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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摘要】《朗读者》突破了流俗的电视综艺类节目的娱乐性，而侧重于寻求情感与人文的结合，值得肯定。但是，在节目的安排上，平等交流的环节未能凸显；从文学的角度看，由于电视文学阅读能够达到感情的直接实现，摧毁了文字阅读所带来的距离，从而使得反思与想象难以成为可能。以感情与人文的结合为标准，会系统性排斥那些疏离感情的文学经典，但是20世纪以来，拒斥感性愉悦、旨在导向追求真理的文学，构成了精英文学的主要方面。如何引导20世纪以来的文学经典获得大众理解，还需要电视台发挥媒体想象力。
【关键词】《朗读者》；文学阅读；文学朗读；感性愉悦
一、《朗读者》的横空出世是个好事
2017年6月11日，“人文精神能否照亮中国电视变革之路——朗读者现象研讨会”在华东师大举行。其邀请函有一段描述，对本次会议宗旨进行了解题提示：“《朗读者》标志着中国电视综艺类节目的发展新方向。它们不再是传统市场意义上的现象级，而是逆势回归的新现象，电视综艺类节目把收视率都压在明星身上的市场逻辑其实已经无以为继。综艺节目的唯市场化，以及由此导致的低俗化，不仅与大学、学术界、知识分子所代表的人文传统日益分离，与社会的主流价值观也产生了无法弥补的断裂。在这个意义上来说，回归是大势所趋。《朗读者》等节目应运而生，通过回归对社会主流价值观的重建，探索情感与人文的结合，以及在此基础上对传统、历史与当下社会的重新阐释和解读，令人耳目一新。”这段话其实正确地指出了《朗读者》这个栏目的积极意义。显然，《朗读者》的横空出世是个好事，因为它首先是有关读书的事。我们经常听说的那些火爆的电视节目，有的是安排男女速配的节目，例如《非诚勿扰》《百里挑一》这种介绍对象的节目；有的是比赛各种演技谁更好，例如《超级女声》《快乐男声》之类的选秀节目，还有的是专门在夫妻反目、婆媳失和之类感情八卦上做文章的栏目，例如《爱情保卫战》《幸福魔方》。这些节目尽管不能说是低俗，但似乎可以假设，其主要目标是娱乐大众，并不旨在提升人的精神境界。所以就此情境而言，现在《朗读者》异军突起，看上去是朗读文学这种比较高尚的事情压倒了拉郎配、唱歌跳舞小品，以及家长里短、婆婆妈妈这种比较世俗的事情，这显然是令人额手称庆的可喜开端。
二、《朗读者》还有很大的改进空间
《朗读者》的最大亮点之一，可能是追求情感与人文的结合。我想主要围绕这一点谈谈我的粗浅看法。首先要指出的是，文学本来就具有情感交流的功能，在过去，文学最重要的功能之一可能就是交流感情。众所周知，在古代中国，文学的主流是诗，而诗的主流又是抒情诗。在很大程度上，抒情倾向构成了中国文学的传统。所以从大的方面看，以情感人这个目标设计还是具有某种合理性的。
但是，接下来我想谈谈自己对这个节目感到困惑，或者说感到不满足的地方。
第一，这个栏目的环节设置还有改进的空间。阅读首先是个人的独特经验。我们可以说，所有伟大的作品都具有普遍性，但并不是所有伟大的作品对所有人都具有普遍价值。冯小刚朗读一首诗歌，对他个人有意义，也许对相当多的人都有意义，但是很难说，对所有人都能激起感情共鸣。但是在电视台制作的节目中，冯小刚会娓娓动听地讲述他的个人故事，他这样一位成功人士，他的高端举止，从容谈吐，画龙点睛的配乐，迷人的灯光和应景的画面，当然加上董卿的循循善诱，这一切打造了一种卡里斯马（charisma）型的神奇魅力，台下观众以及電视荧屏前的人群以肃穆敬仰的眼神屏声静气认真聆听，生怕错过任何一句感人的警句，漏掉任何精微细腻的情感表达。然而，这样造成的戏剧性效果，尽管具有让人将注意力集中在节目现场的作用，但同时也形成一种压抑机制，这种压抑机制一方面能够让冯小刚这样的朗读者畅所欲言，并且造成了一种对他的观点强制性接受的催眠效果，同时又排除了对这首诗进行其他解读的可能性。所以说，它似乎很难鼓励平等的交流。并不是说，在观看这档节目的时候，你被剥夺了独立思考的权利，而是说，现场的气氛和压力迫使你最好接受他的解读方式。七、八年前，我在美国访学的时候，有一次去参观华人教会活动。牧师问：有兄弟姐妹愿意皈依基督教吗？连问三遍。每问一次，就会出现对我来说比较难堪的空气凝冻，信众尽管什么也没说，但我知道他们的殷切期待已经构成了一种巨大压力。当然，我可以选择继续做慕道者，但你会觉得你跟整个气氛是不合拍的。它其实意味着某种排斥功能：你要么选择加入我们，变成我们的一部分；要么你会感觉到自己比较孤立，继续待在这里也没啥意思。
《朗读者》的环节设置产生的现场效果与此具有类似之处。文学应该是一种解放的力量，在阅读文学的过程中，我们应该回到自身的鲜活经验，回到事物在被定义前的状态，而不是在一种具有压迫性的情境中接受别人指派给我们的文学意义。在一个文化类的电视节目中，平等交流、自由对谈、多元并存的因素，在今天全球化时代代表着某种不言而喻的政治价值。我们应该在电视这个大众媒介里，贯彻文化民主的意志与逻辑。
第二，我还想指出，文学阅读与电视中的文学朗读可能还不是一回事。在电视中，文学通过诉诸画面、人物、故事、声音获得了“肉身”，观众可以获得当下的、直接的、具体的精神满足。但是文学的媒介是语言，当文学被演变成视听盛宴的时候，作为语言艺术的价值可能就消失了。
法国哲学家利奥塔曾经对话语的东西与图像的东西进行了较为系统的区分。他认为，话语的东西相当于弗洛伊德理论的二级层面，即自我依据现实原则来行事。而图像的东西，相当于弗洛伊德理论的首要层面，即本我依据快乐原则来行事。这就是说，要想释放利比多能量，话语的东西必然要通过诉诸变形和语词化活动，依据现实原则才能得以间接地实现；而图像的东西，通过全身心投入感觉记忆，即可在无意识层面得以实现。也就是说，文学由于它诉诸抽象的文字符号，对它的接受必然结合对一定语词的理解、组織、选择而进行，当然还与相应的文学知识相联系，唯其如此才能唤起相关文学形象，因此也必然更多地与理性和反思联系在一起，从而不可能从中得到一种直接的快感。但是，图像性内容则不需要文字的中间媒介，它直接诉诸人的视觉系统，从而使人的视觉渴求无所阻碍地得到满足。① 声音的道理其实与图像的道理是一样的，电视台节目中的各种配乐，作为朗读者的故事讲述或者文学朗读的辅助媒介，它是具体的，不是抽象的，倾听的人还来不及反应，它就简单粗暴地占领了人的听觉领域，此时的聆听者不过只是声音接收器，只剩下了条件反射。因此，我这里想强调的是，文学本来与反思和想象相关，它预设了一定的审美距离。在《朗读者》节目中，当文学变成了视听系统之后，距离消失了，那么能够激起的反思与想象也随之大大弱化了。
三、感性愉悦与追求真理、追求思考的愉悦
19世纪的英国诗人华滋华斯说：“一切好诗都是强烈情感的自然流露。”②可是20世纪的T·S·艾略特说：“诗歌不是感情的放纵，而是感情的脱离；诗歌不是个性的表现，而是个性的脱离。”③两位在其时代中最优秀的英国诗人对诗歌与感情之间关系做出了截然不同的表达，说明什么呢？也许说明了19世纪下半叶以来，尤其是20世纪以来，强烈的感情表达可能已经不再是文学功能的主要方面。从康德以来，无论是作家、艺术家还是文艺理论家、美学家，世界文学共和国逐渐形成的一个集体性共识是，真正的审美经验应该提供的不是官能的满足。好的艺术品给我们带来的快乐，是某种禁欲主义的快乐，也就是带来的不是内容而是形式的愉悦。更重要的是，我们期待的好的文学，能够给我们带来批判性思想，带来颠覆我们常识的启迪。文学现代性的一个基本尺度就是指向批判和问题化。按照这样一个新的文学标准，在阅读《红楼梦》的时候，我们与其为宝黛爱情悲剧唏嘘不已，倒不如该思考这样的问题：贾宝玉这样一个曹雪芹所讴歌的对象，为何在日常生活中被任何社会的人所拒绝？我们也该注意的是，在鲁迅的《祝福》中，我们不该设身处地投入到祥林嫂的不幸个人遭遇之中，而应该自问：如果我们是鲁镇上的人，我们是否也可能是害死祥林嫂的凶手？因为当祥林嫂一开始叙述其悲惨命运时，鲁镇居民非常同情，但是当她不断重复的时候，鲁镇人就逐渐失去了耐心，而祥林嫂的悲剧本身并没有因为她的多次复述而减弱其悲剧性。我们会如此审问自己：我们是鲁镇上的人吗？我们的同情心是脆弱的吗？好的文学应该可以帮助我们撕开假面具，应该能给我们带来这样积极的反思性力量。
反之，能够引起大规模感情共鸣的东西是什么呢？其实就是常识或者日常秩序所支持的東西。流泪的人们不需要思考。流泪的艺术本质上是娱乐，它让我们的心灵经受感情暴风骤雨的冲击之后，能够更好地理解我们在这个社会所占据的微不足道的位置，更心悦诚服地接受命运的安排。压抑的力比多能量被释放了，获得升华了，我们可以无怨无悔，知足常乐。在我看来，今天真正伟大的艺术品是会让人难堪的，会刺痛我们的心灵，是我们的灵魂几乎无法与之狭路相逢的，无法直视面对的。但是，那样的艺术品不适合出现在电视节目上。电视节目上出现的镜头要非常醉、非常美。我要“刻薄”地说一句，阿多诺说的给我们带来感性愉悦的东西，可能就是《朗读者》给我们呈现的东西。不消说的是，如果电视节目坚持以感情的感染强度为选择朗读作品的原则，那么就会遗漏相当多的伟大作品。让我们想一想，卡夫卡那种阴冷、枯燥的文字读起来会是什么效果？当保罗·策兰得知大家在朗读他的诗篇的时候热泪盈眶，他会不会感到绝望？当然，如果《朗读者》能够成功地催情催泪，让我们被压制的欲望畅然一泄，让我们收泪之际感到岁月静好、万物祥和、天朗气清、惠风和畅，这当然也值得称赞，因为我们也不能指望每个人都是英雄；但是，如果它在未来能够引导我们追求真理，追求思考的愉悦，那无疑是更值得期待的事。
最后要说的是一个比较质朴的感受，读书其实是平常的事。林语堂曾经表达过这么一个意思：“读书没有合宜的时间和地点。一个人有读书的心境时，随便什么地方都可以读书。如果他知道读书的乐趣，他无论在学校内或学校外，都会读书，无论世界有没有学校，也都会读书。曾国藩在一封家书中谈到他的四弟拟入京读较好的学校时说：‘苟能发奋自立，则家塾可读书，即旷野之地，热闹之场，亦可读书，负薪牧豕，皆可读书。苟不能发奋自立，则家塾不宜读书，即清净之乡，神仙之境，皆不能读书。’有些人在要读书的时候，在书台前装腔作势，埋怨说他们读不下去，因为房间太冷，板凳太硬，或光线太强。” ④不读书怎么样都能找到理由的。但其实呢，书无时不可，无处不宜。欧阳修云：“钱思公虽生长富贵，而少所嗜好。在西洛时，尝语僚属言：‘平生惟好读书，坐则读经史，卧则读小说，上厕则阅小辞，盖未尝顷刻释卷也。’”⑤但是，《朗读者》节目中展现的形象太高大上了：从片头豪华的书房，到各类社会名流的访谈，以及各种戏剧化的场面。我不知道人们会不会想，读书这样的事，没有沐浴斋戒澡雪精神，没有澄怀一心收视反听，就不足以言读书。读书这么神圣的事业，可不是我们这号人玩的。电视台选择的标准是外在形象，既不是普通读书人，也不是职业读书人的标准，而是各类感人的景观幻象，无论是来自于名流的魅力，还是来自于普通百姓的奇异故事。它其实就是本雅明说的灵氛（aura），只不過是以高尚的读书行动来命名的商业性灵氛。
我当然理解，新闻点与收视率构成了电视台的某种压力，也理解广大受众的阅读水平和认知能力在某种程度上决定了电视台的制作可能性。但我想在这里简单一提的是，上世纪70年代中期英国广播公司曾经播送的《思想家》节目，这个节目将平民化的哲学带到普通听众那里，它让当时健在的各路一流哲学家到电台接受采访，现身说法，其内容深入浅出，雅俗共赏，具有广泛而深刻的社会影响。这样的媒介实践，是否具有某种参考价值呢？在电视媒介技术已经日新月异的今天，电视台是否能给我们带来更有精神价值的节目呢？我想，这还需要大家尤其是电视台居于高位者发挥更高远的想象力。
注释：
①相关论述，请见朱国华：《文学与权力：文学合法性的批判性考察》，北京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第196页。
②伍蠢甫主编：《西方古今文论选》，复旦大学出版社1984年版，第117页。
③T·S·艾略特：《艾略特文学论文集》，李赋宁译，百花洲文艺出版社1994年版，第11页。
④林语堂：《林语堂散文经典全集》，北京出版社2007年版，第195页。
⑤欧阳修：《归田录》，三秦出版社2003年版，第113-114页。
【关键词】《朗读者》；文学阅读；文学朗读；感性愉悦
一、《朗读者》的横空出世是个好事
2017年6月11日，“人文精神能否照亮中国电视变革之路——朗读者现象研讨会”在华东师大举行。其邀请函有一段描述，对本次会议宗旨进行了解题提示：“《朗读者》标志着中国电视综艺类节目的发展新方向。它们不再是传统市场意义上的现象级，而是逆势回归的新现象，电视综艺类节目把收视率都压在明星身上的市场逻辑其实已经无以为继。综艺节目的唯市场化，以及由此导致的低俗化，不仅与大学、学术界、知识分子所代表的人文传统日益分离，与社会的主流价值观也产生了无法弥补的断裂。在这个意义上来说，回归是大势所趋。《朗读者》等节目应运而生，通过回归对社会主流价值观的重建，探索情感与人文的结合，以及在此基础上对传统、历史与当下社会的重新阐释和解读，令人耳目一新。”这段话其实正确地指出了《朗读者》这个栏目的积极意义。显然，《朗读者》的横空出世是个好事，因为它首先是有关读书的事。我们经常听说的那些火爆的电视节目，有的是安排男女速配的节目，例如《非诚勿扰》《百里挑一》这种介绍对象的节目；有的是比赛各种演技谁更好，例如《超级女声》《快乐男声》之类的选秀节目，还有的是专门在夫妻反目、婆媳失和之类感情八卦上做文章的栏目，例如《爱情保卫战》《幸福魔方》。这些节目尽管不能说是低俗，但似乎可以假设，其主要目标是娱乐大众，并不旨在提升人的精神境界。所以就此情境而言，现在《朗读者》异军突起，看上去是朗读文学这种比较高尚的事情压倒了拉郎配、唱歌跳舞小品，以及家长里短、婆婆妈妈这种比较世俗的事情，这显然是令人额手称庆的可喜开端。
二、《朗读者》还有很大的改进空间
《朗读者》的最大亮点之一，可能是追求情感与人文的结合。我想主要围绕这一点谈谈我的粗浅看法。首先要指出的是，文学本来就具有情感交流的功能，在过去，文学最重要的功能之一可能就是交流感情。众所周知，在古代中国，文学的主流是诗，而诗的主流又是抒情诗。在很大程度上，抒情倾向构成了中国文学的传统。所以从大的方面看，以情感人这个目标设计还是具有某种合理性的。
但是，接下来我想谈谈自己对这个节目感到困惑，或者说感到不满足的地方。
第一，这个栏目的环节设置还有改进的空间。阅读首先是个人的独特经验。我们可以说，所有伟大的作品都具有普遍性，但并不是所有伟大的作品对所有人都具有普遍价值。冯小刚朗读一首诗歌，对他个人有意义，也许对相当多的人都有意义，但是很难说，对所有人都能激起感情共鸣。但是在电视台制作的节目中，冯小刚会娓娓动听地讲述他的个人故事，他这样一位成功人士，他的高端举止，从容谈吐，画龙点睛的配乐，迷人的灯光和应景的画面，当然加上董卿的循循善诱，这一切打造了一种卡里斯马（charisma）型的神奇魅力，台下观众以及電视荧屏前的人群以肃穆敬仰的眼神屏声静气认真聆听，生怕错过任何一句感人的警句，漏掉任何精微细腻的情感表达。然而，这样造成的戏剧性效果，尽管具有让人将注意力集中在节目现场的作用，但同时也形成一种压抑机制，这种压抑机制一方面能够让冯小刚这样的朗读者畅所欲言，并且造成了一种对他的观点强制性接受的催眠效果，同时又排除了对这首诗进行其他解读的可能性。所以说，它似乎很难鼓励平等的交流。并不是说，在观看这档节目的时候，你被剥夺了独立思考的权利，而是说，现场的气氛和压力迫使你最好接受他的解读方式。七、八年前，我在美国访学的时候，有一次去参观华人教会活动。牧师问：有兄弟姐妹愿意皈依基督教吗？连问三遍。每问一次，就会出现对我来说比较难堪的空气凝冻，信众尽管什么也没说，但我知道他们的殷切期待已经构成了一种巨大压力。当然，我可以选择继续做慕道者，但你会觉得你跟整个气氛是不合拍的。它其实意味着某种排斥功能：你要么选择加入我们，变成我们的一部分；要么你会感觉到自己比较孤立，继续待在这里也没啥意思。
《朗读者》的环节设置产生的现场效果与此具有类似之处。文学应该是一种解放的力量，在阅读文学的过程中，我们应该回到自身的鲜活经验，回到事物在被定义前的状态，而不是在一种具有压迫性的情境中接受别人指派给我们的文学意义。在一个文化类的电视节目中，平等交流、自由对谈、多元并存的因素，在今天全球化时代代表着某种不言而喻的政治价值。我们应该在电视这个大众媒介里，贯彻文化民主的意志与逻辑。
第二，我还想指出，文学阅读与电视中的文学朗读可能还不是一回事。在电视中，文学通过诉诸画面、人物、故事、声音获得了“肉身”，观众可以获得当下的、直接的、具体的精神满足。但是文学的媒介是语言，当文学被演变成视听盛宴的时候，作为语言艺术的价值可能就消失了。
法国哲学家利奥塔曾经对话语的东西与图像的东西进行了较为系统的区分。他认为，话语的东西相当于弗洛伊德理论的二级层面，即自我依据现实原则来行事。而图像的东西，相当于弗洛伊德理论的首要层面，即本我依据快乐原则来行事。这就是说，要想释放利比多能量，话语的东西必然要通过诉诸变形和语词化活动，依据现实原则才能得以间接地实现；而图像的东西，通过全身心投入感觉记忆，即可在无意识层面得以实现。也就是说，文学由于它诉诸抽象的文字符号，对它的接受必然结合对一定语词的理解、组織、选择而进行，当然还与相应的文学知识相联系，唯其如此才能唤起相关文学形象，因此也必然更多地与理性和反思联系在一起，从而不可能从中得到一种直接的快感。但是，图像性内容则不需要文字的中间媒介，它直接诉诸人的视觉系统，从而使人的视觉渴求无所阻碍地得到满足。① 声音的道理其实与图像的道理是一样的，电视台节目中的各种配乐，作为朗读者的故事讲述或者文学朗读的辅助媒介，它是具体的，不是抽象的，倾听的人还来不及反应，它就简单粗暴地占领了人的听觉领域，此时的聆听者不过只是声音接收器，只剩下了条件反射。因此，我这里想强调的是，文学本来与反思和想象相关，它预设了一定的审美距离。在《朗读者》节目中，当文学变成了视听系统之后，距离消失了，那么能够激起的反思与想象也随之大大弱化了。
三、感性愉悦与追求真理、追求思考的愉悦
19世纪的英国诗人华滋华斯说：“一切好诗都是强烈情感的自然流露。”②可是20世纪的T·S·艾略特说：“诗歌不是感情的放纵，而是感情的脱离；诗歌不是个性的表现，而是个性的脱离。”③两位在其时代中最优秀的英国诗人对诗歌与感情之间关系做出了截然不同的表达，说明什么呢？也许说明了19世纪下半叶以来，尤其是20世纪以来，强烈的感情表达可能已经不再是文学功能的主要方面。从康德以来，无论是作家、艺术家还是文艺理论家、美学家，世界文学共和国逐渐形成的一个集体性共识是，真正的审美经验应该提供的不是官能的满足。好的艺术品给我们带来的快乐，是某种禁欲主义的快乐，也就是带来的不是内容而是形式的愉悦。更重要的是，我们期待的好的文学，能够给我们带来批判性思想，带来颠覆我们常识的启迪。文学现代性的一个基本尺度就是指向批判和问题化。按照这样一个新的文学标准，在阅读《红楼梦》的时候，我们与其为宝黛爱情悲剧唏嘘不已，倒不如该思考这样的问题：贾宝玉这样一个曹雪芹所讴歌的对象，为何在日常生活中被任何社会的人所拒绝？我们也该注意的是，在鲁迅的《祝福》中，我们不该设身处地投入到祥林嫂的不幸个人遭遇之中，而应该自问：如果我们是鲁镇上的人，我们是否也可能是害死祥林嫂的凶手？因为当祥林嫂一开始叙述其悲惨命运时，鲁镇居民非常同情，但是当她不断重复的时候，鲁镇人就逐渐失去了耐心，而祥林嫂的悲剧本身并没有因为她的多次复述而减弱其悲剧性。我们会如此审问自己：我们是鲁镇上的人吗？我们的同情心是脆弱的吗？好的文学应该可以帮助我们撕开假面具，应该能给我们带来这样积极的反思性力量。
反之，能够引起大规模感情共鸣的东西是什么呢？其实就是常识或者日常秩序所支持的東西。流泪的人们不需要思考。流泪的艺术本质上是娱乐，它让我们的心灵经受感情暴风骤雨的冲击之后，能够更好地理解我们在这个社会所占据的微不足道的位置，更心悦诚服地接受命运的安排。压抑的力比多能量被释放了，获得升华了，我们可以无怨无悔，知足常乐。在我看来，今天真正伟大的艺术品是会让人难堪的，会刺痛我们的心灵，是我们的灵魂几乎无法与之狭路相逢的，无法直视面对的。但是，那样的艺术品不适合出现在电视节目上。电视节目上出现的镜头要非常醉、非常美。我要“刻薄”地说一句，阿多诺说的给我们带来感性愉悦的东西，可能就是《朗读者》给我们呈现的东西。不消说的是，如果电视节目坚持以感情的感染强度为选择朗读作品的原则，那么就会遗漏相当多的伟大作品。让我们想一想，卡夫卡那种阴冷、枯燥的文字读起来会是什么效果？当保罗·策兰得知大家在朗读他的诗篇的时候热泪盈眶，他会不会感到绝望？当然，如果《朗读者》能够成功地催情催泪，让我们被压制的欲望畅然一泄，让我们收泪之际感到岁月静好、万物祥和、天朗气清、惠风和畅，这当然也值得称赞，因为我们也不能指望每个人都是英雄；但是，如果它在未来能够引导我们追求真理，追求思考的愉悦，那无疑是更值得期待的事。
最后要说的是一个比较质朴的感受，读书其实是平常的事。林语堂曾经表达过这么一个意思：“读书没有合宜的时间和地点。一个人有读书的心境时，随便什么地方都可以读书。如果他知道读书的乐趣，他无论在学校内或学校外，都会读书，无论世界有没有学校，也都会读书。曾国藩在一封家书中谈到他的四弟拟入京读较好的学校时说：‘苟能发奋自立，则家塾可读书，即旷野之地，热闹之场，亦可读书，负薪牧豕，皆可读书。苟不能发奋自立，则家塾不宜读书，即清净之乡，神仙之境，皆不能读书。’有些人在要读书的时候，在书台前装腔作势，埋怨说他们读不下去，因为房间太冷，板凳太硬，或光线太强。” ④不读书怎么样都能找到理由的。但其实呢，书无时不可，无处不宜。欧阳修云：“钱思公虽生长富贵，而少所嗜好。在西洛时，尝语僚属言：‘平生惟好读书，坐则读经史，卧则读小说，上厕则阅小辞，盖未尝顷刻释卷也。’”⑤但是，《朗读者》节目中展现的形象太高大上了：从片头豪华的书房，到各类社会名流的访谈，以及各种戏剧化的场面。我不知道人们会不会想，读书这样的事，没有沐浴斋戒澡雪精神，没有澄怀一心收视反听，就不足以言读书。读书这么神圣的事业，可不是我们这号人玩的。电视台选择的标准是外在形象，既不是普通读书人，也不是职业读书人的标准，而是各类感人的景观幻象，无论是来自于名流的魅力，还是来自于普通百姓的奇异故事。它其实就是本雅明说的灵氛（aura），只不過是以高尚的读书行动来命名的商业性灵氛。
我当然理解，新闻点与收视率构成了电视台的某种压力，也理解广大受众的阅读水平和认知能力在某种程度上决定了电视台的制作可能性。但我想在这里简单一提的是，上世纪70年代中期英国广播公司曾经播送的《思想家》节目，这个节目将平民化的哲学带到普通听众那里，它让当时健在的各路一流哲学家到电台接受采访，现身说法，其内容深入浅出，雅俗共赏，具有广泛而深刻的社会影响。这样的媒介实践，是否具有某种参考价值呢？在电视媒介技术已经日新月异的今天，电视台是否能给我们带来更有精神价值的节目呢？我想，这还需要大家尤其是电视台居于高位者发挥更高远的想象力。
注释：
①相关论述，请见朱国华：《文学与权力：文学合法性的批判性考察》，北京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第196页。
②伍蠢甫主编：《西方古今文论选》，复旦大学出版社1984年版，第117页。
③T·S·艾略特：《艾略特文学论文集》，李赋宁译，百花洲文艺出版社1994年版，第11页。
④林语堂：《林语堂散文经典全集》，北京出版社2007年版，第195页。
⑤欧阳修：《归田录》，三秦出版社2003年版，第113-114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