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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美国青年遇上中国“愤青”，会擦出什么火花? 这个夏天，12名美国青年来到中国，在他们的海外进修课程中，任务之一就是研究中国“愤青”。 美国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每年夏季学期都会有一门研究生课程——“中国当代传播”。这门课一般分两个阶段进行：先是在美国国内强化熟悉相关背景资料，阅读大量的指定材料和参考书，然后移师中国南京，在南京大学一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中美研究中心完成另外三个星期的课程。 2009年夏天，这门课程在南京的主讲人是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讲座教授吴旭。讲座的题目涉及中国新闻传播的各个方面，比如传统媒体架构、报业竞争态势、中国公共关系发展、网络民意与新趋势、中国电影业、中国形象塑造等等。
所有学生都是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在读的研究生，大部分专攻传播学、政府管理学和经济管理学。今年的班上共有12名学生，5男7女，平均年龄约28岁，一半的学生有媒体从业经验。在他们当中，有3名学生来自美国以外的国家，分别是日本、爱尔兰和巴基斯坦，只有两人以前来过中国，且停留时间不长。总体而言，他们对于中国的很多情况，特别是近年来的经济发展、社会转型和巨变，只是听说，并没有切实和客观的了解。
为通过这门课，学生们必须完成指定的阅读资料，提交两次阅读笔记，一篇书评，一份研究项目计划书和一篇20页左右的学期论文。两次阅读笔记的题目由吴旭教授指定，其中一个就是关于中国“愤青”和所谓网络民族主义的阅读分析报告。
中国的‘愤青’现象，虽在国内偶尔还会“冒泡”，但似乎已经“审美疲劳”。而在美国新闻界、政界和学界，却是一个被高度关注的话题。 吴旭要求学生们在完成阅读笔记前，必须认真研读四份指定的论文和报告：美国《纽约客》杂志去年发表的一篇重头调查报告《愤青：中国新一代的新保守主义民族主义者》，美国教授格雷斯的学术报告《中国的对日新思维》，普林斯顿大学教授林克在2008年5月美国国会听证会上的报告《解剖中国当今的民族主义》，以及美国南加州大学教授骆思典的学术文章《中国的媒体与青年：关于民族主义和国际主义的态度分析》。
他布置的作业是，在此基础上，学生还需搜寻相关的资料，写出一篇具有、一定总结综述性的800字左右的阅读笔记，要求“言之有据、言之成理”，并且提供个人的评价看法。
“忘记过去就意味着背叛”对美国人毫无触动
吴旭发现，无论是在课堂上的深度讨论中，还是在课后的阅读报告里，美国研究生们对于中国同龄人的“愤怒”，都“有着浓厚的兴趣”，并给出了一番“别有意味的”解读。
比如，要理解中国年轻人的愤怒，就需要有一定的世界和中国近现代史知识。但可能是因为美国建国历史太短的缘故，美国人更相信历史是被创造的，而不是被死记硬背的。吴旭发现，中国人常讲的“忘记过去就意味着背叛”，对于美国人一点触动都没有——“毕竟美国本身就是由一群想要忘记历史的叛逆者建立的”。
“真是这样子吗?”“可那都是很久以前的事情了，为什么还要揪住不放地愤怒呢?”一些美国学生常常这样反问他。
美国学生的另一个评述角度，是关于中国的文化和民族心态。
在他们看来，当中国人作为个体出现的时候，最能够忍辱负重，但是，作为一个群体出现的时候，反而显得心理承受力不够，敏感易怒。
他们看到，这里面，中国根深蒂固的“面子文化”，是很重要的原因。另外，“中国刚刚崛起不久，还没有习惯被别人骂。像我们美国已经被世界骂了快一个世纪了，也就无所谓了。”“被别人骂是强大的标志，没必要愤怒的。”他们也这样劝解中国的“愤青”同龄人。
当然，也有认为中国的“愤青”是被政府“教育’的大规模量化产品。吴旭说，这种推理方式，放在5年前，确实让人难以辩驳，“中国整齐划一的教育体系，很难不让习惯了别出心裁、天马行空的美国人心中起疑”。可是，奥运会火炬传递时中国年轻人全球护送火炬、四川地震后同心协力的团结劲头，确实也震撼了美国同龄人。这些“80后”、“90后”的所谓“鸟巢一代”，很多都在国外学习或工作，有着接受所有新闻信息并做出独立判断的自由，对他们表现出的那种坚决、直接的激情和“愤怒”，美国青年也表达了正面的看法。
愤怒=不安全感 自信
在这样的碰撞和交锋之后，年轻的、大多数是第一次来中国的美国研究生们，开始走进了中国“愤青”的内心世界。 美国女孩阿德安·霍尔(Adrienne Hoar)用了一个有趣的比喻来形容“愤青”心态：
“有一个人，他并不十分关注你，而恰恰因此，你却希望成为他的朋友。尽管对方缺乏兴趣，你还是紧迫着他并渴望着他的尊重。你的追逐使你对那个人产生了一个难以抑制的愿望——要他回报你对他的兴趣。但这也同时导致你不再喜欢那个人，因为他没有能满足你的愿望。许多中国青年正是怀着这样一种情绪来看待美国的。”
她进一步分析说，处在东西方文化冲突融合之中的中国年轻人，有一种非常矛盾的心情：“一方面，他们想要过上美国电影里的那种生活，想拥有昂贵的汽车和衣服。但对西方文化的过分追求，带来了对东方传统的破坏。许多中国年轻人又因此讨厌这种对自己文化和身份的背离，渴望做回他们所认为的传统的中国人。”
有哲学和政治学功底的爱尔兰学生鲁莱·麦凯纳(RuaraiMcKenna)则从时代变迁的大背景来理解‘愤怒’’的来源：
“很明显，愤怒的这一代中国年轻人，对西方了解的深入程度远胜过西方年轻人之于中国，这种愤怒现象也是多面的——是看似矛盾的不安全感和自信结合的产物……与早期的‘后毛一代’不同，现在的中国年轻人之所以愤怒，是因为他们既可以第一时间了解西方的看法，又在中国前所未有的社会发展进程中及国家的鼓励下，获得了前人没有的自尊。”
他还敏锐地注意到，“愤青”现象也折射出西方对中国的“认知赤字”：
“尽管中国在上世纪90年代之后已经在许多关键领域取得了进步，、西方对于中国的描述却仍然停留在30多年前。这种不正确的描述，直接导致了这批未来中国和世界领导者们的愤怒、仇恨和怀疑。”
中国愤青要“准备好被世界的口水淹没”
与此同时，不少人也指出，这种“愤怒”情绪是幼稚甚至危险的。
来自“愤怒”主要对象国之一日本的学生小林洋子这样写道：
“日本的一些个人极端观点的快速传播，使得中国对日本反应过度，这是幼稚的。换句话说，极端的观点在日本是少数，它并不能代表绝大多数日本人。概括而言，现在的情形是在网络上形成了双方极端力量和观点的对垒，而且网络技术的发展，让这些人更有可能团结在一起对付另一方。” 美国女学生米切尔·范德霍夫(Michelle Vanderhoff)这样写道：“‘愤青’想要来自世界其他国家的尊重，但情绪化的呼吁和展示肌肉并不能赢得尊重，哪怕这种要求是合情合理的。” 美国女孩辛西娅·皮埃特(Cynthia Piette)直言不讳：“我不认为美国人会因为中国的GDP数字高就尊重中国……中国‘愤青’们要准备好了，在他们崛起为世界领袖的过程中，可能会被世界的口水淹没。” 此外，相当一部分答卷，表达了对“民族主义”情绪扩大和蔓延的担忧 。其中。鲁莱·麦凯纳这样说：
“总而言之，‘愤青’是这个国家的未来，因而他们也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21世纪的世界是否稳定。然而，这代‘愤青’比过去一个世纪里的任何一代中国人，都接触和掌握更多的信息，这是我们谨慎乐观的一个原因。乐观是因为他们对国内和国际事务的批评，很大程度上是自己理性思考的结果，且反映了他们的自尊；谨慎是因为这些批评是这样两种东西的混合物：对西方的敌意和历史上最具毁灭性的力量——民族主义。”
所有学生都是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在读的研究生，大部分专攻传播学、政府管理学和经济管理学。今年的班上共有12名学生，5男7女，平均年龄约28岁，一半的学生有媒体从业经验。在他们当中，有3名学生来自美国以外的国家，分别是日本、爱尔兰和巴基斯坦，只有两人以前来过中国，且停留时间不长。总体而言，他们对于中国的很多情况，特别是近年来的经济发展、社会转型和巨变，只是听说，并没有切实和客观的了解。
为通过这门课，学生们必须完成指定的阅读资料，提交两次阅读笔记，一篇书评，一份研究项目计划书和一篇20页左右的学期论文。两次阅读笔记的题目由吴旭教授指定，其中一个就是关于中国“愤青”和所谓网络民族主义的阅读分析报告。
中国的‘愤青’现象，虽在国内偶尔还会“冒泡”，但似乎已经“审美疲劳”。而在美国新闻界、政界和学界，却是一个被高度关注的话题。 吴旭要求学生们在完成阅读笔记前，必须认真研读四份指定的论文和报告：美国《纽约客》杂志去年发表的一篇重头调查报告《愤青：中国新一代的新保守主义民族主义者》，美国教授格雷斯的学术报告《中国的对日新思维》，普林斯顿大学教授林克在2008年5月美国国会听证会上的报告《解剖中国当今的民族主义》，以及美国南加州大学教授骆思典的学术文章《中国的媒体与青年：关于民族主义和国际主义的态度分析》。
他布置的作业是，在此基础上，学生还需搜寻相关的资料，写出一篇具有、一定总结综述性的800字左右的阅读笔记，要求“言之有据、言之成理”，并且提供个人的评价看法。
“忘记过去就意味着背叛”对美国人毫无触动
吴旭发现，无论是在课堂上的深度讨论中，还是在课后的阅读报告里，美国研究生们对于中国同龄人的“愤怒”，都“有着浓厚的兴趣”，并给出了一番“别有意味的”解读。
比如，要理解中国年轻人的愤怒，就需要有一定的世界和中国近现代史知识。但可能是因为美国建国历史太短的缘故，美国人更相信历史是被创造的，而不是被死记硬背的。吴旭发现，中国人常讲的“忘记过去就意味着背叛”，对于美国人一点触动都没有——“毕竟美国本身就是由一群想要忘记历史的叛逆者建立的”。
“真是这样子吗?”“可那都是很久以前的事情了，为什么还要揪住不放地愤怒呢?”一些美国学生常常这样反问他。
美国学生的另一个评述角度，是关于中国的文化和民族心态。
在他们看来，当中国人作为个体出现的时候，最能够忍辱负重，但是，作为一个群体出现的时候，反而显得心理承受力不够，敏感易怒。
他们看到，这里面，中国根深蒂固的“面子文化”，是很重要的原因。另外，“中国刚刚崛起不久，还没有习惯被别人骂。像我们美国已经被世界骂了快一个世纪了，也就无所谓了。”“被别人骂是强大的标志，没必要愤怒的。”他们也这样劝解中国的“愤青”同龄人。
当然，也有认为中国的“愤青”是被政府“教育’的大规模量化产品。吴旭说，这种推理方式，放在5年前，确实让人难以辩驳，“中国整齐划一的教育体系，很难不让习惯了别出心裁、天马行空的美国人心中起疑”。可是，奥运会火炬传递时中国年轻人全球护送火炬、四川地震后同心协力的团结劲头，确实也震撼了美国同龄人。这些“80后”、“90后”的所谓“鸟巢一代”，很多都在国外学习或工作，有着接受所有新闻信息并做出独立判断的自由，对他们表现出的那种坚决、直接的激情和“愤怒”，美国青年也表达了正面的看法。
愤怒=不安全感 自信
在这样的碰撞和交锋之后，年轻的、大多数是第一次来中国的美国研究生们，开始走进了中国“愤青”的内心世界。 美国女孩阿德安·霍尔(Adrienne Hoar)用了一个有趣的比喻来形容“愤青”心态：
“有一个人，他并不十分关注你，而恰恰因此，你却希望成为他的朋友。尽管对方缺乏兴趣，你还是紧迫着他并渴望着他的尊重。你的追逐使你对那个人产生了一个难以抑制的愿望——要他回报你对他的兴趣。但这也同时导致你不再喜欢那个人，因为他没有能满足你的愿望。许多中国青年正是怀着这样一种情绪来看待美国的。”
她进一步分析说，处在东西方文化冲突融合之中的中国年轻人，有一种非常矛盾的心情：“一方面，他们想要过上美国电影里的那种生活，想拥有昂贵的汽车和衣服。但对西方文化的过分追求，带来了对东方传统的破坏。许多中国年轻人又因此讨厌这种对自己文化和身份的背离，渴望做回他们所认为的传统的中国人。”
有哲学和政治学功底的爱尔兰学生鲁莱·麦凯纳(RuaraiMcKenna)则从时代变迁的大背景来理解‘愤怒’’的来源：
“很明显，愤怒的这一代中国年轻人，对西方了解的深入程度远胜过西方年轻人之于中国，这种愤怒现象也是多面的——是看似矛盾的不安全感和自信结合的产物……与早期的‘后毛一代’不同，现在的中国年轻人之所以愤怒，是因为他们既可以第一时间了解西方的看法，又在中国前所未有的社会发展进程中及国家的鼓励下，获得了前人没有的自尊。”
他还敏锐地注意到，“愤青”现象也折射出西方对中国的“认知赤字”：
“尽管中国在上世纪90年代之后已经在许多关键领域取得了进步，、西方对于中国的描述却仍然停留在30多年前。这种不正确的描述，直接导致了这批未来中国和世界领导者们的愤怒、仇恨和怀疑。”
中国愤青要“准备好被世界的口水淹没”
与此同时，不少人也指出，这种“愤怒”情绪是幼稚甚至危险的。
来自“愤怒”主要对象国之一日本的学生小林洋子这样写道：
“日本的一些个人极端观点的快速传播，使得中国对日本反应过度，这是幼稚的。换句话说，极端的观点在日本是少数，它并不能代表绝大多数日本人。概括而言，现在的情形是在网络上形成了双方极端力量和观点的对垒，而且网络技术的发展，让这些人更有可能团结在一起对付另一方。” 美国女学生米切尔·范德霍夫(Michelle Vanderhoff)这样写道：“‘愤青’想要来自世界其他国家的尊重，但情绪化的呼吁和展示肌肉并不能赢得尊重，哪怕这种要求是合情合理的。” 美国女孩辛西娅·皮埃特(Cynthia Piette)直言不讳：“我不认为美国人会因为中国的GDP数字高就尊重中国……中国‘愤青’们要准备好了，在他们崛起为世界领袖的过程中，可能会被世界的口水淹没。” 此外，相当一部分答卷，表达了对“民族主义”情绪扩大和蔓延的担忧 。其中。鲁莱·麦凯纳这样说：
“总而言之，‘愤青’是这个国家的未来，因而他们也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21世纪的世界是否稳定。然而，这代‘愤青’比过去一个世纪里的任何一代中国人，都接触和掌握更多的信息，这是我们谨慎乐观的一个原因。乐观是因为他们对国内和国际事务的批评，很大程度上是自己理性思考的结果，且反映了他们的自尊；谨慎是因为这些批评是这样两种东西的混合物：对西方的敌意和历史上最具毁灭性的力量——民族主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