Foreign Policy toward Taiwan，” The Foreign Policy， March 2，p.201.简言之，“美国对台湾的长期支持对于美台关系非常重要，‘弃台论’更不是美国政府考虑的议题，华盛顿应该与台北加强双边关系。”
Nancy Tucker， Bonnie Glaser， “Should the United States Abandon Taiwan？” Washington Quarterly， Fall 2011.p.22. 最后，美国认为“放弃台湾”将会影响美国在盟友中的声誉。美国马歇尔基金会高级研究员丹尼尔·特文宁（Daniel Trene）认为，美国现在“放弃台湾”至少会产生三方面影响：第一，美国的传统盟友，如韩国和澳大利亚，将有充足的理由怀疑美国对他们的安保承诺是否会像对台湾那样“摇摆不定”，从而危及美国在亚洲的声誉。第二，美国新的合作伙伴，如印度和越南等，已经开始致力于加强与美国的关系以牵制中国，弱化美台关系将使他们失去对美国的信任。最后，也是最重要的，它会复活慕尼黑和雅尔塔的幽灵，这种为满足大国掠夺欲望而牺牲“小国”利益的行为将给人类带来不可估量的伤害。
Daniel Twining， “Why should America Abandon Taiwan？” The Foreign Policy， January 10， 2012.p.36.美国亚太战略“再平衡”独木难以成林，需要日本、韩国、菲律宾、澳大利亚等传统盟友的支持，也需要印度、越南等“新伙伴”的通力配合。在实现其名为“维护亚太和平与稳定”实为“防范中国崛起”的战略目标方面，台湾就是检验美国“战略东移诚意的试金石”。在部分美国学者看来，如果美国迫于“战争压力”而在台湾问题上选择和中国大陆妥协，那么对中日关系充满悲观情绪的日本将合理怀疑美国是否也会在“核战争”的压力下放弃对日本的安全承诺。日本、韩国等会不会因此走向“发展核武器以求自保”的军备竞赛之路，也让美国忧心不已。美国抛出G2“胡萝卜”没有得到中国积极的响应，使美国相信中国既是美国主导世界秩序的重要一员，更是挑战美国主导世界秩序的重要力量。基于以上看法，美国学界对能否和“崛起大国”妥善解决国际纠纷缺少信心。伊斯坎德尔（IskanderRehman）在《台湾为何重要》（Why Taiwan Matters）一文中用悲观的语调描绘了中美关系：“中国作为新兴大国，渴望在国际秩序中寻求更多的话语权，美国在台湾问题上的让步并不会使中国在其他问题上的要求有所降低，反而会刺激中国提出更多的要求。”
IskanderRehman， “Why Taiwan Matters，” National Interest，（2014-02-28）[2015-04-17]. http：//nationalinterest.org/commentary/why-taiwan-matters-9971.如果美國对“中国的领土要求无所作为”而选择放弃台湾，那么台湾必将被推向大陆，美国在台海地区甚至亚太地区的发言权将被边缘化。
戴维来：《美国“弃台论”发展演变分析》，载《台湾研究》2012年第6期，第40页。根据现实主义思维，美国不仅不会放弃台湾，反而会强化对台湾的支持，持续加大对台军售，增强台湾牵制大陆的能力，从而为盟友树立起美国“负责、可信”的形象，达到进一步巩固以美国为中心的亚太战略布局，保证美国的重要军事基地及传统盟友和新战略伙伴的军事安全和非传统安全的目的。
四、 结 语
美国涉台思维已争论了60余年，但只要美国没有放弃“以台制华、改造中国”的所谓“使命”，只要两岸没有实现“完全统一”，甚至只要两岸在“主权”与“安全”层面没有取得实质性共识，美国涉台思维的争论还将继续下去。但是，无论从理想主义的意识形态出发，还是从现实主义的战略利益出发，美国涉台思维都将围绕着“接触中国”“引导中国”“改造中国”和“防范中国”的逻辑展开，以“国家强大”与“国家利益”为准则，在动态变化中演绎着“弃台思潮”、批判“弃台思潮”、最终回归“战略模糊”与“双轨政策”的辩证运动。
（责任编辑：崔建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