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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首过往，每每感到有不少人和事印象鲜明地长留在我的心间，鼓舞着我面对生活勇往直前。不过我在这里记述的既不是一个单个的人，也不是一件孤立的事，而是一本书，书名《野妹子》 。因为这本书常常会使我联想起许多难忘的人和事。
起因于《人民文学》的鼓励
1956年年初，我还是一个年轻的初学写作者，突然接到《人民文学》编辑部的一封信，说是为了迎接“第一次全国青年文学创作会议”的召开，要我在短期内写一篇自己满意的短篇作品，寄给他们以供发表。我很受宠若惊，赶紧花了一个夜晚，写了一篇题名为《雨亭叔公的双筒枪》的7000字的小说，寄给了他们。
这篇小说很快得到了他们的肯定，在当年4月号刊物上发表了。结果，我却并没有得到参加“全国青年文学创作会议”的机会，这篇作品倒是受到了文学界和社会多方面的赞誉，还被中央四部门遴选为“世界青年联欢节”的极少数参赛作品之一，被译成四种外文送往布达佩斯，起到了国际交流的作用。
这是一篇以抗日战争时期少年生活为题材的小说，因为交稿时间紧迫，又是短篇，写成后我一直觉得头脑里还有不少可用的题材没有使用，深感惋惜和遗憾。
以往我从未写过抗日战争题材的作品。这个短篇的发表，就像是引导我开辟了一块小说题材的处女地，使我产生了以同类题材为内容、另写一部长篇小说的大胆想法。
从此，我天天一有空闲就酝酿着这个长篇。为了能有更加充分的素材可供运用，我开始广泛阅读有关的历史资料，尤其是我家乡浙东山区新四军游击队活动的历史资料。为了使这部长篇小说在艺术上能有一点新意，我决定把它写成一部带有浪漫主义色彩的少年冒险小说。好在我少年时代有相当长的时间是在浙东山区度过的，对那里的山水草木和民情民俗都相当熟悉；山区少年们所特有的那种不怕艰苦，不畏强暴，朴质勇敢甚至带有一定“野”性的形象，时时都活跃在我的记忆中；再加上从历史资料中得来的知识，对作品故事情节的构思就成了一件水到渠成的事。我把山区少年们所特有的那种“野”性，集中体现在我准备创造的人物——野妹子身上。
《野妹子》开始酝酿于1958年，动笔于1961年，完稿于1962年，14万多字，是我当时所有作品中篇幅最长的一部。
寻根思源，如果没有几年前《人民文学》给我的那封信，没有他们的热情鼓励，我决不会想到去写这么一部长篇小说，决不会有那么大的勇气和决心。
永远忘不了陈伯吹先生
那时候全国只有两家专业的少年儿童读物出版社，别的出版社出版儿童文学作品只是偶尔为之。我早就在少年儿童出版社做编辑工作，写了作品想让自己所在的出版社去出版，这在当时的社会风气中，是一件很容易遭人非议的事。半年多时间过去了，我一直把《野妹子》的原稿搁置着没有往外寄。
一天，时任我社副社长的陈伯吹先生，像平时一样来找我说话。陈伯吹先生素来是我十分敬重的著名儿童文学作家、理论家和教育家。他对年轻作者的关怀和爱护是人所共知的。在他悉心提携的年轻人中间也包括我。这天他找我说话的态度特别郑重，问我这段时期在写些什么。在伯吹先生面前我当然老老实实地作了回答，告诉他我除了写些中、短篇作品外，还第一次尝试着写了一部长篇少年小说稿。
“好啊，你的确应该写写长篇作品了。哪方面的题材？”
我就把《野妹子》的题材内容和创作意图，大体上对他说了一下。
他仔细听完后显出了十分欣喜的神情说：“写抗日战争题材，表现爱国精神，这是一个永恒的主题，我很赞成；用浪漫主义的艺术手法写，也不失为一种新的尝试。听了你的这一创作成果，使我特别高兴。”当时我并不了解伯吹先生找我谈话的用意，以为这只是一次日常的交谈而已。但没过多久，我在《文汇报》上读到了记者对陈伯吹先生的一篇采访，伯吹先生谈的是上海儿童文学作者的写作计划和写作成果，首先谈到的就是我这部写了还没有得到出版机会的《野妹子》。
这一下，意外发生了，我很快接到了远在天津的百花文艺出版社的一封来信，说，他们已经看到了《文汇报》上对陈伯吹先生的采访，希望我能把《野妹子》的原稿及时寄去让他们审阅、处理。
世界上还有比这更让我欢欣鼓舞的事吗？
这样，就在陈伯吹先生的热心推荐和出版社编辑的鼓励下，《野妹子》顺利地问世了，使我几年来的辛勤劳动没有落空，梦想成真。
和画家董辰生的缘分
当时百花文艺出版社和我联系的是一位资深编辑，对工作、对作者都非常负责，极富敬业精神。在处理这部书稿的过程中，他和我通了十几封信。特别使我高兴的是，他为了使这本书稿能有一个与内容相适应的外观，花费了不少心思，最后决定约请当时在人物画方面已经广有影响的军旅画家董辰生来绘制封面画和插图。我早就看到过董辰生的不少人物画和插图，知道他是一位十分出色的画家。
1964年夏天的某一天，当我收到《野妹子》的样书包裹，打开一看，一下子就被那尽善尽美的野妹子封面人物画里的形象怔住了。我听说董辰生是北方人，本来有点担心他画浙东山区题材是不是完全熟悉；但出现在我面前的野妹子，那外貌，那神态，那气质，那衣着打扮，那挂在脖子上的银项圈，还有那把拿在手里的砍柴刀，以及含而不露的浙东山区少女身上所特有的那种“野”性，全都跃然纸上，和我心目中极力想创造的野妹子这个人物，不仅没有任何二致，而且通过他那形意和谐、极富动感的画笔，为她增光添彩，充分地直观化和形象化了。
如今董辰生先生已经是一位蜚声国内外画坛的著名画家，曾经在国外举办个人画展。他的不少画作，包括不少人物画，已由海内外博物馆和美术馆收藏。我手头至今还保存着两本当年由他精心绘制封面画和插图的《野妹子》首版本。我以为，这是我的荣幸，也是一个十分珍贵的纪念。
野妹子广交读者朋友
虽然《野妹子》首版不到两年就遇上了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但在“四人帮”垮台以后的1978年10月，便得到了重版的机会。1981年3月，还由延边人民出版社出版了朝鲜文本；1998年2月改由少年儿童出版社修订重版，2007年又出版了新版本。将近50年来一版再版，不断增印，累计发行量已有30多万册。此外，1981年3月和1982年5月，还分别由浙江人民美术出版社和北京的人民美术出版社，改编成两种不同版本的连环画本出版，一共发行了154万册。如果把《野妹子》的文字本加上连环画本一起计算，已有185万余册流传于世。 特别使我感动的，直到最近几年，还常常有读者因为到处买不到《野妹子》而写信来向我问询。不久之前，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在征得了我的同意以后，很快出版了新的《野妹子》连环画本，目前已经上市。这些，也足以说明，《野妹子》的艺术生命还是一直存活在读者中间的。
野妹子这个满身“野”性的山村姑娘，居然能广交这么多的读者朋友，是我在动笔写她时始料不及的。这使我对所有爱护过她，扶持过她，促使她得以面世的那么多无私的热心人士，更加增添了发自内心的感激之情。
在日本大阪国际儿童文学馆
1990年秋天，日本大阪国际儿童文学馆聘请我作为讲师之一，参加中日儿童文学研讨会，做主题发言。因为他们知道我写过不少反映抗日战争时期少年生活的作品，其中还有相当数量的作品已在日本翻译发表，便要求我重点谈战争儿童文学的问题。战争儿童文学在日本的友好人士中被称作反战儿童文学，我们则通称为抗战儿童文学，虽然说法不同，但反对日本军国主义者发动的那场侵华战争的态度是基本一致的。会议举行期间，日本同行朋友们的态度大都十分友好热情，还为我举办了个人作品展。《野妹子》也由他们作为重点作品之一，在我的个人作品展上展出。我在主题发言中当然也谈到了《野妹子》的创作过程和创作体会，听众的反映也大都是友好和热烈的。
反对侵略战争，实现世界和平，应该是全世界人民的共同愿望。
这使我想起当年陈伯吹先生对我说过的那句话：“写抗日战争题材，表现爱国精神，这是一个永恒的主题。”
这或许也是《野妹子》在将近50年来一版再版、长销不衰的原因之一吧。
读者：我的良师益友
在我所有的儿童文学作品中，《野妹子》是得到读者反馈最多的一本书。某一年，我到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去讲课，见到学校图书馆门口挂着一张海报，准备举行《野妹子》的读者座谈会，络绎不绝的青年学生正在进场。另有一次，我和某位散文家一起参加一个会议，他一见面就对我说，文革前他在北京大学念书时，有很多同学在看《野妹子》，他也是其中的一员。此外，在所有的读者来信中，最使我忘不了的是昆明杂技团一个15岁的小演员的一封信，她一定要我告诉她“现在野妹子生活得怎么样了，在哪里工作，是不是已经结婚”等等，使我十分为难，只好硬着头皮告诉她，野妹子虽然有生活中的某些原型，但毕竟是小说中经过艺术虚构创造出来的人物。我很担心她听了以后可能会有点失望。
前些年，我的忘年交、文学理论家刘绪源，给我寄来了一份复印件。那是著名学者刘小枫为他的哲学论著《拯救与逍遥》写的一篇修订本前言。他在文章中谈到他青少年时代的阅读感受时，有如下一段话：
“记得从陀思妥耶夫斯基那里晓得，要写好小说，先得念好哲学。
“我念的……好多革命历史小说中，《野妹子》印象最深。
“故事背景是浙东新四军游击队的活动，但小说中没有出现多少新四军，大都在说一个叫‘野妹子’的女孩同一个城里来的少爷的暧昧革命关系。
“‘野妹子’太可爱了，打补丁的衣裳袖口总是挽到胳膊肘，手里虽然经常拿着砍柴刀，笑起来却很甜，一身村姑气，哪里像会用柴刀去砍敌人的人？
“故事的结局是，少爷参加游击队干革命去了，我却关心‘野妹子’的幸福。
“小说偏偏没有讲这件事情。我感觉自己就像那个城里来的少爷，离开‘野妹子’时，满心忧伤……”
以往我和刘小枫先生并不相识，只听说他是一位在各个学位阶段攻读过文学、美学、哲学的学者，在海内外的大学执教多年，著述甚丰。他并没有从理论的角度分析《野妹子》写得怎么样，更没有一言半语的溢美之词，写的都是回忆他青少年时代阅读《野妹子》时的感受和印象，完全是发自内心的独白。然而，正是他这一段发自内心的独白，却使我感到其中有些话恰恰说到了我的心里。当年我写这部小说的时候，在艺术上悉心追求的正是他最感兴趣的东西——野妹子所特有的个性和形象，以及她那朴素、纯美和向往幸福生活的感情。
所有读者对小说作者的鼓励——尤其是发自内心的鼓励，对作者的鼓舞力量是无穷无尽的。
生命不息，艺术追求不止
我历来主张，儿童文学就其本质而言，首先应该是文学，是文学中因为读者对象的特殊性而形成的一个门类。
那么，文学是什么呢？
“文学是什么？”这应该是一个常识问题：现代意义上的文学，指的是“用语言塑造形象以反映社会生活，表达作者思想感情的语言艺术”，故而简称“语言艺术”。
是的，既然儿童文学是文学中的一个门类，同样是文学，同样需要“用语言塑造形象”，需要“用艺术形象反映社会生活，表达作者的思想感情”，当然，作品中的审美价值和人文关怀精神就必不可少。因而，我在创作中着重追求的，便是作品的美感形象和社会意义。
《野妹子》，正是我在这方面的一个最初尝试。
在以后的数十年间，不论严寒酷暑，也不管环境好坏，我都一直利用一切可以利用的时间，在文学创作，特别是儿童文学创作道路上不断地追求和探索，希望能写出真正让自己完全满意的作品。
回顾以往的创作历程，最最值得我欣慰的，写作已经成为我不可或缺的一种精神追求和一种生活方式。我愿意为此而奋斗终生。
起因于《人民文学》的鼓励
1956年年初，我还是一个年轻的初学写作者，突然接到《人民文学》编辑部的一封信，说是为了迎接“第一次全国青年文学创作会议”的召开，要我在短期内写一篇自己满意的短篇作品，寄给他们以供发表。我很受宠若惊，赶紧花了一个夜晚，写了一篇题名为《雨亭叔公的双筒枪》的7000字的小说，寄给了他们。
这篇小说很快得到了他们的肯定，在当年4月号刊物上发表了。结果，我却并没有得到参加“全国青年文学创作会议”的机会，这篇作品倒是受到了文学界和社会多方面的赞誉，还被中央四部门遴选为“世界青年联欢节”的极少数参赛作品之一，被译成四种外文送往布达佩斯，起到了国际交流的作用。
这是一篇以抗日战争时期少年生活为题材的小说，因为交稿时间紧迫，又是短篇，写成后我一直觉得头脑里还有不少可用的题材没有使用，深感惋惜和遗憾。
以往我从未写过抗日战争题材的作品。这个短篇的发表，就像是引导我开辟了一块小说题材的处女地，使我产生了以同类题材为内容、另写一部长篇小说的大胆想法。
从此，我天天一有空闲就酝酿着这个长篇。为了能有更加充分的素材可供运用，我开始广泛阅读有关的历史资料，尤其是我家乡浙东山区新四军游击队活动的历史资料。为了使这部长篇小说在艺术上能有一点新意，我决定把它写成一部带有浪漫主义色彩的少年冒险小说。好在我少年时代有相当长的时间是在浙东山区度过的，对那里的山水草木和民情民俗都相当熟悉；山区少年们所特有的那种不怕艰苦，不畏强暴，朴质勇敢甚至带有一定“野”性的形象，时时都活跃在我的记忆中；再加上从历史资料中得来的知识，对作品故事情节的构思就成了一件水到渠成的事。我把山区少年们所特有的那种“野”性，集中体现在我准备创造的人物——野妹子身上。
《野妹子》开始酝酿于1958年，动笔于1961年，完稿于1962年，14万多字，是我当时所有作品中篇幅最长的一部。
寻根思源，如果没有几年前《人民文学》给我的那封信，没有他们的热情鼓励，我决不会想到去写这么一部长篇小说，决不会有那么大的勇气和决心。
永远忘不了陈伯吹先生
那时候全国只有两家专业的少年儿童读物出版社，别的出版社出版儿童文学作品只是偶尔为之。我早就在少年儿童出版社做编辑工作，写了作品想让自己所在的出版社去出版，这在当时的社会风气中，是一件很容易遭人非议的事。半年多时间过去了，我一直把《野妹子》的原稿搁置着没有往外寄。
一天，时任我社副社长的陈伯吹先生，像平时一样来找我说话。陈伯吹先生素来是我十分敬重的著名儿童文学作家、理论家和教育家。他对年轻作者的关怀和爱护是人所共知的。在他悉心提携的年轻人中间也包括我。这天他找我说话的态度特别郑重，问我这段时期在写些什么。在伯吹先生面前我当然老老实实地作了回答，告诉他我除了写些中、短篇作品外，还第一次尝试着写了一部长篇少年小说稿。
“好啊，你的确应该写写长篇作品了。哪方面的题材？”
我就把《野妹子》的题材内容和创作意图，大体上对他说了一下。
他仔细听完后显出了十分欣喜的神情说：“写抗日战争题材，表现爱国精神，这是一个永恒的主题，我很赞成；用浪漫主义的艺术手法写，也不失为一种新的尝试。听了你的这一创作成果，使我特别高兴。”当时我并不了解伯吹先生找我谈话的用意，以为这只是一次日常的交谈而已。但没过多久，我在《文汇报》上读到了记者对陈伯吹先生的一篇采访，伯吹先生谈的是上海儿童文学作者的写作计划和写作成果，首先谈到的就是我这部写了还没有得到出版机会的《野妹子》。
这一下，意外发生了，我很快接到了远在天津的百花文艺出版社的一封来信，说，他们已经看到了《文汇报》上对陈伯吹先生的采访，希望我能把《野妹子》的原稿及时寄去让他们审阅、处理。
世界上还有比这更让我欢欣鼓舞的事吗？
这样，就在陈伯吹先生的热心推荐和出版社编辑的鼓励下，《野妹子》顺利地问世了，使我几年来的辛勤劳动没有落空，梦想成真。
和画家董辰生的缘分
当时百花文艺出版社和我联系的是一位资深编辑，对工作、对作者都非常负责，极富敬业精神。在处理这部书稿的过程中，他和我通了十几封信。特别使我高兴的是，他为了使这本书稿能有一个与内容相适应的外观，花费了不少心思，最后决定约请当时在人物画方面已经广有影响的军旅画家董辰生来绘制封面画和插图。我早就看到过董辰生的不少人物画和插图，知道他是一位十分出色的画家。
1964年夏天的某一天，当我收到《野妹子》的样书包裹，打开一看，一下子就被那尽善尽美的野妹子封面人物画里的形象怔住了。我听说董辰生是北方人，本来有点担心他画浙东山区题材是不是完全熟悉；但出现在我面前的野妹子，那外貌，那神态，那气质，那衣着打扮，那挂在脖子上的银项圈，还有那把拿在手里的砍柴刀，以及含而不露的浙东山区少女身上所特有的那种“野”性，全都跃然纸上，和我心目中极力想创造的野妹子这个人物，不仅没有任何二致，而且通过他那形意和谐、极富动感的画笔，为她增光添彩，充分地直观化和形象化了。
如今董辰生先生已经是一位蜚声国内外画坛的著名画家，曾经在国外举办个人画展。他的不少画作，包括不少人物画，已由海内外博物馆和美术馆收藏。我手头至今还保存着两本当年由他精心绘制封面画和插图的《野妹子》首版本。我以为，这是我的荣幸，也是一个十分珍贵的纪念。
野妹子广交读者朋友
虽然《野妹子》首版不到两年就遇上了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但在“四人帮”垮台以后的1978年10月，便得到了重版的机会。1981年3月，还由延边人民出版社出版了朝鲜文本；1998年2月改由少年儿童出版社修订重版，2007年又出版了新版本。将近50年来一版再版，不断增印，累计发行量已有30多万册。此外，1981年3月和1982年5月，还分别由浙江人民美术出版社和北京的人民美术出版社，改编成两种不同版本的连环画本出版，一共发行了154万册。如果把《野妹子》的文字本加上连环画本一起计算，已有185万余册流传于世。 特别使我感动的，直到最近几年，还常常有读者因为到处买不到《野妹子》而写信来向我问询。不久之前，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在征得了我的同意以后，很快出版了新的《野妹子》连环画本，目前已经上市。这些，也足以说明，《野妹子》的艺术生命还是一直存活在读者中间的。
野妹子这个满身“野”性的山村姑娘，居然能广交这么多的读者朋友，是我在动笔写她时始料不及的。这使我对所有爱护过她，扶持过她，促使她得以面世的那么多无私的热心人士，更加增添了发自内心的感激之情。
在日本大阪国际儿童文学馆
1990年秋天，日本大阪国际儿童文学馆聘请我作为讲师之一，参加中日儿童文学研讨会，做主题发言。因为他们知道我写过不少反映抗日战争时期少年生活的作品，其中还有相当数量的作品已在日本翻译发表，便要求我重点谈战争儿童文学的问题。战争儿童文学在日本的友好人士中被称作反战儿童文学，我们则通称为抗战儿童文学，虽然说法不同，但反对日本军国主义者发动的那场侵华战争的态度是基本一致的。会议举行期间，日本同行朋友们的态度大都十分友好热情，还为我举办了个人作品展。《野妹子》也由他们作为重点作品之一，在我的个人作品展上展出。我在主题发言中当然也谈到了《野妹子》的创作过程和创作体会，听众的反映也大都是友好和热烈的。
反对侵略战争，实现世界和平，应该是全世界人民的共同愿望。
这使我想起当年陈伯吹先生对我说过的那句话：“写抗日战争题材，表现爱国精神，这是一个永恒的主题。”
这或许也是《野妹子》在将近50年来一版再版、长销不衰的原因之一吧。
读者：我的良师益友
在我所有的儿童文学作品中，《野妹子》是得到读者反馈最多的一本书。某一年，我到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去讲课，见到学校图书馆门口挂着一张海报，准备举行《野妹子》的读者座谈会，络绎不绝的青年学生正在进场。另有一次，我和某位散文家一起参加一个会议，他一见面就对我说，文革前他在北京大学念书时，有很多同学在看《野妹子》，他也是其中的一员。此外，在所有的读者来信中，最使我忘不了的是昆明杂技团一个15岁的小演员的一封信，她一定要我告诉她“现在野妹子生活得怎么样了，在哪里工作，是不是已经结婚”等等，使我十分为难，只好硬着头皮告诉她，野妹子虽然有生活中的某些原型，但毕竟是小说中经过艺术虚构创造出来的人物。我很担心她听了以后可能会有点失望。
前些年，我的忘年交、文学理论家刘绪源，给我寄来了一份复印件。那是著名学者刘小枫为他的哲学论著《拯救与逍遥》写的一篇修订本前言。他在文章中谈到他青少年时代的阅读感受时，有如下一段话：
“记得从陀思妥耶夫斯基那里晓得，要写好小说，先得念好哲学。
“我念的……好多革命历史小说中，《野妹子》印象最深。
“故事背景是浙东新四军游击队的活动，但小说中没有出现多少新四军，大都在说一个叫‘野妹子’的女孩同一个城里来的少爷的暧昧革命关系。
“‘野妹子’太可爱了，打补丁的衣裳袖口总是挽到胳膊肘，手里虽然经常拿着砍柴刀，笑起来却很甜，一身村姑气，哪里像会用柴刀去砍敌人的人？
“故事的结局是，少爷参加游击队干革命去了，我却关心‘野妹子’的幸福。
“小说偏偏没有讲这件事情。我感觉自己就像那个城里来的少爷，离开‘野妹子’时，满心忧伤……”
以往我和刘小枫先生并不相识，只听说他是一位在各个学位阶段攻读过文学、美学、哲学的学者，在海内外的大学执教多年，著述甚丰。他并没有从理论的角度分析《野妹子》写得怎么样，更没有一言半语的溢美之词，写的都是回忆他青少年时代阅读《野妹子》时的感受和印象，完全是发自内心的独白。然而，正是他这一段发自内心的独白，却使我感到其中有些话恰恰说到了我的心里。当年我写这部小说的时候，在艺术上悉心追求的正是他最感兴趣的东西——野妹子所特有的个性和形象，以及她那朴素、纯美和向往幸福生活的感情。
所有读者对小说作者的鼓励——尤其是发自内心的鼓励，对作者的鼓舞力量是无穷无尽的。
生命不息，艺术追求不止
我历来主张，儿童文学就其本质而言，首先应该是文学，是文学中因为读者对象的特殊性而形成的一个门类。
那么，文学是什么呢？
“文学是什么？”这应该是一个常识问题：现代意义上的文学，指的是“用语言塑造形象以反映社会生活，表达作者思想感情的语言艺术”，故而简称“语言艺术”。
是的，既然儿童文学是文学中的一个门类，同样是文学，同样需要“用语言塑造形象”，需要“用艺术形象反映社会生活，表达作者的思想感情”，当然，作品中的审美价值和人文关怀精神就必不可少。因而，我在创作中着重追求的，便是作品的美感形象和社会意义。
《野妹子》，正是我在这方面的一个最初尝试。
在以后的数十年间，不论严寒酷暑，也不管环境好坏，我都一直利用一切可以利用的时间，在文学创作，特别是儿童文学创作道路上不断地追求和探索，希望能写出真正让自己完全满意的作品。
回顾以往的创作历程，最最值得我欣慰的，写作已经成为我不可或缺的一种精神追求和一种生活方式。我愿意为此而奋斗终生。