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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年前人家“见怪就怪”，对科学知识和各种奇异现象“饥不择食”，现在是见多识广，见怪不怪。
1979年的一天，一位貌不惊人的中学物理老师，抱着一叠厚厚的手稿，敲开了《自然杂志》编辑部的大门。
他叫张明生，30来岁。
手稿交到编辑李顺祺手里。几天后，在这本“学界内很有话语权”的杂志上登了出来。
一年后，这位中学物理老师直接被调入上海师范大学，成为物理学部的教授。
这样的“传奇”，似乎只发生在那个灼热的特殊年代。
在把稿子送到《自然杂志》之前，张明生和五六个“高能物理迷”的“秘密聚会”，已经延续了几年，他们冒着风险聚在一起探讨量子场论、相对论、群论，“散了以后，大家都装作不认识”。
“文革”结束，他们终于可以从“地下”转为“地上”。
“《自然杂志》上的那篇稿子，改变了我后来的人生，不过幸运的也不是我一个。”张明生说，当时有一大批杰出的年轻人，争先恐后在科普类杂志和学刊上发表论文，舆论也给了他们很大的支持。
“在一本科普杂志上发表一篇文章，就能够改变命运，这种经历现在是很难复制了。但是在上世纪70年代末，像《自然杂志》、《知识就是力量》、《地理知识》、《科学画报》等等，那样的号召力和影响力，确实是现在任何一本科普杂志都没法比的。”
张明生后来又担任过上海市教育局副局长、市教委副主任，现在，他是中国教育协会副会长，也是上海市教育学会会长。
“是历史给了我一个机会。”他这样感慨。
杂志也是一所大学
在国家图书馆南楼的馆藏图书中，记者找到了1978年创刊的《自然杂志》。
简单的封面，黑白的插图，封底标价是：0.32元。
已经退休在家的李顺祺，曾为这本今天不太有人知道的杂志，默默工作了近30年。
《自然杂志》创刊于1978年5月。这年春天，召开了“全国科学大会”。其间，钱三强说，世界各科技先进国家都有综合性的自然科学杂志，我们自己办一个很有必要。于是《自然杂志》就此诞生。
“那时正是整个科学界的春天，也是科普类杂志的春天，《自然杂志》一诞生，在学术界就很有声望，那时候风头正好。”这本刊名由郭沫若题写的杂志，立刻成为一个标杆。
“我是学物理学出身的，到了《自然杂志》就分管高能物理和能源，那时我接触的著名科学家太多了，联系最多的是杨振宁、李政道、丁肇中、吴健雄这些人。”就是在这个时候，中学物理老师张明生，把一叠手稿交到了李顺祺手里。
“我看了他的研究成果，很惊讶，也很感动，但心里还是很矛盾，因为那个时候，《自然杂志》对稿源的要求很严格，我约稿子也是很挑剔的，只找国内一流的科学家，大学副教授一级的给我稿子，一般都不用。我跟社长商量了一下，没想到社长比我还痛快：登他们的文章，一定要培养青年人才，杂志也是一所大学。”
于是，这些“物理爱好者们”的稿件，陆续登上了《自然杂志》。这本杂志成了很多青年的“启蒙老师”，他们中的一些人也像张明生一样，“脱胎换骨”成了名牌大学的教授。
“我们给了他们一个‘发声’的阵地。当然也是因为《自然杂志》在当时确实办得好，这是一个现在不可能复制的办刊模式。”
李顺祺说，因为《自然杂志》的规格比较高，创刊时就从上海的出版界挖了好多骨干编辑过去，当时光编辑就有20来个。从经济上，国家也给了很大的支持，“当时我要是听说北京哪个著名科学家的什么科学论文准备发布了，当天就动身，坐飞机到北京，一脑袋就扎到中国科学院，把他们最权威、最前沿的论文拿来首先发表到《自然杂志》上。”
“每年到全国各地去开各种专业会议，更是数不胜数。你想想，那是在1978年左右，坐飞机全国各地跑，那是多么大的投入啊，国家是在不计成本地办好这本杂志。”
李顺祺今天还很怀念当时科普杂志的盛况——大人小孩都爱拿着本科普杂志看。他觉得，当时杂志比较少，任何书，不管是自然科学的还是社会科学的，都大受欢迎。只要是知识，大家就像“海绵吸水”一样，热切企盼着。
“那时人们普遍在寻找出路，科学，被大家看作是一道走出贫困和落后的大门。”
“特异功能很好玩”
1979年的夏天，《自然杂志》刊登了一篇文章：《非视觉器官图像识别的观测报告》。
报告说，北京的两个孩子，11岁的王斌和13岁的王强，可以用耳朵“认”字。背着他们在白纸上写好字，折好掖在他们耳朵后面，或者是放在他们腋下，都能被轻易“认”出来。
“这太神了，我当时有些将信将疑，但是这篇文章是发表在《自然杂志》上的，而且是很多专家一起去做的测试。”北京读者文丽(化名)说，几乎是一夜间，大家都知道了这件事，大部分人是相信的，很多人甚至实验自己是否也有这种功能。
李顺祺坦承，他跟这件事有直接关系。
“当时我在北京参加一个会议，有人跟我说了两个个孩子特异功能的事儿，我下了会就赶紧跑过去，不过那天他们恰好不在。回上海后我跟杂志社汇报了这件事，结果社长带队，找了4个编辑，汇合了一些北京的教授，大家一起去给两个孩子做了测试，也就有了那篇稿子。当时对‘特异功能’的报道，在国内还几乎没有。”
李顺祺说，这篇文章登出没几天，社里就接到了“大人物”的电话。
钱学森的秘书来电话，说是钱老要来看望《自然杂志》的同志们。“钱老说，我们《自然杂志》登了有关人体特异功能的文章，是全国领头的，他看了我们的一些文章觉得很不错。他推荐社长出山，成立一个人体科学研究会，社长同意了。”
如果说，发表在杂志上的几篇文章，还是毛毛细雨，1980年2月4日至10日，由“自然杂志”牵头，在上海召开的“人体特异功能科学讨论会”，真正促发了一股潮流。
“第一次会议还是比较‘纯洁’的，很多大学教授都来了，还有不少家长带着孩子来参加检测。要是以今天的眼光来审视那个会议，它好像不科学。但是在当时，那个会议是以科学的名义召开的，也反映了那时的中国科学界中的一部分真实情况。但是第二次在重庆开会时，情况就变得复杂了，很多社会上乱七八糟的人也来了。”
李顺祺说，他原本是负责这个版块内容的编辑，参与了很多特异功能研究会的事，后来学界有朋友都劝他说这是“伪科学”，他就调到其他版块去了。这是1983年左右的事情。
李顺祺离开这个“漩涡”的时候，正是“特异功能”在民间风头最盛的时候。
“那时候好多‘大师’都来做报告。我记得有一个‘大师’曾经在工人体育场开了一场报告会，好几万人都去了，座无虚席。那次我也去了。他表演了很多的绝活，用眼睛吃东西，挪动东西的位置什么的。”
文丽那时候正是二十几岁的年纪， 对什么都新鲜。“什么科学反科学，那是专家们的争论，一般的老百姓，也就是跟我一样，抱着半认真半玩乐的心态去参加这些活动的，觉得特异功能很好玩，至少说明人们生活得更轻松了。”
风潮不久后戛然而止。而科普杂志却开始遭遇生存压力。
从“见怪就怪”到“见怪不怪”
1978年10月26日，原英国邓星克天文台副台长江涛在英国《自然》上撰文介绍《自然杂志》，题为：“Nature：Chinese Style”(中国风格的《自然》)。
14年后的1992年，这本曾经领导过很多次科技风潮，在那一代人心目中留下深刻印象的科普杂志，却不得不停刊了。
“出版业在1987年发生了剧变。原来是计划经济体制，杂志社是国家养，从那一年开始，都要步入市场。《自然杂志》属于高级科普类杂志，本来就‘曲高和寡’，在当时来讲，盈利是根本谈不上的，谁来养它就成了问题。”李顺祺说。
1992年，《自然杂志》订数已经降到一万册以内了。而在80年代，订数最多的时候曾有9万册。“根本支撑不下去，工资都发不下来。”
“后来在上海市的支持下，才把《自然杂志》转给上海大学来办，这才又复刊了，但现在也是赔钱的。”
处境艰难的，在科普类杂志里并不只有《自然杂志》一家。
《Newton科学世界》的主编唐云江对《瞭望东方周刊》说：“我80年代末进科技出版社工作的时候，科普类的书籍和杂志就已经很难做了，销路不好。到了90年代就更难了。大家都忙着挣钱呢，谁有工夫看科普杂志?”
科学出版社主办的《Newton科学世界》，是与日本牛顿出版社版权合作的科普类杂志。“我们翻译的文章，都由日本牛顿出版社授权。除了翻译日本版的文章外，我们也会就中国的一些科研新闻和环保议题等方面写一些自己的东西。”唐云江说。
谈起科普类杂志生存的困局，唐云江摇了摇头：“科普类文章的稿酬差不多也就是其他类文章的三分之一，做科普作家，实在是难以养活自己。”
“我们的主要读者，就是中学生和大学生，这部分孩子求知欲比较强，也比较有时间，参加工作以后的人，一般都不怎么看科普读物了。”
作为新一代“科普杂志出版人”，唐云江忧虑甚多。“现在没有国外背景的科普杂志很难存活，一些老牌的杂志，都是要有财政补贴才可以勉强支撑。像我们这样需要自己养活自己的，必须内容更大众化，图片更鲜亮，还要穿上一层‘国际化’的外衣，才能吸引读者的眼球。”
在这一点上，李顺祺的看法却有些“独辟蹊径”。
他说，上世纪70年代，一本杂志可以改变一些人的命运，80年代，一本杂志可以掀起一个社会风潮。这是特殊历史背景下的特殊事件，和当时中国社会的发展程度以及人们的精神状态有直接关系。
“那时候人们获取知识的渠道几乎只有各种读物，不光是科普类杂志，任何学科的读物都能引起人们的关注。获取知识的渠道少，加上封闭太久，大家对事物的判断能力也比较差。”
在他看来，90年代后到现在，特别是随着网络的发展，人们获取知识的渠道扩展太多。
“30年前大家‘见怪就怪’，对科学知识和各种奇异现象‘饥不择食’，现在是见多识广，见怪不怪，这不正好说明公众的整体素质和知识品位越来越高了吗?”
在科普行业摸爬滚打了一辈子，经历了一本杂志30年的起起落落，李顺祺仍然非常坚定地说：“我相信人类对于科学的好奇心是永远存在的，这一点在任何时代都一样。”
1979年的一天，一位貌不惊人的中学物理老师，抱着一叠厚厚的手稿，敲开了《自然杂志》编辑部的大门。
他叫张明生，30来岁。
手稿交到编辑李顺祺手里。几天后，在这本“学界内很有话语权”的杂志上登了出来。
一年后，这位中学物理老师直接被调入上海师范大学，成为物理学部的教授。
这样的“传奇”，似乎只发生在那个灼热的特殊年代。
在把稿子送到《自然杂志》之前，张明生和五六个“高能物理迷”的“秘密聚会”，已经延续了几年，他们冒着风险聚在一起探讨量子场论、相对论、群论，“散了以后，大家都装作不认识”。
“文革”结束，他们终于可以从“地下”转为“地上”。
“《自然杂志》上的那篇稿子，改变了我后来的人生，不过幸运的也不是我一个。”张明生说，当时有一大批杰出的年轻人，争先恐后在科普类杂志和学刊上发表论文，舆论也给了他们很大的支持。
“在一本科普杂志上发表一篇文章，就能够改变命运，这种经历现在是很难复制了。但是在上世纪70年代末，像《自然杂志》、《知识就是力量》、《地理知识》、《科学画报》等等，那样的号召力和影响力，确实是现在任何一本科普杂志都没法比的。”
张明生后来又担任过上海市教育局副局长、市教委副主任，现在，他是中国教育协会副会长，也是上海市教育学会会长。
“是历史给了我一个机会。”他这样感慨。
杂志也是一所大学
在国家图书馆南楼的馆藏图书中，记者找到了1978年创刊的《自然杂志》。
简单的封面，黑白的插图，封底标价是：0.32元。
已经退休在家的李顺祺，曾为这本今天不太有人知道的杂志，默默工作了近30年。
《自然杂志》创刊于1978年5月。这年春天，召开了“全国科学大会”。其间，钱三强说，世界各科技先进国家都有综合性的自然科学杂志，我们自己办一个很有必要。于是《自然杂志》就此诞生。
“那时正是整个科学界的春天，也是科普类杂志的春天，《自然杂志》一诞生，在学术界就很有声望，那时候风头正好。”这本刊名由郭沫若题写的杂志，立刻成为一个标杆。
“我是学物理学出身的，到了《自然杂志》就分管高能物理和能源，那时我接触的著名科学家太多了，联系最多的是杨振宁、李政道、丁肇中、吴健雄这些人。”就是在这个时候，中学物理老师张明生，把一叠手稿交到了李顺祺手里。
“我看了他的研究成果，很惊讶，也很感动，但心里还是很矛盾，因为那个时候，《自然杂志》对稿源的要求很严格，我约稿子也是很挑剔的，只找国内一流的科学家，大学副教授一级的给我稿子，一般都不用。我跟社长商量了一下，没想到社长比我还痛快：登他们的文章，一定要培养青年人才，杂志也是一所大学。”
于是，这些“物理爱好者们”的稿件，陆续登上了《自然杂志》。这本杂志成了很多青年的“启蒙老师”，他们中的一些人也像张明生一样，“脱胎换骨”成了名牌大学的教授。
“我们给了他们一个‘发声’的阵地。当然也是因为《自然杂志》在当时确实办得好，这是一个现在不可能复制的办刊模式。”
李顺祺说，因为《自然杂志》的规格比较高，创刊时就从上海的出版界挖了好多骨干编辑过去，当时光编辑就有20来个。从经济上，国家也给了很大的支持，“当时我要是听说北京哪个著名科学家的什么科学论文准备发布了，当天就动身，坐飞机到北京，一脑袋就扎到中国科学院，把他们最权威、最前沿的论文拿来首先发表到《自然杂志》上。”
“每年到全国各地去开各种专业会议，更是数不胜数。你想想，那是在1978年左右，坐飞机全国各地跑，那是多么大的投入啊，国家是在不计成本地办好这本杂志。”
李顺祺今天还很怀念当时科普杂志的盛况——大人小孩都爱拿着本科普杂志看。他觉得，当时杂志比较少，任何书，不管是自然科学的还是社会科学的，都大受欢迎。只要是知识，大家就像“海绵吸水”一样，热切企盼着。
“那时人们普遍在寻找出路，科学，被大家看作是一道走出贫困和落后的大门。”
“特异功能很好玩”
1979年的夏天，《自然杂志》刊登了一篇文章：《非视觉器官图像识别的观测报告》。
报告说，北京的两个孩子，11岁的王斌和13岁的王强，可以用耳朵“认”字。背着他们在白纸上写好字，折好掖在他们耳朵后面，或者是放在他们腋下，都能被轻易“认”出来。
“这太神了，我当时有些将信将疑，但是这篇文章是发表在《自然杂志》上的，而且是很多专家一起去做的测试。”北京读者文丽(化名)说，几乎是一夜间，大家都知道了这件事，大部分人是相信的，很多人甚至实验自己是否也有这种功能。
李顺祺坦承，他跟这件事有直接关系。
“当时我在北京参加一个会议，有人跟我说了两个个孩子特异功能的事儿，我下了会就赶紧跑过去，不过那天他们恰好不在。回上海后我跟杂志社汇报了这件事，结果社长带队，找了4个编辑，汇合了一些北京的教授，大家一起去给两个孩子做了测试，也就有了那篇稿子。当时对‘特异功能’的报道，在国内还几乎没有。”
李顺祺说，这篇文章登出没几天，社里就接到了“大人物”的电话。
钱学森的秘书来电话，说是钱老要来看望《自然杂志》的同志们。“钱老说，我们《自然杂志》登了有关人体特异功能的文章，是全国领头的，他看了我们的一些文章觉得很不错。他推荐社长出山，成立一个人体科学研究会，社长同意了。”
如果说，发表在杂志上的几篇文章，还是毛毛细雨，1980年2月4日至10日，由“自然杂志”牵头，在上海召开的“人体特异功能科学讨论会”，真正促发了一股潮流。
“第一次会议还是比较‘纯洁’的，很多大学教授都来了，还有不少家长带着孩子来参加检测。要是以今天的眼光来审视那个会议，它好像不科学。但是在当时，那个会议是以科学的名义召开的，也反映了那时的中国科学界中的一部分真实情况。但是第二次在重庆开会时，情况就变得复杂了，很多社会上乱七八糟的人也来了。”
李顺祺说，他原本是负责这个版块内容的编辑，参与了很多特异功能研究会的事，后来学界有朋友都劝他说这是“伪科学”，他就调到其他版块去了。这是1983年左右的事情。
李顺祺离开这个“漩涡”的时候，正是“特异功能”在民间风头最盛的时候。
“那时候好多‘大师’都来做报告。我记得有一个‘大师’曾经在工人体育场开了一场报告会，好几万人都去了，座无虚席。那次我也去了。他表演了很多的绝活，用眼睛吃东西，挪动东西的位置什么的。”
文丽那时候正是二十几岁的年纪， 对什么都新鲜。“什么科学反科学，那是专家们的争论，一般的老百姓，也就是跟我一样，抱着半认真半玩乐的心态去参加这些活动的，觉得特异功能很好玩，至少说明人们生活得更轻松了。”
风潮不久后戛然而止。而科普杂志却开始遭遇生存压力。
从“见怪就怪”到“见怪不怪”
1978年10月26日，原英国邓星克天文台副台长江涛在英国《自然》上撰文介绍《自然杂志》，题为：“Nature：Chinese Style”(中国风格的《自然》)。
14年后的1992年，这本曾经领导过很多次科技风潮，在那一代人心目中留下深刻印象的科普杂志，却不得不停刊了。
“出版业在1987年发生了剧变。原来是计划经济体制，杂志社是国家养，从那一年开始，都要步入市场。《自然杂志》属于高级科普类杂志，本来就‘曲高和寡’，在当时来讲，盈利是根本谈不上的，谁来养它就成了问题。”李顺祺说。
1992年，《自然杂志》订数已经降到一万册以内了。而在80年代，订数最多的时候曾有9万册。“根本支撑不下去，工资都发不下来。”
“后来在上海市的支持下，才把《自然杂志》转给上海大学来办，这才又复刊了，但现在也是赔钱的。”
处境艰难的，在科普类杂志里并不只有《自然杂志》一家。
《Newton科学世界》的主编唐云江对《瞭望东方周刊》说：“我80年代末进科技出版社工作的时候，科普类的书籍和杂志就已经很难做了，销路不好。到了90年代就更难了。大家都忙着挣钱呢，谁有工夫看科普杂志?”
科学出版社主办的《Newton科学世界》，是与日本牛顿出版社版权合作的科普类杂志。“我们翻译的文章，都由日本牛顿出版社授权。除了翻译日本版的文章外，我们也会就中国的一些科研新闻和环保议题等方面写一些自己的东西。”唐云江说。
谈起科普类杂志生存的困局，唐云江摇了摇头：“科普类文章的稿酬差不多也就是其他类文章的三分之一，做科普作家，实在是难以养活自己。”
“我们的主要读者，就是中学生和大学生，这部分孩子求知欲比较强，也比较有时间，参加工作以后的人，一般都不怎么看科普读物了。”
作为新一代“科普杂志出版人”，唐云江忧虑甚多。“现在没有国外背景的科普杂志很难存活，一些老牌的杂志，都是要有财政补贴才可以勉强支撑。像我们这样需要自己养活自己的，必须内容更大众化，图片更鲜亮，还要穿上一层‘国际化’的外衣，才能吸引读者的眼球。”
在这一点上，李顺祺的看法却有些“独辟蹊径”。
他说，上世纪70年代，一本杂志可以改变一些人的命运，80年代，一本杂志可以掀起一个社会风潮。这是特殊历史背景下的特殊事件，和当时中国社会的发展程度以及人们的精神状态有直接关系。
“那时候人们获取知识的渠道几乎只有各种读物，不光是科普类杂志，任何学科的读物都能引起人们的关注。获取知识的渠道少，加上封闭太久，大家对事物的判断能力也比较差。”
在他看来，90年代后到现在，特别是随着网络的发展，人们获取知识的渠道扩展太多。
“30年前大家‘见怪就怪’，对科学知识和各种奇异现象‘饥不择食’，现在是见多识广，见怪不怪，这不正好说明公众的整体素质和知识品位越来越高了吗?”
在科普行业摸爬滚打了一辈子，经历了一本杂志30年的起起落落，李顺祺仍然非常坚定地说：“我相信人类对于科学的好奇心是永远存在的，这一点在任何时代都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