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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业凶猛，先从打架说起。
一起分配到公司的海船驾驶班同班同学有二十余个之多，我们将像春天的种子一样被撒到各艘船上。上船之前，公司给我们每一个人安排了一张床位。从此，在这个公司，我们算有了一个安身之处。
我们二十个人被安排在“红楼”401号一套三室一厅居住。楼因外表刷成褐红色，当年公司干部多居于此而得名。上世纪80年代末期，能住上三室一厅的人家不多。可惜我们人太多了一点。三个房间各放三张架床，厅放一张，共二十个床位，比学校宿舍还挤。但是，毕业之后就是江湖中人了，人在屋檐下，不得不低头。行政科的人讲得理直气壮，你们都是跑海的人，不可能同时都回宿舍睡觉，一般宿舍里只有几个人住，三室一厅，那是什么待遇！人家讲得这样理直气壮，你能按他在地打一顿吗？再说，红楼旁边的船员宿舍里，什么情况，我们也心知肚明。人家一家五六个人能住一个小单间算是优待了，两家人三世同堂挤八九平方米的，也不鲜见。这也不能全怪公司。很多船员，特别是低级船员，大多是从农村招来的，有些工作了十年八年，有些已在海上飘了二三十年，有一部分快要退休了，也有不少已经退休。招工出来工作后，农村是回不去了，家属们又不是城市户口，不是单位员工，规定不能参与分房子，而家里也没有经济能力购置新房，不挤在一起，能怎么办？
我们在401住了差不多十年，住到第五六年后，才陆续有人搬出去住。401寄存了很多我们这帮人初入社会的悲欢离合。我们在这里喝酒、打牌、看书、谈恋爱、吹牛、学习、生气、骂人、打架……
说到打架，不能不想到我人生第一场真正意义的打架。
1986年7月25日，那天阳光灿烂，海风习习，世界看起来完全是到处美好的样子。
那一天，我们领了人生第一份工资。领了工资之后，二十几个一起分配到海运公司的同学没什么好讲的，按原来定好的，每人抽20块钱，喝酒、聚餐去。我们在海角路那家平时常去的大排档拼了两桌，先上了两箱啤酒，后来又加了一箱。正准备收队的时候，老李不知怎么就跟邻桌的七八个人吵起来了。大家都喝得有点高，才吵几句就动手了。那一次，虽然是我第一次参与打架，但是完全没有想象中的害怕，一哄而上的时候，无师自通抓起啤酒瓶、桌子、椅子就往人家身上招呼了。那帮人没顶到一分钟，就落荒而逃了。还在我们兴奋得放声高歌浸泡在胜利之中走回集体宿舍路上的时候，不记得是谁突然大叫一声：“他们来了，快跑！”只见黑沉沉一群人，操着长长短短的东西，正朝我们奔来。
那晚，我们都没有回宿舍住，和我们有冲突的那些人知道我们住在那里。大家浩浩荡荡的一群人到人民电影院附近，随便找一家小旅馆开了间房。都醉了，进了房，横七竖八的，很快就睡了。第二天，我们无一遗漏，全被政工科抓到了公司会议室。会议室里就座的还有港务局的领导和几个年轻人。批评是免不了的，但是座谈会还在是友好、和谐的气氛中进行了。跟我们打架的那帮人，也是刚刚毕业分配到港务局船队的船员。大家不打不相识，在被批评中，大家得以认识，有几个竟然还是同一所中学来的。真是大水冲倒龙王庙。后来，这群人下班后，经常和我们打篮球。但是我们的人数再也比不上他们多了，他们是港作船的船员，而我们不是。
我和我的同学，很快就陆续被安排到了船上工作。现在想来，那一架，使公司加快了使用大海改变了我们命运的进程。
多年后，我们在海角路又喝了一顿。喝那一顿，时近年关，开始是四五个人。酒还是啤酒，漓泉，上了两箱。大家也懒得用杯子，一人一瓶，一边喝一边打同学电话，喝着喝着，陆续有其他同学赶来。天知道那天喝了多少，地上到处都是酒瓶。虽然也喝得横七竖八，讲话声音跟吵架差不多，但没有人像要醉倒的样子。多年过去，都是在江湖飘泊多年的人了。有人胡须拉碴，有人头发苍白，有人胖得不成样，也有人瘦得跟竹竿差不多，无一例外，脸皮全皱得不成样了。在海风中泡了十几二十年，如果脸皮还嫩，那就怪了。不知道是谁咕了一句：真想打一架！
这话像麻药，一下子把大家给麻住了。
打架是一门功课，喝酒也是。这话是我们老校长告诫我们的。
老校长曾经是北海舰队的潜艇艇长，高大、和善，是个有主见的老头。他没有具体教过我们什么课，但是每天都会到我们班看看，聊几句。我们是海船驾驶班，驾驶是他的老本行，自然关心些。再说，他当校长的时候，我们学校就剩我们驾驶班和轮机班不足百人了。我们毕业之后，学校就解散了，他这校长当不成了。做末代老校长，想必非他所愿，但是现实如此，他也改变不了。老校长讲过，“世事，谁能改变多少？”他曾一度担心我们毕业后找不到老婆。他十八岁当兵，上军校，然后在潜艇一呆就是二十几年，四十几岁的他，靠老乡大公无私，把自己的堂妹许配给他，才算得以娶妻生子。
“跟棺材一样，就躺下那点位置属于你，两条脚想张开干点事娱乐都不利索。天天就那几个人，想找个蚊子看看都没有。”这是校长私下跟我讲的。
公开场合，校长话不多。他习惯把讲话的机会，都给了喜欢张口就“我们华南理工”的副校长和永远分不清“的、地、得”的祖籍山东的教导主任。
对待打架这件事，老校长的观点是，能不打就不打，要打就打透，打爽，打到对方怕。我问他，你打过架？他一副不以为然的样子，看起来好像我们跟他是哥们，而不是校长和学生。他讲，做海的，哪有不打架的，不打架算什么男人，知道海盗后来变成什么吗？三种人——海盗、海军和海员。说是三种，实际还是一种，只是脾气大小不同罢了。
1986年7月25日那一架，算是我们给校长的毕业汇报。
事实上，在此之前两个月的一个晚上，我们如他所愿，也好好干了一架。那一架，事实上为我们毕业后集体干的那一架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说到打架，我还得繞，得从我们班同学的来源构成说起。
实际上，我们这帮人，是最不容易打架的一帮人。
我们班一共有40名同学，均来自北部湾沿海市县。其中北海市25名（含合浦县5名），防城港市5名，钦州市5名，另有5名自费生。同学中，有10人是海运职工子弟，25人是老师子弟。按说，我们班同学整体脾气应是比较温和的。比如我，到海校读书之前，记忆中只打过两次架。我问过其他一些同学，他们甚至有人一次也没打过——父母管得严。教师子弟打架，像什么样子？我也是教师子弟，教师子弟打架，是不成样子，但偏偏我打过。 我打的两次架，一次是和同学打，另一次是和堂哥打。
和我打架的也是老师的儿子。四年级下学期的一天，放学后，他神神秘秘地把我拉到小便处，然后磨磨蹭蹭地从裤袋里摸出两支烟，问我，敢不敢试试？试就试。一口进去，咳了几声，呛得不行，觉得烟实在不是什么好东西。当然这是当时的想法，后来我不知道怎么的竟然成了烟鬼。那是后话，不讲也罢。小学生抽烟，我当然知道不是什么好事，但是那时也是好奇。想不到的是这小子走出小便处后，手里还拿着一小载烟头，更想不到的是被教我们数学的何老师碰个正着。何老师可不是一般人，自我感觉非常好，不但认为生活中，谁也不比他，教学也是老子天下第一，看不起学校里的所有老师。他的教学水平如何，姑且不论，我们是小学生一个，也弄不懂水平是什么。反正班里喜欢他上课的不多。他上课最喜欢讲的一句话是“甘简单都无识（这么简单都不懂）？猪头！”大家当然不愿意当猪头。何老师看到这小子抽烟，像发现了新大陆，稍加审问，他就供了，还一口咬定是我教他抽的。我于是像条牛一样，被何老师从小便处拉出来，并被拖到了老师集体办公室。我父亲坐在办公室最东那个位置。他是我们的校长。结果那一天的课间操，全校学生都不用做操了。我和那小子被“郑重”请到了领操台上，在众目睽睽之下，我承认了我抽烟的事实，并保证今后绝对不做类似坏事。那天下午放学，我把他堵在回家路上偏僻的街角，在他肩膀上敲了一砖头才回家。我刚走了几步，肩膀上着了他一棍，路边不知道谁扔的木棍害了我。我蹲下来，在路边抓了一根木柴，想都没想，就朝他脑袋劈了过去。
那一晚，我享受了托水盆的待遇——双脚下跪，双手托起满满一洗脸盆水，举过头顶，一直举着，不叫放下。
那是什么滋味，小时候试过的人，都知道。现在想来，父亲的逻辑一点也没错。校长的儿子，不管是什么原因，被别的老师拉到办公室，他会有什么感受？而且我还打了人家。
父亲让我托水盆的时候，去了梁家道歉。我同学的父亲也是学校里的老师，和我们家还是拐弯抹角的亲戚。梁老师和何老师不同，他直爽，讲话跟吵架一样，为人大大咧咧的。平时就看不惯何老师看起来长得牛高马大，却尽干些扭扭捏捏的事。梁老师很快就跑到我家，把水盆从我头顶搬了下来。我父亲送他出门时，我听到他在门外的街上讲，小孩抽烟是不对，打打架也没什么。小时候，你没打过？我们打得还少吗？我是气何老师，两个小孩站在台上跟耍猴那样，他就那么高兴？父亲没出声，他只是大口抽烟，烟嘴的火星，把他的鼻子都照亮了。
如果说，小时候打架，是不懂事，那么1986年初夏那一架，就打得有些过分了。
事情的经过大致如此——
我们班有三个同学，原来是职业学校一年级同一个班学电子技术的。这三个家伙，虽然高矮瘦胖差异较大，但是完全一致之处都不喜欢这个修电表、修水表、修电饭煲的专业。有一天，这三个人逃课，正在街上游荡，看到我们学校的招生简章，突发奇想，瞒着学校报了名，竟然莫名其妙地考上了。这三个人由于同学过一年，自然经常结伴出去玩，我们称他们三脚猫。这三个人颇有江湖义气，平时，谁的饭票没有了，他们会号召大家捐点出来，“大家都是兄弟，难道要饿死人么？”这是老大陈永德的口头禅。
有一天晚上，也就是1986年初夏的某一个晚上。我们躺到床上准备睡觉了，突然一条黑影猫一样窜回宿舍。“大家快去救救老大。”是老二李东方上气不接下气的声音。他几乎是滚一样扑到我床上，抓住我的手，“老夫，老大被堵在校门外的小树林了。”宿舍里其他人迅速围了过来。很快，我们把宿舍里顺手的棍棒都带上了。一行七八个人，躬着腰，沿着宿舍走廊鱼贯而出，下了宿舍楼，绕进厕所，翻窗而出。当我们跑到小树林时，看到另一帮人，尾随而至，是林小英他们那个宿舍的。“听说了！”他说：“快，搞！”十余个人冲锋一样想也没想就进了树林。待进了树林里面，我们全傻了。人家十多個人围着老大和老三，其中七八个人竟然坐在边上围观，另外七八个人慢条斯理和他们俩过招。我们一伙人抡着木棍，风一样劈过去。五分钟没到，偷袭成功。战况是，我们有两个脚歪了，一个额头挨了棍。他们惨些，受伤的不下十个。现在想来，幸好那个时候打架只是弄条木棍，如果像后来街头泼皮一样动不动拿把牛角刀什么的，后果不堪设想。不过，他们那样打架，实在无聊。
一起分配到公司的海船驾驶班同班同学有二十余个之多，我们将像春天的种子一样被撒到各艘船上。上船之前，公司给我们每一个人安排了一张床位。从此，在这个公司，我们算有了一个安身之处。
我们二十个人被安排在“红楼”401号一套三室一厅居住。楼因外表刷成褐红色，当年公司干部多居于此而得名。上世纪80年代末期，能住上三室一厅的人家不多。可惜我们人太多了一点。三个房间各放三张架床，厅放一张，共二十个床位，比学校宿舍还挤。但是，毕业之后就是江湖中人了，人在屋檐下，不得不低头。行政科的人讲得理直气壮，你们都是跑海的人，不可能同时都回宿舍睡觉，一般宿舍里只有几个人住，三室一厅，那是什么待遇！人家讲得这样理直气壮，你能按他在地打一顿吗？再说，红楼旁边的船员宿舍里，什么情况，我们也心知肚明。人家一家五六个人能住一个小单间算是优待了，两家人三世同堂挤八九平方米的，也不鲜见。这也不能全怪公司。很多船员，特别是低级船员，大多是从农村招来的，有些工作了十年八年，有些已在海上飘了二三十年，有一部分快要退休了，也有不少已经退休。招工出来工作后，农村是回不去了，家属们又不是城市户口，不是单位员工，规定不能参与分房子，而家里也没有经济能力购置新房，不挤在一起，能怎么办？
我们在401住了差不多十年，住到第五六年后，才陆续有人搬出去住。401寄存了很多我们这帮人初入社会的悲欢离合。我们在这里喝酒、打牌、看书、谈恋爱、吹牛、学习、生气、骂人、打架……
说到打架，不能不想到我人生第一场真正意义的打架。
1986年7月25日，那天阳光灿烂，海风习习，世界看起来完全是到处美好的样子。
那一天，我们领了人生第一份工资。领了工资之后，二十几个一起分配到海运公司的同学没什么好讲的，按原来定好的，每人抽20块钱，喝酒、聚餐去。我们在海角路那家平时常去的大排档拼了两桌，先上了两箱啤酒，后来又加了一箱。正准备收队的时候，老李不知怎么就跟邻桌的七八个人吵起来了。大家都喝得有点高，才吵几句就动手了。那一次，虽然是我第一次参与打架，但是完全没有想象中的害怕，一哄而上的时候，无师自通抓起啤酒瓶、桌子、椅子就往人家身上招呼了。那帮人没顶到一分钟，就落荒而逃了。还在我们兴奋得放声高歌浸泡在胜利之中走回集体宿舍路上的时候，不记得是谁突然大叫一声：“他们来了，快跑！”只见黑沉沉一群人，操着长长短短的东西，正朝我们奔来。
那晚，我们都没有回宿舍住，和我们有冲突的那些人知道我们住在那里。大家浩浩荡荡的一群人到人民电影院附近，随便找一家小旅馆开了间房。都醉了，进了房，横七竖八的，很快就睡了。第二天，我们无一遗漏，全被政工科抓到了公司会议室。会议室里就座的还有港务局的领导和几个年轻人。批评是免不了的，但是座谈会还在是友好、和谐的气氛中进行了。跟我们打架的那帮人，也是刚刚毕业分配到港务局船队的船员。大家不打不相识，在被批评中，大家得以认识，有几个竟然还是同一所中学来的。真是大水冲倒龙王庙。后来，这群人下班后，经常和我们打篮球。但是我们的人数再也比不上他们多了，他们是港作船的船员，而我们不是。
我和我的同学，很快就陆续被安排到了船上工作。现在想来，那一架，使公司加快了使用大海改变了我们命运的进程。
多年后，我们在海角路又喝了一顿。喝那一顿，时近年关，开始是四五个人。酒还是啤酒，漓泉，上了两箱。大家也懒得用杯子，一人一瓶，一边喝一边打同学电话，喝着喝着，陆续有其他同学赶来。天知道那天喝了多少，地上到处都是酒瓶。虽然也喝得横七竖八，讲话声音跟吵架差不多，但没有人像要醉倒的样子。多年过去，都是在江湖飘泊多年的人了。有人胡须拉碴，有人头发苍白，有人胖得不成样，也有人瘦得跟竹竿差不多，无一例外，脸皮全皱得不成样了。在海风中泡了十几二十年，如果脸皮还嫩，那就怪了。不知道是谁咕了一句：真想打一架！
这话像麻药，一下子把大家给麻住了。
打架是一门功课，喝酒也是。这话是我们老校长告诫我们的。
老校长曾经是北海舰队的潜艇艇长，高大、和善，是个有主见的老头。他没有具体教过我们什么课，但是每天都会到我们班看看，聊几句。我们是海船驾驶班，驾驶是他的老本行，自然关心些。再说，他当校长的时候，我们学校就剩我们驾驶班和轮机班不足百人了。我们毕业之后，学校就解散了，他这校长当不成了。做末代老校长，想必非他所愿，但是现实如此，他也改变不了。老校长讲过，“世事，谁能改变多少？”他曾一度担心我们毕业后找不到老婆。他十八岁当兵，上军校，然后在潜艇一呆就是二十几年，四十几岁的他，靠老乡大公无私，把自己的堂妹许配给他，才算得以娶妻生子。
“跟棺材一样，就躺下那点位置属于你，两条脚想张开干点事娱乐都不利索。天天就那几个人，想找个蚊子看看都没有。”这是校长私下跟我讲的。
公开场合，校长话不多。他习惯把讲话的机会，都给了喜欢张口就“我们华南理工”的副校长和永远分不清“的、地、得”的祖籍山东的教导主任。
对待打架这件事，老校长的观点是，能不打就不打，要打就打透，打爽，打到对方怕。我问他，你打过架？他一副不以为然的样子，看起来好像我们跟他是哥们，而不是校长和学生。他讲，做海的，哪有不打架的，不打架算什么男人，知道海盗后来变成什么吗？三种人——海盗、海军和海员。说是三种，实际还是一种，只是脾气大小不同罢了。
1986年7月25日那一架，算是我们给校长的毕业汇报。
事实上，在此之前两个月的一个晚上，我们如他所愿，也好好干了一架。那一架，事实上为我们毕业后集体干的那一架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说到打架，我还得繞，得从我们班同学的来源构成说起。
实际上，我们这帮人，是最不容易打架的一帮人。
我们班一共有40名同学，均来自北部湾沿海市县。其中北海市25名（含合浦县5名），防城港市5名，钦州市5名，另有5名自费生。同学中，有10人是海运职工子弟，25人是老师子弟。按说，我们班同学整体脾气应是比较温和的。比如我，到海校读书之前，记忆中只打过两次架。我问过其他一些同学，他们甚至有人一次也没打过——父母管得严。教师子弟打架，像什么样子？我也是教师子弟，教师子弟打架，是不成样子，但偏偏我打过。 我打的两次架，一次是和同学打，另一次是和堂哥打。
和我打架的也是老师的儿子。四年级下学期的一天，放学后，他神神秘秘地把我拉到小便处，然后磨磨蹭蹭地从裤袋里摸出两支烟，问我，敢不敢试试？试就试。一口进去，咳了几声，呛得不行，觉得烟实在不是什么好东西。当然这是当时的想法，后来我不知道怎么的竟然成了烟鬼。那是后话，不讲也罢。小学生抽烟，我当然知道不是什么好事，但是那时也是好奇。想不到的是这小子走出小便处后，手里还拿着一小载烟头，更想不到的是被教我们数学的何老师碰个正着。何老师可不是一般人，自我感觉非常好，不但认为生活中，谁也不比他，教学也是老子天下第一，看不起学校里的所有老师。他的教学水平如何，姑且不论，我们是小学生一个，也弄不懂水平是什么。反正班里喜欢他上课的不多。他上课最喜欢讲的一句话是“甘简单都无识（这么简单都不懂）？猪头！”大家当然不愿意当猪头。何老师看到这小子抽烟，像发现了新大陆，稍加审问，他就供了，还一口咬定是我教他抽的。我于是像条牛一样，被何老师从小便处拉出来，并被拖到了老师集体办公室。我父亲坐在办公室最东那个位置。他是我们的校长。结果那一天的课间操，全校学生都不用做操了。我和那小子被“郑重”请到了领操台上，在众目睽睽之下，我承认了我抽烟的事实，并保证今后绝对不做类似坏事。那天下午放学，我把他堵在回家路上偏僻的街角，在他肩膀上敲了一砖头才回家。我刚走了几步，肩膀上着了他一棍，路边不知道谁扔的木棍害了我。我蹲下来，在路边抓了一根木柴，想都没想，就朝他脑袋劈了过去。
那一晚，我享受了托水盆的待遇——双脚下跪，双手托起满满一洗脸盆水，举过头顶，一直举着，不叫放下。
那是什么滋味，小时候试过的人，都知道。现在想来，父亲的逻辑一点也没错。校长的儿子，不管是什么原因，被别的老师拉到办公室，他会有什么感受？而且我还打了人家。
父亲让我托水盆的时候，去了梁家道歉。我同学的父亲也是学校里的老师，和我们家还是拐弯抹角的亲戚。梁老师和何老师不同，他直爽，讲话跟吵架一样，为人大大咧咧的。平时就看不惯何老师看起来长得牛高马大，却尽干些扭扭捏捏的事。梁老师很快就跑到我家，把水盆从我头顶搬了下来。我父亲送他出门时，我听到他在门外的街上讲，小孩抽烟是不对，打打架也没什么。小时候，你没打过？我们打得还少吗？我是气何老师，两个小孩站在台上跟耍猴那样，他就那么高兴？父亲没出声，他只是大口抽烟，烟嘴的火星，把他的鼻子都照亮了。
如果说，小时候打架，是不懂事，那么1986年初夏那一架，就打得有些过分了。
事情的经过大致如此——
我们班有三个同学，原来是职业学校一年级同一个班学电子技术的。这三个家伙，虽然高矮瘦胖差异较大，但是完全一致之处都不喜欢这个修电表、修水表、修电饭煲的专业。有一天，这三个人逃课，正在街上游荡，看到我们学校的招生简章，突发奇想，瞒着学校报了名，竟然莫名其妙地考上了。这三个人由于同学过一年，自然经常结伴出去玩，我们称他们三脚猫。这三个人颇有江湖义气，平时，谁的饭票没有了，他们会号召大家捐点出来，“大家都是兄弟，难道要饿死人么？”这是老大陈永德的口头禅。
有一天晚上，也就是1986年初夏的某一个晚上。我们躺到床上准备睡觉了，突然一条黑影猫一样窜回宿舍。“大家快去救救老大。”是老二李东方上气不接下气的声音。他几乎是滚一样扑到我床上，抓住我的手，“老夫，老大被堵在校门外的小树林了。”宿舍里其他人迅速围了过来。很快，我们把宿舍里顺手的棍棒都带上了。一行七八个人，躬着腰，沿着宿舍走廊鱼贯而出，下了宿舍楼，绕进厕所，翻窗而出。当我们跑到小树林时，看到另一帮人，尾随而至，是林小英他们那个宿舍的。“听说了！”他说：“快，搞！”十余个人冲锋一样想也没想就进了树林。待进了树林里面，我们全傻了。人家十多個人围着老大和老三，其中七八个人竟然坐在边上围观，另外七八个人慢条斯理和他们俩过招。我们一伙人抡着木棍，风一样劈过去。五分钟没到，偷袭成功。战况是，我们有两个脚歪了，一个额头挨了棍。他们惨些，受伤的不下十个。现在想来，幸好那个时候打架只是弄条木棍，如果像后来街头泼皮一样动不动拿把牛角刀什么的，后果不堪设想。不过，他们那样打架，实在无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